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1832年，失去英国上议员席位的律劳卑（Lord William Napier），开始四处谋求一个优奉的政府职位，他曾是前英王的伺寝大臣（bedchamber）。在活动约一年左右后，谋到了英政府新设立的“对华商务监督”一职，该职为大使级。这个职务的设立，是用以取代原由东印度公司所代理的商务代办，以应付规模越来越大的中英贸易。
这个职位原拟是任命奥克兰勋爵，鸦片战争时的印度总督。但奥克兰勋爵拒绝了这个 “地球上对一个欧洲人来说最不愉快的地方”的职位，原因是自1760年以来，广州一直不允许外国商人入城，外国人仅允许在九月份到来年的一月呆在位于广州城外、珠江边上的商馆内，其它时候则必须离开，所有事务，无论是商、政或外交，均须由“十三行”来代呈。
除了上述不愉快外，更为麻烦的是商贸：英国人对中国的茶、丝和磁器的巨大需求和中国人（政府）对英国的产品的排斥，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个逆差一直到鸦片的出现才开始逆转，而中国政府却禁止鸦片，使得鸦片贸易变成走私，鸦片商人积极推动鸦片合法化或者对英国产品全面开放。
此外，在中国的宗教传播也遇到巨大阻力。传教士认为中国人傲慢和缺乏平等对待他人及异族：“中国（人）不加掩饰地显示其傲慢和无法接近的高贵，令人厌恶地拒绝任何一个国家平等对待的要求。”这一切使得驻华外交（商贸）官员这个位置对奥克兰勋爵缺乏吸引力。
律劳卑的职责, 是确保这个由对华鸦片走私来维持的贸易, 对英茶、丝出口不被中断；而他自认为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大炮，仅管在其离英之前，时任英首相古瑞（Lord Grey）致信要求他不要引起中方误解和恐慌，尽量使用温和劝说的语言来解决问题。1834年7月25日，律劳卑抵达广州，随后在英国商馆里升起了英国国旗，在到达的两天内他破坏了几条规矩：无护照；未经允许擅自停留广州；尝试直接向官府递交照会。律劳卑的行为并未打动广东巡抚卢坤，卢坤着人传话令律劳卑返回澳门；激怒的律劳卑坚持要面见巡抚，造成正午烈日下在广州城门前约三小时的对峙。随后，巡抚的晓谕故意将其名字译成律劳卑——意为劳累、卑贱。更加愤怒的律劳卑于是派人在广州张贴华文告示，指责卢坤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坏蛋（presumptuous savage）。
九月二日，卢坤派人封馆，中断贸易。律劳卑则召来两艘护卫舰沿珠江溯河而上，以期逼迫卢坤就范；而卢坤则派人在珠江沉船困住了军舰。律劳卑此时染上痢疾，由于被困，一星期后才得以逃出珠江，耽误了治疗，两星期后死于澳门。
且不论许多不相干的英国人认为律劳卑鲁莽且过度反应，认为贸易应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战争；亦不计律劳卑违反了许多制度，并忽略了他所受指示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也不论卢坤威胁要砍他的头，因为他在告示中有煽动反叛清政府；广东衙门从未对他采用暴力手段（就连律劳卑自己在写给外交大臣巴麦尊（ Lord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的信中也承认，英国政府也不会像广东政府那样容忍他，假如他是一个中国人且无护照的话）。英国现在有一个开战的借口，在于英国政府来决定是否用它：清帝国的广东政府在广州害死了英国国王的人，英国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被羞辱和造成了损失, 英国的鹰派坚持只有武力还击才能解决。
尽管律劳卑的外交失败，但他的失败成功地促成了两个因素：一是中英关系向武装冲突更近了一步，相对平和的实用主义让位给自身经济和傲慢的爱国原则；二是将英国对战争的愿望被重塑成一种责任，是对中国人的一个“慈善”，英国炮舰所播下的将会是友谊。尽管对战争的鼓吹未能得到英国政府的响应，但他们对无法容忍的中国傲慢的谴责, 则日渐入英国人心，从而在鸦片战争暴发时建立了如此的观念：是充满敌意的中国人逼我们动手自卫的。迟钝排外的中国人形象在西方一直贯穿于整个19和20世纪，《广州纪事报》（Chinese Repository，又译为中国丛报）在1836年最后一天的评论中说：“中国是一个孤独、外表华丽到枯燥、自给自足的国家，视其它国家均低它一等；认为它的文明、资源、勇气、艺术和军事上均远远超过他国。。。确实令人奇怪的是整个中华帝国结构并未四分五裂。” 一记“外界强国有力、准确的一击”，就会使它“从基础上开始摇晃”。
1839年, 在清政府拒绝给那些鸦片走私商人食物、饮水并中断商贸，以期他们保证不再向中国运进鸦片后，经过英国商人向外交大臣巴麦尊游说，英国政府给了中国这一“击”。
在今天的中国，鸦片战争是这个国家近代历史的苦难开始。历史书、电视记录片及纪念馆里，异口同声地讲述着一个中国民众人人相信的鸦片战争历史：19世纪初叶，恬不知耻的英国商人将印度鸦片强行输入中国，中国政府为了避免鸦片所带来的道德、体质和经济的灾难而宣布禁烟后，英国以炮舰强迫中国赔偿了数千万两白银，并使中国丧失了经济和政治的独立性。炮舰外交、鸦片和1842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一个富庶、强大的国家，屈服于列强，使她的人民沉迷于鸦片的毒害，无力反抗随后接踵而来的欧、美、日殖民主义者。鸦片战争现已成为中国爱国主义的基础之一：第一次反抗西方对中国的欺压，也是“世纪国耻”的开始，标志着中国为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解放自己的斗争的开始，并作为一个强国最终“站起来了”。
