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回忆我在飞越“驼峰”时一次事故的经过

我不是专业医生,但对防病治病有兴趣,想多向大家交流,学习,多蒙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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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来源:华夏文摘,2018年12月22日,http://hx.cnd.org/2018/12/22/%E7%8E%8B%E6%95%8F%EF%BC%9A%E5%9B%9E%E5%BF%86%E6%88%91%E5%9C%A8%E9%A3%9E%E8%B6%8A%E9%A9%BC%E5%B3%B0%E6%97%B6%E4%B8%80%E6%AC%A1%E4%BA%8B%E6%95%85%E7%9A%84%E7%BB%8F%E8%BF%87/ 

按:两年前我在小学同学家中看到他的父亲王敏先生写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报纸质的小册子上,《中国民航史通讯》第93期(1988年11月)。我当时用相机照下来,回家后OCR转换成text 文件。现经同学允许发表在此与CNDer们分享当年抗战期间驼峰航线发生的一次坠机事故及其离奇经历。 王敏先生早年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1949年参与“两航起义”留在大陆。其后长时间在中国民航工作。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民航机场从事飞行调度。一九六五年中国民航开始由空军领导,发军装。两航起义人员被逐步清除淘汰出民航系统。王敏先生被调至湖北一个地方的味精厂任副厂长。文革前的调动却也因祸得福,王先生及家庭反倒没受太大冲击。相反那次没有被调走的,同是两航起义的一位邻居,在文革中自杀了。

我的同学陪伴王敏先生度过的晚年中有不少交谈,他说;“父亲对自己年轻时能以飞越驼峰航线的方式参加抗日战争及以后又亲身参加了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开创性工作很是欣慰,当提到被从自己热爱的民航事业中“清理”之事时,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过河拆桥”,然后是良久的沉默。”

 

飞越“驼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日本侵略范围的不断扩大,香港、缅甸、越南等地相继被日寇侵占,我国与国外的交通线被全部切断。为了打通与外国的交通,更主要的是为了运输反法西斯战争急需的军用物资,于是从1942年9月起,中国航空公司开辟了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

“驼峰”航线是以印度东北部铁路终点站附近的汀江机场和我国云南昆明的巫家坝机场为基地,日夜往返于两地之间,同时也承担汀江与四川的庐州、宜宾之间的航空运输任务。

航线沿途均为崇山峻岭,特别是国境沿线的喜马拉雅山和高黎贡山,山岭连绵起伏,峰顶耸立云霄。当时使用的运输机的飞行高度上限五千米左右,只能从山峰之间的峰谷穿越。山区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或遇空中结冰,或遇雷雨,既不能爬升到云顶,又不能绕行或低飞,只能铤险拼搏。

地形复杂,丛林覆盖,地标难辨、而途中唯一的导航台丁高萨甘,电波受山岭阻隔,距离稍远即难以收到信号,因此飞行往往处于盲目状态之中,容易迷航。

日军侵占缅甸后,敌机经常骚扰云南中西部城镇,或袭击我运输飞机,当时虽有美国战机阻击护航,但是我们运输机上除装有敌我识别器以免受到误击外,没有任何防御手段,一旦遭遇敌机,只有低飞躲避,别无他法。
飞行中遇有机械故障,或其它紧急险情,沿途没有迫降场地,货机上虽备有降落伞,但下面是深山老林,渺无人烟,即使跳下去,也是凶多吉少。

综上所述,可见飞越“驼峰”非常危险,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三条难飞的航线之一(另外两条是大西洋航线和阿拉斯加航线),而飞越“驼峰”是其中最艰险的一条航线。据统计,在这条航线上,飞行人员的年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所以当时美国规定,凡是在这些航线上飞行的美籍人员可以免服军役。

中航公司与盟军总部订有承运合同,任务非常繁重,因此不分昼夜,无论天气好坏,只要机场不关闭,就要飞行。如发生空难,损失的飞机由盟军无偿补充。飞行人员与公司签定合同,二年之内双方不得无故停飞,如遇空难死亡,由公司付给死者亲属抚恤金五千美元(美籍正驾驶员为一万美元)。飞行机组由中美两国人员组成,正驾驶员主要是美国人,副驾驶员主要是中国人,报务员全部是中国人。机组不固定人员,不固定飞机,也不固定航线,由机航部门临时调派。中方人员大都住在昆明市内,执勤时隔夜报到住进机场招待所,飞行四天,休息两天,休息日进城自由活动。

