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年轮(一百一十八)

           第十二章 晨曦下,橄榄绿闪耀(3)

 

自从紧急集合训练开始后,羊群效应爆发,连里搞完排里搞,排里搞完班里搞,特别是那些老兵班长,好像在暗自竞赛,随心所欲地干,你班搞完我登场,没完没了,有的班一晚要搞两三次,弄得新兵蛋子们风声鹤唳,疲于奔命。

 

一天夜晚,二排一个家伙闹肚子,急于上厕所,穿衣服动作快了点,让邻铺的新兵误以为紧急集合又开始了。因为他们班刚折腾过两次了,都睡得迷迷糊的,不敢确定刚才是不是吹过集合哨了,于是全都跳起来穿衣服打背包,一下子冲出去又吓到别的班排,最后导致全连战士都集合了。解散后回去再看时间已经5点多了,这还怎么睡呀?只好叠被子整理内务,坐等天亮出早操。

 

值得庆幸的是,杨干清是全连唯一的新兵班长,有点“心慈手软”,拉不下脸,让我们少受了不少折腾,他在我班唯一搞的一次紧急集合,还是奉了牛排长的指示。

 

过度频繁的紧急集合训练严重影响了大家的睡眠和精力,以至于上政治课时许多人哈欠连天,甚至睡觉打呼噜,军事训练也无精打采,训练质量大大下降。连干部一看不妙,便终止了各班排的做法,明令只有连里才有权进行紧急集合训练。至此,闹得人心慌慌的紧急集合无序训练终于告一段落,一切回归正常。

 

1968年4月1日,是我们这批湖北兵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将戴上帽徽领章,正式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早饭后,全连在1号房集合,举行授帽徽领章仪式。

首先全体跟随电唱机高唱《东方红》,然后唐指导员大声宣布:“今天给同志们颁发帽徽领章!”话音刚落,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战友们兴奋得脸颊都红了。接着,唐指导员给我们讲解“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真实含义。他说:“戴上了帽徽领章,标志着我们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交给了祖国。服从命令听指挥,永远跟党走,保卫祖国,是革命军人的毕生使命。”一席话说得我豪情满怀、热血沸腾!                                                               

唐指导员讲完话,电唱机响起庄严嘹亮的军乐曲《人民军队忠于党》,新兵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依次走向讲台,从连队首长手中接过闪亮的红星和鲜红的领章。那一刻,每个人脸上悦喜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我手捧徽章跑回房间,急忙拿出针线包,用红丝线订上领章,缀好帽徽,立即穿戴起来,一股幸福的暖流涌遍全身,可惜没有镜子照照。

几天后我们得知,全军68年兵的军龄统一从4月1日算起。

 

4号是20基地发射团大本营,有6个中队,1000多人,是第一试验部的核心部队,十分神秘,很多新兵早就去看过了,回来赞不绝口。

 

好不容易等到星期天,新兵们倾巢出动,去4号洗澡和照相。29号全是干打垒土坯房,没有锅炉和澡堂。都4月初了,井水仍然冰冷刺骨,我到部队后还没洗过一次澡,晚上睡觉脱了衣服,浑身酸臭,已经引起弟兄们“声讨”,不洗不行了。

 

从29号到4号直线距离3.5公里,不远不近,吃过早饭我们就得走,午饭前必须赶回来,4号不管新兵的饭。

出了营房,新兵们三个一伙五人一群,有说有笑地结伴而行。晨光下,跃动的橄榄绿给空旷荒凉的戈壁滩带来蓬勃生机。

 

我和杨干清、孙德敏三人并排,迈开步子朝前走,时而踏着粗砂砾石,发出“沙沙”声响,时而踩在滑溜溜的鹅卵石上,生怕不小心崴了脚。

孙德敏弯腰拣起一块椭圆鹅卵石对我言:“瞧,多大个,像不像恐龙蛋?要是彩色的就好看了。”我不置可否,反问他:“戈壁滩哪来的鹅卵石?一般河滩上才会有。”杨干清插话:“你说对了,一亿多年前,这里是一片大海。”

 

是不是哦,蒙人吧?他是高中生,懂得比我多,我不敢还嘴。一想到上学我就耿耿于怀,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已读高二了。

 

孙德敏掂了掂石头,突然向右助跑几步,扬手朝远处一个山包抛了出去,不料脚下一打滑,一个屁股墩摔在地上!