随着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在其奇迹般的崛起所带来的信心, 和对自认西方决意抑制它的怀疑间左右摇摆，鸦片战争一直被放在爱国主义的最前一页，特别是从1990年开始，中共为了摆脱自己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统治的合理性危机，开始了排外的爱国主义，鸦片战争在一系列的“爱国教育”运动中有如纪念碑一样，出现在教科书、报纸和电影里。1989年“天安门事件”被指责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199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50年的纪念，成为政府的一个公关良机，各种媒体的社论、评论大动干戈地讨论这个由西方炮舰所造成的“国难”。
对鸦片战争与正统观点不同的重新评价会刺激政治高层的神经，2006年，中国政府关闭了中国自由化周刊《冰点》，因为它刊登了一位哲学教授，袁伟时，挑战历史教科书里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教义，因为它“恶毒地攻击了社会主义体制，并尝试为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辩解。它严重地歪曲了历史事实；严重地违反了新闻宣传纪律；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于此同时，政府决定在所有大学里用中国近代历史来替换强制性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马列主义课程，当然，此新课目的内容始于鸦片战争。这些课程以使中国最为聪慧和在大学内最为突出的一代能够“正确地”了解过去，并明白过去与现今的联系。
与今日人们对鸦片战争的关注相反，在战争开始时，绝大部分中华帝国，包括一些应当指挥战争的人，尚无法认定中国与英国是否正在进行一场鸦片战争。清帝直到1840年7月底才明白他在与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战争，这差不多是英国认为武装冲突已进行了一年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英国大炮要轰击他的东海岸，直到英国舰队开抵天津，要求向“皇帝的大臣”呈交英国外交大臣的书信后才得知。在武装冲突已正式确认后，清帝和他的大臣们仍不愿承认这是一场战争，而倾向于称之为“边衅”——只是一系列沿中国海岸线上的小冲突。尽管英军用当时最为先进的军事技术，将训练和指挥糟糕的一塌胡涂的中国军队打得抱头鼠窜，他们仍被称作“小丑” 、“土匪” 、“海盗” 、“强盗” 、“叛逆”（偶而“离经叛道的叛逆”）；他们只是短时的叛乱者，在尝试反对清政府牢固控制的社会制度。这一切，在清朝统治者眼里，与其他同时期的叛乱没有什么两样，仅增加了一些麻烦，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然而，在战争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来，鸦片战争从一个“边衅”，演变成中国近代历史的悲惨开始，成为中共一党专政的一个支柱。现今重塑这场冲突可容易地提醒中国人，中国曾受西方的凌辱；所有的错都发生在“旧社会”，是共产党掌权后使事情改正过来了。每当西方批评中国——主要是人权纪录，或缺乏独立的司法和新闻自由，中方朝野的声音就以鸦片战争为依据，反击回来。
然而超越当今正统的中国历史观点来看它初次与西方的公开冲突，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的中国就会浮出水面。19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本能地排斥所有外来事物的国家，而是一个对外界有着广泛反应且相当松散的社会：三心二意、多疑、盛气凌人、好奇。20世纪中国赋予鸦片战争如此的重要性，就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意在对西方开放而不是敌视。鸦片战争还在进行时，西方观察家就认为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对许多中国的名人来讲，它不过是帝国庞大边疆某处的骚乱和麻烦而已。但从1920年起，鸦片战争被重新定位成近代中国历史的开始，中国史学界全面接受了西方观点，认为战前中国是个“沉睡的国家”，在等着西方将其唤醒。读完许多19世纪中叶有关中国和鸦片战争的英文书籍，你会有理由认为战前的中国根本没有历史。扫一眼略为详尽的中国现代历史编年，就可以发现中国内乱所带来的战争远多于外乱: 19世纪的农民起义，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和流离失所；20世纪的内战亦是同样。在现今中国媒体极度渲染1839到1842年英国远征军对中国的伤害时，共产党统治时期的人为灾害 —— 1960年代的大饥荒；因政治迫害所引发的极度暴力的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流血事件，也就被彻底的遗忘了。
