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幾千年形成的素質和思想，不得不說就是根深蒂固的問題。但是反思歷史，特定的軌跡，卻因為認識上的缺陷，無法被真正理解其中的原因。
我們一直以來把人類歷史的進程按照馬列主義的說法解釋成由原始到奴隸、由封建到資本主義的過程，這對於西方世界，可能是一般的規律，但是對於東方，其實是解釋不通的，或者是牽強附會的。
我們也總是不理解為什麼每朝每代，剛新的帝國建立起來的時候，就有殺功臣、削藩王的必然過程，這些故事，難道只是當權者心胸狹窄或者嗜殺成性嗎？
歷史當然不是偶然的，這種悲劇故事，其實是必然的，因為那是一個不同制度轉換的血腥過程。
一定有人說我說差了，制度應該是同一種制度吧？不是的，我理解的制度，其實一直在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之間轉換。遠的不說，從春秋戰國來到秦的統一，所有人都同意那是一種新的封建制度，但是在我看來，秦帶來的就是奴隸制度，是一種倒退。
雖然沒有奴隸和奴隸主的稱謂不同，其實中央集權的制度，就是在人性和靈魂上的奴隸化過程，所以李斯可能從文人和能人變成權力淫威下的奴才，而趙高恰恰因為最好地把握住了奴才的角色分配，才得以權傾天下。
到了項羽滅秦，雖然坑殺幾十萬秦軍是血腥的，即使自封西楚霸王，也是分封天下的作法，恰恰是周王的作法，把奴隸制度帶回到封建制度，才是積極正面的過程。
回到文章的標題，為什麼說劉邦是反動的？因為他雖然在戰爭時期表現得更為大方地主動分封天下，但是一旦項羽死，天下既定，他馬上轉過頭來收拾韓信、彭越等異性王，...到了文景時代，甚至同姓王都成了鎮壓打擊目標，從而徹底完成了向奴隸制度的改造。如是，劉邦就是反動的，是第一個逆時代潮流的人。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人才輩出，雖然由於漢族政權的分裂式微而導致外族入境、烽煙四起，而中國思想文化的繁榮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就是一個封建時代，即使是自封自建的，也畢竟不是一家之天下。
天下總是有聚有散，散的代價是外部戰爭頻繁，而內部不得不更加倚重知識分子，才有三顧茅廬的佳話，或者王謝人家的風流。至於聚的代價，則是對知識分子和功臣的防範和打壓，到了明清兩代，甚至不但要殺，還要羞辱地殺，徹底剝奪個人尊嚴，簡直到了奴隸制度的巔峰。所以清代的人臣都甘心自稱為奴才，這絕不是偶然或風俗，而是理解這種社會關係的明智選擇。
每一個全盛的奴隸制世代，當然都需要以血的代價來平息自由派的人性選擇，所以強漢之前有秦的短暫時光，因為人性必然要反抗暴政，強權的建立需要以消滅絕對數量的反抗的人口為前提；同樣，盛唐時代的人口和資源不一定比得過大隋，英雄也少得太多，但是經過隋末戰爭，這些英雄也都被剪除清洗。
我們經常感嘆民國時期，其實更多地是北洋時期，中國為什麼能夠人才濟濟、大師倍出？因為那個軍閥割據的時代，地方勢力實際上成了中國的各個封建主，他們互相競爭發展，必然讓讀書人少了許多奴性，多了許多開放和獨立的個性。即使到了蔣介石時期，中國事實上還是分裂的狀況，知識分子可能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都不會有殺頭的風險，才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靈魂。
如果這樣的歷史搖擺到了今天，當然也被運用成先許諾自由民主、再改造革命的遊戲規則，被把玩得十分通透。
很多人在講，為什麼西方可能實現民主，中國怎麼行不通？現在應該明白，馬克思沒有說錯，封建時代之後才有民主自由的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當一個小小的佛羅倫薩都有獨立的時候，才能有文藝復興，當法蘭西不在神聖羅馬帝國版圖中的時候，才有大革命。可是中國沒有真正發育完善的封建時代，或者說連封建時代的美好也不過是一千年前的回憶的情況下，連自己是什麼實質政治都辨識不清的時候，如何談啟蒙，何來民主思潮？
從奴隸時代變幻而來的，只能是奴隸主不在時候的放肆和囂張，只能是碰瓷和耍無賴，他們都沒有獨立人格自尊的人類啊！實際上，奴隸國的奴隸主們對待西方世界還是由衷地友好的，只要他們不挑戰自己的身分利益；因為他們自己認為自己乃是平等於其他世界的一員，所以他們更願意把自己的身家都托付給非奴隸的社會，寧與友邦不給家奴就是這樣的思想邏輯的結果。
古人確實說過王道和霸道的無別，我也說過我要做周文王，不是因為真的稱王稱帝，而是基於對文王的理解。因為文王分封天下，是一種德，是尊重和肯定分權分利的態度，是社會意識走向開放平等的前提。孔子的實際意義就是對這種社會制度的肯定，絕不是後來被曲解修正的服務於集權者的奴性代表。
至於霸道，自以為尊，必然自取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