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之四，我的姑姑
在我的童年，陪伴我最多的除了奶奶就是两位姑姑和二叔，由于二叔和二姑早早就进工厂上班了，因此三姑陪伴我的更多，对我的影响也最大。
形影不离
三姑出生在1949年前后，大概只比我大六七岁的样子，当时还在上小学。她周围的一大群女孩子基本与她同龄同辈，我被要求一律喊她们“姑姑”或者“小姨”，于是我就拥有了“七大姑，八大姨”。除了跟自己的一帮狐群狗党瞎闹之外，我就跟着这群“姑姑和小姨”玩。她们跳绳我帮着抡绳，她们跳皮筋我帮着扯皮筋，她们“跳房”我一边观战，她们捉迷藏我也加入其中。我那时比较腼胼和听话，因此“姑姨”们都比较喜欢我。
有一次也许奶奶临时出门没人照看我，三姑只好把我带到了学校。课间休息就在外面跟她的同学们一起玩，上课的时候怕我走丢了就把我塞到她的课桌底下。她是嘱咐我不要出声的，可我实在憋坏了，忍不住咳嗽了起来，引起了全班哄堂大笑。老师问三姑怎么回事儿？三姑以实情相告，老师让她把我送回家再回来上课，于是我只好乖乖地跟她回了家。
那时候她们经常玩一种叫作“拾饽勾儿”的游戏，我的手小想学也学不会。这种游戏现在已经没人玩了，因此需要“科普”一下：用布缝成三公分左右的四方体布袋，填入豆类或沙子，形成一个个松软的小布球，她们称其为“饽勾儿”，每套大约五六个的样子，玩的方式大概是这样的：先把一个小布袋轻轻抛起来，用手背接住，再轻轻晃动，把这个小布袋移到手的前端，用五指中的任意两个手指夹住，第一轮就胜了。第二轮与前面一样，还是用同一只手把一个小布袋抛起来，用手背接住，再用五指中剩余的其他手指夹住，第二轮又胜了。这种游戏的难点在于夹住第一个小布袋要用手指夹紧，不能脱落，然后抛接其他的小布袋，当五个手指夹住四个小布袋后，再把它们一起抛起来，用手接住，就赢得了全盘。
这种游戏锻炼的是手疾眼快和五指的灵巧配合，所有的小布袋（饽勾）都是女孩子们自己动手缝制的，不需要花一分钱。缺点就是玩的时候往往是在路边或者门前的石阶上，尘土飞扬，女孩子们往往玩的满手是土，满脸是灰，真的是“灰头土脸”。不过她们乐此不彼，百玩不厌，一边玩还一边哼着歌谣：“一个一呀，一个一个俩呀；俩呀俩呀，俩呀俩呀仨呀。。。。
看电影
在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文化艺术事业取得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电影和戏剧作品，比如《红珊瑚》，《红色娘子军》，《雷锋》，《英雄小八路》，《小铃铛》，《枯木逢春》，《槐树庄》，戏剧片《穆桂英挂帅》等。那时候整个潍坊市大概仅有四五座可以放映电影的场所，因此每当新电影上市的时候，这些电影院都是人潮汹涌，场场爆满。
三姑所在的小学经常集体排着队去看电影，她每次都把我带上。我虽然年纪小可以免票，但却需要跟她挤一个座位。她们常去的地方是“潍坊工人文化宫”，那里离南关最近。不仅去电影院，有的地方放露天电影，三姑也总是带着我去看。在那几年里，我跟着三姑看了很多的电影和戏剧。虽然当时对那些电影理解不了多少，也记不住具体的情节，但多少年后重温那些老电影时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其中出现的一些插曲更是印象深刻，随口哼出。比如《红色娘子军》里的“娘子军连歌”，《红珊瑚》里的“一盏红灯照碧海”。可以说，自己是在那些优秀歌曲的熏陶中长大的。
