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时期，有一群在朝鲜的美国人，免受炮火洗礼，过了几次圣诞节，他们就是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美军。而记录这一切的，同样是个美国
战俘，他拍摄的照片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并因此大发了一笔。
此人是谁？他当年记录了美军战俘们怎样的生活呢？
大记者“得瑟”被俘
战场被俘，人所不欲。然而6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有这么一个美国人，因为战俘的身份走了大运。他就是美联社战地摄影记者——弗兰克·诺尔。
来到朝鲜的时候，这位美国老哥已经年近五旬，二战中他因拍摄一个被鱼雷袭击后的幸存者的照片获得普利策奖。听说“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大举北进，就自告奋勇随军采访。
这天，诺尔开着美联社专门给他配的军用吉普车，身穿上尉军服，腰挂左轮手枪，胸前是一部徕卡相机，车头上架着机枪，助手坐上是他那条爱犬，随着美国海军陆战一师先头营，向北开去。这场面，那叫一个风光！
诺尔开着车，欣赏着冬日的长津湖风光，可能心里正想：等到了鸭绿江边，就照张相发给美联社，标题就叫：全世界第一个到达鸭绿江边的记者，那再拿一个普利策奖不在话下！
他还在美呢，枪响了。
只见中国人从四面八方冲上来，美陆战一师先头营的队伍立马就乱了。诺尔也赶紧跳下车逃跑，可是左冲右突，到处都被志愿军给挡回来。他看这回是逃不掉了，心一狠，把他的爱犬一推：你快跑吧！
爱犬跑了，诺尔却当了志愿军的战俘。
不过，诺尔没有惊慌——我是记者我怕谁！
他被志愿军押到战俘营，看到了“联合国军”大集合，美国人、英国人、土耳其人等等，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登记。
排到他了，他神态自若地填完表，从怀里掏出记者证，往桌子上一扔：先生，我是记者，根据国际公约，你们该放我走了！
诺尔没想到，桌子后面那位好像还不到20岁的中国娃娃军官不慌不忙，操着标准的英语对他说：不对，你是美军军官。
诺尔急了：我不是军官，我是记者！我的职业就是拍拍球类比赛什么的。
娃娃军官说：你到战场上、在海军陆战队里拍球赛？没听说过。
诺尔气急，一拍桌子：我要控告你们中国人劫持美国记者！
娃娃军官也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他：你穿着上尉军服，腰里别着手枪，开着军用吉普车，车上架着机枪，你不是军人谁是军人？
诺尔一看这阵势，软了。
弗兰克·诺尔无奈换上战俘服（跟志愿军穿的那种差不多），倒在战俘营的铺位上，肠子都悔青啦：麦克阿瑟和那啥战略咨询机构，都干什么吃的？都一口咬定中国人不会来，还说到鸭绿江边过圣诞节！得，这下还真来啦（战俘营就在鸭绿江边，朝鲜一侧），你说冤不冤呐！
从此，诺尔就很消极，没精打采地在战俘营里混日子，常常靠在墙根下晒太阳，看着年轻的战俘打球什么的。要是不注意，还以为那是一个从农村参军的老炊事班长呢。
对于他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事能引起他的兴趣，就是“混吃等死”。
这天，诺尔又在墙根下蹲着晒太阳，突然有样东西使他眼前一亮：徕卡相机！他的徕卡相机！
诺尔看见，他在战场上丢掉的徕卡相机，正挂在那个志愿军娃娃军官的脖子上。这娃娃军官正用徕卡相机给打球的战俘们拍照，那叫一个臭！一看就是外行，逆着光就拍！这不是糟蹋好东西吗？诺尔一急，身不由己地就站起来迎上去了。
他抓住娃娃军官：不对！这样不对！
娃娃军官回头看他，把诺尔吓一跟头，心想糟糕，肯定又得跟我急！
没想到，娃娃军官却把相机递给他：那你教教我？
诺尔也不谦虚，抓过相机就拍，不一会儿就围上来一大堆美军战俘，都要他给拍一张寄回家报个平安。
从那以后，诺尔就当上了志愿军战俘营宣传科的编外摄影师。
从此，诺尔来了精神，每天忙忙碌碌，拍啊，洗啊，冲啊，把那点烦心的事都给忘了，他也由此成为战俘营中最受欢迎的人之一。
不过，这时候诺尔还不知道，干这个活计，后来会让他发大财。
诺尔忙忙碌碌，不觉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交战双方开始了板门店谈判。在板门店，一名中国记者不小心走漏了消息，诺尔在志愿军手里这事就被美国人了解到了。
那边，美联社设在东京的亚洲总分社的弟兄们听说诺尔没死，不禁大大地松了口气。他们转而一想，得，咱们也别叫“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去把诺尔给“捞”出来了，正愁得不到志愿军战俘营里的报道呢，留着他在那边，不就正好是个美联社的“独家报道”吗？