中国官方媒体努力使读者和观众相信，现代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英勇地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实际上，这个现代史也许应称之为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相互勾结史则更为适当。中国与其他饱受侵略和占领的国家一样，有着里通外国的悠久传统。）但仇内和对内反思，而不是向外寻找借口，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见证者们，不是责备外国侵略造成了满清帝国的失败，而是归咎自己的官员和军队组织混乱和胆怯。
中国人对鸦片战争和对帝国主义的总体反应有着复杂的历史过程，但它无法消弱许多19、20世纪西方种族主义者对中国的喝斥，这种态度在政客、士兵和著名评论员所写的文章及所所作为中随处可见。同样，许多文字显示中国在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相处时，表现是扭曲和缺乏人性的。上述的两种行为均不能使这段历史中必要但是耻辱的冲突事实变得轻松：英国政府曾为保护收益巨大的毒品走私而打了此仗。但鸦片战争及其后果暴露出中国的分离化：一场看上去再清楚不过的外部侵略，是如何产生如此之多的不同回应(忿恨、钦佩、自怨自恨)和效忠对象。
今日中国，在不受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干扰时，许多中国人不会在英国的炮舰外交上浪费时间；当你问这些人对英国的感受时，你多半得到的是赞赏而不是严斥；当问及对鸦片战争的看法时，他们常常对你说都过去了，他们更着眼于现在（也许他们并不听从政府的宣传）。尽管中学历史课本和考试里，仍向年轻的头脑里灌输“中国是受害者”式的近代历史，永远是以鸦片战争开始，在课堂里对鸦片战争的讨论很容易地转变成对西方的仇恨，及对19世纪中国腐败和军事孱弱的厌恶。与一个中国人讨论鸦片战争，迟早，他就会蹦出一句极其上口的句子：“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意为这场失败的战争注定会降临中国。在中国民族主义者对鸦片战争及其后果充满怒气和仇恨的叙述之下，深藏着更耐人寻味的故事：对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国家所经历的各种危机，以痛苦的自我批评和不肯定性，而不是敞开胸怀的寻索，期待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本书将以此战争的一系列事件为开始——满清的扩张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满清政府内的禁烟派的误算；双方的误解将两方政府推向战争；英国的机会主义式的虚伪；英国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国对其军事现实确乏认识所导致的可怕的血腥屠杀。然后将探讨在随后的170年间，中国和西方如何各自编织出各自版本的鸦片战争神话，接着讲述中国怎样借助于帝国主义之手：１８５６－６０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９４－９５年的甲午战争；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远征；１９３０年代的日本侵略，来强化“国耻”这一含义，并使它结束以共产党为自身利益驾驭的历史记忆所作的努力。本书将用较大的篇幅勾画出反对鸦片的群体中奇特和矛盾的故事：歇斯底里禁烟的西方传教士；试图用砒霜、海洛因或柯卡因来去除鸦片瘾的医生；２０世纪中国的两位绝对禁毒的独裁者——两人均公开地反对鸦片但均由鸦片受益：蒋介石和毛泽东。
最后，本书将带读者们拜访当代中国的公知们（政客、新闻记者、教师、博客）和公共历史教育的地点（展览、博物院、战争纪念），以反射存在于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悖论：为什么在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开放给（或依赖于）国际力量之时，中国政府却选择了动员民族主义——这个认为西方对中国在历史上曾犯有罪行、因而对西方充满仇恨的力量呢？为何中国在其即将成为超级强国之际，它的人民必须不停地被提醒一段不堪回首的“羞辱”历史呢？中共要将它灌输给它的人民的、反对外国的爱国主义进行到何种程度呢？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传说的屏幕后面，鸦片战争和战后所暴露出的斗争和困境，中断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探索：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劣行是如何激发出中国的爱国神话，而这些神话又如何被重塑到中西方对抗的历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