蹭戏
也不止是电影，还有戏剧。吕剧是流行于山东地区的地方戏曲，当时的表叔和表婶是潍坊吕剧团的演员，吕剧团驻地就在南门外不远的地方，两个姑姑经常带着我去吕剧团演出厅蹭戏。除了著名的《李二嫂改嫁》，还看过《武松打虎》，《墙头记》，《槐树庄》等。回到家里，我还模仿戏中的一些角色；比如手举着一只碗，学着《槐树庄》里的台词高喊着：“贺书记，吃元宵了--”，在院里乱转；为了模仿武松，把一只长袜子别在腰里充当腰带，在炕上按着枕头当老虎打。吕剧悠扬的曲调，也是那时候深深印在脑子里的，至今不忘。
蹭马戏
南门外当年是潍坊市最热闹的地方，不仅因为那里有“逢五逢十”的潍坊大集，还有各种杂耍和经常性的马戏团演出。外地的马戏团来到潍坊，总是在南门外扎一个很大的帐篷，四周用绳网圈起来，红旗招展，喇叭震天，吸引着四面八方的观众。
那时的入场券估计也不会太贵，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几毛钱也是有点奢侈了，于是想方设法蹭票就成为一个选择。当时马戏团的把守的也不太严，混进去还是很容易的，三姑就带着我看过好几回“不花钱的马戏”。
入夜后，马戏团的大帐篷内外都亮起了灯，喇叭里传出《步步高》，《喜洋洋》等欢快的音乐，观众们从入口处鱼贯入场，三姑则带着我早早就来到了马戏团外，站在绳网圈外等待着机会。那绳子结成的栏网很松，底部离地面一尺来高，很容易钻进去。用来演出的大帐篷距离绳网不到两米，底部离地面也有几十公分，可以看到里面晃动的人影。瞅着巡逻的叔叔走过之后，三姑给我使一个眼色，说一声“快！”，我立刻像兔子一般，把绳网一掀就钻到了里面，再就地一滚，刷地一下就钻到了大帐篷里。整个过程也不过两三秒钟，即使巡逻的叔叔看到了也来不及抓。
然后我回过头来，掀起帐篷的边，拍拍手上的土，向外面的三姑致意，希望她快进来。三姑当然不会像我一样满地打滚，她进来的方式会文雅的多。我们俩进去后往往马戏都开演了一会了，前面的节目错过了几个，不过最精彩的小丑表演和马术都是在结尾处。记得在激烈的锣鼓声中，场地里面跑着几匹骏马，有几个身着彩色服装的男女演员蹦来跳去，一回儿跃上这匹马，一回儿窜上那匹马，一回儿在马上站着，一回儿在马上倒立，引来观众一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演出的压轴戏是一匹红马和一匹黑马，上面骑着两员身着古装的武将；一员红脸绿袍手持大刀，看样子是关公；另一员黑脸黑袍手持长枪，应该是张飞。他俩挥舞兵器在疾驰的马上做着各种令人眼花凌乱的动作，最终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跑下场去，我和三姑才随着人群散场回家。
夜深了，星斗满天，我虽然兴犹未尽却也精疲力尽，摇摇晃晃地跟着三姑往家走。看我实在困极了走不动了，三姑就拽着我走，或者背着我走，不一会儿我就在三姑的背上睡着了，记不得是怎样到家的，反正醒来的时候往往是在奶奶的炕上了。
那马戏，那奔马，还有三姑温暖的脊背，我的童年啊，比谁都幸福浪漫！
心灵手巧
也许受奶奶的影响，二姑三姑从小都心灵手巧，我记得她俩经常在一起编制手套啊，围巾啊之类的小玩意，连织东西的针也是自己动手用竹子刮或者用铁条磨成的。在周家车门那个小院墙壁的砖石上，留下了许多磨针的痕迹，那深深的磨痕，浸透着她们的许多艰辛！
