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疾病
1870年代晚期，一位戴着眼镜、二十来岁的中国人在伦敦度过了两年，他的绝大部分周日时光，花在了不列颠帝国科技的新古典心脏——皇家格林威治航海学院。绝大部分周末，他会拜访中国驻英大使馆，常常直到深夜，他的身影才会重现在首都街道的汽灯下。他是谁？他在英格兰做什么？他是不是在萨克斯-罗默梦到他的想法的数十年前，邪恶的满清阴谋的一部分，试图窃取西方的军事和科学秘密？
让人疑问的年轻人名叫严复，象傅满洲一样，一个中华帝国的儿子：中国东部的一户望族家的第２７代，其先祖可追溯到十世纪；他们也像帝国其它野心勃勃的家族一样，数百年以来一心一意地督促后代博取功名，以期可在官场上谋得收入丰厚的官职。但在严复之前三代，家族已无法承担求学和考试的耗费，因而在树木茂盛、翠绿的福建峡谷地区成为名医。因此，严复在幼童时就接受了经典的汉文和传统的中医学教育。
1868年，在严复14岁时，他原来的日常教育被改变了，他被送到省府的福州船厂学校去学习，这所学校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涌现出来学习西方科学和技术的新式学堂。1871年，在学习了5年英文、算术、几何、代术、物理、机械、化学、地理、天文和导航，他以年级第一毕业，他在一艘巡航于新加坡、日本和台湾间的中国军舰上服务5年后，满清政府决定派他到英格兰去学习西方最新和最为机巧的技术。派遣留学生是清政府的“自强运动”的一部分：在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后的一个新尝试——去琢磨出西方是如何做到用科学掌控世界。恭亲王指示，必须“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洋人洋货在华日渐增多，依当时首要大臣李鸿章的话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此第一点，严复所受教育和生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忠诚及致力于现代军事科学——带有罗默偏执臆想笔下中，谋划以西方科学来击败西方人的野心勃勃东方人的相似性。但在这里，严复的生平故事与黄祸是分道扬镳的，他学习西方科学的决定是出于经济的需要而不是一个宏大、预谋的计划的一部分。他父亲死时他才13岁，他家最终放弃了让他继续读取功名的希望；在其晚年，他回忆他母亲如何辛苦地做女红来维持一家人温饱，以及他在夜间被母亲的摇转的纺车声吵醒。福州船厂，相反，可提供诱人的福利：免费食宿外加每月4银元的助学金（在每季考试中的第一名学生可得10银元的奖励）。
这种福利刺激是必要的。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西方教育仍是评价不高的生活选择。“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作家鲁迅，他1890年曾在中国东部一个沿海城市学医，回忆其因进洋学堂读书，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称赞西方现代方法，就职于新设置的满清外交部或（更为难以想象）驻外使馆，是自毁前途。郭嵩焘，严复在英时期驻伦敦大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他的倾向西方的观点，他受到人身攻击，他中国的住家被恶意破坏，多次受弹劾并最终被解职，后远离政治。朝廷抛弃了他，一幅当时嘲讽他的对联如是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第二，严复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与白人进行战争。而恰恰相反，经过学习科学和英文，他爱上了西方——不仅是他所要学习的铁壳汽船和大炮，更有西方的思想家、作家、政治和法律制度，这些，严复在国外时总结，是西方力量的基础。“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他在一个周末里与郭嵩焘谈话中断言，“其端在此一事。”严复在他返华后的一系列著名的翻译作品，使其在今天的中国仍是名人：斯密的《国富论》，穆勒的《论自由》，孟德斯鸠的《法意》。严复寻求一种语言方式，可使中国文化士大夫信服西方思想的复杂性，以先秦的纯古典中文，来诠译现代西方条文。“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严复说，“非以饷学僮而望受益也”。但他也是自鸦片战争后，发起尖锐自省的第一代中国人中的主要代表，自省的新文化运动是该国在十九世纪的一个主要的启蒙运动——探索中国的弱点和西方的强处。
