鲁迅的毒《药》

鲁迅所谓的“最唤醒民众，最有思想性”的小说《药》发表于1919年，辛亥革命8年之后。在我的《再批鲁迅》中，我写到：“我发现一个现象，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没有带有人性光辉的，我认为人性光辉至少要包括“义”和“勇”中的一个，如果非说有，阿谅只知道鲁迅笔下的 夏瑜和刘和珍是正面的人物，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最后都死于中国人之手，而且是受残害而死。特别是《药》里面的主人公夏瑜，死得毫无意义，事实上成为“于国不忠，于母不孝”之人，结局十分悲惨，夏母的情况尤其凄惨。这个人物应该是没有原型的，否则这个原型应该早就被发掘出来了。”

有网友指正道夏瑜的原型是秋瑾。开始阿谅认为是无稽之谈，因为阿谅非常熟悉秋瑾的事迹，从未将夏瑜和秋瑾联系起来。后来又有的网友说“有人问鲁迅夏瑜的原型是否是秋瑾，鲁迅没有否认”。于是到网上求证，果然有很多说法说夏瑜的原型是秋瑾。这才意识到这是中国语文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阿谅因为中学时学习不好，加上思想落后因此不知道这个“标准答案”。

中国的语文课本里《药》的主题： （摘自互联网）
“首先从作品本身来看。作品的明线也是主线，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这样冷漠无情，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茶馆里的一夥人对革命者宣传革命，“感到气愤”；对革命者挨牢头的打，幸灾乐祸；对革命者叹息牢头不觉悟，纷纷胡说“疯了”。革命者被杀害，人们“潮水一般”地去看热闹。这些都充分说明群众毫无觉悟，麻木不仁。

作品的暗线突出地描写了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忧国忘家，却被族人告发；在狱中仍然宣传革命，却招来一阵毒打；在刑场被杀，只招来一帮“看客”；鲜血还被别人当“药”吃。他的母亲上坟，还感到“羞愧”，也不理解他为之牺牲的革命大业。可见他是多麼寂寞，多麼悲哀。

鲁迅与友人谈到《药》时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

鲁迅先生自己的说法，既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又符合当时他的思想，是对《药》的主题的精当的概括。”

我向来十分厌恶《药》这部小说，一是认为这部小说是对中医的侮辱，中国的中医药典里没有用人血馒头治疗肺痨的药方，民间也不会有这样的偏方，否则在中国大陆一定早就被发掘出来了。其次我厌恶这部小说对中国人的负面描写，特别是对夏瑜的描写，死得窝窝囔囔，其母亲尤其凄惨。这样的牺牲是为什么？革命又是为什么？为人子者，还是独子，中国传统认为“百善孝为先”，夏瑜却要自己的母亲处于那种绝境，这样的革命者难道不是太冷酷，太迂腐，太天真，太无意义了吗？我对夏瑜无法产生同情，也不认同夏瑜的“革命行动”。

鲁迅在写这部小说时辛亥革命已成功8年了，距离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已有12年。作为秋瑾的同乡的鲁迅不可能不知道秋瑾的事迹，也不可能不知道秋瑾事迹对当时革命的巨大影响。为什么鲁迅要把夏瑜写成那样呢？而且鲁迅更恶劣的是把夏母写成-在夏瑜死后，周周围的人极其冷漠，最多是坟上出现了一个花环，带出了一点点的同情。而实际上当时革命党是有很多同党的，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同情者和支持者。对于秋瑾的死，不仅是革命党人深感痛惜，就连当时的部分媒体和普通人都对她充满同情，甚至包括当时的知县在秋瑾被俘后，对秋瑾都多方关照，在秋瑾就义不足百日后，竟然为秋瑾殉义而死。最后革命党人陶成章等1908年密遣同志王金发，暗杀了被怀疑出卖秋瑾的胡道南于绍兴某寺为秋瑾报了仇。

