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洱
熟悉我的小说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在小说中设置多种对话关系。在我看来，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现代小说是一个“对话主义”的“场域”，就像布尔迪厄所说，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对话，相互生成。现代小说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是作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是作品中各种人物之间的对话，当然它也是作品与读者的对话，是作品中各种人物与读者的对话。现代小说是民主的，不是独裁的。这是小说在中国语境中存在的一个特殊意义。晚清以来，小说对中国人来说，比对西方人要重要得多。这是另外的话题，这里隔过不讲。我想说的是，现代小说，如果仅仅是作者在絮絮叨叨地说自己的话，小说的意义丧失了大半。所以，我期待接下来的对话。
缘起
刘剑梅老师在电话里问我要谈什么，我当时随口说了一句，就聊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吧。它确实我关心的一个问题。当然也不是现在才关心的。比如，我的长篇小说《花腔》就触及了这个主题。《花腔》的主人公葛任，不妨看成是生活在二十世纪革命年代的贾宝玉。事实上，为了提醒读者注意到这一点，我苦心孤诣，设置葛任生于青埂峰，死于大荒山。可惜啊，现在关于《花腔》的评论有一二百篇，但只有极少数的几位批评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作者和读者的对话关系没有能够充分建立起来，不仅作品的意义要大打折扣，严格说来作品都没有完成。因为作者、作品和读者彼此之间是一种交叉的、双向建构的关系。所以，我的遗憾是难免的。不过，最近有一篇关于《花腔》论文，是上海的青年批评家黄平写的。他是80后批评家，让人刮目相看。他最近有一篇论文叫《先锋文学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重读<花腔>》，发表在内地的《南方文坛》。他认为葛任身上叠加着贾宝玉的原型。黄平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元问题之一，即个人与世界的遭遇。先锋文学真实地讨论这个问题了吗？我不知道。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年代，那么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对于一代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陷入了一个空前的两难：要成就革命和解放，革命者必须否定个人的自由，将自已异化为历史和群众运动的工具，然而革命者参与革命的最终目的，却是实现自由。为此，主人公陷入了永久的煎熬。其实我很想提醒黄平一句，真正的自我就诞生于这种两难之中。如果没有这种煎熬，自我如何确立？我的朋友耿占春在一首诗里面说，有一个人照镜子，到了老年，在越来越浓重的白内障的雾里，他会发现自己只是一个膺品，他的自我尚未诞生。
虽然由我来分析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不大合适，但我今天是在香港，是在和朋友们进行一场真诚的对话，所以不妨多说两句。说得干脆一点：贾宝玉长大之后，如果他活在二十世纪，进入了革命的年代，那么他很可能就是葛任。换句话说，葛任就是革命者贾宝玉。看过《花腔》的人都知道，葛任的故事部分地化用了瞿秋白的经历。不过瞿秋白是1934年死的，而《花腔》的主干故事是从1934年讲起的。或许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个假设：如果瞿秋白没死，经过长征到达了延安，那么会发生什么故事？我的意思是说，葛任，包括瞿秋白，也都可以看成宝玉长大之后的一种可能的形象。事实上，我正在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跟这个主题有某种关系，只是它更为复杂，以致我常常怀疑我是不是有能力完成它。
还得声明一点。我不是红学家，也不是曹学家，红学和曹学已经成了专门的学问。在内地，曹学和红学，据说啊，也只能是据说啊，差不多都已经是某种带有原教旨主义气息的学问了，外人是不能随便谈的。其实，这差不多是对《红楼梦》精神的背叛。《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讲究对话关系的小说。《红楼梦》召唤着人们参与对话。唐代诗人杨炯说：江山若有灵，千载伸自己。我觉得，曹公若有灵，千载寻知己。他会欢迎人们来对话的。如果我说得不对，我想曹公会谅解。你们也会谅解？对不对？我不会谈到关于《红楼梦》的很多知识。那些知识还是交给红学家和曹学家来谈。他们对《红楼梦》的细枝末节，真的是如数家珍。书中哪一顿饭吃了什么，他们都知道。我两辈子也赶不上他们。好在鲁迅说过，重要的是“史识”。鲁迅是强调“史识”的。鲁迅说话是比较重的，谈到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那已经是不得了的著作了，可鲁迅还是说那是资料汇编，缺少“史识”。好在我今天不是专门要谈《红楼梦》和贾宝玉的，所以我可以自由一点。如果出现了知识错误，请你们理解。如果没有什么“史识”，那也很正常。我只是要借贾宝玉，借这位宝二哥、宝二爷，说出我对小说的一些理解。
宝玉的年龄问题
奇怪得很，关于贾宝玉的年龄至今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这是发生在《红楼梦》身上的众多迷团之一。我上大学的时候，教我们《红楼梦》的是个老太太，她拍着自己的脸，说，贾宝玉啊，粉嘟嘟的。好像说的是自己的亲外孙。那个爱啊，真是浓得化不开。可她也没有告诉我们宝玉多大。小说家当然可以不明确地去写主人公的年龄。当代小说中，甚至人物的面貌我们也常常弄不清楚。待会儿我可能会谈到卡夫卡的《城堡》。在《城堡》当中，在卡夫卡的几乎所有作品当中，我们能看到主人公的一系列动作，能了解主人公的气质，但我们往往既不知道主人公的年龄，也不知道他的具体相貌，不知道他的出身，他就像个幽灵。
