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改变了农村落后现状!
今天，中国城乡关系的不平衡以及分散落后的现状已经在制约着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事实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曾一度趋于平衡。1960年以来，中共摒弃了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对农业投资不足的经济方针，提出“工业为农业服务”的口号。在斯诺看来，经济方针调整的背后，是“毛泽东企求改变中国人的环境——从而改变人自身”的决心。而中共为实现这种“改变”所努力的方向之一，正是围绕人民公社所开展的农业现代化建设。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把几个村联合起来组成大队，办理分散农民不能建设的较大的联合工程——河道、道路、水坝、工厂、学校和医院。
1970年，一个叫沙石峪地方现在的127户农民，在过去曾是荒岭现在已树木成行的山坡和梯田上，收获了225吨粮食和115吨苹果、桃、梨、葡萄、枣和核桃。在一个山岗上，100个人奋战了10天运土上山，才开出1/5英亩的耕地。
大寨经过25年的辛勤劳作，削干了山岗，修建了长达数里的蓄水石坝，大寨大队现在每公倾土地能生产约8公吨粮食。
现在许多公社都有机械厂、小型拖拉机厂、水泥厂和小化肥厂，以满足它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自身需要。
在人民公社里大多数老年农民现在相信对不能劳动的老年人实行“五保”（党的指示许诺过）的真实可靠性。“五保”内容是：足够的粮食、住房和衣着、燃料、医疗以及适当的安葬（火葬）。'
《漫长的革命》
作者：埃德加·斯诺
书中部分摘要:
开端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方针。在那个严重饥荒和全面危机的时期，中国领导人摒弃了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对农业的投资不足。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只能采用“自力更生”的口号了。他们把借用的苏联经验弃置一边，提出“工业为农业服务”，靠他们的独自努力看好开发内地，使城乡关系更加平衡。
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企求改变中国人的环境——从而改变人自身。必须有个翻天覆地变化、实现现代化的地方是农村地区，那拥有广大人民的家乡故园。
到1971年，农业公社已占可耕地的95％。这里面除了5％到7％的小块自留地仍归农民私有外，全部耕地都是集体财产，还有5％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农场。
中国幅员辽阔——大约有欧洲和俄国西部加起来那么大——但2／3是祟山峻岭、荒地或沙漠。开垦大部分仍然靠手工劳动，整个耕地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大约13％，已经耕种和人烟稠密的地区仍然大部分在中国的东半部，在人烟稠密的三角洲，每人的可用土地少于200平方米．但由于大量施用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两者都是当地产品），并有灌溉、杂交良种和其他改进的耕作方法，一年两熟和三熟已经很普遍。
据周总理说，中国的1800个县分为大约70000个农村公社，又再分为750000个生产队或村。一个大队可以有几个或更多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土地集体所有的基层单位和核算单位。大队拥有重型农具和小型工厂。它们的大小相当于一个乡或区。公社由若干大队组成，它是县以下的行政单位。
在公社里，约有5亿5干万人须得养活自己和供应城市和县镇的粮食。他们在约一亿公顷的土地上生产粮食，在二千万公顷土地上种植棉花、茶、油料作物、烟草、芝麻、蚕桑，发展畜牧业和其他“供销作物”。这是可以为他们自己和政府统购部门带来利益，并积累资金以实现他们自己的现代化，尽可能少要国家帮助。
公社的完善管理和热情劳动下财富的稳步增长，决定整个中国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成功或失败。
从1960年以来对人民中国的3次访问中，从靠近西伯利亚边境的极北地区，到同越南接壤的云南，我已经参观了30多个人民公社。这次我看了11个公社，其中3个我在1960年参观过，是我要求重新去参观的。再次访问，看到在耕作方法、水利工程、电气化、机械化、土地开垦、住房和小工业方面都有了改进——比现金收入的增加更为显著。在农业持续增长8年之后，大多数农民现在相信对不能劳动的老年人实行“五保”（党的指示许诺过）的真实可靠性。“五保”内容是：足够的粮食、住房和衣着、燃料、医疗以及适当的安葬（火葬）。