秋瑾本可以从容离去，之所以不肯逃离，是决意要以自己的鲜血唤醒民众。用秋瑾的话“可以使革命提前5年成功”，她的死是壮烈的，是有价值的，不是无谓的牺牲，对推动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亲笔为秋瑾女士题写“巾帼英雄”四个大字，并书楹联一副：“江沪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浙江革命先哲褚慧僧先生与秋瑾生前挚友吴芝瑛、徐寄尘女士于1912年在西子湖畔建秋瑾墓和鉴湖女侠祠，特将李钟岳的“神位”祀于祠中，上题“清山阴知县李钟岳之神位”，下书“李钟岳先生，山东安丘县人，秋案中有德于女侠”，以纪念李钟岳保护秋瑾和为秋瑾殉道的悲壮义举。从此，李钟岳与秋瑾两位志士的事迹并垂青史。

　秋瑾牺牲后，李钟岳令人购买华丽棺材盛殓，由其婆家扶回安葬于今双峰县荷叶乡境内。后由秋瑾最亲密的两位女友吴芝瑛、徐自华移葬秋瑾于杭州西湖西泠桥边——秋瑾生前选中之地。　著名作家王树增在他的“非虚构中国近代历史系列”《1911》中是这样说的：志士们所期望的“以血唤起民众”的夙愿在秋瑾身上体现得格外灿烂。”

秋瑾和鲁迅笔下的夏瑜是大相径庭的，鲁迅在辛亥革命成功8年后还要这样来写革命党人，居心何在？鲁迅为什么那样对待秋瑾，带着这个疑问，阿谅常试在互联网上搜索“鲁迅于秋瑾的关系”，其结果要我大吃一惊，原来鲁迅和秋瑾不仅是同乡，还有过节，秋瑾曾经“判处过鲁迅的死刑” 。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秋瑾–竞雄女侠传》一书的问世，则有助于我们明了上述疑问。

　　“作者将日文与中文资料互相对照，对秋瑾在日活动作了比较详细的爬梳，可望弥补国内学者的研究弱项。《秋瑾–竞雄女侠传》把秋瑾的一生放在中日两国的国情演化与中日关系的时代背景下来叙述，更容易使读者把握传主反清革命思想的成因与革命活动的具体内容，还通过运用大量的中、日文献资料，从秋瑾的诞生到密谋反清，对她的一生作了系统的描述。与一般学术论著不同的是，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学读物，阅读起来并不干涩；与一般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这又是一本可信度较高的传记作品，不是信口开河，漫天演绎，而是一边叙述，一边拷问旧说，交代资料来源，不乏学术参考价值。在充斥我国书肆报摊的人物传记作品中，如此严谨的叙述似不多见。作者还在悉心搜集的基础上，将日文与中文资料互相对照，把秋瑾是如何去日本留学的，又是如何在日本生活和从事革命活动的，都作了比较详细的爬梳，可望弥补国内学者的研究弱项。

　　作者还从资料出发，首次披露某些易为国内学界所忌讳的细节。作者根据日本报刊的资料记载，细述革命文豪陈天华因抗议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杀和宋教仁、秋瑾等组织追悼活动的经过，云：

　　翌日(12月9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可见，在如何对待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的问题上，自费留学的秋瑾与官派留学的鲁迅、许寿裳等人之间出现过激烈的冲突，这对深入研究鲁迅的生平事迹与早期思想，也是不可多得的资料线索，弥足珍视。为了表明作者不是有意偏袒秋瑾，《秋瑾–竞雄女侠传》还特意引用北冈正子在《鲁迅– 在日本这个异文化的国度中》一书中对秋瑾的赞誉，展示这位中华女侠的风采：

　　这位女性，不仅姿色动人，还言谈爽快，令须眉黯然逊色。事情发生后，秋瑾带头四处奔走，在学生中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在她身边很快就集结了七八百名学生，她领导学生开展工作，不断激励学生坚持斗争。”

