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左宗棠西北平乱，给这位回民赐名安良，希望他能除暴安良
路生
提示：现在看来，马占鳌对河州回民军的各路首领所说的，不过是向“自己人”亮出了一些人并没有看清的“底牌”，无疑是识时务的“聪明”之举。而左宗棠作为清廷大员、西北平乱的主帅，能为一个参与动乱的回民赐名安良，透露出的当然是他心中的美好愿望。两者之间不但不矛盾，叠加在一起分明还有某种深奥微妙的义理。
1862年是同治元年，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立足陕西中部。当时的清廷因为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腾不出手也没有能力平定这次动乱，直至太平天国被消灭后的1866年，才真正有机会陕西、山西一带用兵。主帅左宗棠采取的战略是，首先进攻捻军，待被捻军被击破后再平定回民的动乱。
陕西回民动乱初期的主要首领有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紧随其后，宁夏也爆发了大面积的回民叛乱，其主要首领是马兆元和马化龙。1866年，参与动乱的陕西回民退守甘肃，宁夏的马化龙向清朝乞降，改名马朝清以示忠于清朝。但马化龙的投降名存实亡，他仍然保留武装，继续经营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地盘，并援助其他地区动乱的回民。
1867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统军队，屡次击败捻军，但因回民动乱的牵制、捻军机动灵活等因素而难以彻底取胜；延川、绥德还多次被回民军攻破，清军战果不是非常理想。
这年末，捻军由陕入晋，继而入河南、直隶，京师震动，左宗棠与李鸿章、李鹤年、官文皆受革职处分。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平乱，尤其是左宗棠率军追击，并且建言献策，最终于1868年协助李鸿章剿灭了西捻军。
随后，左宗棠在入京觐见，告诉清廷平定陕甘仍需5年时间。至1869年初，他先后逼降扈彰、董福祥等统领的汉族起义军。接着，进兵董志原，大败被驱逐于此的回民军。4月，清军攻占该地，肃清庆阳、泾州。在安抚当地民众、恢复当地生产之后，左宗棠开始将目光对准马化龙，他说，如果失去这次除灭马化龙的机会，恐怕日后马化龙会成为异日的李元昊。并派刘松山进攻宁夏的金积堡。
见到此种情形，马化龙重新反叛，并于当年9月在灵州屠杀汉民10余万人，掠夺汉民的财产及妇女据为己有。左宗棠十分震怒，由此，清军与马化龙回民军在宁夏大地展开生死搏斗。1870年正月，刘松山战死。左宗棠以刘松山之侄刘锦棠统刘松山部，继续猛攻金积堡，马化龙顽强抵抗，双方的战斗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到了冬天，马化龙力竭势穷、弹尽粮绝，自赴清军大营，向清军将领表态：“以我一人之死，赎万众无罪之生。”
这话很“气派”，但后世的史家们对此并不认可，何兆国编著《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概述》中说：“但是，马化龙作为甘陕回乱的始作俑者和幕后主使，导致甘陕两省逾二千万无辜百姓惨遭叛乱分子屠戮，其罪恶无可辩驳，可见其所谓‘以我一人之死，赎万众无罪之身’的言论之无耻荒谬，那些死于回乱的无辜百姓亦何罪之有？希望后人能知之鉴之，正视历史，吸取教训，爱惜民力，安居乐业，珍惜和平生活。”
马化龙投降后，于1871年正月十三日，被凌迟处死，金积堡的动乱就此平定。左宗棠提师南下，在安定（今定西）扎下大营，将攻击重点转移至河州。此时，左宗棠面对的是河州回民军的首领马占鳌。
河州在兰州西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回族以外，还有撒拉、东乡等民族。1862年陕西回民叛乱爆发时，河州地区回民也起而响应，次年9月攻克狄道城（今临洮）。1864年，马占鳌领导当地回民军攻占了河州城（今临夏市区）。虽说，当时“州城失陷，凡公署皆毁”，但因地理位置重要一直被回民军占据，且成为甘肃回民军的四大基地之一。