严复和郭嵩焘大使在他们的伦敦长谈时，消磨了许多时光评议西方的优点，并哀叹中国和中国人的弊端。按郭嵩焘的日记，他与严复均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对手（特别是英国）有着极高的赞美——考虑到英国在接待他时对他的诸多失礼，这是更加不寻常。在他到达伦敦之时， 《击打》（Punch）发表了一段漫画和充满赤裸裸的冒犯言词的七节诗，漫画中将他画成猴子（‘他眼睛斜、发成辫/整齐盘在光额顶。。。如猪一样顽固和难驾驭/有着廉价买卖珍宝的品味。’），偷窥着庄严的不列颠帝国狮子。一个星期后，这家杂志又用一整篇幅毫无品味的顺口溜来描述他妻子的缠脚，将他妻子称为“站不稳的丽丽”，并将她画成露肩低胸的艺妓。
然而郭嵩焘对英国的热情不减。在他去英国的航海旅程中，此期间他一直不舒服（他除了晕船，还饱受喉咙发炎、呼吸困难、头晕、牙床肿胀、牙痛、鼻腔刺痛和心脏痛），他兴趣昂然地对所见的一切西方事物赞叹不已：他发现欧洲人的庆典礼节精致且文明，对欧洲人的航海技术极为称赞。在观看到同船的德国军官们以跳背游戏进行锻炼后，不禁感叹“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对大不列颠英国在华并不良好的记录，郭嵩焘也令人吃惊地以正面的态度来看待英国对他的祖国的长期意图。他认为，英国已“而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
高掌远跖，鹰扬虎视，以日廓其富强之基，而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之心。。。而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
如果英国和西方是值得学习的知识库，那么相比较下（以郭嵩焘的观点）愚蠢、自大的中国人则令人反感。“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虛骄以自张大时哉？”他对反欧的偏见的感暵，“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鹄张无识者为之也。”
郭嵩焘和严复有着另一共同炽热信念：鸦片是中国问题的根源。郭嵩焘分析说：“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由此，如果郭嵩焘抨击西方对华的作为则是简单并符合逻辑的，但他将议论转到另一方向 。“英国士绅亦自耻其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财竭力，无一人引为疚心。”
鸦片，以郭嵩焘的观点，既是中国国民特性中的腐朽的原因，也是症状。对他而言，中国人是双重的卑鄙：任他们自己沉溺于鸦片，及对自己的弱点不感到羞耻。他并未在如此之多的鸦片是由英帝国主义的商船运到中国这一事实上纠缠，他认为这一毒品也是中国人自残的毒药。严复也相似地忧虑中国人的自身过错，建议严厉惩处拒绝戒烟的官员。严复和郭嵩焘将鸦片认定为紧要的民族恶习，也是二人推崇欧洲观点的另一象征，因在那些年间，吸食鸦片已在英国被认作成一种社会病理：一种中国所特有的、威胁要输出到西方的意志力疾病。
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的十来年中，和严复一样的人，为中国的改革担负起了宣扬一套崭新且具有影响的民族理念的责任：猛烈地抨击他们的国家和赞扬令他们生畏的西方挑战者。清帝国在签署了南京条约后的数年中极为困难，在1860年再次被击败后，咸丰皇帝被迫接受现代世界的国际关系准则。“英国自主之邦”，他宣布说，“与中国平等。”到了1884年，在与法国一场灾难性的海上交手时，一个小时里，它损失了所有舰只，死亡521人（相比下法国仅5名水手死亡），满清随之失去了它曾拥有的对印度支那的控制。十年之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击败，中华帝国发现它惨败于一个它一直认为是它文化分支的国家：1894年，极度渴望获得自己的殖民地的日本政府，虽仍在进行政治和军事现代化，利用朝鲜内乱的理由，将其军队派入朝鲜，清政府派兵入朝去保护它的“附庸”，在仅仅四个月里，日本取得胜利。全面性的胜利使得日本可索要赔偿：依求和条约，中国向日赔偿了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和满清祖居地满州的一大块。
难以估计这次战败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冲击，它使得尚在萌芽阶段的中国报章迅速行动起来：1895年的马关条约的新闻由沿海城市（主要报纸和书籍发行地），快速地以多次转载的形式，传向全国乡镇，定期急切地让任何可以读懂这一震惊消息的人读到。战争报导对全国民众的触动是鸦片战争期间所未曾见过。“上海报纸上连日登载此事。”一位内地读者（包天笑）回忆到：“向来中国的年青读书人是不问时事的，现在也在那里震动了。。。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忧虑的中国人由失败得出一个结论：过去三十年的“自强”运动充斥着无用的半吊子方法，现需要更迫切、更为大胆、更为彻底的改革措施。
