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国民党想慎重地操纵这个国家从反帝的情绪中走出来，篡改历史书本是显然的步骤。正如《一九八四》中的英国社会党所声称，“掌控过去的人将掌控未来，掌控现在的人掌控着过去。”归功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宣传运动，1839～40年的事件不再是十九世纪一个争吵不休的轶事（一个“纠纷”或“远征”），变成了一个令人愤慨、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鸦片战争” 在中国历史中定格成此，直到如今。
1936年出版的儿童杂志有六期在其第4页上有令人感动的插图，图中是胖呼呼的两兄弟，一个高出另一个一头，相互揽着肩膀站在一起，年长的看上去在向年幼的兄弟式地传授着学问，主题就是文章的标题“闲聊鸦片战争”。如下对话随之展开，“鸦片战争是什么啊？”年幼的想知道，他的兄长解释道，一切都由林则徐想阻止英国鸦片进口开始。
“所以他们进攻定海及天津，清朝皇帝是如此不中用，还责怪林则徐挑起战争，革了他的职，改派琦善去议和。”
“这皇帝真笨！”
“而且，因为琦善无知，英国人便攻下吴淞及南京。清朝皇帝是如此吃惊，以至于签下《南京条约》，摧毀我们的主权，羞辱了整个国家。”
“那些帝国主义者好凶好坏！”
年幼者——也许只有七岁——对南京条约的一条款以完全政治正确言辞回应：“哦，我气死了！皇帝跟他的大臣真笨！真想宰了他们！他们该死！”“别气” 他哥哥明智地劝着他说：“只要记住我跟你讲的一切——等你长大些再报仇。”
七岁男童高声说：“当然啦，血债该血还。”
上述对话概括了民国时期的每个入学儿童对鸦片战争所应了解的知识：一个邪恶的帝国主义和被外国毒品羞辱的中国的童话；所有具有正确思维的中国人，无论年龄，应积极去为此复仇。二、三十年后，今天的中国人所了解的鸦片战争仍是中国漫长、困苦的十九世纪的一个事件，深埋在许多 “十九世纪内忧外患”，或“西方东迁” 较一般性的小题目之下，夹在新疆的困境和太平天国逐渐扩散的暴力之间。一部普通的历史教科书，要贯穿屈指可数的事实细节——沉湎于鸦片的中国人数量与日俱增；1839年的禁烟；炮舰的到来；主要战斗；条约及赔款数量——然后转到下一个十九世纪不愉快的事件（通常是国内叛乱；偶而蒙古盗羊贼）。
整个1920年代，尽管鸦片战争的史学增添了新的怨恨，到该年代晚期，这个冲突及耆英和伊里布匆忙中如此粗心大意所签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为主题的现代中国史的转折点。它被（违背历史地）称作“与世界隔离5000年后”的“中国外交挫败的开始”；“使无数的后代蒙羞、历史上最大的国耻”。 “鸦片战争，第一次在我们人民身体上打上烙印”，一本历史书声称。另一本历史书说：从此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日益加在中国人民身上。1931年的一个短评在评论这个冲突则说，鸦片战争复杂地与现代中国民族命运相联系着，最终，外国人终于能够实现他们掠夺中国的旧梦，我们想起不禁悲愤地感叹。此书让大家提高警惕，激起对共同敌人的刻骨仇恨。一家杂志的编者按分析说，“自从鸦片战争，国际帝国主义将鸦片强加于我国，我们大好河山一片黑雾。。。我们被屠杀，主权被掠夺，我们比殖民地还糟，我们是受毒害的一族。”
这个宣传的目的是劝导大众，将中国所有问题归结到一个外国敌人，将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转变成帝国主义的长期阴谋，而只有国民党才可以保全中国，从而党要求民众所作出的牺牲也就有了合理性。“自鸦片战争以来。。。激起我全国国民的一致要求的雪耻图强运动。” 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说，“国民革命的成功，中国之命运，有赖于国人的努力。”如果事情未做好，另一散文家声称，“我们的子子孙孙将永为奴隶。”重新评价鸦片战争也和1924年发起的另一反对西方的纪念活动相呼应：持续一周的反帝嘉年华会（由新成立的全国反帝大联盟发起），抗议外国势力的暴行——如1925年5月三十日，英国人率领的警察在上海射杀了十一名中国示威民众。入伍的国民军士兵要听四小时的报告，告知帝国主义在过去和现在是如何压迫中国人的。“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用于演说的一份官方草稿如是说，“英军炮击广州，强索赔款，更为甚者，占领并强占香港。”“占有着一千三百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英帝国主义者是世界帝国主义的首脑。”一份党的周刊在1930年称，“他们压榨着所有弱小民族直到其死亡。。。由于英帝国主义，我民族既无自由亦无平等。。。如果你要证据，只要想一想在过去的八十年来英国是如何侵略我们的。。。让我们揭起邪恶的英帝国主义的帘布，暴露出它的丑恶面目。”
