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欢同志给我的印象是，：厚道、谦虚、有学问。
1979年8月8日，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摆脱了黎笋一伙的残酷迫害，千方百计来到中国政治避难。
对于这样一位越南共产党的元老，胡志明的亲密战友，怎么会在他74岁的生涯中，做出了离开祖国，离开亲人的决定？我参加了几次采访黄文欢的活动，得出的结论是：正因为他太爱他的祖国了，所以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她。
从20世纪20年代起，已经说不清黄文欢来过几次中国了。比较集中的是：
1926年，他参加了胡志明在广州举办的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
1935年至1941年，黄文欢作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海外部的领导，辗转于南京、武汉、长沙、昆明之间。这期间，他在广西工作了很长时间。
1950年至1957年，黄文欢被胡志明任命为越南首任驻中国大使。
除此之外，他还经常率越南代表团访问中国。
1979年8月，他这次到中国，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是实在想不出其他什么办法了。
从我几次的采访中，从黄文欢诚恳的言谈中，从中国领导人对黄文欢的评价中，我对这位老革命产生了深深的敬意。黄文欢同志是一个维护越南人民革命胜利成果，维护越南人民、越南党独立自主的卓越功勋，是维护越中友谊的先锋。
过去由于受当时政治影响，报纸版面和广播节目时间的限制，我没有把当时采访到的所有内容公布于众，现在该是向读者、听众还账的时候了。
20世纪的越南战乱不止，抵抗法国的硝烟未散，又迎来了更为残酷的抗美战争。经过30多年的斗争，1975年越南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但不管在哪个时期，中国都站在越南人民一边。
1951年2月，当选为越南劳动党主席的胡志明曾说过：“越中两民族，数千年，血统相通，文化相同，在历史上素称兄弟之邦，兄弟情意深，越中加兄弟。”两国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的战斗友谊。在越南人民的抗法、反美斗争，以及建设祖国事业中，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多方面的、巨大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中国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两万多人。为支援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中国先后派出工程、防空部队等32万多人。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友好的邻邦，常常在陆地边界问题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归属上争吵不休。1978年底到1979年初，越方的武装挑衅活动更加猖狂，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我国领空，袭击我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严重地威胁我国南疆的和平与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忍无可忍，被迫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战。
1975年到1982年，越南当局出于敌视中国、反华排华的目的，驱赶大批华侨离境。在此期间大约有110万人逃离越南，其中60%是华侨。
越南黎笋当局以友为敌，侵占柬埔寨。派遣成万军队镇压老挝人民。而中国、柬埔寨、老挝都是曾经与越南人民在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流血牺牲，并肩战斗的好邻邦。
正当越南人民要建设家园，打开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时，黎笋一伙把革命成果和很有希望的局面破坏得一干二净，使越南人民再次沦为奴隶，过着前所未有的极端困难的生活，过着前所未有的毫无民主自由的屈辱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黄文欢同志不能再沉默无言了。他要揭露黎笋的罪行，但在越南国内不可能。他不得不怀着极其悲愤和惜别的心情离开自己的祖国。
黄文欢到中国后，住在北京西山。中国的许多领导人都去看望他。如叶剑英、邓颖超、彭真、韦国清、姬鹏飞、耿飚。我参加了这些活动的采访。
只要有压迫，就有反抗
有关黄文欢的采访活动，最使我难忘的是1979年8月9日，黄文欢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记者招待会。
那天天气奇热，到会的记者很多。摄影记者的灯光把人们烤得出了汗。我与同事罗观星一边认真听黄文欢解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一边整理稿件，准备送审。我穿一件尼龙茄色花短袖上衣，忙得顾不上擦汗。
在记者招待会上，黄文欢从容不迫，他首先宣读了《致越南同胞的一封信》，说明他离开越南的原因。
信的最后说：“尽管我年老体弱，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要为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革命事业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一个革命者铿锵有力的心声。