关于宝玉的年龄问题，大致分两派：十三岁派，十六岁派。说他是十三岁的人说，在第二十五回，贾宝玉中了魔法，有个和尚这时候来了一句，大意是说：青埂峰一别，转眼已经十三载矣。书中还有几处提到十三岁这个数字，比如，有人夸他的诗好，说十二三岁的公子就写得这么好。这是恭维话。宝玉的诗写得并不好，那帮孩子当中，他写得最差，他自己也认为是最差的，不过他不生气，只要女朋友们写得好就行。说他是十六岁的人认为，书中提到林黛玉是十五岁。黛玉在第四十五回有一句话，说我长到十五岁了，怎么怎么样。而宝二哥比林妹妹大一岁，所以宝玉是十六岁。大致上有这两种说法。
更有趣的是，对别人的年龄，包括生日，曹雪芹都交待得非常清楚。比如，元春是正月初一。所以叫元春嘛。宝钗是正月二十一，黛玉是二月十二，探春是三月初三，巧姐是七月初七，老太太贾母是八月初三，凤姐是九月初二。但曹雪芹偏偏没有明确地交待第一主人公宝玉的年龄。曹雪芹是不是忘记写了？好像大大可能。想象一下，阿猫阿狗的年龄都写了，生日都写了，偏偏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多大了，哪天生的，忘了。可能吗？
其实，宝玉具体几岁零几个月了，不是非常重要。小说在一开头，也就是第五回和第六回就告诉我们，他与秦可卿以及丫头袭人有了男女之事，而且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完成了两次男女之事。这说明，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正是因为与秦可卿有了男女之情，所以秦可卿死的时候，最为悲伤的人就是宝玉啊。在小说的第十三回，曹雪芹写到，宝玉当时正因黛玉回家了，自己孤恓，也不和人玩耍了，一到晚上就早早睡去，这天从梦中听说可卿死了，忙着翻身起来，只觉得心中似戳了一刀！随后曹雪芹写到：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朋友毕飞宇先生在北大讲课，我晚到了一会儿，一进门正听到他讲这个情景。吓了我一跳：谁啊，谁喷了一口血啊？听下去才知道他说的是宝玉。他认为曹雪芹用的这个笔法是反逻辑的，哪能喷出一口血来呢？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他也是从小说家的眼光看这个问题的，抓得很准。是啊，可以写他伤心流泪，可以写他捶胸顿足，还可以写他拉着身边的丫头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也可以让他无语独上高楼，唯独不能写他“喷出一口血来”。但这就是伟大的曹雪芹。曹雪芹在具体的细节描写上，看似非常逼真，非常写实，其实有很多不合常理的细节描写，不合逻辑的事。年龄是一例，此处“喷血”又是一例。《红楼梦》甲戌本关于此事有一个侧批，说，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可卿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这个批语真是俗不可耐。人们常说，有所谓的“三俗”。哪“三俗”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肯定有第四大俗。这就是第四大俗。这就相当于北京人说的“茉莉花喂驴”，河南人说的“猪尾巴敬佛”。拿猪尾巴敬佛，猪不高兴，佛也不高兴。这种侧批，宝玉知道了也会不高兴，曹雪芹更不高兴。那些家务事是宝玉考虑的问题吗？宝玉这个准哲学家，还要考虑这些家务事？我想说的是，“吐血”一景，真是悲伤之至。此种描写非大手笔不可为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这里的一口鲜血，也是境界全出。
这是宝玉第一次直面死亡。对宝玉来说，性和死亡几乎是同时到来的。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宝玉虽然养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但他的人生阅历并不少。对于他这样年纪的孩子来说，该有的，他都有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那么接下来，他还将经历更多的死亡，其中最重要的死亡，自然就是黛玉之死。就人生阅历而言，宝玉的心理年龄比实际年龄要稍大一点。宝玉既是个孩子，又是个成年人。他的年龄处于一个模糊地带。宝玉的视角既是个少年的视角，又是个成年人的视角。这给曹雪芹的讲述提供了方便，给曹雪芹讲述生活、思考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因为今天是创意写作课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妨就多说一点。世界上有许多名著，写的都是少年的故事。这个年龄的人，他的故事最微妙，最生动，最有趣。他有那么多的烦恼，所以歌德写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他愁肠百结，屁大一点事就能让他要死要活，一块小点心的味道，在睡觉前妈妈是不是吻了一下他的额头，他都要浮想联翩，所以普鲁斯特写了《追忆逝水年华》。我们当然也不要忘了海明威的《尼克故事集》，那是海明威成为伟大作家的一个重要起点。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有一篇杰出的小说《阿拉比》，写的是一个少年在跨入成人世界的那一刻，发现了成人世界的秘密。当然，我们也不要忘了，前天给你们上课的苏童老师的香椿树街的故事。苏童的香椿树街上，流淌的全是少年血。香椿树街的很多故事，都可以看成是中国的《阿拉比》。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写童年故事、少年故事，写不出好小说。契诃夫曾经有一篇不朽的经典《草原》。他的主人公还要稍小一点，好像只有九岁、十岁的样子。具体多大我记不清了。小主人公离开母亲要去求学，他随着舅舅的商队来到草原。这个经历，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小主人公对周遭发生的一切都那么在意，草原的早晨，在露水的滋润下草尖如何挺立，各种昆虫是如何鸣叫。他不仅关注大地，他还关注天空呢。其中有一个细节，说的是小主人公看到天空中飞来三只鹬，鹬蚌相争的那个鹬，水鸟。过了一会儿，那三只鹬都飞走了，越飞越远，看不见了。于是孩子感到非常孤独。又过了一会儿，那先前的三只鹬又飞了回来。那孩子为什么认为，天空中又飞来的三只鹬就是刚才的那三只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孩子眼尖，看得非常清楚，虽然它飞得非常高，但孩子看清了，没错，它们就是刚才的那三只。这说明孩子非常敏感。另外一种解释，是孩子觉得它应该就是刚才的那三只。我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孩子很孤单，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已经与那三只鹬建立起了友谊。他可以在瞬间与大地、人间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缔结同盟关系。当然，他也最容易受到伤害。