然而尽管民国的宣传教育者极其努力，试图将鸦片战争变成中国饱受西方伤害的纪念碑，早期爱国者旧时的自我厌恶又悄然溜回。伴随着关于英国人的邪恶的提醒而来的是对那场战争中，缘自清政府的“傲慢” 、“愚昧”和“犹豫不决” 、“沉睡不醒、过时、堕落”和“无纪律”的大众、及“奸商”的背叛所造成的“挫折”和“失败”。“我们未曾准备”，1936年的一份战争分析得出结论，“我们意见分歧。。。我们互不信任。。。绝大部分责任，在我们自身。。。鸦片战争对我们利大于弊——它可改造我们思维，改正我们的错误。”“禁烟月刊在同一年赞同说，“英帝国主义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吐故纳新，它标志着我们转型和启蒙的开始。”“欧美帝国主义入侵了中国”，一篇纪念战争百年的文章感叹着，“但中国人应对自己的弱点负责——我们不能责怪他人。”
1943年，蒋介石完成其本人对鸦片战争的定论，在他长篇巨著式的宣言，《中国之命运》中，控诉了 “第一个国耻”和国家由此而来的“痛心”和无尽的恶劣结果，这些结果“即足以停滞我全国经济的命脉”，造成“民不聊生的危机”。废除奴役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目标”。然而，在同章页中，他也不加掩饰地鄙视满族人的“愚昧”和普通国人的“颓风恶习”。“国家被征服是因其自己屈服。。。能不战栗？能不惭愧？”（他的受西方教育的妻子，宋美龄，负责确保政府不将其夫的宏文译成英文，因担心文中反西方的信息会疏远英美，而国民党极度地需要英美的军事援助来与日作战。）
与矛盾重重的鸦片战争观点同存在的是一系列相似、未定的对鸦片的态度。在国民党的声明中，鸦片从法律上和道德上均不在接受范围：1928年，新成立的蒋介石政府宣布“绝对禁烟”，但是，非正式地，国民党和他们在1920年到1930年间所交手的其他军阀一样，需要鸦片贸易的税收。在1927年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殚力（考虑到令人惊恐的阻力，如日本入侵和世界大萧条，应是非常震撼的成功）改造这么一个贫困、四分五裂的国家，组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修路，建铁道、工厂和大坝。在缺乏关键资源——所得税的情况下，不得不用鸦片税收来替代。对于民国庞大且富有创意的收税人员，他们从鸦片上可汲出巨大的附加税：鸦片本身的税收（外加它的运输和零售）；及销售和吸食执照税，国家甚至对鸦片实行专卖——烟瘾治疗。民国公民则以相比拟的才智逃税：一位孝子在中国的东西两区域走私鸦片，他将毒品不仅仅是藏在他父亲的棺材里，而是藏在他死去了的父亲头颅里。
1928年，鸦片税收的帮助维持了国家军队——世界上最为庞大（年需800万美元军费），总数220万。1931年，一幅标题为“上海生意”的漫画画着三个人物，左右两个标识为“工业”的侏儒，仰望着中间高耸入云、巨人般的鸦片。1933年，中国的鸦片走私规模估计为每年20亿（约为国家GDP的5.2%），在许多地区和情况下，鸦片和现金等效，甚至好过现金，是必要的商业和社交的润滑剂。“点上烟灯”是典型的“我们来谈生意”的说法；在婚礼上，奉上鸦片烟枪像劝酒一样普通。整个国家事实上充满这种玩意的臭气，因为在城镇街道上公开蒸煮着毒品：至1930年，中国可能有5000万鸦片吸食者（约为总人口的9%）。
整个1920年代，忧虑的公民自发地组织了全国反鸦片协会，发起特别的反鸦片日，而后是反鸦片周，和发行月刊《禁毒》。在月刊封面，一个满身正气、肌肉丰满的中国人猛击狰狞黢黑的名叫鸦片的怪物。（仅在1924年就收到450万反鸦片请愿签名）“为何我国商人不从事合法的商业活动？” 该协会1927年问道，“为何他们甘心去做洋奴？去做军阀的走狗？和国民的蟊贼？。。。他上而取媚帝国主义和军阀，下而引诱我男女同胞吸用的恶结果。”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将鸦片税征收办公室改名为禁烟局，与此同时，鸦片商品则委婉地称为“医药商品” 、“友情联谊”。1928年国际反鸦片协会评论称，“（政府）从鸦片中筹集了数以百万元，国民政府的专卖存在于所有的大型交易中心，非常有效率地组织着，收获颇丰。尽管在国民党的所有的论坛上和无产阶级的示威中，‘鸦片战争’的罪恶无一例外的被提及，政府从鸦片的种植和使用上提取着每一分钱。”广州人说法并非没有道理：“鸦片烟瘾易治，鸦片税瘾难戒。”
