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古以来东西方一直存在贸易往来，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几乎不曾中断，但是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是十九世纪的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绚烂而丰富的文化足以比肩其他古国。但是到了十九世纪，这个文明已然老态龙钟，失去了蓬勃生机和创造力，只是在封闭的地理格局中不断重复着王朝的兴亡更替，好不容易积累下一些进步也常因为王朝覆灭或外族入侵而中断并被遗忘。
被大炮打开了国门，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多少是被迫的。上千年的文化传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摆脱，固有的偏见累积为沉重的包袱，如今又夹杂了对外来文化的警惕与敌意。当我们民族的优秀分子试图冲破重重阻力，亲身感受异域文明、学习西方的长处时，这一过程却被连绵的战乱无情打断——先是外敌入侵，之后是惨烈的内战。
二十世纪初，中国对于西方文明还几乎一味的排斥；可是短短五十年后，在中国夺取统治地位的却是西方最为激进、最富颠覆性的思想——这一转变发生的如此之迅速，令人不可思议并深感痛惜；但如果深谙中国传统社会的精髓，就会发现一切是那样自然并合乎逻辑。
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今天的中国人继承了两份不同的文化遗产，它们看似毫无渊源、甚至相互矛盾，却又在形式和内涵上吻合得天衣无缝————之前漫长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治乱循环”的历史虚无感，“成王败寇”的强权逻辑，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自负，森然冷酷、残民自肥的专制政府，顺从隐忍、乐天安命的民族性格；革命之后唯物史观强调历史进程一致的方向性，社会主义赋予国家机器主宰一切的合理性，集体主义一度完全压倒个人自由、如今仍然是一股暗流，与西方则从一度密切合作的盟友转为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
这两种遗产本应该分别作为批判反思的对象，它们结合在一起却形成了一种富有戏剧性的历史逻辑的自洽——中国古时候一直遥遥领先，近代虽然落后了但那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结果；我国虽然有不发达的过去，但如今却有着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在英明的领导下走在最为正确的道路上，赶超欧美只是时间问题；西方的发达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剥削、掠夺的基础上，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社会迟早会因为其内在矛盾而崩溃。
近代中国最不幸的悲剧在于，我们还没来得及正视本民族的落后面貌、祛除妄自尊大的心理，就又被一套扭曲的意识形态强化了东方的傲慢和对西方的敌视。
（二）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主发展出近代文明？这一问题曾令无数学者为之着迷。然而更合适的问题，或许是“为什么西欧发展出了近代文明”——这看似同一个问题的表里，表面上只是东西方视角的差异；但问题的出发点恰恰反映出完全不同的历史观——文明的历史上，究竟什么是普遍现象，什么是特殊事件？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西欧的经验当做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视阶级斗争为社会演进的动力。该学说以经济学为出发点，迎合了新时代崇尚“科学”的理性思维；它给循环反复、难以捉摸的历史赋予明确“终极目标”，这种确定性是唯物史观的魅力所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即使是这套理论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其对社会发展的分析概括简明扼要并且富有启发性。
然而只要对西欧以外的历史稍加了解，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带有明显“后见偏误”(hindsight bias)的观点，其逻辑含有诸多瑕疵，与普遍的历史事实更相去甚远。
唯物史观假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最终会在与原有统治阶层的斗争中获胜，在掌握政权后推行有利于本阶级发展的政策。但这一论断实际上既语义模糊又显得过分乐观——在一定社会结构中，掌握政权的阶层总是占尽优势，“先进”阶级如何能在统治阶级的严酷压迫下寻求发展，又究竟需要壮大到何种程度，采取怎样的策略，才可以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获胜呢？即使假定新兴阶层真的可以取得这样的胜利，却又如何保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掌握政权后会继续忠于他们原本所属阶级，而不会去效仿原来统治者的行为，只为个人和其关系者牟利呢？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也会如西方那样，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受到殖民者的“干扰”，各国都会自发的由封建社会逐渐进步到资本主义社会，随后向更高级的社会阶段迈进。很遗憾历史不是理论家的实验室，这一假说永远不会得到检验的机会；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蛮族入侵摧毁了希腊－罗马文明，中国在帝国模式中循环往复，日本满足于幕府治下的“太平”，北美和非洲维持着部族状态，印度人在充满苦难的轮回中企盼解脱……
这些文明中都不乏手工作坊、贸易团体这样可以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元素，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将会发生预言所描述的那种顺利的演化——它们是可能孕育出崭新文明的种子，却没有可供它们茁壮生长的环境，不是因为战乱过早夭折，就是苦于盘剥而奄奄一息。
被我们称为“近代文明”的社会图景，其可能性在文明诞生之初就已存在；但从设想到实现却需要克服重重难关，它们之间隔着无数个王座和暴君。
（三）
不列颠偏处欧洲一隅，虽然一度成为罗马的行省，但在帝国崩溃后就一直是蛮族相互厮杀的场所。历史上英格兰没有产生过不可一世的君王，也几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发明创造，直到17世纪初仍只能算是西欧的二流国家。恐怕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里即将发生对人类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