所有的飞行人员都是向社会招考的,来自四面八方。中方人员绝大多数来自沦陷区,是抱着不愿当亡国奴和共赴国难的志气来到大后方的。飞“驼峰”有危险,经常发生机毁人亡的空难事故。既然参加这工作,自己有罹难的可能性确是存在的,但是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所以谁都不是带着必死的决心来参加飞行的,既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抱着什么献身精神,参加飞行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因其有危险性,才具有吸引力,不安于平淡的生活,乐意投身于激动人心的事业中去;好听的职业名声,较高的工资待遇;履行反侵略的天职等等。这种种动机可能混合在一起,也可能没有任何其它动机,而仅仅是为了谋生,为了找一个职业。谁都知道飞“驼峰”很危险,随时可能一去不复返,但是谁都没把这些放在心上,每次执行任务时没有人会产生提心吊胆或走向死亡的悲壮心情,而总是带着平静的心境登机出发,回来时也不会产生什么喜庆生还的喜悦心情,而是带着同样平静的心境走下飞机。当然这并不是心理上对死的麻木,但是怕死并不等于能存活,危险的工作总是要人去干的,堂堂男子汉怎能贪生怕死而让别人去赴汤蹈火。即使死亡率真的高达百分之二十不是还有百分之八十活下来了嘛!另一方面,如果按全年飞行架次推算,发生空难的架次比率还不到万分之五,而且随着战争形势和飞行条件的好转存活率将更高。

如果说根本不考虑到会出事,那也是不可能的。在伙伴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默契,“不能找人替飞”。派你去飞,临时发病或有急事要办,你决不要找人去代你飞,实际上也不会有人愿意接手。大家认为这样做万一出了事,不光遇难者成了替死鬼,而且你的良心上也会受到谴责而抱憾终身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去请假,由机航组另派人,派到谁,谁也不会有二话,而会乐意地去执行任务。

伙伴中没有什么英雄,也没有自誉为不怕死的勇士,但始终带着偷快的心清,不断地默默无闻地往返飞行在驼峰航线上。每次飞行回来,到招待所洗澡、吃饭、睡觉,起床后看书、打牌、小棋、聊天,等待再次出发,一接到召唤,拎起提包就走。有的人飞出去了没有再回来,又有新的伙伴补充上来,继续飞行在繁忙、紧张、危险的驼峰航线上, 直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为止。

遇险跳伞

1945年2月16日是我生命历程中难忘的一个日子。

时逢春节,我已连续飞行四天,昨晚夜航飞到汀江,到招待所休息了四个小时就被叫醒(这是我自己要求安排的,照规定飞行四天休息两天,在昆明有我的许多朋友,早就约我春节期间好好欢聚一番的,所以我要今天早些赶回去),匆忙吃完早餐,赶到机场,又登机飞回昆明。

上午十一点降落昆明,想想再过一个小时就可以和朋友们相聚庆贺新春,连日来的飞行疲劳全消除了,兴冲冲地赶到机航组办交接手续。值班遣派员小王〔注一〕(他是我1941年在云南边陲小镇畹町认识的,当时他在海关,我在中国银行电台,地方小,经常见面,都是年轻人,自然就成了朋友。) 一见面就很客气,原来他是要我再辛苦一趟,我说:“连续执勤已是第五天了,该轮到我休息。”他说:“过新年,许多人在城里玩,不来报到值勤,现在105号飞机和驾驶员安迪生(H .E.ANDERSON)都已准备好了,正在用餐,吃完回来就要飞,但是副驾驶和报务员能派的都已派了出去飞走了,再也找不到别的人,务必请你再飞一趟。”老朋友情面难却,况且任务紧,又确实找不到别的人,真是没办法,那就再飞吧!小王见我应允,表示实在出于无奈,带着歉意地催我赶快去吃饭。这时非但打消了我进城玩的兴致,连进餐的胃日也没有了。我说:“肚子不饿,而且提包内还有两个鸡腿(在汀江用餐时,给了印度杂役儿个小费,他就去用清洁袋装了鸡腿给我),我就在这里等,安迪生一到就可以走,早去早回。”

机航组边上有休息室,也是做飞行前准备的地方,我就去靠在沙发上休息等待。墙上张贴着一整套怎样使用降落伞的挂图,并附有文宇说明,平时也见过,根本没有想到会用上,所以一直没有认真去看它,现在等人无聊,于是一面啃鸡腿,一面看挂图和说明,谁知竟在几小时后就用上了。

不多久,安迪生来到。小王告诉他:“实在找不到副驾驶,只能由你们两人飞了。”我告诉安迪生:“我刚从汀江来,航路上天气很好,气流也很平稳。”他表示不需要副驾驶,欢迎我和他合作。