反鸦片的活动家们诋诟政府务实的努力——从毒品中汲出有益的、国家建设亟需的金钱：“环顾境内，遍地烟毒，讵不痛哉！讵不痛哉！深望当局诸公。。。切实禁烟，努力除毒，以挽此已失之国誉，而永奠巩固之国基。”政府则切实地给予公开保证，它将“绝对不从鸦片得一文钱，如有此种嫌疑。。。我们就认为这个政府是破产的，就不信任它。”“要救中国，”蒋介石补充说：“必自禁烟始，欲实行禁烟，必自中央人员始，。。。禁绝烟祸，救国家、救民族、救自身、救子孙，胥于是赖。”他在另一场合解释说，“外侮是外来的侵略和压迫，鸦片是本身的堕落与自杀，所以从事态的性质上讲，鸦片比外侮不知道要危险若干倍；而且外侮之来，本由于我们本身的纷乱腐败和衰弱。”私下里，这个政权尽一切努力使麻烦的对手安静，它吓走对手的赞助人，指控对手鸦片走私来丑化他们，寄死亡恐吓信；或干脆放一颗炸弹在他们的房子里。1931年，政府遭受了最大的毒品丑闻打击：一群上海警察截住正忙着卸鸦片的一连国军士兵，警察随即被囚禁，直到宝贵的毒品到达黑社会的目的地。
1934年，政府开始处死那些复发的鸦片吸食者，谕知鸦片吸食者在治疗后如果重拾旧习会被“就地正法”。1936年，9名重犯者，在西安游街后，当着数以千计的围观者被处死。“鸦片可被用于治疗小毛病，应付无聊，帮助思考。”一位蒋介石政府的‘禁毒专员’在1940年明目张胆地与政府的政策相对抗，“烧上一管你就会快乐。。。你会心花怒放，眼清目明。” 1932年，一家报纸观察到，“在乡下，人们一眼望去，到处可见罂粟花。城市里鸦片烟馆遍布每条街道，政府部门公开地征收鸦片烟税，市民们公开地吸食。。。整个中国依赖于鸦片。。。这情景远比禁烟纪念日可悲。”
1940年代的早期，东北城市沈阳——古老的满洲都城——它至少还保持一些旧朝的壮观。1625年，清朝仍是中华大地唯一有抱负的统治者时，他们在该处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复制品（微缩到仅17英亩，紫禁城有170英亩），在此他们完善了他们的帝王礼仪。然而此刻在宫殿之外，日本对满洲的侵略的烙印则随处可见。1942年，在城市的东北边缘处（就在明代酒厂的厚实、带有哨楼的围墙外），修建了一所战俘营，关押了约1200名自新加坡陷落以来的美、英、荷、澳战俘，在他们中间，近40%会在日本投降之前，死于营养不良和虐待。沿着城市的灰色街道两侧，散布着新潮而引人注目的商铺——红、白油漆粉刷后显现新颖、诱人，这些商铺前台声称他们出售某种神奇的“官膏”——鸦片。在另外一些地方，有些人可能会不经意地注意到有一些窝棚——大约200个左右，每日接待约一打顾客；一目击证人在1931年提醒别人：这些都是“大烟棚。。。一个店，每天都会有四十到五十人来打（吗啡）针。”
直到1942年，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非常糟。1937年，日本人在上海和南京的进攻将国民党从东部沿海赶走了，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们撤退到腹地，他的军队炸毁了黄河堤防来暂缓日本人的前进——这一行动造成至少五十万平民溺死和病死。到了该年年底，他失去了他的工业基地；距美国加入战争还有漫长的四年，他开始在贫穷的四川重建他的政权。但当国民党试图修路和完善税收时，他们仍找出时间来用言词在鸦片上进行新的战争。1938年，蒋介石夫人控诉日本人“恶魔诡计”，阴谋用鸦片“渗透”中国，计划“使人们意志低落直到他们体质不再适合保卫他们的国家；精神上和道德上如此堕落，以致于他们在毒瘾发作时，为满足愿望，能被轻易地用毒品收买和贿赂去做间谍。”“日本人比英国人坏上百倍。”一新闻记者两年后同意地说，“甚至在鸦片战争期间，一些英国人表现出真正英国绅士，批评了那场战争。日本人则相反，想要毒害我人民，灭绝我民族。” 整个1930年代，在华外国记者一致谴责“慕克丹的烟灰堆”——致命的毒品恶魔的黑窝。日本占领期间的北京政府，显然鼓励鸦片的使用，指示它的警察对前朝首都日益增长的鸦片烟馆视而不见，同一证人观察到，没有护照的韩国和日本浪人，在忙碌地推销鸦片和海洛因“给数以千计的、退化的中国人。。。播下经年难以去除的痛苦和仇恨。”