过年的时候，二姑和三姑往往做个大红灯笼挂在门外，里面点上蜡烛，给新年带来红红的喜庆。正月十五元宵节，她们还会做两个带提把的大花篮。提把上贴着用纸剪成的花穗，花篮上密密地贴满花瓣。那些花瓣是用红纸剪出叶子的形状，再放到毛巾里面挤压出褶皱，展开就跟真的似的。花篮中间插一枝蜡烛，红光四射，就像年画“天女撒花”中仙女们提的花篮。十五的那天挑着花篮到街上走一走，光彩夺目，令人心旷神怡。
最堪称神奇的是两个姑姑还会用蜡做玫瑰花；她们先把红色的蜡烛融化在一小碗里，拿一个鸡蛋，蘸上一层融蜡，用小刀先在蛋壳上把粘上的蜡刻成花瓣的形状，然后往冷水里一蘸，一片花瓣就从蛋壳上脱落下来。把一片片花瓣错落有致地组合粘贴到一起，一朵以假乱真的玫瑰花就形成了。
最后她们取几枝冬青来，把一朵朵花粘在冬青的顶部，红花配以绿叶，晶莹剔透巧夺天工，若不说破，即使很近的距离谁也辨不出真假来。这样的花束插在花瓶里可以放很久，人见人爱，让人赞叹不已！
好多年后，才在市面上见到用塑料制作的花束，若论鲜艳程度和造型，都比不上当年两位姑姑手工制作的蜡花！
能歌善舞
两位姑姑从小就喜欢文艺，整天唱呀跳呀，凡是广播喇叭中播放的歌没有不会唱的，翻来覆去也不厌烦，像《毛主席呀派人来》、《一盏红灯照碧海》、《马儿啊，你慢些走》、《八月桂花遍地开》、《解放军同志你去向何方》，还有京剧和吕剧选段，唱不完的歌，哼不完的调，奶奶的那个小院，整天荡漾着欢快的歌声，冲淡了清贫的生活。
她们不仅在家里唱，还在单位和学校里表演，三姑是学校演出队的，二姑也是工厂演出队的，三姑后来还学会了柳琴，二姑成了所在单位的文艺骨干，参加了无数的演出活动。她们的文艺爱好一致持续至今，调剂了生活，陶冶了情操，升华了人生。
可以说正是受了她们的影响，我从小也喜欢上了艺术，从简单的哼唱和模仿，到摆弄姑姑的娱乐琴并喜欢上了手风琴并坚持到今。后来我们家里先后走出了好几位专业音乐人士，与老一代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
姑姑送我上学堂
在奶奶，姑姑和叔叔的悉心照料下我渐渐长大了，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那年夏天，蓝天白云，二位姑姑穿着花裙子兴高采烈地领着我来到南关小学报名，顺利地通过了简单的入学测试。当时我只有乳名，没有正式的名字，该叫什么呢？爷爷和爸爸事先都没有交代，这可给两位姑姑出了难题。最后，她们俩一商量，既然我是春天出生的，那就叫“春生”吧。这名字既新颖又响亮，就这么定了。于是乎，我以“春生”的名字注册进入了那所小学。
我上小学的那年三姑也上了中学。中学离家较远，照顾我也不那么方便了。还好，我刚入学时候的教室离奶奶家很近，大约五六十米远的样子。不过，当时那所小学的条件太艰苦了，上课的桌椅不够，一年级的新生不得不从家里搬来椅子当课桌，拿来小凳子自己坐。一年级没有练习本，用的是石板和石笔，再用布条卷成一个布团作为板擦。晚上写完作业后要十分小心，免得第二天早晨到学校后弄模糊了或擦掉了，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半年左右才由正规的演草本代替。
在那所学校上完了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爸爸把我带回了家，并给我转了学。说真的，奶奶和姑姑二叔都不舍得我走，我也依依不舍。可是，我已经长大了，不能总住在奶奶家呀。从那以后，我就像一只雏鸟，离巢飞向更加广阔的蓝天。
2017 年2月8日 整理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