有多少伟大的小说，都是用孩子的视角来完成的。契诃夫通过一部小说写出了他对辽阔的俄罗斯大地无尽的热爱。海明威用尼克·亚当斯的故事写出一个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经过所有磨难，然后他从单纯走向成熟，他在死亡的阴影下理解活着的意义，他从对父辈的依附走向独立，他从自我微小的感受走向对社会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他走大成人，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觉得，曹雪芹选用既是少年又是成年的视角写宝玉，写得更为复杂。
因为他没有明确地写出宝玉的年龄，所以当我们看到宝玉皱着眉头考虑那些人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觉得滑稽，我们觉得很真实。我们既觉得那是一个少年的思考，又觉得那是一个差不多算是成人的思考。重复一下，我觉得这给曹雪芹表达他的思考，提供了一个相对便捷的通道。小说中人物的年龄问题如此重要，能不慎乎？
怎么不写贾宝玉长大了
我曾经跟几个国家的《红楼梦》译者有过交流。有趣的是，他们大都不喜欢《红楼梦》。虽然他们知道《红楼梦》是中国最有名的小说，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谈《红楼梦》，但这些热爱中国文学的人，对《红楼梦》喜欢不起来。这很有趣。你和一个女人结了婚，却不喜欢她。结婚是因为女方有钱，可以吃软饭。翻译《红楼梦》，是因为拿到了我们这边的翻译资助。如果没有这些资助，相信我，他们都不愿意摸它。
他们首先就无法接受《红楼梦》的叙事方式。《红楼梦》的故事几乎是不往前走的。这跟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差别很大。西方译者翻着书，跺着脚说：你走啊，你倒是走啊，怎么能不走呢？我又是查字典，又是找资料，连猜带蒙，好不容易翻译了其中的一回，但怎么觉得跟没翻似的。他们觉得，曹雪芹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
在另外几部古典名著中，故事发展的线素非常明晰。《水浒传》的故事无非是讲一个反叛和招安的故事。《三国演义》讲的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典小说，描述的是一个行动的世界，人们通过行动完成一个事件，小说是对这个事件的描述。有头有尾。我们会发现，《红楼梦》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失去了行动性。《红楼梦》真的不是一部标准的古典小说。既不是标准的中国古典小说，也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小说，你不妨拿《红楼梦》与《傲慢与偏见》比较一下。《红楼梦》的故事，你根本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说出它写的是什么。当我拎着一个线头，说它讲了贾宝玉成长故事的时候，我自己都感觉这种说法非常粗陋。我拎着这么一个线头，不过是为了讲起来方便，不然我也无法原谅自己这么讲。
鲁迅说，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了淫，经学家看到了《易》，才子佳人看到了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闱秘事。他说的就是《红楼梦》的丰富性。它实在是太丰富了，远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角度看，都可以自成一体，都别有洞天。鲁迅还有一句话，你们是知道的，说《红楼梦》写的，虽然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故事则摆脱了旧套，与人情小说大不相同。
这种看似写人情，又不仅仅是写人情的小说，真的能把翻译家给愁死。翻译家觉得它无法卒读，永远也读不完。今天的故事，仿佛是昨天故事的重复。它的叙事没有明显的时间刻度。贾宝玉开始的时候是十六岁，到小说的结尾似乎仍然是十六岁。虽然我们知道，这里面曾发生过很多故事，比如大观园的建立，比如元妃省亲，比如黛玉之死，但小说的叙事却奇怪地好像没有往前走过。好像有一艘大船，一艘巨大的画舫，它虽然在慢慢地往前走，但给人的感觉却没有走。既然载不动许多愁，咱就干脆不走了，咱就干脆抛锚了。
黛玉还没死的时候，只是因为听到黛玉的《葬花词》，宝玉什么反应啊？他不觉恸倒在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后来的黛玉之死，对了，那已经是高鹗的续本了，说到黛玉快死的时候，宝玉对袭人说，林妹妹活不了几天了，我也活不了几天了，干脆弄两副棺材，把我们一起埋了算了。袭人立即说，二爷啊，可不能这么说啊，老太太还等你长大成人呢。太太也就你这么一个儿子。看到了吧，小说都要结尾了，都已经娶媳妇了，宝玉还没有长大成人呢。
不过，虽然他还没有长大成人，但在此之前，他已经看透了人世。李清照在《武陵春》里说：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舴艋舟，是一种小船，像蚂蚱一样的小船，所以是轻舟。贾宝玉的痛苦可比李清照大多了。哪里是一只小船啊，那是一只大船，大如《圣经》里的方舟。船上载的岂止是一腔愁绪，那是一堆痛苦的石头，最沉的石头。那哪里是“春尚好”，那是好大一场雪，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我觉得，历史上的另一个宝玉，李煜，词人李煜，做过皇帝的；以及清代的纳兰性德，中国最后一个伟大的词人，那也是个宝玉。他们的词，某种程度上也可看成是宝玉的自传。不过他们的词，都没能表达出这一个宝玉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词，差不多还是类型写作。