对日本侵略的恐怖，和指控日本人试图用鸦片麻痹整个国家，使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谴责产生新的共鸣，（无论日本在其控制区域是否无道德底线地向中国人推销毒品，以此来破坏他们的抵抗，但日本的确由此获利。在中国东北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六分之一的收入来自鸦片销售和出口。）但日本占领者和他们的合作人也同样大加利用鸦片战争这一事件，以转移人们对日本占领者暴行的注意力。1939年八月，此时已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在对日战争中伤亡，北京的傀儡政权召集“打到英国”的集会，反对鸦片战争，分辩他们只是让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沸腾不已”的愤怒得以发泄。停止抗日，一泛亚细亚主义者在第二年用编者按敦促中国读者：“欧洲的混乱是亚洲的机遇。。。我们把握住了复仇的机会，我们应当全心清除血淋淋的【鸦片战争】羞辱！。。。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真正的敌人并尽全力消灭他们。每一中国人均有责任来纪念鸦片战争一百周年并铭记亚洲是亚洲人的！”同时，敌战区上海——中国电影工业的中心——计划着一个关于鸦片战争的全明星大片，以“激励全体国人反英美。”
在1925年至1926年间，一颀长、一头向后梳的乱发、充满自信的人物坐在国民党新成立的宣传部的部长位置上，在成堆的报纸中寻找与党正统理念相偏移的文字。毛泽东在此位置上并未待很长时间，在随后的两年里，国民党组织里不会有任何一个像他那样的共产党了。1927年4月12日，在与上海富有的金融家和他们的黑社会打手——青洪帮，经过数月的秘密谈判，蒋介石派出了约1000武装流氓攻击了共产党活动中心——工会；约100名工会会员在一次抗议游行中被枪杀。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同时在长沙、武汉和南昌，最后在广州被大屠杀。在广州，左派因掉色的红领巾在颈部留下红印而被轻易地识别出来，他们十到十二人被绑在一起，淹死在城边的珠江里。
在接下的二十年里，国民党和反叛的共产党间的内战主导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生活——常常使中日间的战争成为插曲。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在1930年表示，只是“外部的。。。表皮发炎的溃疡，而共匪扰乱则是内患，它是。。。心腹大患。内患未除，外忧无解。”在1945年到1949年间，内战最后阶段的杀戮到达了顶峰，数十万平民生灵涂炭；单在共产党围困的某一东北城市，就可能饿死了65万人。
尽管两党间的刻骨仇恨，中国新掌权的政党对中国应当被如何操纵，才能成为有效率的民族国家则完全赞同旧政党：通过意识形态上的纪律和团结。如同宣传首脑毛泽东在1925年高喊的那样：“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任何支持反革命行动者。。。就被我们视为敌人。”仅管他们的民粹主义豪言壮语，在根基上两者均对中国人民带有同样的不屑一顾的观点，及依他们所需来重新编造一党专政的民族主义。国民党的第一位宣传部长在1925年断定，中国是“一张白纸，上绿色，它就是绿的；涂黄色，它就是黄色。”他的继承人，毛泽东，赞同此观点，他相信：中国人“一穷二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
尽管在1949年之后，获胜的中国共产党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严厉地批判他们的国民党敌人的“反动的理想主义者、机械唯物主义者、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但两党对中国现代历史享有着相同的观点，在国民党官方历史界完成绝大部分早期的工作后，妖魔化鸦片战争的工作由共产党人完成了。在共产党的版本里，许多成分抄袭国民党早期样式，将战争描绘成外国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主要的和最为残暴的敌人）开始阴谋“凋敝。。。抑止。。。且毒害中国人民心灵”，使中国人“饥寒交迫”。但当毛泽东不再提及鸦片战争时（他在十余篇不同文章中反复谈及），它已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始：中国革命的“第一课”，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开始。中国现代历史现在非常简单地变成了“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的斗争史”；鸦片战争——这一奇怪、交混着通敌和内战——变成了“人民不懈的英勇斗争”和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1951年的历史书重新引述毛泽东的观点，“整整一百年，帝国主义把我们中国人践踏在脚底下。1842年之后，中国沦落到奴役的可悲状态，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相形之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是这一百年最光荣的成就；我们的意志是痛苦的伤口形塑的。”