以下摘自王绍叶《秋瑾和鲁迅》：

“　但是，对于秋瑾的道义之死，鲁迅却始终不以为然。在秋瑾英勇就义十多年后，鲁迅在他的小说《药》中，塑造了革命者夏瑜的形象，以暗喻秋瑾式的革命。革命者夏瑜的血，却被华老栓等愚弱者，当成了医治痨病的稀奇药引，这是怎样一种悲哀。秋瑾式的革命志士，试图以牺牲生命来缩短革命的时日，却不知，活的躯体里的沸腾热血，却被一大群愚弱痴钝的人引颈觊觎着。这样的革命，只能是悲剧结局，而他们的血也就算白白流掉。

鲁迅曾在学生集会上说，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在他看来，秋瑾的死，是被她的同志捧杀的，而秋瑾的死也只是满足被捧的虚荣罢了。他还说，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鲁迅直把自己，当成跳出大愚圈子的幸运儿。

　　鲁迅是惯于挑剔的，就算是对另一个古代同乡陆游，鲁迅也有复杂的评价。他对陆游，固然欣赏其文采和爱国主义，但也将他的喜欢夸张，好做豪语归入慷慨党之流，认为要打过折扣，才能见出真价值。因此，鲁迅自己对于战士，或者革命家的虚荣，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开宗明义地说，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我可以呐喊，呐喊是助阵，助威或帮忙，不是冲锋。确实如此，鲁迅曾在革命需要他冲锋的时候，临阵脱逃了。

　　据了解，鲁迅留学日本时，曾参加过光复会，这是一个以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为主的反清组织。年轻的鲁迅，曾以其激烈的救国热情，成为这个组织的积极分子。当时的光复会骨干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结果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消息传到日本东京，鲁迅在集会上义愤填膺、慷慨陈辞，大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意思。但是，不久另一个刺杀任务，被派到他头上。鲁迅起初是答应了的，但临行之前又退缩，理由是他有母亲需要奉养。”

乘气球升天。

乐观的人说：“啊！我越飞越高了！”

悲观的人说：“坏了！我离地面越来越远了！”

鲁迅是个失败者，有智慧，但太消极，所以他所表达的多是谩骂，讽刺，我认为连批评都谈不上。鲁迅就是这么一个悲观的人，一个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没有爱，没有激情的人，他眼中的中国，不论如何进步，他得出的结论永远是悲观的, 这不是深刻，这是颓废。
人都是要死的，看见一个新生儿，对他的父母说，这孩子会死的，这不是高明。说出来这孩子会怎么死，享年多少岁，因为什么，这才是深刻和高明。

人都有一死，为什么要活着？因为人还有一个生活过程，在鲁迅的眼中这个过程是没有意义的。

我还认为鲁迅用阿Q来讥讽秋瑾稀里糊涂掉脑袋。被“噼里啪啦拍死的”，是死于“虚荣”。革命英雄主义后面也有心理动机，有情感驱动，如果用这样消极的眼光看，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就是被忽悠了，黄花岗72烈士是被忽悠了，都是死于虚荣，都是给被“噼里啪啦拍死的”，就他周树人聪明，理性，他不冲锋，他有老母要奉养，他没有虚荣，他多深刻。

我批鲁迅本是只是因为鲁迅把中国传统说得一团糟，把所有中国不好的东西，甚至于“中国人放个屁都”会被鲁迅都上升到民族劣根性，以偏概全，而鲁迅笔下的日本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有一个网友说：“中国那时已经很惨了，人民很自卑，鲁迅的东西不是给中国加油，而是雪上加霜，要人民更自卑，以致绝望。”《药》所描述的中国和中国人恰如鲁迅给出的一个惊世骇俗的绝望比喻：“铁屋子”和“一群昏睡而将死的人”。

共产党时代把中国各种关系简单化，鲁迅的时代是精彩纷呈的年代，很多人看待鲁迅是用现代眼光来看的，就是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民国，这本身就很不客观。

从秋瑾的事迹中，任何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可以得出结论：鲁迅的《药》是心怀叵测任意虚构的。那时的中国人没有那么差，鲁迅这样的写法根本就是对秋瑾的侮辱和对当时民众的污蔑。所以请读者自己做出判断-《药》这部小说是在唤醒民众奋起反抗封建专制还是恐吓人民放弃反抗？

中国人现在要做的是提升自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鲁迅的《药》是戕害中国人心灵的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