战争的结局在中国产生了一个世界由西方主导，而中国有可能被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一口吞下的观点，“彼奴使我而虏用之，俾吾之民智无由以增，吾力无以奋”，严复忧虑地表示，“彼黑与赭且常存于两间矣，矧兹四百兆之黄也哉？” 这一切催生了急进的新改革团体，他们上书和呈折，抗议外侮和宣称要“鼓天下之气”来救国于水火。在这段时间，严复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响应这一行动，提出了一个将中国由一个孱弱、松散的帝国转变成强壮、富有凝聚力的国家的雄伟兰图。
在花费数十年，因学习不受亲青睐的西方科技（经常被蔑视地译成“夷务”），而饱受满清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严复，现在通过为新兴报社写评论及翻译首要达尔文主义分子的主要短文——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找到了民声和听众。严复用精致古典的中文，向惊恐的读者描绘了国家间相互大战的世界，“所谓争自存者”，他解释说，“谓民物。。。各争有以自存。。。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且其争之事，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
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严复和社会达尔文分子一样，在这个亟需勇气的新世界，并不特别倾向于挑战力量均衡的道德性。对他而言，中国自1840年以来所经受的外国侵略是无法躲避的自然现象：“夫苟其民契需恂愍，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 (郭嵩焘同意他的看法，说“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 )相反，严复认为中国必须认清自己的缺陷，并以西方的知识和文化来纠正这些缺陷。 “今吾国之所最患者？”他问道，“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 他想知道，自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为什么未能自己振作起来：“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故也”；西方的“擅机巧。。。汽机兵械之伦”，只是“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西方之所以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应归功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和“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这两个法则。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的所有一切都让严复感到无可救药：“中国风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
如果生存竞争依赖于群体的凝聚力，中国人就必须把自己团结成为一个单一的社会和政治群体，就像运作效果良好的西方和日本一样：民族国家。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人需要自身约束。中国的政体需要激进的彻底改革，教育其国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要实行这一切，现代西方则是中国的唯一师长。严复宣称，任何不同意此观点的人，都是“狂易失心之人”。
严复等人所提出的建议不仅依赖于西方的思想，也依赖于由新近传播进来，由日本所翻译的欧洲词汇。甚至早期中文中的现代一词，摩登，就是由欧洲词汇音译而来，伴随着自行车、报纸、民主、政党、选举、电话、国际、照相术和革命进入中国。从1890年到1900年，一个新造词汇，中华民族，开始频繁地在激进和革命性的文著中出现，这个词是借用日文，对严复等人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国家”的翻译。中华民族主义是由西方翻译而来的最为重要的词。