来到停机坪,发现有一个穿便服的美国军人已在105号机旁等着我们。安迪生介绍说是他的朋友瓦德。在美国陆军服役,驻地就在机场,今天他休假,想跟我们去空中玩一趟。这时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急于要飞,而且不想要副驾驶的原因,反正副驾驶座位是空着的,多一个人也热闹些,同时还想到,为了不误他的朋友明天执勤,安迪生一定会争取当晚飞回来的,正好符合我要早去早回的希望,我对瓦德表示欢迎。

没有副驾驶,我帮着检查飞机,登机后查看货物装载系固情况。装的是钨砂,此物性重,用小麻袋包装,平铺在舱板上,只有约十五厘米厚一层,货舱内空荡荡的,简直象没有装货。安迪生熟练地操纵着飞机,启动、滑行、试车、进入跑道,道边醒目的警告牌提醒我们接通敌我识别器,接着飞机冲上了蓝天,起飞时间12点整。

我照例要向地面拍发起飞报告,内容包括机上乘务员名单,于是询问那位瓦德的全名,但是安迪生要我只报我们两人,我照办,因此公司有关部门只知道我们的飞机上是两个人。

这时战争已转入反攻阶段,中、美、英三国盟军从印度攻入缅甸,经过激烈战斗,攻克了缅甸西北部名城密支那,战争正沿着铁路线向南向缅甸中部重镇曼德勒推进。美国空军已进驻密支那机场,云南西部的日本侵略军也已向缅甸境内退却,因此这一地区的制空权基本上已回到我方手中。

安迪生告诉我,今天我们飞南线,这是一条比较容易飞的航线,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新开辟的,飞经云南保山、腾冲等地,穿过高黎贡山后,就可以降低飞行高度,飞越缅甸西北部从林地带,进入印度东北部。相对来说,这条航线地势较低,航程较短,地标较容易辩认,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日机偷袭,但比过去安全多了。所以我也希望飞南线,至少可以不戴用那讨厌的氧气面罩,因为飞行高度不会超过四千米。

飞越保山时安迪生通知我拍发了位置报告。一路上天气很好,晴空万里,气流平稳,安迪生早已打开了自动驾驶仪,和瓦德在聊天。开着暖气,空气是暖洋洋的,我早就脱掉了飞行衣帽,嗡嗡的发动机声和驾驶舱内那种特有的气味,催人昏昏欲睡。我也实在太疲倦了,终于进入了假眠状态。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被安迪生推醒,他高喊着“失火了,立即跳伞!”说完就带着他的朋友进入货舱去了。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看见有一股浓烟从正副驾驶座位之间的地板缝中冲上来,前面的仪表板已看不清了,带有橡胶味的黑烟正在向我这边扩散。我立即跟着进入货舱,随手关上了驾驶舱门,这时他们已背上降落伞走向货舱大门,我迅速从舱壁上取下降落伞,货舱内很冷,连想到外面一定更冷,应该穿上飞行茄克,于是放下伞包,回进驾驶舱,这时舱内已充满浓烟,急忙摸到衣帽退了出来,穿戴好衣帽,背上降落伞。这时他们已打开了货舱大门,我赶到门口,告诉安迪生,我还没有拍发遇险警报,他没有任何表示,竟率先跳下去了,差不多同时瓦德也跳下去了。大概是一种本能反应吧,我也紧跟着就跳。

从惊醒到跳出飞机,仅仅是几分钟内的事,但头脑中却闪过了许多不连续的意念:怎么会起火的?是不是氧气管道漏了遇上油烧起来的?是不是电线短路了?安迪生什么时候发觉的?他采取过什么灭火措施?烧着油箱或氧气瓶一定会爆炸!幸好没有副驾驶,否则三顶伞四个人怎么办!不知飞到什么地方了?瓦德今天回不去了!照理安迪生应最后一个离开飞机,该让我和瓦德先跳,他怎么还不下命令呢!我正在转着这些念头,谁知他竟先跳了!