“哈哈哈哈……”我和杨干清大笑。

 

“你们知道那嘎达叫啥玩意儿吗?”听见笑声,六班长沈福林跑过来,指着那山丘问我们,他是辽宁人。

“一个山包而已,有什么稀罕?”我不以为然答道,再望望那山包,大约有20米高,山顶像是人工用石块堆砌起来的,形似烽火台。

“那叫敖包山,《敖包相会》听过吗?”

“我知道,蒙族情歌,电影《草原上的人们》插曲,你们会唱吗?”我得意答道。这是部老片子,估计他们没看过。

 

“《敖包相会》谁不会唱?‘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孙德敏拍拍屁股走过来,开口就唱。唱了几句问六班长:“戈壁滩哪来的敖包山?好像草原上才有吧。”。

 

“孤陋寡闻了不是,在内蒙古无论戈壁还是草原,大小敖包随处可见。”沈班长回应道。

 

“请老班长讲讲,让我们长点见识。”杨干清诚恳央求,沈班长欣然应允,和我们一边走一边讲敖包山的故事。

 

在内蒙古草原上,经常可见一些山顶或丘陵上有一处处用石块垒起的石堆,有的大石堆周围还围有小石堆,这就是“敖包”。蒙语中,敖包就是石堆的意思。

 

敖包是牧民中神的象征,也是牧人行路的标志。人们外出远行,路经敖包时,都要下马参拜,祈祷平安,并往敖包上添几块石头或几捧土后才上马行路。

                     敖包山

 

敖包是情人相会的标记。草原浩瀚如海,没有明显的标记,恋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在约会的地方放上一些只有自己才能识别的石头,避免下次约会找不到“老地方”。这种做法,得到许多情侣的效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现在的敖包。敖包,就是纯洁爱情的象征。

 

蒙古族有祭敖包的习俗。祭祀时先在敖包上插一些树枝或纸旗,树枝上挂五颜六色的布条,旗上写上经文,杀牛宰羊,供在敖包之前,祈求天地神保佑人间风调雨顺,牛羊兴旺,国泰民安。

 

没想到一个山包竟有这样美丽的故事,我情不自禁回望敖包山,

耳边响起那段深情优美的旋律: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

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

……

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

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

 

“太美了!待会儿我们返回时,一定去敖包山看看。”孙德敏来了情绪,爱好文艺的人感情丰富。其实我也想去。

“看不成了,19军工兵连正在山上挖洞修工事,有岗哨守卫,禁止参观。”沈班长回应我们。

那太遗憾了。

 

离开敖包山再往前走1000米左右,便到了4号。进去一看有些吃惊,荒芜的戈壁滩上竟有如此漂亮的军营,这儿远离内地,它是怎么修建起来的呀?

4号营区中心是灯光篮球场,20余栋青砖红瓦的营房,车库、修械所、军人服务社、锅炉房、澡堂、招待所等处所井井有条地排列在球场周围。营房是尖顶歇山式的苏式建筑。

 

营区所有房屋前都栽着白杨树,嫩嫩的树芽已有铜钱大,衬以银白色的树干,郁郁葱葱,随风欢舞。

营区大小道路都是水泥路,平整而干净。路上三五成群的行人几乎全是29号来的新兵,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对营区指指点点,不时流露出羡慕的眼光。和4号相比,29号就是荒村野店。

               东风基地火箭发射场

      

穿过营房朝北望去,便是火箭发射阵地,那巍峨高耸的发射塔架威风凛凛地矗立在旷野之中,好比摩天大楼。营房和阵地之间隔着一条一级水泥公路,横穿东西,从1号直通到10号,全长80公里。

 

沈班长一进军营就找老乡去了。他老乡是发射团1中队战士,前年参加执行东风2号导弹发射任务,立了三等功。沈班长口才好,喜欢和人唠嗑,常向人吹他战友执行发射任务的事,以增加自个儿面子。

此刻,球场上正在进行激烈的篮球比赛,周围战士们的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一会儿,太阳从云层中钻出,放射出万丈光芒,军营内一派春意盎然,生气勃勃。

 

这才是我梦想中的绿色军营,要是新兵训练结束,能分到4号当兵该有多美。但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发射团已经招了黄陂一个新兵连。

我听说老兵杨全洪说过,我们这批孝感兵新训结束后要去组建个新点站,与发射团不搭界。

唉,别做梦了,我自叹命运不济。

 