“足够吗？”用西方拥有土地的农民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公社还是很穷的。然而，他们所供应的生活是“足够的”，超过了以前无田无地、终年过度劳作、充饥挨饿的文盲的梦想，这种人是革命前中国农民的大多数。
令人激动的旅行
1970年我看到的最穷的公社大队在保安县（现改名为志丹县），位于中国西北陕西省的中部。那儿每户的平均总收入，一年合不到80美元（这比10年前己增加了一倍以上）。相比之下，离上海车子行驶不到一个钟头、有36000人口的马桥，是个“富的”郊区公社。在这个粮棉套种地区，1970年马桥的总产值每户约合720美元。
从大队总收入中拿出3％至8％缴纳国家的税收，包括在占总收入的40％至50％的管理费中。粮食的15％至20％作为交售任务，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纯收入中包括工业产品、畜牧业产品和供销售的作物。从中提留10％至25％或更多一些作为公积金，用于设备投资、土壤改良、福利和贷款基金、医疗保险和对老年人的照顾。这笔数目的80％至85％由大队保管，余下的交作公社的投资和管理费用。
1969年马桥每个劳动力的净收入约合102美元，平均每户（4.6人）约为274美元。在保安一个没有机械化的大队里，税收只占总收入的3％左右，每户纯收入看来只有半机械化的马桥大队的1/3。在马桥公社，社办工业和队办工业——造船、建材、机械和变压器等等——计占生产总值的25％以上。这特别的高，在全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不过现在许多公社都有机械厂、小型拖拉机厂、水泥厂和小化肥厂，以满足它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自身需要。
像我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把人民币折成美元——按官价汇率人民币2.49元折合1美元——很可能发生误解。在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中，农民的收入大都是粮食。他们把超过个人需要的粮食——相当于他们所分得的1/4至一半——按国家市价出售。他们的人民币现金收入，正如我在前面引用的物价所表明的那样，其购买力高于国外名义上的兑换价值。
许多公社现在都在新挖的池塘和水渠里自己养鱼，捕获的一部分鱼“免费分配”给社员家庭。蔬菜或自家种或购买，买价便宜得在开支中微不足道。“私人养猪”（在自留地里饲养）使许多家庭现在一年可增加10美元甚至多达60美元的收入。这些家庭可能宁愿多吃几次猪肉，而少收入一些现金。（在过去，一般农民一年只吃两三次肉。）社员家家都有自己的住房，不用付房租，但是他们不能把房屋出售或租给别人，公社财富的最大部分是不动产——社员为改进农业的集体投资和土地所有权。
工资或集体收入的分成．现在取决于各人自报本人的工分——一种名誉制度——然后由他所属的小组评议，或照算或增减。因为自报过高而被周围的人反对就会失面子，所以都倾向于报得低些。小组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生产队也一样。大队的领导机构现在是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委员是农民，他们能使党的干部免于独断专行，而在文化革命前干部独断专行的很多。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管理和资金的分配要在公社和国家的全面计划范围之内执行，是半自主的。从理论上讲，妇女同男子同工同酬，她们的劳动贡献也并不比男子差多少，但实际上这还没有做到。
公社生活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能完全由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睡得好以及有热水瓶、自行车或一点现款来衡量。如果仅仅是这些，在毛泽东和他的“积极分子”看来，革命就要失败。通过为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为私利的集体辛勤劳动，来改变古老的中国大地的自然面貌（在这个国家，过去争先恐后地追求个人私利不亚于其他地方），这本身就是一种彻底革新的概念和实践，它不可能不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
当我重来保安县这地方时，就实际运用毛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和“要斗私，为人民服务”的原理来说，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比我在这个陕北贫瘠山区所看到的事例更能令人满意的了。1936年我第一次进入保安，那时它是长征结束后的红军根据地。毛泽东在一个石窑洞里设立了他的大本营，林彪将军任校长的红军大学也设在窑洞里。内战还在进行。亲红军的国民党人带我通过无人地带、然后沿着崎呕小道步行了三天，爬过高山、穿过峡谷，从延安来到保安。