我有时候会想，照曹雪芹这种讲述故事的方法，它真的难以讲述贾宝玉的一生，难以告诉我们贾宝玉长大之后的情形。他只能够通过讲述别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贾宝玉长大之后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也就是说，贾宝玉的人生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完成了，以后的日子不过是山重水复。所以，我总感到，或者说我感到曹雪芹感到，似乎已经没有必要把《红楼梦》写完了。我的另一个感受是，曹雪芹本人其实也没有能力把故事写完。你们猜一下，如果我碰到曹雪芹，我会问他什么？我会问他：你到底是觉得没必要写完呢，还是你没有能力把它写完？这个话题，我们呆会儿再说。我们现在先假设一下，如果贾宝玉长大成人了，那么他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他有漫长的人生，那么在漫长的篇幅中，曹雪芹会以什么方式来写宝玉呢？
贾宝玉长大后的可能性
我们都知道《红楼梦》与《金瓶梅》有血缘关系。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伟大如《红楼梦》者，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它们当然有很多区别，最大的区别是，《金瓶梅》属于集体写作，《红楼梦》属于个人写作。《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个人单独完成的长篇小说。但《红楼梦》受到《金瓶梅》的影响，应该是有定论的。写作需要天才，但天才也要读书，现代小说家尤其如此，以后的小说家更是如此。我这里想说的是，曹雪芹肯定研究过西门庆。
事实上，如果你以前没有读过《红楼梦》，但你读过《金瓶梅》，那么当你刚拿起《红楼梦》，读到第五回和第六回的时候，你会觉得西门庆的故事要开始了。一个小西门庆诞生了，而且比西门庆还会玩儿，年纪轻轻的就已经这么会玩女人了。确实，贾宝玉很容易就写成了另一个西门庆。宝玉人家有这个条件啊。饱暖思淫欲，他每天可都是吃饱了撑的，而是各种补品撑的，撑得做梦都是春梦。而且，他身边又是美女如云，玉腿如林。他要过上西门庆的生活，那简直比西门庆还容易，是不是？西门庆还需要动用各种手段，绞尽脑汁去勾女人的。宝玉根本不需要。那些女孩子几乎是排着队要奉献贞操的。宝玉跟他们发生关系，那是什么？那是宠幸。当然我们的宝玉是个有平等观念的人，他不会觉得那是宠幸，他会觉得那是爱。但那些女孩子们，尤其是下人，却会觉得那是天大的恩宠，恨不得奔走相告：知道吗，知道吗，二爷我把睡了。但我想说的是，即便写成另一部《金瓶梅》，写出另一个西门庆，依曹雪芹之能力，也会写成杰作。但是，那就不会是现在的《红楼梦》了。顺便多说一句，对婚外性关系的描述，是很多文学作品的主题。你去查看一下那些世界名著，除了儿童文学，不写通奸的还真是难找。不通奸，不成文。在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通奸作品当然是《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渥伦斯基就是跑到俄国去的贾宝玉，安娜差不多就是跑到俄国去的林黛玉。连日瓦戈都通奸啊。日瓦戈也是个贾宝玉。如果将贾宝玉写成一个西门庆式的人物，或者写成与安娜通奸的渥伦斯基式的人物，也未尝不可。笔头一滑，就顺理成章地写出来了。但曹雪芹没有这样写。朋友们，你得为曹雪芹点个赞。
再简单回顾一下，书中写到的第一个与宝玉有过性关系的是秦可卿，然后就是袭人。我说了，这两起艳照门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发生的。可是，书中关于贾宝玉性生活的描写，竟然也就到此为止了，后面竟然没了。道学家要想从宝玉身上看到“淫”，还真得长一双火眼金睛。因为看不到，所以他们就说看到了“意淫”。宝玉和黛玉虽然爱得如此缠绵，但他们没有性关系。当然关于宝玉的性生活问题，书中确实有很多暗示，那是借别人之口提到贾宝玉可能与丫头们发生这种事情，比如宝玉想跟晴雯一起洗澡，晴雯说，哈，当初你和丫头碧痕洗澡，一洗就是两三个时辰，等你们洗完了，进去一看，地下的水都淹了床腿了，席子上也是水汪汪的，鬼知道你们干什么了？这是正常的。有了初试云雨情，那就有二试云雨情，就有N试云雨情。但曹雪芹竟然再不写了。换成另外一个人，那肯定是大写特写的。你们知道贾平凹吗？跟贾宝玉一家的，都姓贾嘛。贾平凹先生的《废都》就就很有耐心地写了一试、二试、N试。《废都》对了解中国的九十年代有某种启示的。作为他们老贾家的后人，贾平凹笔下的庄子蝶上来就是一试，二试、N试。哦不，不是试，是刺刀见红，一搞、二搞、N搞。据批评家们说，那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但是对《红楼梦》来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曹雪芹伟大的地方也在这里，他竟然再也没有在这方面浪费笔墨。他在极力避免将宝玉写成西门庆式的人物，他甚至不给你一点机会，让你往那方面去想。而与此同时，曹雪芹则一不做二不休，写了一大群淫棍，比如贾珍，贾琏，薛蟠，贾蓉，贾蔷，贾瑞。那帮人全是西门庆。他们与西门庆的区别只是不会舞枪弄棒罢了。也就是说，曹雪芹非常明确地把贾宝玉与那帮淫棍，与那帮臭男人，区分开来了。曹雪芹坚决杜绝了让贾宝玉成为西门庆的可能。
他把贾宝玉写成了一个情种。于是，贾宝玉温柔的目光抚摸着每个女孩子的脸庞。贾宝玉过上了一种无欲的生活，他对女孩子只是欣赏。性的内容，色的内容，在宝玉这里似乎被抽空了。他与他最喜欢的女孩子林妹妹的爱，完全没有肉欲的意味。我们知道，宝玉的前世，与黛玉的前世，分别是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神瑛侍者用甘露之水浇灌仙草，所以宝玉和黛玉的关系，隐含着一个报恩的故事。你用甘露浇灌我，我用一世的眼泪来报答你。这当中只有情，没有性，这是一个感情净化的故事，比矿泉水还干净，就像蒸溜水。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好多女孩子喜欢宝玉，喜欢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并此为撒下热泪，就像有些人动不动就喜欢打点滴。蒸溜水确实可以打点滴。