严复的宣讲为志同道合的年轻一代摹仿并发扬光大：中国涌现出一代思想家和活动家，他们献身于教育中国民众成为现代国家国民，在这些自荐的中华民族主义的设计师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年轻的广东学者梁启超。梁启超是一个神童，17岁就中了举人，然而就在该年（1890年），他开始阅读有关世界历史的书籍和西方译著。这些书籍给他“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梁启超后来回忆说，他转而反对他一直所学的“无用的旧学”，“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在整个1890年代，他痛斥那些“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的人，认为“强国以议院为本”。
1898年秋，梁启超在被清政府悬赏捉拿情况下，由中国逃到了日本。在那年的夏天，梁启超和他的同志们短暂地赢得了年轻的皇帝光绪（1871～1908年）的信任。光绪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狂热地宣布了一系列西化式地变革措施，涵盖了教育、商务、军队、工业和政务，直到他的姨妈——慈禧皇太后，将他软禁，并处死了那些在变革被粉碎后未能逃走的激进领导者。但梁启超并未沉默，在之后的十余年中，他就教育、史学、法律、议会、税收、自由发起了论述。到了1900年，梁启超已是他所在时代最杰出的和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甚至可能是当代中国的新闻出版的奠基人。毛泽东承认他在16岁时“崇拜梁启超”，对梁的文章“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和严复一样，梁启超喜欢常谈的话题之一也是中国的缺点，两人均不愿认为自己国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无辜的受害者。仅管他们也许具有不光彩的天然种族优越感，在宣称中国人乃是“世界最膨胀有力之人种也”的同时，贬低“红番黑人”；同时，梁启超的宣讲也充满了中国受威胁的内容。他分析说，西方想以“犬马”对待中国人，而中国该谴责的是其心甘情愿地“为妾，为奴，为牛”；他问道，为什么“中国人之自绝于天者，又何以如此其至也”。他的结论是，因为中国的腐败、自私、孤立、愚昧、懦弱和保守，使得西方得以欺负中国。因西方的制度优越(他们有议院和报章)和善用人力物力，西方虽“侮我甚矣，西人之将灭人国也”，但“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他在1898年时就认定：“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
梁启超的批评性态度，得到了因他而普及的晚清报刊的回应。“吾国人数号四万万，而纤弱缠足之女子去其半，”1904年，一个记者带着厌恶地评论说：“其余二万万羸瘠吸烟之病夫又去其半，自馀乞丐、盗贼、僧道、纨绔子弟、土豪乡绅、废疾、罪人、优伎之类。”“我国……不知权利为何物，”1908年，另一个记者则遗憾地写道：“嗟乎！蜣螂食粪而自甘，游鱼在釜而忘沸。”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尽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北方地区的蹂躏，像严复和梁启超这样的人，他们未曾动摇对其同胞的负面印象。义和团的造反，严复定性是“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梁启超并未将这场灾难归罪于西方的残暴，而归咎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毒害”，这些小说要为“沦陷京国”负责任。 中国最畅销的报纸《申报》，在社论中严厉抨击怂恿义和团的清廷“昏庸谬妄”的大臣们：“拳匪不剿，吾知各国将大举以入中国。”换句话说，是中国自己招致了西方对其的暴行。
尽管这波中国人内部的相互指责声浪，在1895年后的10年间达到了顶峰，但这种相互攻击，是有更为悠久的历史的。从鸦片战争直到1910年之间，中国民众(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并未将他们最为尖酸刻薄的攻击，用于给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北方地区带来巨大破坏的外国人，而是针对他们自己可怜的领导层；其中有些人，在1842年为抗议道光皇帝所派的议和大臣的“通贼”行为，而绝食自尽。即使是林则徐，他被中国同僚看作是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也被公众非议。