接着，新华社、路透社、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菲律宾通讯社、加拿大的环球报、意大利安莎通讯社、美联社、保加利亚、纽约时报、人民日报记者纷纷提出问题，请黄文欢解答。
有记者问：这封信怎么能交到越南同胞手中？
黄文欢说：我给同胞的信将有许多办法送到我们的同胞手中，现在具有非常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他的视线从我和其他记者面前掠过笑着说：各位都是代我转达这封信的人。
记者们最关心的是黄文欢是怎样摆脱越南的控制来到中国的，事先有没有与中国联系过？对于这个敏感问题，黄文欢谈得比较简单。
他说：我是坐德国民航公司的飞机离开越南的。离开前我不可能与中国取得任何联系。
他感兴趣的还是越中友谊。
他说：由毛泽东和胡志明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之上的，是极其美好、深刻的。这种友谊是经过几十年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经过艰苦战斗考验的。可以说。没有中国做越南的大后方，没有中国提供的情深意重的援助，越南在抗法后的反美斗争中是很难取得胜利的。这次我来中国是向全世界表明，越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不可动摇的。
黄文欢激动地说：我将尽自己的余生之力，来维护和巩固这种友谊。
谈到从什么时候，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开始恶化。
黄文欢说：自从胡志明主席去逝以后，黎笋一伙的错误路线一天天的明显，越来越坏。
有的记者把黄文欢的出走与他在越南劳动党第四次代表会上没有被选上中央委员联系在一起。
他说：不同意黎笋的反动主张的人很多，国会内外都有。我在越南党第四次会上没有被选上中央委员，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从胡志明去世以后，我一直与黎笋的错误多次做针锋相对的斗争。黎笋怎么可能把我留在中央委员会呐？再说了，在黎笋控制下，即便把我留在中央委员会，我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当菲律宾记者问到越南的移民逃往柬埔寨时，黄文欢说：现在在柬埔寨领土上有10多万越南的军队、干部和其他人员。
在记者招待会上，黄文欢还透露，现在谈到避难问题，很少谈到华人问题。现在在越南的华人是最受罪的，最可怜的。他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在越南居住，财产、房屋几乎被抢光了。现在被赶到海上去到新开垦的经济区去，怎么生活呐？许多人由于疾病、屈辱和痛苦已经死去。黄文欢气愤地说：黎笋对待华人比希特勒对待犹太人还要残忍。
黄文欢思路敏捷，对答如流。黄文欢在《致越南同胞的封信》中说：今天的越南，在黎笋一伙的控制下，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附属于外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方面都是这样。不远的将来，越南将变成外国的一个原料供应地、加工厂和外国的军事基地。
路透社记者问：“你说的这个外国指的是谁？”黄文欢回答：“你问这个外国是谁，我可以说。即使我不讲这个外国是谁，所有的人都知道它是谁。”这时，在场的100多个记者都笑了。
有的记者看到黄文欢与中国那么友好，就问：你有没有中国血统？为什么与中国有那么深的感情？
黄文欢斩钉截铁地说：我是百分之百的越南人。
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
1979年8月20日，北京秋高气爽。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到玉泉山宾馆会见黄文欢。
黄文欢到中国后，首先做了肺癌切除手术。叶剑英对黄文欢的身体非常关心，一见面就问：“走路好点吗？”黄文欢红光满面，笑着说：“一见到您，就好点了。”“感谢您对我身体健康的关心。”叶剑英说：“应该的，同志加兄弟嘛！”黄文欢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充满信心。他说：“照这样恢复下去，可能很快会好，很有希望，也许可以工作了。”
他们一直谈到中午12点。黄文欢到工作人员餐厅时，我已开始吃饭。他坐到我左边的椅子上后，主动与我握手并用中国话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黄文欢说：“你懂越语吗？”我说：“对不起，我不懂。但国际广播电台有对越南广播组。”他说：“我知道。”正在这时，服务员已把黄文欢的长方形饭托盘端了上来。我看了看，他吃的也是工作餐，素菜和汤与我吃的一样，菜量也很少，只比我多了一小块酱豆腐。中共中央联络部的同志说：“黄文欢同志坚持与工作人员一起吃饭。”
在邓颖超家里过春节
1979年国庆节后的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看望了黄文欢。邓颖超告诉黄文欢，越南当局搞了一个白皮书。完全是背信弃义，已经堕落了。最近还发动了旱季攻势。
黄文欢说：黎笋搞的《白皮书》完全是歪曲事实。我正在写我的《白皮书》，要揭穿他们的阴谋。
越南与中国的春节是同一天。1980年2月18日是中国农历初三，中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在家里宴请黄文欢。那一天，邓家没有另请厨师，没有另请服务员。我看见黄文欢落座后是邓颖超的秘书赵炜给客人递的擦手毛巾。桌子上也摆的是大碗。黄文欢说：“这样很好，显得亲切。”