宝玉的最高理想就是与女孩子厮混。在色鬼们眼里，那肯定是白混，是不及物动词。他竟然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女孩子嘴唇上的胭脂。在他眼中，女孩子不分贵贱，只要是女的就是好的。他的名言是，能够跟姐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的。当他被他父亲揍了一顿之后，女孩子们哭哭啼啼来看他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姐妹们啊，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你们就这么怜惜我。我就是死了，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也无足叹惜了。情种啊。他被曹雪芹写成了无欲的情种。宝玉嘴里竟然提到了“事业”？不过这个“事业”，不是“革命事业”的“事业”。《易经》中说，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又帮了他人，叫“事业”。宝玉的“革命事业”，就是舔女孩子们嘴唇上的胭脂。这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愉快的“事业”。在这个特殊的国家事业单位里，只有一个人，就是贾宝玉。
好了，我们要问的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么写？当然可以有各种解释。比如，你可以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大的绝望：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拒绝。贾宝玉成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英雄人物。他拒绝物质生产，所以他不事劳作。他拒绝知识生产，所以他不爱读书。他拒绝人口生产，所以他不做爱。他拒绝成为文化传承中的一个链条。他有爱而无欲。他遗世独立。
贾宝玉的另一种可能
曹雪芹在写贾宝玉的时候，还有一种可以选择：让他子承父业，过上父亲的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入仕”。这是儒教中国的一个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我们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是孔孟帮我们建立起来的。中国儒学，自孔子以降，儒分八派。但不管它分成多少派，它的核心观念是不变的。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仁义礼智信”，就是“修齐治平”。这是中国历代士大夫、历代知识分子所崇尚的一个价值观。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坐着一个大轱辘车，在中原，也就是在我的老家河南一带，不停地兜圈子。不过，说是周游列国，其实向北，他没过黄河。向南，只到了楚国。向西，只去过洛阳。向东，没下过大洋。但还是很辛苦。不像现在儒学家，坐的是喷气式飞机，有空姐侍候，一会儿北美，一会西欧。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向天下传播他的这套价值观，同时告诉告诉天下读书人，学而优则仕。《论语》里说，仕而优而学，学而优则仕。
在贾府，上上下下的人，包括侍候他、为他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丫鬟们，都劝他读书，都反复地给他讲“学而优则仕”。如果你能考到哈佛，到牛津，到香港科大，那当然更好。如果不能，那么你读北大也行啊。你要成才啊，成名啊，你要光宗耀祖啊。事实上，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是这么做的。这也没什么不对。我现在谈的是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对怀着成名成家的人没有贬意。《论语》里有一句话，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你到死了，你的名声还不被人家提起，你要引以为恨的。所以国人讲，一定要留名青史啊。你是小说家，你一定要进入文学史，不然你就白忙了。你当官，你就得从科级到处级到厅级到部级，一级一级往上爬。皇上是天子，不是靠本事、靠努力就能当上去的，跟个人努力不努力没有关系。但天子之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就努力地往那儿爬吧。这也没什么不好。这是积极入世。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立名者，行之极也。连陆游都说，自许封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杜甫称颂初唐四杰的时候，说的也是名的问题：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初唐四杰自己也是比来比去的，比的也是名。杨炯不是有句名言吗，我呢，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好玩得很。“名利”二字，是知识分子的一向追求。很多时候，知识分子可以不要“利”，但一定要“名”。宝玉是例外。对于利，贾宝玉可以不要，这可以理解，但宝玉连“名”也不要啊。也就是说，儒家那一套价值观，对贾宝玉有诱惑吗？没有。