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北京时的一个受害者，对那场灾难作了如下分析：“虽曰天数，岂非人事哉？”他对1860年惨痛事变的记述——一篇约1.4万字的长文，责骂的对象不是英国人或法国人，而是玩忽职守的清廷大臣：“追思致乱之由，初作难者，以林则徐为首，而成之者裕谦也。。。参之肉其足食乎？。。。(林则徐)旋即强夺夷船，获其烟土数千箱，委员载至零丁洋，烧而沉之，。。。为请恩施，独未计及挑怒英夷，起意寻衅，以索偿烟价为名，兴兵犯顺。”以他的看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清军统帅，一个名叫僧格林沁的人。僧格林沁耗费了巨款修建了一个不中用的防御工程，防线一被攻破就逃之夭夭，“走如兔之脱，藏如龟之缩。。。大举入寇，荼毒生民，焚毁御园之祸，皆由偶胜已穷之粤匪。。。如果将帅得人。。。无难扼贼凶焰。”作者回忆，北京民众对僧格林沁“众共号为松王云”，“试问有腼面目，出何以对僚友属员，入何以示妻子奴婢，生何以答君上，死何以见阎王，真可谓无廉耻之极矣！”。由于领导层的无能，这位目击者得出结论说：“。。。识者早已料其必败也。”认定此祸是自召的。
夏燮，颇负盛名的1860年代中英两次战争的编年史作者，也认同满清的麻烦是自找的观点：“洋商不堪其悉索，则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讼，则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穷其狱，乃回诉于本国，于是带兵船讲论，而干戈之衅以起。。。‘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焉’。。。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19世纪晚期关于鸦片战争的描述，与今天主导中国史学的鸦片战争观点：全球性的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阴谋，似乎并不相符。直到1920年代，中国甚至还没有就1839—1842年间的中英战争及随后达成的条约确定一个统一的名称。经常是在谈及这些事件时，拒绝使用显得庄重的“战争”一词，而偏爱使用“争吵”、“边衅”或者“边乱”等旧用法，英国人则被蔑称为“奴”、“盗”、“贼”、“犬”、“羊”等。
与新世纪自我厌恶的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是大约在1900年时中国兴起的新禁烟运动。严复等人，深怀着爱国主义，着眼于用“造就新国民”的方式将中国转变成现代国家，不断地以人体上的病态隐喻来表达中国所处的困境。“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严复写道，“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 “耻！耻！耻！”其他改革者回应道，“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于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甚么到于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呀？外洋人不骂为东亚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严复相信，要强化国家实力，中国人首先要强壮自己，戒除自己的坏习惯。而在中国人所有的恶习中，“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鸦片——这种衰竭国家活力，使其人民在需要为其民族生存奋斗而“清醒”之时却沉睡不醒的神经毒品——成为了病态中国的最好标志。“呜呼！”《申报》在1906年感叹道：“鸦片烟之流毒我中国也久矣，国以之弱，民以之贫，元气日衰，奄奄一息。”尽管鸦片仍是缺医少药的中国人的阿斯匹林，一众廉价苦工的食粮（用于提神和抑制食欲）和悠闲富裕之人的享受药品，精英一族的道德观念开始变得反对这种毒品的使用。批判性的报纸所描绘出的鸦片上瘾的画面令人绝望：《申报》宣称，约“七成”中国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命填寸许之盒，魂消半檠之灯。。。刺之，不知痛；蹴之，不能起者，枯骨也。同胞中之大多数，既日以吸烟为事，甘为枯骨，以代表吾四万万人，是四万万人皆枯骨也。。。”