美联社知道，这事不能通过“正规渠道”来办。于是，他们就派专人到开城，寻找通向诺尔的秘密渠道。
在开城，美联社的人找到了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敌。贝却敌是澳大利亚共产党，1951年后任澳共《论坛报》和法国共产党《今晚报》《人道报》驻北京记者，曾经访问过志愿军战俘营。美联社就托他跟中国人交涉，让诺尔作为美联社特派记者，报道战俘营里的实际情况。
这事上报到志愿军政治部。政治部的人一商量，觉得是件大好事啊。你想，当时西方报道都在造谣，说是志愿军虐待战俘，害死的“联合国军”战俘不计其数，等等。中朝方面发出了很多图文报道，都被西方媒体以“共产党的宣传”为由不予采用，这下美联社主动找上门来，诺尔又是美联社的专职记者，他的报道西方不可能再拒之门外吧？于是立即表示同意协助。
就这样，绕过“联合国军”，在诺尔和美联社东京分社之间，构成了这样一条“志愿军战俘营独家报道”地下热线：诺尔拍照——志愿军战俘营宣传科——开城志愿军代表团——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美联社驻开城记者站——美联社东京分社。
美联社东京分社大喜过望，马上策划了一个报道计划。恰好圣诞节快到了，东京分社就给这次行动起名为“老爸圣诞行动”。因为诺尔当时年纪比较大，早前美军士兵给他起了个外号——“老爸”。当时诺尔在东京分社的几名同事商量给他送“节日礼物”，其中图片编辑迈克斯·迪斯福是诺尔的业务搭档，诺尔被俘前拍摄的新闻照片稿，都是由迪斯福编辑后从东京电传到纽约总社的。迪斯福三句不离本行，突发奇想道：“哎! 要是给诺尔送一架照相机去，那会怎样？”于是，通过“地下”交通线，给诺尔带去了一台全新的徕卡相机和许多胶卷。
诺尔在战俘营接到美联社的报道计划和要求，差点乐晕过去：这下又可以重操旧业啦。更没想到的是，志愿军战俘营还专门给他配了两名助手，其中一名就是那个娃娃军官。而且规定，诺尔享有报道自由，爱拍什么就拍什么。
乘着战俘营欢度圣诞节，诺尔带着两名助手，跑遍了鸭绿江南岸的6所战俘营，每天早出晚归，把那些战俘们看家信的、做礼拜的、吃饭喝酒的、打球娱乐的……拍了个遍。
志愿军战俘营的圣诞晚会上，战俘们聚集在俱乐部大堂内点燃蜡烛做弥撒，还特地给志愿军俘管人员演唱圣诞歌曲，感谢志愿军的宽大。
圣诞晚餐会的菜肴丰富多彩：有牛排、鸡肉、馅饼、炸面包、苹果卷饼、色拉等，共8道菜，还有啤酒、白酒、糖果、苹果、香烟。菜谱是由战俘伙食管理委员会拟订、讨论通过，由战俘厨师烹饪制作的。志愿军俘管干部参加了战俘们的晚餐会，向他们表示良好的祝愿，让战俘们深受感动。
圣诞晚餐会上，诺尔举起相机，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场景摄入了镜头。他一边照相一边笑着对战俘们嚷道：“孩子们！你们尽管乐吧！我把这些令人难忘的场景记录下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寄回美国去登报，让我们的亲人们看了，知道我们还活着，而且在志愿军战俘营活得很好。”
不久，一批由弗兰克·诺尔拍摄的美、英等“联合国军”战俘在志愿军战俘营欢度圣诞以及生活活动的照片，通过地下交通线很快发给美联社东京分社。东京分社立即转发全世界，又很快被西方各路媒体所采用。
于是，这个圣诞节，美联社记者诺尔发自志愿军战俘营的摄影报道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原因很简单：美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几乎所有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的千万个家庭，通过他发回的摄影报道，看到了原以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或者以为在监狱九死一生的亲人的笑脸，他们在中国人的战俘营里，看上去很快乐，也很健康，甚至比离开家的时候还胖了一些。如果这是红色中国发表的图片，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可这是美联社发出的摄影报道！它们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弗兰克·诺尔！
收到诺尔的战俘营圣诞照片后，美联社东京分社非常郑重地送给诺尔一份圣诞礼物。这份圣诞礼物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诺尔的夫人正在高兴地看着他的来信，旁边，正是那条历尽千险，从朝鲜战场上“突出重围”最终回到美国家中的爱犬。