跳伞,在我是生平第一次,但是我心中有底。刚才在昆明看过的挂图和说明,历历映现在我的眼前,应该用右手握住开伞拉把,左手抓住门框,蹲下,左手一推门框,人向前下方俯冲下去,要默数十下才拉开伞,这些我都记得很清楚,于是沉着地照此行动。谁知一跳出去飞行帽就被大风刮跑了,一下子把我的思路打乱了,竟忘了默数,待转过神来,不知该从几数起,身体好象在翻个儿,转昏了头就完了,离开飞机很远了吧,可以开伞了,我用力拉动了开伞插销。

思想好象凝固了,我大概在这一瞬间失掉了知觉。突然,一股很大的冲击力把我撞醒了,槽糕!开伞太早了,撞在飞机尾翼上了吧!不,好象有人把我在往上提,睁开眼一看,雪白的降落伞张开了,把我悬吊在空中,原来是开伞时我在快速下跌中被伞拉住了,并没有撞上飞机,知觉又恢复了正常。

飞机在我的侧上方平稳地继续前进,机尾拉着长长的黑烟。下方目力所及,全是高山密林,空中寂静无声,没有风,伞好象挂在天幕上,定在空中,没有下降的感觉。找不到安迪生和瓦德的踪影。一会儿发现在我的侧下方张开了一朵白花,接着又看到了第二朵,看来他们是有跳伞经验的,降到低空才开伞,在我下方至少一千多米,不久他们就先后落进了山谷中的森林里去,很快失掉了他们的踪迹。这时我已经飘过了山谷,从山林的上升确知我是在下降。突然发现前方半山腰树林中有几栋房屋,我决定要降落到那里去,于是运用新学到的操纵方法,拉下正面的伞绳,使伞向前方倾斜,驱使向前方移动,但是下降的速度似乎加快了,看来到不了房子那儿了。已经低于前方房子的高度,马上要接触树顶了,按照图表说明的办法,我双手集拢伞绳,用力拉了一下,尽量减小下冲力,终于掉进了树顶,我收起双腿,双手抱住头部,可能是树枝起了缓冲作用,竟然没有任何损伤地降落在树叉上了,跳伞终于成功了。

从离开飞机到落在树上,好象花了很长时间,一看手表是下午二点半,我们在二点钟飞越保山,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打瞌睡,从起火到推醒我当然又有一个时间过程,可见跳伞降落时间并不长。根据飞行时间和所在的地形判断,看来还没有飞出国境,可能正在高黎贡山——当时地图上标示的野人山地带。我想首先必须与安迪生他们取得联络并与他们汇合(他是我的机长,在危难中就是我的靠山,如汇合到一起,在他的带领下,共同行动,既可多个商量,又可增强力量),于是我就高声呼喊,轮换喊叫他们的名字,但是一直没有听到回答。看来只有单独行动了。我定了一下神,针对当前处境,动开了脑筋。

第一步:要把伞收下来,这么大的足有二三十个平方米的绸伞和许多丝绳,对我今后行动大有用处,可以搭帐篷或吊床,可以防寒和挡风雨,可是伞被高处的树枝挂住了,用尽全力,还是拉不下来,这第一步就遭到了挫折。
第二步:应清理一下有哪些生活用品和防身器具。首先检查降落伞背包,打开背包一看,包内什么也没有,按图表说明,应该装有猎刀、钓鱼竿,压缩饼干,不灭火柴,灭菌消毒药片等。现在看到的只是空空的存放各种物品的凹形槽,不知是伞管员没有装进去还是被贪小利者偷走了。这一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差一点把我气昏过去,这对我真是性命攸关,我是多么怨恨他们呀!但是已无法改变现实。现在只有看看身上的衣物了,计有:背心、衬裤、毛料美国军裤和衬衫、羊毛衫、羊毛袜、皮军鞋、飞行皮茄克、白色丝围巾和手帕、派克钢笔、浪声打火机和大半盒骆驼牌香烟及面值百元的印度卢比一张,但是没有任何食物,也没有防身武器,连水果刀也没有。最后我抽出那根开伞用的钢丝插销,它长约七十厘米,粗约五毫米,用作我唯一的自卫武器。

第三步:确定下一步行动方向,下山去找安迪生或者上山去找山里人。按我在空中看到的房子,应在所在位置左上方不远的地方,安迪生在山下比较远,而且方位不明,同时想到安迪生在空中时可能也看到了那些房子,说不定也会找到那里去,于是决定上山。

喜遇山民

我从树上下到地面,按判断方向上山,山势比较平缓,残枝败叶覆盖着山坡,踩上去很松软,很少看到灌木或杂草,有些藤条从树枝上挂下来悬吊在空中。我每隔一段距离就找一些枯枝架成路标,因为必要时我还要回来设法把降落伞弄下来。大概上升不到二百米,突然发现几根被利器砍断的树枝,再往前不远,有一条显然是人类踩的羊肠小道横在我的面前,估计离开房子不远了,按照原来的判断(房子在我降落点的左上方), 我就左转顺小路前进,当然在此我又留下了路标。