20世纪的头十年中，禁烟协会在全国大小城镇，通过游行集会和刊发文章、小册子等形式，声讨这种毒品。成百上千的鸦片烟馆被查封，与此同时，人们围观烧毁被收缴的鸦片和烟枪。鸦片专员们在夜里突击搜查有嫌疑的非法鸦片烟馆，自发的民众攻击鸦片烟鬼。戒毒中心(主要由西方传教士来运作)使用各种未经测试、令人恶心和可能致命的治疗方法来搅扰鸦片烟民。(“真是奇怪，”一个观察英国传教士禁烟活动的旁观者若有所思地说：“向中国运送毒品的国家也该送解药吧。” )一些人给烟民服用的神奇药丸中内含：石榴皮、樟脑、甜椒、奎宁、颠茄、砒霜和可卡因；另外一些人强制烟民用催眠术、太极拳、无线电波、宗教和穿法兰绒内衣来戒烟；还有一些人用吗啡戒烟，当地人随即将其称之为“耶稣鸦片”(Jesus opium)；红色的海洛因丸——因谣传它含有处女的初潮经血——也受到了追捧。一个戒除了鸦片的人热情地支持一个香港临床医生的戒毒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主要是吗啡注射。
真正不幸的是那些被禁闭起来，猛然停掉毒品，而代以很浓的咖啡的人。“鸦片把我们带上天堂，”19世纪末，一个不幸的戒毒者在诊所的墙壁上潦草地涂抹道，“现在我们在地狱里受罪。” 一个传教士报道说，那些非常贫穷或过度劳累的人因无法找到替代品，只能死于突停鸦片所带来的休克：“鸦片烟馆刚被封闭后，穷人中的死亡人数十分惊人。这些鸦片烟民挣得钱全用于食物和鸦片，离了鸦片他们没精神力气去干活儿，因而他们有的死于饥饿，有的死于猛然中断鸦片使用。” 1906年，清政府正式支持禁烟运动，发布了对鸦片的新禁令，想要在10年内在全帝国根绝鸦片。1907年，英国也许因感到羞愧也加入了《英中十年禁烟条约》(Anglo-Chinese Ten-Year Opium Suppression Agreement)，保证每一年削减输华鸦片量的百分之十，条件是中国减少同量的国内鸦片增长量。(《泰晤士报》对此新闻的反应的是嘲笑中国人“锺爱制定条例”， 但却“厌恶执行规则”；貌似高尚地呼吁英国起带头作用，由此展现“英国人所自称的文明程度高于东方的人道和利他主义品质”。 )
如同严复、郭嵩焘这样的推崇太平天国理想观念的改良主义者，禁烟运动的领导者们似乎也不愿意把中国的鸦片恶习完全归咎于帝国主义。“英人以此促华之亡，”19世纪末上海的一个诗人概括说，“华人不悟而争吸之，可谓大愚。” 到了20世纪初，鸦片危害的起因变得模糊不清了，即使鸦片最初是由外国人带到中国来的，但也是意志薄弱的中国人，自己诱使自己染上了鸦片恶习，而鸦片又反过来使之意志更加薄弱。一份禁烟宣言则说，为防止情况恶化，我们首先要痛苦地意识到，我们这个种族是处于世界上最底层。一本已废弃的1900年历史教科书中，则自厌地评论两次鸦片战争：“而我国人吸之(指鸦片)以火，嗜之如饴……我政府以其有害于民也，多方阻遏。我民顽愚，吸之如故。”
在四川这样的省份，无论怎样，当地人也难以将鸦片看成是外国货，因为当地的鸦片产量早已超过了进口量。自1860年以来，鸦片税收就被用于购买轮船和枪支弹药，帮助清政府镇压诸如太平天国等反叛。1874年后，李鸿章曾争辩应公开放开国内鸦片的种植，与此同时却虔诚地声称中国政府对鸦片征税的唯一目的，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是抑制鸦片走私，从来就不是从中增加税收。 然而，单是中国西南地区，在1870年代就产出比全国进口总量还多的鸦片。清末中国的反帝激情，常指向其他问题而不是鸦片。整个1900年代，中国的许多地区都被卷入激昂的收回路权运动，反对欧美企图收购初期的中国铁路系统的尝试及清政府出售的意愿：学生们威胁说要绝食至死，士兵们写血书抗议；据说，一个学者在听到清政府已经接受巨额外债建造一条铁路延长线的消息后悲愤而死。 1908年上海《时报》(Times)有一幅题名“破碎中国之能手”的漫画，画了5把镐正在铲除“中国”两个字，其中只有1把镐代表外国利益(传教士)，另外4把则分别代表兵、官、党和匪。
从1920年代起，年轻的中国独裁主义政党，更加充分利用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的恐惧，而在现实中则更加模棱两可。当然，与西方在华的存在相关，有着许多令人担忧的外来的、或者种族主义的情况 (集中在1842年后在条约口岸发展起来的租界)。第一类（外来的）是稀奇古怪、恶心但外国人吃得津津有味的食物(面包片、咖喱、浓汤、奶油、油酥点心、果冻、蛋奶沙司、牛奶冻)；没有牛奶的时候往茶里加鸡蛋的习惯；穿着奇异的、不舒服的服装进行剧烈锻炼(“肝颤”)的爱好——据说有一次一个中国官员问一个英国领事，他为什么不花钱雇一个人替他打网球。 第二类（种族主义）是条约口岸众多生活中强烈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传说中上海公园告示牌规定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表达的排斥中国人的态度，对“无可救药的”中国仆人居高临下的讲话方式。（我所看到的第一本中国语文教科书，是1950年代印刷的，其第一章包含至关重要的造句：“告诉仆役……【打开窗户，等等】”。）