马占鳌是临夏县漠泥沟何家村人。1862年腊月，他率众反清，因常能机智处理纠纷，表现出出众的才干，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左宗棠深知河州回民军的股力量不在马化龙之下，作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于1871年5月，命诸将分三路进击河州：遣傅先宗部由狄道进军，分驻洮河东西岸，为中路；杨世俊、张仲春及宗岳部由南关坪进峡城，为左路；徐文秀部由静宁州进会宁，为右路。三路清军约定在洮河东岸康家崖一带会师，然后渡河西进，攻占河州门户——太子寺（今广河县政府所在地）。是月中旬，清军拔营而进。这样，以攻守河州为中心的太子寺战役拉开了序幕。
然而，这一仗清军却损兵折将，全线溃退三十余里，而且粮运梗阻，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时，新疆告急，清廷命左宗棠快速提兵征服，使左宗棠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河州回民军面对这一辉煌胜利，多数人主张乘胜反攻，扩张战果，有的甚至还提出了进攻左宗棠安定大营的具体计划，唯独马占鳌亦是忧心焦虑、寝食不安。他认为，左宗棠必然会卷土重来，而以河州僻远蕞尔之地，加上数万装备落后的部众，与清军抗争，显然是敌强我弱。于是，他力排众议，毅然选择了胜利后乞降这一条道路。
当时，马占鳌对河州回民军的各路首领这样说，现在陕西的白彦虎败了，宁夏马化龙败了，只剩下了我们，河州与西宁两个地方，而这样两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怎么可以与天下对抗（河州弹丸，何能与天下抗）？我们不能用一丸泥封住函谷关，就是我们杀了左宗棠朝廷还会派来无数个左宗棠，如果我们坚持对抗下去，马化龙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更何况，战争遍延各地，这样下去，我们会与汉人的仇怨日深，将来恐怕连个立足的地方也没有。天下人种地的还要种地、做买卖的还要做买卖，过去的事情由我一个来承担，如果等到失败了再去投降，事情当然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依我们目前的处境，除了投降没有别的选择（今日之事，舍降别无生机）。
马占鳌的这番话让河州回民军的各路首领触动很深，他最终说服了他们。随后，他派自己的儿子马七五等十人，带着50匹军马来到定西左宗棠请降。据说，马七五当时来到戒备森严的清军大营，态度镇静，面不改色，对答如流，博得左宗棠常识，遂被赐名安良，希望他能够除暴安良、读书成才。
河州的事就这样被敲定了。马占鳌投降后任左宗棠马队三旗督带，调转矛头，随甘军提督董福祥转战剿灭各地回民军，因累建功勋，官至提督衔总兵，赐号“勒尔津巴图鲁”。1886年病故于河州家中。
马安良接替父职后，归属于董福祥所指挥的甘军部队（后改编为新军武后军），跟随董军在京师一带受到锻炼、发展。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北京。马安良率众护驾，亲自掌舵，护驾过河，搏得了慈禧的赏识，从而跻身正规官军的行列，步步升迁，爬到了总兵和提督大员的高位。
然而，马安良并没有实现左宗棠当年为其取名的“除暴安良”的良好愿望，晚年拥兵自重，操纵甘肃省政，最终失势下台，病逝于河州。
现在看来，马占鳌对河州回民军的各路首领所说的，不过是向“自己人”亮出了一些人并没有看清的“底牌”，无疑是识时务的“聪明”之举。而左宗棠作为清廷大员、西北平乱的主帅，能为一个参与动乱的回民赐名安良，透露出的当然是他心中的美好愿望。两者之间不但不矛盾，叠加在一起分明还有某种深奥微妙的义理。
事实是，后来经历的改朝换代演变为马家军阀的那些人，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并因为忘记了“除暴安良”，最终经历了如马占鳌所说的“马化龙的下场”。而这也成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不管是谁，总要看清自己的底牌、总要有良好的愿望，并且有所作为，才算是入了正道。（文/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