1945年以后再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保安，1937年以来只有极少的人到过，那时毛把他的“首都”迁住延安，建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后，第一次国共内战便结束。现在，到延安西北120公里的保安，已有一条通汽车的公路。我过去所知的这块没有道路的土地，尽是峭壁、荒岭和深壑，非旱即涝，难得见到几块窝田或要崩塌的窑洞。为数很少的农民穿得破衣烂衫，他们的无人管教的孩子一丝不挂地到处跑，盐、针、线和火柴都是珍贵之物。风调而顺时，他们勉强能糊口，凶年就要饿肚子。在这里隐蔽下来的游击队，不得不在战争的间隙开垦弃地和荒地，种上自己的庄稼——这便是改变面貌的开端。
农村的潜力——种植玉米、小米、牧草和果树，总比人们最初的感观要大。这种潜力有一部分现在已被挖掘出来了。新生的绿化了的山坡和峡谷、显现出一派动人的秀丽的景色。
这条公路，是通向内蒙古的公路网的一部分，可以行驶卡车、吉普车和火车。我们乘坐的轿车的出现，引来附近所有的人都来欢迎，当我们的汽车驶过时，欢笑的孩子门那“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使得宁静的群山一下子欢腾起来。公路是在黄土沟壁和偶然兀突的石壁中开辟出来的，近期的雨水冲毁了多处地方。这些冲毁的地段，就通过广播把生产小组动员起来尽快修复。他们在黄土路基上简单地挖了一两层土，然后用土来加固护路的边墙。
当峡谷变得开阔时，我们开始看到平整土地的成果：削平了山头的山丘，陡峭斜坡上花园般的层层梯田，蜿蜒河道旁筑起新的拦河石坝，两岸栽植的排排杨柳牢固地制服着河流，因而得到了宝贵的新盆地。成群的山羊和肥壮的绵羊（说是每户有3头）在山坡上吃草。
幸好这土地是值得辛勤努力的。多少个世纪以来从戈壁沙漠刮来的“黄土”非常肥沃，土层也厚，在这种坡地上，推土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这里也没有。这里全靠人力。我打听到，筑成这样一块占1/3英亩可耕地的梯田，需要担20000筐土。
大约经过两个小时我们到了保安，发现这个山沟小城挤满了人，比1936年我在这一带几个月旅行中任何一个地方（部队除外）所见到的人都要多。当时这衰老的县城住着不到百来户老百姓，现在则有3000人。当年红军曾利用一座小祠堂开群众大会，现在则有一座一千个座位的戏院，贴出海报告明在上演新型京剧《红灯记》。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现在有13个手工业工场、一个机器修配厂和一个发电厂。1936年，整个县只看到一家商店。现在，一条主要街道上排满了小商店。在一家小百货商店里，我们看到许多种其它地方都有出售的商品，另外还有一大块详细的教人如何防空的墙报。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世平在新建的县政府机关欢迎我们，这是一些小型的整洁的建筑，还有招待所，坐落在河边。宴会在露天举行，我们同干部和生产这些食物的农民一些吃饭：极大的玉米棒子，可口的红薯，辣味子鸡和猪肉，陕西风味的大米饭，以及当地各式各样的甘美水果。
富人和穷人
保安的土地平整工作和大寨的一样艰巨，大寨是邻近的山西省的一个著名的公社，现在被誉为全国的榜样。毛泽东说要“学大寨”。经过25年的辛勤劳作，削干了山岗，修建了长达数里的蓄水石坝，大寨大队现在每公倾土地能生产约8公吨粮食。（大寨的农民领导者陈永贵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仍参加田间劳动。）
我所见所闻的一个叫沙石峪的兴旺生产大队的故事同样给我留下印象，它位于保安东北1000多公里，离海边不远。从前住在这里的居民是连裤子都没得穿的几家穷人，他们每年冬天都到天津或唐山去讨饭，一直等到可以再回沙石峪来谋生为止。解放后，国家给了少量的帮助，原来的78户人家用17条毛驴开始干起来，年复一年地挖沙石山，以便植树和耕种。他们在很深的地下找到了水源，并挖成了天然石壁的水库。
1970年，沙石峪现在的127户农民，在过去曾是荒岭现在已树木成行的山坡和梯田上，收获了225吨粮食和115吨苹果、桃、梨、葡萄、枣和核桃。在一个山岗上，100个人奋战了10天运土上山，才开出1/5英亩的耕地。通过这样的方法，沙石峪现在已经有了200多英亩的半水浇地。它用彩石——开凿水井和水塘时得到的，亦用它铺成整洁的石板路——筑成的坚固住房，是中国最好的农民住房之一。
再举一个例子，在上海的公社里——上海市特别行政区包括10个郊县——我看到一些大队在挖3米深的沟，准备在里面铺设很大的水泥管，一直通过抽水机站，以代替地面的渠道，这样他们可以增加大约8%的宝贵耕地。这项3年工程计划是利用农闲时间来进行的，所用的水泥管是大队自制的，据他们说，它还可以用作防空洞使用。