这里顺便说一点，多年前我曾经在《读书》杂志上看到过剑梅老师的父亲刘再复先生有一组文章，分别从儒道释文化的角度论述贾宝玉的文章，当时就很受启发。这次我又找来看了一下。对《红楼梦》理解得最透彻的人，肯定不是红学家。因为你必须能够跳出来，你必须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我这次再看，这种感觉更强烈了。刘再复先生就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我本人不做学问，但我知道，做学问必须如此。研究晚清，必须跳出晚清。研究晚明，你必须跳出晚明。跳不出来，“晚”字何来。研究红楼一梦，你必须红楼梦醒。我必须承认，他谈得比我深刻得多。关于贾宝玉和儒家的关系，刘先生认为，宝玉是拒绝“表层儒”（君臣秩序），而服膺“深层儒”（亲情）。刘先生是借用是李泽厚先生的观点来谈的，李泽厚先生的书，我也能看都看了，包括他这些年的一些对话录。你一个写小说的，看这些书干什么？我觉得没坏处。李泽厚论敌的书我也看。若有私敌，你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情。若没有私敌，你可以了解一个人的高致。刘先生认为，宝玉是“反儒”和“拥儒”的“二合一”。他对“文死谏”，“武死战”那一套看不惯。他对亲情看得很重。他反对等级秩序，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他眼里，是一个个人，不分阶级，不分贵践。在我看来，这超越了儒家的价值观。明摆着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宝玉就不会同意。
不管怎么说，走入仕途这一套，对宝玉行不通。
对于士大夫来说，对于中国贵族子弟来讲，你不当官，又能干什么呢？宝玉长大之后要是不当官，但他能干什么呢，我不知道。归隐吗？归隐是什么意思？你得先当官，才能隐。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还有中隐，现在的中隐隐在哪啊？我听内地很多学院中人的自述，好像他们就属于中隐。原来，中隐就是隐于高等学府。我心想，你们过得比我好多了。拿着国家那么项目经费，每次报销出租车票，一天四十八小时坐出租车也没有那么多车票。这怎么叫隐？你要跟他们开玩笑，说学问做得好像也不怎么样啊。他们会说，哥儿们，这你就不懂了，急着花钱，怎么有时间做学问？急着花钱的人，不叫隐。归隐这条路，是不受重用之后的选择。宝玉压根儿就没有要受重用的想法，他怎么隐？先入世，后出世，才叫隐。不过，所谓的归隐也大都不可靠。你去看看陶渊明，翻翻他的集子，看看他是怎么隐的。不要光看到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的心情从来不平静的，弄一个无弦琴，拔拉来拔拉去的，差不多相当于摇滚中年了。他看的是南山，其实是北山，是北山之北。他一天都没有平静过。当然这也很好，不平静才能写诗嘛。南山之下，他每天差不多都是醉醺醺的，牢骚满腹，肠子都要断了。他是很想当官的，很想弄块骨头啃啃的。
除了当官，宝玉其实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当和尚啊。时间关系，我简单讲一下。关于当和尚，后来高鹗的续本里就是这样处理的。在小说的最后一回，第一百二十回，高鹗写到，贾政一日坐船到了个渡口，那天乍寒下雪，船停在一个清静去处。船中有小厮伺候，他在船中写家书。写到宝玉，便停下了笔。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有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件大红的斗篷，这个人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没有看清楚，急忙出船，扶住了那个人，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贾政正要还揖礼，迎面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宝玉。贾政大吃一惊，问道：可是宝玉吗？那人不言语，脸上似喜似悲。贾政又问道：你若是宝玉，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宝玉未及回话，只见又来了两个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说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贾政不顾地滑，急忙来赶。那三人在前，消失在茫茫大雪中，哪里还能赶得上？
我也是做了父亲的人。看到这里，将心比心，都忍不住要流泪。可这是曹雪芹的原意吗？我也有点怀疑啊。我们不要忘了，在小说的第三十六回，宝玉曾在梦中喊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能信？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我们也不要忘了，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多次提到一僧一道，对他们的描述是：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这一僧一道，一直是那两个人吗？应该是。我们应该像契诃夫笔下的小主人公，认为天空中飞来的还是原来的那三只鹬，还是那一僧一道。这一僧一道，其实贯穿全文。在叙事上，亦实亦虚。他们出场多次，第一次和甄士隐和英莲的故事有关，后来给贾瑞送来了风月宝鉴，再后来就是一僧一道夹着宝玉消失在白茫茫大雪之中。世界上最尊贵的宝玉，最干净的人，被两个最脏的人夹着走了。这其中有多少万千情愁啊，岂是一个“恨”字了得？贾政哭了吗？高鹗哭了吗？我承认，这是非常伟大的一笔。但是，这是曹雪芹的原意吗？