沿着小路走不多远就到了林边,再往前是一块宽阔的空地。我躲在树干后面探头观察,空地约有五十米见方,对面有两栋各自独立的高脚竹楼,右面有相似的两栋,左面是往下的山坡,屋后面有木瓜树、芭蕉树和竹林、看不到人影。我不敢冒然走出树林,想先看看是什么样的人,野人山里住的当然是野人了,故事传说中的野人都是住山洞的,这里住竹楼的大概不是野人吧!不管是什么人,和他们接近必须提高警惕。

守候许久,才看到有两个妇女走下对面的竹楼,她们黑布缠头,黑色斜襟紧袖短袄,黑色短筒裙,光脚,带着手镯脚镯,远看过去,肤色,脸相都没有什么异样。我在云南河口、畹町、瑞丽等地居住过几年,与当地少数民族接触较多,眼前两位妇女的装束和景颇族、傣族中年妇女的装束基本一致,而在我与许多少数民族的接触中,对他们的印象非常好,虽然有不同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但是都很善良、淳朴、性情开朗,在回想推测中逐渐解除了我的疑虑。

我大着胆子走出树林迎上前去,她们一下子就看到我了,显得非常惊恐,一面高声呼叫,一面后退,我立即站定,摇手示意,叫她们一下要怕,不要喊。但是不起作用,她们在继续呼叫,终于从侧边竹楼内冲下来一个男子,头上也盘着布巾,上身穿坎肩,下身穿一高脚黑布裤,四十岁左右,个头和我差不多高,很壮实,但走路好象有些跛,他手执形似扁担的木棍,离我十米左右站定了,带着一脸怒气,喝问着什么,我听不懂。僵持片刻,我猜想他们是误会了,以为我是要伤害他们的外来人。我必须设法改变局面,要想法解除误会,首先把握在手中的钢丝条丢掉,想必他们和我自己一样把它看成了武器。接着我又脱下飞行皮茄克,穿着这肥厚的衣服有些象狗熊,脱掉了可能会消除他们心目中我的凶恶形象,然后双手合拢成筒形做饮水状表示别无他意只是要喝水,反复做了几次,看来起了作用。对方脸上的怒容消失了并和那两个女的交谈了几句,想必是交换对我的看法吧,我试着走近去,对方没有制止,终于和解了。

现在首先要介绍我自己,以谋求对方的理解、信任、同情和帮助。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些人,说明附近还有人家,大概是听到喊声跑来的。他们有的腰间挂着带鞘的长刀,有的手执砍刀,也有手持长矛的,都带着惊疑的目光望着我,并在那位汉子的背后排成了一个弧形阵势,还在对他说着什么,大概是打听情况,怕局势起变化,真把我急坏了。看来这汉子是他们的头人,他向大家一面摆手,一面说了几句话,大伙就平静下来了。我也镇静下来,从脚边捡了根小树枝,在地上画了一架飞机的侧视图,又画了一架飞机的平面图,并伸开两臂俯下上半身,做成飞机的样子,嘴里发出轰轰的声音。这时他们中有人手指天空,并向别人说着什么,看来平时见过飞越他们村寨上空的飞机,并且看懂了我画的图形和表演。于是我又在侧视图内加画上三个人,指指我自己、又指指画在飞机内的人,我又画了一顶降落伞吊着一个人,指指我自己,指指那个吊着的人,并且做手势表示由上降下的样子,他们都在惊奇的看着我。我又重复指指飞机内的人,做了个向前跳跃的动作,又指指吊着的人,并双手握着树枝伸向上方,头俯视下方,做出吊在空中的样子,然后又做了个下降的姿态,但是我无法表达为什么要跳下来,自我介绍就到此为止。

多么善良聪明的山里人,他们似乎只要弄清我的来历就够了,在我介绍自己的过程中,他们对我的敌意已逐渐消除,弧形圈已解体,有的甚至走近我面前,比划着做飞机的样子,气氛变得和谐了。这时头人叫一个小伙子去捡起皮茄克和钢丝鞭交给我,又叫一个妇女拿来盛着水的竹筒给我,出于内心的感激,对她双手合十并鞠了一个躬。我不了解他们的礼节,只想到西南相邻各国都信奉佛教,这里靠近缅甸,可能也受到影响,我就这样行了礼,双手接过竹筒,喝了几大口,又鞠了一个躬,交还给她,他们可能不是这样行礼的,但看来他们已理解我是在表示谢意,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不知什么时候头人身边来了个小孩,约八、九岁,这时过来拉着我的手,指着竹楼,要我上他家里去,头人也在点头示意,我顿时觉得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我们间的感情融通了,同时也产生了安全感,我高兴得抱起孩子转了两圈。