后顾前瞻
要回顾中国农村走向集体化的漫长的、有时是流血的斗争本身就需要一本书。简而言之，革命后的发展过程是：没收土地并把土地分成不等的小块（1950年）；成立互助组（1950—1951年）；成立初级合作社，地契仍为私人持有（1951—1953年）；成立高级合作社，这时地契烧掉了，乡村里的土地和农具归集体所有（1955—1957年）；1958年成立公社，公社把几个村联合起来组成大队，办理较小单位不能建设的大的联合工程——河道、道路、水坝、工厂、学校和医院。
在每一个阶段，富家都跳了出来，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大多数贫农和中农的支持下被打下去了。旧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思想又复活起来，以前的地主企图反攻和破坏，被制止了，又再抬头，又被不间断的宣传和有组织的教育打退了。但这种反动潜力被压下去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领导人能够向一个人平耕地不到半英亩的国家的破产农民阐明，除了通过不断的、自力更生的集体劳动来积累集体资金外，没有别的发展办法以确保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
在1959年—1962年的“困难时期”，一个信念和实践的大危机来临了。领导公社和大跃进的党的干部由于脑子发热、轻率和缺乏经验，以致造成冒进。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整之前，空前恶劣的气候降临了，比自然灾害更糟的是，1960年苏联突然撕毁了300多项大型工业和公共工程合同，撤走了全部苏联顾问，甚至带走了零件和工厂图纸，使中国变得无以依靠。
面对严峻现实，党矫正了一些作法，对私人企业作了适度让步。公社领导机构的规模和权力都缩小了，许多基本责任还归村生产队，安装俄国人没有搞完就丢下而去的工厂设备，和弥补粮食生产上的损失，花去4年时间。到1964年中国才重新达到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字。部分党的干部尝试一种有更多奖金和副业产品自由买卖的制度，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允许开垦土地归私人所有，用来种粮食和果木——这是产生一个富农阶级以与城市特权阶层联合的最后一次机会。
毛泽东于是看到这一点。1960年他作出的反应是，首先在军队，然后在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是扭转这种“自然的资本主义倾向”。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爆发时，公社中那些推行损公利已即现在所谓的“刘少奇路线”的干部大都经过了清理和整顿，城市“走资派”与不妥协地要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斗争那时就展开了。
农业经济受文化革命的影响比工业要少一些，由于能干、热情和有服务精神的城市知识青年大量注入农村以消灭城乡差别，农村社会因而得到好处。直到197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达到二亿四千万公吨，这个数字比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规定的1962年指标还差一千万吨。此外，中国声称有储备粮四千万吨，尽管这个数宁只是大致等于1960年到1970年这10年间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总量。1970年的粮食产量为1950年产量的两倍，或者说这20年间每年增产约5%。1970年的中国粮食产量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年增长率约为2%）。
全中国每公顷土地平均只能收获粮食2.4吨，但是每公顷达到8吨或8吨以上的公社很多。浙江和广东两省第一次全省平均每公顷收获达7.5吨，超过了国外报道的“绿包奇迹”的成绩。
中国今天的粮食自给自足，将来的发展会日益着重于生产“供销作物”，以便增加出口，为农村的工业和机械化提供资金。由于现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农村有着广阔的前景”。虽然前头有无数的困难，但这种“前景”是很现实的，因为城乡结合，使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里联合起来，使中国全力以赴地为和平的建设事业而工作——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进行——直到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