宗教改革之后，英国成为新教国家；在议会占多数的新教派与倾向天主教、热衷绝对王权的斯图亚特王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终于在1640年引发内战——议会一方希望争取独立地位，实现议会的定期召开，保障言论与信仰自由，并推动司法独立；国王查理一世则秉承父志，一意孤行的坚持绝对王权，企图绕过议会直接征税，并由国王全面主导宗教事宜，建立常备军。
内战以查理一世被处决而结束。但之后的过程仍一波三折——先是军队领袖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解散议会，之后查理二世复辟，并传位于同样倾向绝对王权、且笃信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直到1688年的“共荣革命”之后，君主立宪政体才最终在英国确立。
回顾这场被唯物史观标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变革，实际发生的却是市民阶层与部分贵族联合起来，一同捍卫宗教信仰、限制王权，议会权威、常备军与征税权是双方争议的焦点。“光荣革命”后，原来贵族的权势并没有丝毫削弱，而王权则受到约束，议会权威得到确立，司法获得独立地位……很明显，这场革命并没有颠覆原有的政治结构，或是以一个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实施统治，而是不同的阶级联合起来消除了政府权力对他们的共同威胁，最终贵族、平民的自由都获得了保障。
唯物史观始终将政府视为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而对宪政政府这一重大变革视而不见。偏重“阶级”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政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解读的致命缺陷。
政府权力被一劳永逸的关进笼子，英国人可以放开手脚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发展商业，毫无阻碍的汲取欧洲最杰出的智慧，发表言论、新想法也不再需要担心官方审查；那些在欧洲大陆因为战乱或迫害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能工巧匠辗转来到英国，在宽容、安定的环境中发挥所长，让英国在技术上取得领先；思想、言论自由促进了大众的启蒙，教条逐渐让位于理性，为后来工业革命的突破准备了条件。
宪政原则的确立为社会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令文明的成果不可动摇。英国取得这样的成就并非靠一己之力，而是通过不断学习集中了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千年积累下的智慧，作为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汲取着欧洲大陆文明的养料，在维护独立、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更直接从与荷兰的联盟中获益甚多。
而其他民族没有实现这样的突破，都是因为缺乏某种关键要素——希腊和罗马人仍生活在神话的世界中，依靠奴隶劳动获取收入，虽有安定的环境、发达的贸易却缺乏技术的积累；中国宋代商业繁荣，技术出众，但整个民族缺乏科学思维，统治阶层穷奢极欲、不思进取，最终江山沦陷于蒙古铁蹄之下；英国革命同时代的欧洲大陆还基本是国王、贵族的天下，对于“议会政治”嗤之以鼻，政府的专制、集权愈演愈烈。
英格兰走在历史前面，是英语民族之幸，也是人类文明之幸。在一系列历史巧合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代代英国人对自由不变的珍视与捍卫，也真切感受到文明演进的趋势——“阶级斗争”从未真正带来社会进步；人性中的傲慢、偏执、贪婪和野心如果不加约束，就会产生与战争、劫掠、杀戮、迫害之类的毁灭力量；和平与秩序是繁荣的前提，身份平等有助于激发每个人的潜力，自由宽容的环境才能产生伟大的思想。
（四）
鸦片战争后，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其中着力批判资本主义弊端的马克思主义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种源自工业社会，但在西方从来都不算主流的思想最终会主导后来的中国革命，并对之后东亚乃至世界的命运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并非偶然。传统儒家文化重德化而轻制度，共产主义对道德标准不切实际的要求，在中国知识分子眼中却是近乎他们熟悉的“圣人之道”；经济上儒家历来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近代中国又有着大量渴望“均贫富”的贫苦农民，这让乌托邦的幻想在知识阶层和社会底层都有广泛市场，而天然反感平均的中间阶层在当时的影响则可以忽略不计；历代王朝实行清一色的中央集权，极力压制民众自由，铲除一切可能威胁政权的民间组织，这样的政治传统与社会主义要求国家控制一切的原则恰好无缝对接；近代中国落后的状况，以及受侵略、压迫的经历，让中国革命者渴望自强中兴，并后来居上超越西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恰恰投其所好。
这一选择导致了我们在战争之后的曲折历程。在西方各国纷纷学习英国完善立宪政府、发展贸易、促进民主的时候，中国依然崇尚集权主义，且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潭无法自拔；共产运动在这片土地上制造了骇人的灾难，今天我们学习模仿着西方的一切，却又对西方怀有深刻的偏见与敌意。
解开这一切矛盾的关键在于对历史的理解——当代中国人完全不需要用帝国曾经的辉煌自我安慰，也不必过于为近代的落后与屈辱耿耿于怀；历史发展并非无迹可循，但真正的规律并非帝国兴亡更替所昭示的那些，也不能归之为不同阶层间的相互倾轧；文明所仰赖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善良、勤劳的百姓内心所渴望的和平、秩序、公正、宽容。
官方教材把历史当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对于耐心而敏锐的读者，历史乃是一部深沉的启示录。了解西方历史，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方能对我们民族的过去有清醒的认识，跳出曾经限制我们发展的那些思维和文化陷阱，正视现实、抛弃乌托邦的幻想。
这一转变可能需要几代人、经过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这正是当下中国与文明的距离。我们的民族不应该永远容忍独裁政权，眼看着它不断制造悲剧、钳制思想、阻碍进步；自由不能假人之手，通向文明也没有任何捷径。勇敢的担起这份责任，是为了给过往历次灾难中的受害者一个交代，让自己的良心获得平安，并给我们的后代以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