牢记过去的痛苦的目的，是提醒大众珍惜共产社会现在的甜蜜——尽管这个政府本身，在人为的饥馑、清除反革命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造成数千万人死亡。1950年的课本在它的鸦片战争章节前言陈述：“新中国的青年必须对现代史有基本了解。。。还有革命的特殊原则。。。我们必须了解，先烈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受过多大的苦，如此我们会更加热爱祖国，愿意贡献我们的一切给祖国的未来。。。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唯一真理，能指出革命胜利的道路。”坚持以恶意对待中国的外部对手，毛泽东的共产党使其自己使用暴力的行为合法化，用以对付帝国主义和他们的所谓盟友（国民党、资本家、地主和任何同情他们的人）：“在这样的敌人面前”，毛泽东指示说，“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就发生了。。。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
但毛泽东也像一个军阀一样热切地从鸦片中得益——尽管1939年他就在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范围内正式地禁止鸦片烟生产，宣称鸦片“让国家生病，伤害人民”。在两年之前，中共的金融——因毛泽东野心勃勃地军事扩张他们自从1935年就盘踞在西北的省份而紧张——短暂地稳定下来。这一年，蒋介石号召第二次合作——这次是为了抵抗日本，在随后的四年里，共产党的经济依赖于国民党和苏联每年的给予。1941年后，当两党的关系恶化并事实上退回到内战状态，国民党停止了资金供给并封锁了共产党控制区域的边界，阻止必需品进入。在该年年底，该区域金融出现了数百万法币赤字。
数十年以来，共产党的宣传，树立了毛泽东和其领导下的人，通过节俭和受拥护的民主（通过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得以渡过困境， 直到一位名叫陈永发的历史学家，在1980年底注意到那段时间的账本中间散记着一种“特货”，这种“特货”在1940年上旬，将共产党从亏损中解救了出来，并且，到了1945年，支撑着边区财政预算超过40%。稍微调查就暴露“特货”就是鸦片，由“特别工厂”生产，然后运往南面和西面出售来为共产党军队筹集军费。（“自从鸦片进入中国”，中国在1941年的一篇编者按写着，“已变成伤害中国人民的最大的来源，与帝国主义侵略密不可分。。。帝国主义用鸦片奴役、压迫中国人民。随着中国人民愈来愈弱愈穷，鸦片扮演最可恶、恶毒的角色。”）但在1945年，当一支美国代表团飞进延安去检查毛泽东的王国时，没有比他们所见更具有争议：他们发现他们望着一片片高梁和麦子。罂粟已被及时连根拔起——至少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维持了中共在战时的正直形象。
1949年之后，新的人民共和国宣布与腐败虚伪的蒋介石国民党及其鸦片政策彻底决裂，“自从帝国主义向中国强行输入鸦片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一份禁止鸦片令如此声明，“由于反革命统治和封建官僚、买办和军阀的腐朽生活方式，鸦片不但没有被抑制，我们反而被强迫种植它。。。今天人民已获得解放，禁止鸦片和其它毒品是特别制定来保护人民健康，根治毒瘾，促进生产。”在群众性的集会和公审下，鸦片吸食者戒了毒；数千磅的鸦片被公开烧毁；鸦片走私贩子被监禁、送去劳改和处死。仅西方的共产主义同情者受到欢迎，外国商人则被视为邪恶的旧不平等条约的继承人（绝大多数条约本身在二次大战中已被废除）——被搔扰甚至监禁，他们的财产被国有化。
然而，民间的激情仍可能有着极限，1950年早期，东北的当地政府评论说，教导“鸦片战争的历史或帝国主义的鸦片政策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沟通群众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