还是在刘再复先生的文章中，刘再复先生多次提到，贾宝玉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僧与道。刘先生认为，宝玉不求道而得道。宝玉对儒道释三家，都不是全盘接受，都有质疑，某种程度上他超越了儒道释三家。我建议你们去看一下那组文章。那组文章其实有很沉痛的一面，开头就很沉痛，因为是从聂绀弩写起的，说聂先生想写《贾宝玉论》，壮志未酬，所以不愿去住院，一定要写完。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聂绀弩是谁了。这个人不得了的。他出生在一个大家族，父辈兄弟四人，只有他一个男孩。没错，他也是个贾宝玉，这个宝玉后来上了黄埔二期。他后来因胡风案而受了很多苦。他的苦真是受不够啊，晚年丧女。我多说一句，聂绀弩不是要写《贾宝玉论》，他是要论自己。这本书太重要的，可惜我们看不到了。有一年，我在内地充当一个图书奖的评委，有一本书是关于聂绀弩的，叫《聂绀弩刑事档案》。我眼中一热，想，这还用评吗？当然是这本书获奖！虽然聂绀弩死了，奖不奖对他本人都无所谓了，但对读者有所谓，读者应该知道聂绀弩。关于《红楼梦》，聂绀弩先生有一句话，说《红楼梦》表现的是小乘佛教的境界。我不懂小乘佛教，不敢胡说，不过我大略知道小乘佛教强调自我完善。如果聂先生的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贾宝玉跟我们的主流文化的种种紧张关系，确实可以看成是宝玉对自我的确认方式。这是很重要的话题，一个伟大的主题。我想，拙著《花腔》其实也触及了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问，假设宝玉长大了，曹雪芹会给他选择一条什么道路？我想说的是，曹雪芹本人，很可能也不知道。在中国所有的文化系统中，贾宝玉生于斯，长于斯，但又背叛于世。在中国的所有文学作品当中，他是第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人。但走向哪里，当他成人之后，他会怎么样？曹雪芹可能真的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会怎么做，但他不知道他会怎么做。这个问题无关曹雪芹的能力。曹雪芹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却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后来的贾宝玉们
大家都知道张爱玲有句名言，有三大遗憾，所谓“三恨”：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顺便说一句，我看很多人把张爱玲夸得不得了，说她多么伟大。我必须说出我的看法，她其实真的是个二流作家。这个二流作家贡献出来的这句名言，倒是一流的。当然，也有很多人提供很多证据，认为书已经写完了。但我倾向于认为，它没有写完。
关于它的没有写完，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曹雪芹还没有来得及写完呢，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上帝啊，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我不是红学家，也不是比较文学专家，但我愿意凭一个小说家的直觉，把《红楼梦》和卡夫卡的《城堡》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然后在这种比较中试着说出一点看法。
卡夫卡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差不多可以跟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比。这种说法准确不准确，我们暂且不管它。我们关心的是《城堡》为什么没能写完。《城堡》写的是土地测量员K，应邀前往城堡工作，他需要到城堡里面与当局见面。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与《城堡》的主题，有很大关系，值得写一篇论文。但是，自从这个土地测量员在下雪的夜晚到了城堡旁边的一个村子，他就陷入了种种麻烦。一直到最后，他都没有能够进入城堡。有一种说法，说K就这样在村子里打转，一直到快死的时候才接到了通知，说你可以进去了。不管怎么说，这部以“城堡”命名的小说，主人公到最后也没能进去城堡。小说对城堡本身的描写也屈指可数。他只写到，它的外观是个形状寒伧的市镇，它深深地卧在雪地里，笼罩在雾霭和夜色当中。因为进不了城堡，K只能与进过城堡的人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一点关于城堡的事情，但是了解得越多他反而越糊涂。每个人对城堡的描述都不一样。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他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但他进不去。他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城堡》的编辑者布洛德，我们都知道，他是卡夫卡遗嘱的执行人，据他说，卡夫卡从未写出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他问卡夫卡，哥儿们，这部小说如何结尾呢？卡夫卡对他说，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满足。他说，卡夫卡对我说了，K将不懈地进行斗争，直至精疲力竭而死。然后，村民们将围红绕在他的身边。这时候，城堡当局传来了指令，说，虽然K居住在村子里的要求缺乏合法依据，但是考虑到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子里生活和工作。布洛德的话，更增加了人们的疑问：就这么几句话，就这么一小段文字，卡夫卡为什么不把写下来呢？不把这个尾巴给按上去呢？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简直不可理解嘛。如果卡夫卡只写了这么一部小说，那我们或许还可以说，这是因卡夫卡英年早逝，死前拿不动笔来了，所以没有把这个结尾按上去。问题是，在《城堡》之后卡夫卡又写了很多小说。所以，这个该死的布洛德，竟然把很多读者，很多批评家，给骗了。我大胆猜测，卡夫卡也不知道怎么把《城堡》写完。因为他不知道，要不要让K进入城堡，他不知道K进了城堡之后怎么办。
依我之愚见，《红楼梦》和《城堡》的未完成，意义非凡。刚才有朋友问到，怎么从学理上来分析它的未完成性？我只提一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中，专门提到了小说的未完成性。当然他用的概念跟这里的“未完成性”还有点差异，但你不妨借用一下他的说法，来看看这两部真正未完成的小说的“未完成性”的意义。顺便说一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可以用复调小说的理论来分析的小说，首选《红楼梦》。