这时我想起了安迪生,不知道他们俩遭遇到什么样的境况,落地时有没有受伤?是不是汇合在一起了?有没有找到当地人?恐怕也在找我吧!不知现在何处?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可能离开着陆点已很远。下面山谷中森林更密,想必很潮湿,会有许多灌木,会有野兽出没,还有毒蛇、吸血虫,处境一定比我困难,我要设法找到他们:于是我又做手势告诉头人,指着画内的人,我落在这里,另两个落到下面山谷里去了,请大家帮我下去找。头人指着广阔幽深的山谷,摇头摆手,不同意派人去找,我细想也确实不行,首先目标不明确,其次进入森林中去自己也可能迷失方向。

同舟共济,我要想法找到他们,有一支枪就好了,可以鸣枪联络,但是在场的人中没有持枪的,我做手势比划着问他们,大家显出茫然摸不着头脑的样子,看来他们连土铣也没有见过。

我想如果烧堆火,白天看到烟,晚上看到火光,他们会想到是联络信号的。于是对头人连画带手势,说明我的想法和要求。头人终于搞懂了,立即叫人去搬柴火,其实场边上就有几大堆树柴,很快就在场边架起了柴堆,有人从家里取来了燃着火的树棍,插入架空的柴堆中,几分钟就引着了火,火慢慢地旺起来了,散发着树脂的香气,一股灰白色的浓烟旋转着升向空中。

我又想起了那顶挂在树上的降落伞,如果取回来,做成一面白色的大旗,绑在竹杆上,升到树顶上而去,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导引标志。我就找头人又是连画带手势,要去找回伞。头人一面叫大家散回家去,一而指派了两个小伙子,帮我去找伞,那个孩子也要跟着去,我看头人并不阻拦,就拉着孩子起走了。循着原路和路标,很快就到了那棵树下,他们也看到了树顶上的伞。小伙子上树的本领真大,手脚并用,象造桥虫爬动时一样,一弓一伸,几下子己到达了我留下伞包的位置。他们试了几下,伞还是拉不下来,他们仰头观察,商量着什么,又对我身边的孩子说了什么,孩子拉着我走向另一棵大树下面,原来是要我俩离开远一些。只见他俩又往上爬,到了上一层的两根大树叉,各自蹲立在树叉上,一手扶住树身,一手抽出腰间砍刀,吆喝着,此起彼落地猛砍脚下的树枝。刀快、力大,不多时,碗口粗的树枝竟在同时被砍断了,轰隆咔喳,半边树冠带着伞掉了下来,并且压弯了下面的树枝,伞包也掉下来了。他们下树后,我们四人将伞拉了下来。回到村寨时,太阳早就下山,夜幕即将降临,升旗的事只能作罢。

人们已经散去,场中火堆已加了新柴继续在燃烧,我们上竹楼进入头人家里,房子很宽畅,中间一个大火塘,有几把矮小的竹凳,右边窗下沿墙排放着竹木制成的各式圆桶,是存放粮食和酿酒用的,还有盛水的竹筒等。对面墙上挂着大张的兽皮、带鞘的腰刀和编织着美丽图案的布挎袋,靠墙角有长矛和一些农具。左边隔有一间房,房门上挂着蓝色栲花布门帘。

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火塘里火已挑旺,头人正在火塘边准备吃饭,我一进门就闻到酒肉香味了,孩子绘声绘色地向他报告了我们取伞的经过,头人招呼大家围坐到火塘边。面前有一大碗酒,一木盘大块的肉,一竹罐子辣酱。他首先捧起碗喝了一口酒,递给我,出于礼貌,而且我也有点酒量,双手接过来也喝了一口,谁知这酒非常厉害,只觉得喉咙象着了火一样,差一点呛出来,强忍着吞了下去,把碗传给小伙子,他们若无其事地各喝了一大口。头人示意大家吃肉,他先拿起一块撕下一条,用罐内的竹片挑起辣酱涂在肉上,然后吃。小伙子则撕开肉直接伸进罐沾酱吃,我也撕了一条肉,咬下一小块嚼着,辨不出是牛肉还是什么兽肉,淡而无味,于是用竹片涂上酱再吃,这酱既咸又辣,但是肉的味道好多了。传过第二巡,一大碗洒就喝光了。小孩不喝酒,但不怕辣,照样沾酱吃肉,这时他拿碗去桶中又打来酒,大家继续吃喝。