这一次，邓颖超给黄文欢谈了两件事。她指着中南海的西花厅说：“这房子，好几次他们都让我搬家，我不肯。第一次是1977年，他们借要建周总理纪念馆为名。我说总理活着的时候就反对搞这一套。第二次又来找我，说是房子下水道坏了，房顶也漏了，让我搬家。我告诉他们，哪里坏，就修哪儿；哪里漏就补哪儿。我就是不离开。”
当时，我坐在西花厅，看到屋里很黑，墙也破了，与一些现代的建筑装修相差甚远。
大骂大好，小骂小好
197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玉泉山宾馆看望黄文欢的时候，两人谈话非常风趣。
黄文欢首先说：我的身体这么好，主要是靠你们，希望你们不要把我当客人待。
彭真说：不要客气，你在中国是同志加兄弟。
彭真指着一些工作人员说：“这些同志归你指挥，主人是你，他们不是主人。你扩大一点自主权没关系，不给你戴扩张主义帽子。”
黄文欢说：你当什么职务，我也当什么职务。我当河内市长时，你当北京市市长。遇到文化大革命，失去了自由。现在你搞法制。我也做过法制工作，开始还可以，后来被他们利用了。只有到中国来，才能做一点事情。最近我就把中越关系的真相公布于众，让中国乃至世界都能了解情况。许多人都支持我要大骂越南当局。
彭真说：大骂大好，小骂小好。你的话，戳到了他们的要害。
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插话说：黄文欢的文章比中国发表评论效果好。
谈到中越关系，黄文欢说：有些老同志批评越南的现任领导，过去说中国这么好，那么好，现在又说人家坏。我相信，越南人会欢迎看我写的文章。
彭真也说：越南人民是不会忘记胡主席的。胡主席的做法在越南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了根。
胡志明同中国老一代革命家关系密切，感情深厚。早在1925年，胡志明在广州举办了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与毛泽东举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相距不远。黄文欢也在训练班学习过。
黄文欢说：胡志明从1965年至1969年有病，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很深，想请中国大夫治病或者到中国治病。有些人企图利用这件事搞分裂活动，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治病，后来没去。
彭真以林彪为例说：林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实际上反对毛主席。最终被毛主席发现了。林彪与苏联的关系早在东北时就挂上钩了。他是司令，我是政委。当时总感到他是思想作风问题，没想到他是那样的，慢慢地就认识他了。到底胡志明对，还是黎笋对？越南人民最后还是会投胡主席的票，而不会投黎笋的票。
黄文欢说：现在不用投票了，都清楚黎笋是个什么货色。但黎笋控制得很严，各个部门都安有特务，动不动就株连三族，甚至一大片。
彭真说：还是身体第一，你比我小13岁，再干20年。越南人民需要你这样的人代表他们讲话，革命总需要一个旗帜，使少数变成多数。1919年五四运动前，党只有几百党员。最初我看陈独秀的文件多，那时他起了好的作用。以前他不是机会主义。
黄文欢谈到黎笋株连三族的罪行引起了彭真的回忆。
彭真说：文化大革命株连三族。我的母亲、弟弟、侄子被整死，小儿子关了四年半。我和张洁清夫妇被隔离八九年。黎笋与林彪差不多。
黄文欢说：咱们是难兄难弟。
彭真说：革命的力量由小到大也快，垮起来也快。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北平地下党只有十几个人，三个负责同志之间意见还不太一致，一下子就发动了“一二九运动”。那时白区工作几乎被敌人搞光了。天津也只有十几个人。抗日战争开始时，军队只有两万多，说是四万，主要想向蒋介石要一点钱。党的七大时，军队有120万。问题是路线正确。胡志明的路线在越南是扎了根的。我确信这个路线能战胜黎笋。你的讲话在世界各国左派中产生很大影响，人们看到越南有希望。
争取第三次胜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曾在越南工作过。与胡志明和黄文欢都是老朋友。韦国清于1979年10月17日看望黄文欢的时候，首先回忆起他同越南同志的友谊。
他说：那时是亲密无间的关系，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黄文欢说：我要用我的《白皮书》批驳他们的观点。
韦国清说：先把身体养好，还要从长计议。你已经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摆脱了黎笋势力的控制和压力，很顺利地来到了中国。你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胜利。第二个胜仗是您战胜了疾病，开刀后还好，没有发现癌细胞扩散。您还要准备打第三次胜仗，揭露黎笋反动势力的真面目。这个仗要打长一点。我相信你能打胜。
韦国清希望黄文欢将来能顺利回到河内。
黄文欢说：如果能这样的话，那是天助我也。
黄文欢批判了越南国家元首长征、总理范文同跟着黎笋总书记走，说武元甲也是反华的。他们忘恩负义。关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理论，黎笋反对，武元甲也反对。他们强调“越南的革命以城市为主”。
韦国清说：实际上不是。
黄文欢还批驳黎笋诬蔑“关于中国依靠贫下中农的理论是想象出来的”。并说：“长征对中国的理论很熟悉，经常拿《茅盾论》、《实践论》来分析问题。岁数大了，他也懒得找麻烦，后来就沿着黎笋的道路跑。”
黄文欢说：黎德寿是反华的急先锋，黎笋他们是苏联的人。
韦国清说：中越友谊是谁也破坏不了的。黎笋再这样搞下去，人民迟早要起来反对的。
10个黎笋也打不败中国