它的未成完成性，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敞开着，它召唤阒后人，起码在召唤后世作家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如何写出后世的贾宝玉？你如何安排K进入城堡，以及K进了城堡之后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曹雪芹和卡夫卡留给后世作家的任务。
《红楼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很多名著中，你都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影子。当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家族叙事手法的继承。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在当代，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笨花》、苏童的《河岸》、格非的《人面桃花》、毕飞宇的《三姐妹》，也都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红楼梦》的影子。其中运用得非常成熟的，是借用父子冲突，借用家族故事，来讲述百年中国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当然也经常能够看到贾宝玉的身影。虽然很多作家在处理相关问题的时候可能不够自觉，但鉴于《红楼梦》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作家的无意识，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认定，他们的写作与贾宝玉有关。
一方面是《红楼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革命年代里，在后来的日子里，确实有很多贾宝玉式的人物要给作家们提供丰富的素材。当年投奔延安的那些学生，其实大都是贾宝玉。我爷爷和他的两个哥哥，当初就投奔了延安。他们都是读书人，他们是河南一所师范院校的学生，背着家人跑去了延安。到了延安之后，他们有的读了延安自然科学院，有的进了抗大。到了延安还得读书？他们也觉得没意思。事实上，我们知道，国共双方的高级将领，除了个别拎着菜刀闹革命的人，有很多都是贾宝玉，有些贾宝玉是先读私孰，后又出国，后又回国，然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捉对厮杀。前面提到的聂绀弩，就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里的那些人，大都是贾宝玉。
如果把贾宝玉放到现在，换句话说，如何在当代复杂的语境中，看待贾宝玉的形象？当代的贾宝玉都会遇到什么问题？又如何去表达这些问题？我想，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主题，比如如何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建设性的对话关系？如果我们把贾宝玉看成是个性解放的象征，那么个性解放的限度在哪里？个人性的边界在哪里？贾宝玉往前走一步，是不是会堕入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该如何分析？什么是真正的个人性？这个问题，是小问题吗？我知道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谈论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其实剧场里那些吃着摇头丸的演员和观众，以及向他们射击的人，有很多都是贾宝玉。我想人们可能已经知道了，投奔IS国并且成了头目的人，都不是穷人，都是富二代富三代。有些甚至是在五大联赛踢球的职业球员，钱多得不得了。《红楼梦》里说的“富贵闲人”指的就是他们。
事到如今，我不妨再抛出与上面那些问题相关的一个看法：我们或许会看到，贾宝玉的所有行动，严格说来并不是来自个人的选择。事实上，他的行动，带有相当大的被动性。他的行动与当代所说的人的主体性的建立，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不是曹雪芹的错。这不是曹雪芹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或许也不是我们这代人，以后的几代人，能够说清楚的问题。但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
那就让我们和贾宝玉一起成长。谁说写作的各种可能性已经穷尽？至少，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至今可能还没有几个人想着要动笔呢。
话题有点严肃了。现在说个段子。几个月前，音乐剧《红楼梦》在北京第二次上演之前，编导找到我，望我能为《红楼梦》写一首片尾曲。我套用《红楼梦》中的句子，改写了部分字词，诌了一支曲子。在我的想象中，要借用姜白石的古谱来谱曲。但后来，正式上演的时候，人家只用了其中几句。现在我把它献给大家，献给那些不倦地探索自我意义的朋友。我把他们当中很多杰出人物，看成是最美好意义上的贾宝玉：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岂只为风月情浓。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怎经得，春流到夏，秋流到冬？
望家乡，一帆风雨路三千，离合皆有前定？
有谁辜负了，红楼春色，到头来只是古殿青灯。
连天衰草，天上夭桃，好一派霁月光风。
一场欢喜勿悲辛，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
画梁春尽，镜里恩情，更哪堪梦里功名？
别轻言食尽鸟投林，别轻言落了个大地白茫茫真干净。
石头记，记金陵十二钗；风月宝鉴，鉴照红楼一梦。
字字看来皆是血，增删五次，西山下宝玉大梦初醒。
十年辛苦不寻常，都云雪芹痴心，谁解雪芹深情？
【来源;《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