我突然想起,还没有搞清楚所在地的地理位置,一定要弄清楚了才能回得去。可是语言不通,又想不出问路的手势,我搬了几个云南西南部边境的城镇地名,腾冲、龙陵、畹町、瑞丽、垒允,念一个地名,指指地下,他们看看地下,不知道我要什么,莫明其妙地望着我,真是没有办法,只好又捧起碗喝酒。

碗,这只盛着酒的瓷碗竟启发了我,铁器、陶器,山中土著民族可以煅烧制造出来,但瓷器他们还造不出来,这碗一定是外来的,只要知道它的来处,不就可以弄清这里的位置了吗!这使我非常兴奋,把碗中剩下的酒一饮而尽,翻过碗底,查看产地标记,谁知竟是光光的没有任何标记。于是对大家指着碗打手势问他们这是哪里来的,头人看懂了我的手势,告诉我是密支那。

密支那,是缅甸西北部的一座花园一样美丽的城市,三年前我曾自云南的垒允经南坎、八莫来此游览,后来被日寇侵占,不久前已经为中美英三国联军收复,机场驻有美国空军,只要能到密支那,我就可以回去了,我恨不得要他们马上送我去密支那。把碗给孩子要他再去打酒,我想痛饮,我连续欢呼密支那,我要头人送我去密支那。大家受了我的感染,也可能是酒的作用,显得都很高兴,头人比划着告诉我,密支那很远,他的腿伤未愈,走不动,而且已天黑不能走,明天再派人送我去。

这时有个妇女送来在竹管里蒸好的大米饭,竹管是两半合拢的,取下两端篾箍就可以打开。米饭喷香雪白,饭粒又长又大,而且油光发亮。他们用手抓,捻成团吃,我用挑酱的竹片挑来吃,终于酒醉饭饱,那位妇女带走了孩子,两个小伙也告别走了,只留下我和头人。

明天我要走了,又想起了安迪生他们,走下竹楼在火堆上添加了许多木柴,希望他们循着火光到来。回进屋,找到一个竹片,在上面留言:我已去密支那。这时头人从墙上取下两张兽皮,铺在火塘两边,示意让我休息,并在火塘上添加了木柴。他喝得浑身通红,躺下不多时就睡着了,打着呼噜,我也躺下了,但是思绪万千,无法入睡。

我想念母亲,她是从上海老家长途跋涉,通过敌人封锁线到内地来的,住在重庆姑妈家。我没有兄弟姐妹,当我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种地做工,并依靠姑妈家的接济,供我上学抚养长大,我是她生活中的唯一希望和寄托。她并不知道我在飞行,她不识字,是通过表姐通信的,我如实告诉表姐,但要她帮我瞒着母亲。现在出事了,我有一个堂弟王任在昆明机场电台工作,应在今天下午四点接班,他一上班就会知道我失踪的消息,现在已是深夜,飞机失事已是无疑的了,如果他把这一“噩耗”通知母亲,其后果不堪设想。但愿他们不要放弃对我会安全生还的希望,这样就可能在证实我确已死亡前不去通知母亲,我多么盼望早日回去呀!还想到了许多亲朋好友,他们将为我遇难而震惊悲伤,如果我一旦回到他们面前时,又将要出现多么高兴的场面呀!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

夜已很深,山上气温遽降,外面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了,天公不作美,下雨路滑难行,又无雨具,我将被困山中,再也躺不住了,身上感到冷,起来穿上飞行服,走出竹楼,仰观天象,竟是满天星斗,原来是屋旁树上露水滴落的声音,没有下雨,真是庸人自扰,一场虚惊,总算放下心来。场上火堆行将熄灭,余烬中偶然伸出几个火舌,安迪生他们可能也在什么地方睡下了吧,只能由它熄去。回进屋,头人还是睡得很香。我给火塘添了木柴,躺下,终于睡着了。

次日醒来已过七点,头人正在和昨天共饮的那两个小伙子交代着什么,见我起来了,头人告诉我,将由他俩送我去密支那。这时他的孩子回来了,还提着饭菜。小伙子们回去准备行装。头人催着我吃饭,并且另外准备了一竹管饭,让我带在路上吃,又从墙上取下一把配有竹制夹套的砍刀送给我以壮行色。 萍水相逢,如此厚待,真是情深义重,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想到砍刀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用具,在此穷乡僻壤,得来不易,我不能接受,但头人定要我带上,没有办法,想着当小伙子送我到密支那时可以让他们带回来,于是收下了。

我要留下一点纪念品以表心意,指着降落伞做手势告诉头人,可以把它裁开分送大家做衣服,又脱下羊毛衫送给头人,取出丝围巾送给孩子,头人很痛快,只是表露出很郑重的心意,接受了我的礼物。