黄文欢到中国后，先后到广州、广西、海南、南京参观访问。在云南召开了越南侨民座谈会。会场的气氛感人。许多人都掉了泪，反映了人们的愿望。大家七嘴八舌，寻找出路。什么建议都有。有的侨民建议组织一支军队打回越南去；有的建议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在国外活动；还有人说，要建立一个新党。
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姬鹏飞于1980年2月7日下午到黄文欢的住处看望了他。黄文欢对姬鹏飞说：“不管做什么事，都需要做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如果没有统一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不能像一盘散沙那样。首先要做到两条：一是认清越南的现状，认清黎笋的统治真相。二是要认清中国绝没有吞并越南的企图，这样才能正确对待越南，正确对待中国，正确对待革命，确定越南要走一条什么正确的轨道。越南对中国不仅是战略问题，而且是保护的问题，是越南生死存亡的问题。黎笋要反对中国，要坚决打败中国，你有力量打败中国吗？你老打，打到一定时候，中国会还击的。与中国有几千年的友好历史，一代一代的仇视下去，你越南还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吗？这是苏联让这样搞的。10个黎笋也打不败中国。苏联他要打就打，最终还是不行。你有本事依靠苏联占领中国？那是做不到的！越中决不是一般的外交关系，而是一定要和睦相处，并要一步一步地加强这种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越南政府实行大改组。国防、内务、外交、经济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统统换了人，是越南建国以来从没有过的。越南在人事上的变动其结果正反映了他们的内部矛盾，同时也摆脱不了他们的内外交困的局面。黄文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都是为了加强黎笋的力量。路线没有改变，再换人也没有用。有一次，越南一下子提了10多个副总理，大造舆论。结果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黄文欢气愤地说：黎笋独断独行，他不相信党，不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公安部门和玩权术的人，只相信特务。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下子形不成力量就采取镇压的办法。
姬鹏飞说：镇压别人最后自己会垮的。
1982年9月30日，韦国清、乔石会见并宴请黄文欢。见到老朋友，他格外高兴。黄文欢说：只有到中国才能治好我的病。
骨灰撒红河
1991年5月18日，越南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黄文欢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1991年5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向黄文欢遗体告别仪式。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等都前往向这位尊敬的朋友作最后的诀别。
没有去八宝山的领导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王震也以送花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
在我的眼中，黄文欢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者。他在越南时为他的祖国的解放和统一无私奉献。在他已经70多岁时，不得已才离开了越南，离开了他的家，他的亲人。这同样也是为了他的祖国。我从他几次谈话中都可以体会到他对越南的热爱，对越南前途的担忧。他在与癌症斗争的同时，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革命工作。他胸怀浩大、知识渊博；他艰苦朴素、和蔼可亲。
他在弥留之际留下了由他亲笔签名的遗嘱。他说：
我于1926年参加革命，迄今已65整年。我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解放和统一事业，为使越南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迈向共产主义而奋斗。
然而，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伟大革命事业中，运动此起彼伏，志士前仆后继。在牢狱中备受折磨的数以十万计，在战斗中伤亡者数以百万计，与之相比，我的贡献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10多年来，我必须远离祖国，以便履行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义务。现在健康状况使我无法继续工作。在步随胡伯伯和先烈们长辞而行之前，我仅留下几句遗嘱：我去世后，建议采用火葬方式，骨灰分两份——一份撒在红河源头，让我得以顺流返回亲爱的祖国越南；一份则以某种形式留在中国，以表达我对中国党、中国人民以及在华的越侨的留恋和感激之情。
临终之际，我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美好的未来并对人类革命和进步事业满怀信心。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正义的潮流不可逆转。目前中越关系的改善，正应验了黄文欢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