但是，条约口岸不光是帝国主义压迫的象征，它们也是进步的象征。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始于上海这样的地方，在1848年到1901年间，银行、煤气灯、电力、电话、自来水和汽车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 在一些当地人忧心忡忡地担忧，半个世纪内，上海会不会因为不堪太多摩天大楼的重负而陷入地下的同时，这个大都市的其他地方，作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和演员们则在貌似时髦的爵士咖啡馆里呷着巧克力和咖啡，看着好莱坞新上映的人猿泰山或荒唐可笑的喜剧，在高大的百货商场里选购高跟皮鞋和口红，在书店里购买乔伊斯(Joyce)或艾略特(Eliot) 的初版作品，或沿着巴黎式林荫大道享受来回的漫步。1920、30年代，上海的小说家们沉迷于这个城市的国际性，他们的作品中夹杂着时髦的外语短语，如“Chicken a la king(皇家奶油鸡)”，“charming，Dear(你真迷人，亲爱的)”，“kiss-proof(吻不掉的，指接吻时不会掉色的口红)”。 晚清时期报纸爆炸性的涌现——在20世纪头十年间所发行的众多报刊发挥着它们相应的作用，产生的公众观点使民族主义和革命成为可能——在如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外国租界之外的地方，这类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治外法权所容许下的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在中华帝国的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1904年，流亡中的梁启超冒着生命危险——清政府悬赏10万两白银通缉他——回到上海发行了一份新报纸。1911年，那场引发了民族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年帝制的意外发生的炸弹爆炸事故，就是在中国中部城市汉口的俄国租界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
尽管禁烟狂潮遍及这个即将结束的帝国，可很多人似乎对禁烟还下不了决心，或者不认为它是个严重的问题，台湾海峡两岸都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对此态度不一，就是一个例证。1920年代，他宣称：“鸦片为中国之巨害，其杀吾国民，甚于干戈、疠疫、饥馑之患。”他或许忘记了他曾在1894年建议清朝领导层鼓励老百姓自己种植鸦片，以排挤出外国的竞争，并告知他们他本人广东家乡的村子里的农民在他成功的劝说下，已经如此做了；并以权威的口吻评论说，他家乡所产的鸦片“其气味较公土(印度所产鸦片。——译者)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 上海的旅行指南上对鸦片也是各置一词，一页上渲染这座城市里鸦片烟馆的美妙，另一页上则把它当成毒药进行抨击。
所有情况中，太多的金钱与中国的毒品经济捆绑在一起，不经过一番斗争，是很难禁绝鸦片的。尽管英国委派的谢立山(Alexander Hosie)，在核实清政府已经减少中国鸦片产量的声称后报告说，1907—1910年间中国各地的鸦片产量的确显著减少，有些地方已经根绝。然而，1908年，一个英国传教士所报道的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案例中，“尽管有强硬的口头要求，还间或有士兵们的行动，但是农民们却拒绝铲除种植的鸦片。他们的妻女结帮成群地跑到州府衙门，说：‘你们可以杀了我们，可我们还是要种鸦片。’” 禁烟人士不时地受到失去生意后愤怒的原鸦片烟馆经营者的骚扰。宴请和贿赂对不愿放弃鸦片种植的人来言通常是一个好办法，如果招待的好和贿赂充足，罂粟扫荡队就用刀剑轻碰一下罂粟的花朵。令人难堪的事实是，到1900年，鸦片种植已经在中国扎根泛滥：它太有用了，太普及了，已经很难根除。甚至到1930年代，国民党开始对吸食者处以死刑后，中国人对鸦片的依恋仍然难以动摇。直到1944年，贵州农民还为保护他们的罂粟田而暴力反抗，造成8人死伤。据报道，1939年，一个云南的禁烟专员死于一场突发的、神秘的病症，经过严密认真的调查(他的继任者小心谨慎地不介入调查活动)，表明是当地的头面人物用米袋子把他压死的。
20世纪初中国对鸦片模棱两可态度的最好例证或许是严复，让后来为他树碑立传的民族主义者们极其失望。他在28岁时染上了鸦片烟瘾，而在13年前，他把鸦片描绘为中国最为有害的恶习之一。在他的余生，他一直心怀愧疚地挣扎于这一恶习之中，仅管他的呼吸道问题让他有了服用鸦片镇咳这一充足的医学理由。1921年，在最终成功地扔掉了鸦片烟枪一年后，他死于哮喘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