诺尔和美联社东京分社“地下”进行的“老爸圣诞行动”一炮打响，也惹恼了“联合国军”最高层。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十分震怒。他立即给美方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发布官纳科斯准将下达命令，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限制美方记者的活动，不准美方记者“继续交结共产党记者”。
1952年2月10日，当时兼任了巴黎《今晚报》记者的贝却敌，为这件事专门从板门店谈判区发出了一篇电讯稿。电讯稿在揭露李奇微下达“禁止联合国记者交结共产党记者”的命令后说：“上周美国通讯社和报纸发布了证明在朝鲜北部俘虏营的俘虏个个都显得健康愉快的照片之后，李奇微捏造的所谓对联军战俘施以暴行的诽谤指控便彻底破产了。甚至连美军的《星条报》也登载了这些照片……因此，李奇微总部立即莫名其妙地把这事和危害‘军事安全’与‘谈判进展’联系在一起。美国记者和通讯社不知道为什么战俘的家庭在报上看到他们快乐的儿子丈夫的照片而感到的人情的慰藉，会危害‘军事安全’与‘谈判进展’。这些家庭和编辑们对李奇微的高压手段都深感费解。……最近几天来，美国记者谴责了李奇微的高压手段。”
于是美联社东京分社一不做二不休，为了乘胜扩大战果，当然更不愿意断绝同贝却敌的交往。他们悄然继续通过这条通道，又向诺尔补充供应了一架35毫米徕卡镜箱、一批照相胶片，同时转达了来自纽约总社的电报指示，要求诺尔再接再厉，持续供稿。
从那以后，诺尔一发不可收，各种图片报道源源飞向东京，又从东京飞向全世界。弗兰克·诺尔名声大噪，噪出了国界，噪遍了西方，也噪到了东方。在板门店中立区，他成了人们的有趣谈资；在战俘营，他更成了传奇人物。
诺尔也由此开始发财。美联社发出由弗兰克·诺尔署名的独家摄影照片，不管哪家报纸、杂志、电视台、通信社采用了，都会乖乖地把丰厚的稿费寄到诺尔的家里。
诺尔源源不断地接到妻子的来信，信中除了表达思念之情和絮叨温馨家常之外，几乎每封信都要捎带一条“经济新闻”：夫人将每一笔收入都记录在案，在信中便接连向他通报这些稿酬的累计数额，好让丈夫引为骄傲，感到高兴。
从东京的美联社亚洲总分社也传来好消息：诺尔的许多摄影作品被广泛采用后，有的用稿单位直接将稿酬和奖金寄往东京。为此，作为经办人的图片编辑迪斯福专门为他在东京银行开了存款帐户，随到随存，积少成多，等待着诺尔遣返之日一并领取。
后来，志愿军战俘营批准战俘们举办战俘营奥运会，诺尔作为唯一参会的西方记者，发出了大量图片，又足足地挣了一大笔。
每次，诺尔接到夫人的来信，看完自己的收成，总是偷着乐得合不拢嘴，别人问他：“老爸”，挣多少啦？是不是够买辆小轿车的了？
“何止小轿车？”诺尔眨眨眼，爽快地回答，“还可以买一幢漂亮别墅哩! ”
据说，只有志愿军娃娃军官真正知道诺尔挣了多少。
有一次，娃娃军官淡淡地说：也就100万美金吧。
那可是50年代初啊。
弗兰克·诺尔，当了志愿军的战俘，没想到却名利双收。在战俘营，他说了不少志愿军的好话，还写了一篇短文，称赞志愿军的人道主义待遇。他写道：“中国人慷慨宽大，态度公正，在平时充足供应的份额之外，常供应各种食品。对各国战俘都一视同仁，对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都一样。战俘们的生活待遇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标准。”
注：但朝鲜战后回到美国，诺尔又翻脸写文章说志愿军的坏话，这也许是受当时“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抑或其本身的“两面”性，今已不得而知。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当晚十点钟，朝鲜全境实现了停火。
当年8月，弗兰克·诺尔被遣返回国，他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中，一共度过了不算短暂的2年又9个月时间。他前后在战俘营中拍摄的新闻照片难以计数，据说光是发表的就有好几百幅，为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待遇的事实起了良好的作用。
诺尔回家之时，美国人民正好沉浸在结束朝鲜战争的欢乐之中，美国政界和军方则处在历史上首次大失败的沮丧之中。迫于形势，迫于民心，美国政府也没有找诺尔的麻烦，使他得以顺利实施他与爱妻预约的为期两个月的“二度蜜月”计划。
美联社对诺尔的顺利归来深感庆幸，对“老爸圣诞行动”的成功更是颇引以为傲，为此还发表文章，宣称“老爸圣诞行动”是整个朝鲜战争中的“一支了不起的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