部首长很关心新兵连的生活,派了两个摄影师到4号专为新兵照相。

发射团风格高,把上午洗澡的时间全部让给我们新兵一连。我到大澡堂子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换上一身新军装,去照相室照了张全身照。我要把它寄给爸妈,王曼莉和卢玲玲,让他们分享我的喜悦与光荣。来部队这么久没给他们写信,就是在等这一天。

1    2点钟前,我们准时回到29号。

 

清明节过后,全连进行踢正步训练,这是队列训练中难度较大的科目,每次操练,赖连长亲自带队。

赖连长参加过抗美援朝,是连干部中资格最老的一个。他平日老成持重,待人温和,但一到训练场就像换了一个人,一举一动透着军人的威严,不光对大家要求严格,还经常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动作示范,不过有时急了也会训人,新兵们有点怕他。

 

一次踢正步分班训练,我班的高国玉心不在焉,动作老也做不到位,影响了全班的步调和进度。赖连长看见后,走过去神情严肃地向他敬了个军礼,把他从队伍中“请”出去“开小灶”——单兵教练。高国玉窘得面红耳赤,赶紧打起精神,老老实实跟着赖连长一遍遍纠正自己的动作,直至合格。

 

两天后唐礼根走了,听后说是去基地干部轮训班学习,看来要升官了。新来的指导员叫吴立清,30岁上下,江苏人,处事干练,不苟言笑,嘴有点歪,他总把“最新最高指示”念成“再新再高指示”。

 

吴指导员上任不久即在新兵连搞了一次阶级教育。那天上午,全连在1号土坯房集合,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听连里指定的典型诉苦。

会前电唱机播放《忆苦歌》:

天上布满星

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仇

……

歌声凄凉悲切、婉转哀怨,很快把屋内气氛降到冰点。在吴指导员简捷的开场白后,由三排八班新兵李孝良第一个上台诉苦。李孝良来自孝感的杨店农村,可能不善言辞,拿着别人为他写好的发言稿断断续续地念起来。

 

李孝良祖籍汉川,爹爹(爷爷)早年在汉江上驾船打鱼为生,因交不起鱼税被渔霸夺船烧屋,赶出老家。爹爹和生病的婆婆带着年幼的李孝良父亲和姑姑,逃荒要饭流落到杨店乡,求人说情给地主当长工。忙碌一年养不活一家人,只好把姑姑卖到外乡给人当童养媳,婆婆也因无钱治病早早离开人世。民国33年日本兵打进孝感,抓他爹爹当了劳工,因半夜逃跑被鬼子枪杀,悬首示众……

 

李孝良哽咽着念不下去了,突然嚎啕大哭起来,被他们班两个战士扶了下去,八班长刘永秀带领大家喊起了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万恶的旧社会!”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血债要用血来尝!”

……

接着又有两个新兵先后上台发言,一个农村兵,一个县城兵,以父辈的血泪史控诉旧社会,揭露地主资本家剥削欺压穷人的罪行,讲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悲愤交加。

 

听着这些典型发言,新兵们情绪受到感染,时而有人咬牙切齿,时而有人用衣袖擦眼,对台上诉苦者施以深深的同情,时而振臂高呼复仇口号,对民族敌人,对剥削阶级,对旧社会表现出了强烈憎恨。

六十年代末,某部运输连忆苦思甜大会

 

诉苦大会结束前,吴指导员讲了话,具体说些啥,忘了,反正语气挺激动。

 

下午分班诉苦,人人都得发言,我可就犯了难了。我曾祖父、祖父都是地主,是革命的对象。虽然婆婆与祖父1939年分了家,可婆婆的阶级成分是小土地出租,不高也不低,若不是仗着爸爸是革命军人,我当不上20基地的兵。现在让我诉苦,我哪说得出来?只好沉默。

经过这次阶级教育我才明白,我的家庭成分只能算清楚,算不得清白,难保将来不影响自己的政治进步,那年月很注重家庭成分的,尤其是国防保密部队。

 

晚上的忆苦饭真难吃,发霉的玉米面加上烂菜帮子,煮成一大锅糊糊,无油无盐,简直就是猪食!那也得吃啊,还得大口大口吃,不然会被人说阶级感情有问题。

还好,“忆苦思甜”搞了两天,“忆苦饭”只吃了一顿,为啥不吃思甜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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