这时小伙子已到场上招呼上路,孩子提着饭盒和砍刀跟着头人一起送我下楼,场上有男女老少好几十人送行,可能全寨子的人都出来了,大家送到场边挥手告别。多么善良淳朴的山里人呀!不知何年何月能重逢,我将永记心头,我要到处传颂你们高尚的民俗品格,驳斥大汉族主义者对你们的污蔑。

踏上归途

我们上路了,是沿着我昨日进寨的路出来的,太阳已升上左边的山顶,我们是在走向南方,两个年轻人都带着腰刀和竹饭盒,前后护送着我。走不多远就经过一片村民开垦的田地,有人驾着水牛在犁地,他们相互打着招呼,耕者也向我挥手送别。路并不太崎岖,山连着山,一直向南延伸,连绵不断。我们在山腰上行进,绕过一个山弯,就踏上了另一座山,一直走着弧形的路线,过山弯后,顺着环山小道绕过又一座山,基本上是在一个水平高度上进行,没有多少上下坡,所以走着不太累。

年轻人光着脚,走山路如履平地,步伐非常轻快。就我来说,也算是比较能走的,平日里常步速度,每分钟百米,每小时六公里,可是现在可以看出,他们是有意放慢速度就着我的。 太阳升高了,气温随之转热,脱下皮茄克还是有些热,头上在冒汗,口很渴,年轻人接过我的衣服和饭盒,并比划着告诉我前而就有水喝。果然当走到又一个山弯时,有从山上淌下来的一股泉水。我们都喝了一个饱,还要他们捧水淋在我头上痛快地洗了头和脸,顿觉神清气爽,气力倍增,继续前进。快十二点了,我们在遇到又一个山弯的泉水旁、树荫下,坐下来休息、吃饭。再一次上路后,为了打破老是埋头走路的沉闷气氛,试着让年轻人唱歌,我一面做手势,一而唱歌示范,果然他们也唱起了山歌,我们轮换着唱,走路更觉轻快了,不到下午五点我们到达了一个山村。

这个村寨比较大,有几十户人家,场子上有鸡群在觅食,有个妇女在大树下织布,一群姑娘挑着盛满水的竹筒从村外回来,几个牧童分坐在牛背上赶着一群水牛进寨,又陆续分散,各自带着二三头牛回家去了。我们一进村就有几个人围上来和伴送我的年轻人打招呼,并伴随着我们一起走到一家竹楼前,估计是头人家。听到呼唤,有一位中年人出来迎我们进屋,这家大人小孩正围在火塘边准备吃饭,都起来让座。年轻人向头人讲述着我的来历和去向,头人一家对我态度都很友好,似乎接待我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又忙着要再搞饭菜,我将带来的饭盒打开给他们看,还剩有饭菜,请他们不必再做,可是他们还是要做。送我来的小伙子象到了家里一样毫不谦让,大大方方地拉我在火塘边坐下,我也不便再讲客气,接着就传碗喝起酒来了。

喝着酒,小伙子比划着告诉我,他们明天就要回去,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非常着急,不是说好送我到密支那的吗?怎能中途丢下我呢!表示不同意他们回去。头人看出情况,派孩子去叫来两个青年人,向他们布置了任务,并告诉我明天将由这二人送我去密支那。看来这是他们分段护送我的规矩,我只好同意。吃完饭,已快晚八点,头人一家都进房去了,让我和两个小伙子睡在火塘边。我还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想着母亲和亲友,想着安迪生和瓦德,想着不知还要走几天才能到密支那,担忧着前途将要遇到的困难险阻,直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就被小伙子推醒了,天还没有大亮,头人家里人已在火塘上做早饭。他们告诉我今天路程远,要赶早出发。我想起压在枕头下的砍刀,取出来连同盛饭的竹盒,一并交给小伙子,请他们带回去送还头人。吃完早饭,我送他们下楼先登程回家。这时今天护送的年轻人也来了,头人全家提着我的飞行服和一个竹饭盒下来送行。就这样我又在两个年轻人的伴同下走上了漫长曲折的山路,早上七点出发,直到下午六点才到达另一个村寨。

第三天、第四天,也是这样,照例吃住在头人家,更替着派人护送。山越来越低,山势也更见平缓了,树林大部分被竹林代替。这里的竹子是一窝一窝丛生的,每一丛象一顶大伞,竹丛与竹丛顶部枝叶互相搭接,遮天蔽日,林中非常凉爽。有的山没有树木或竹子,满坡青草,是放牧牛群的好地方。

第四天傍晚到达我进山以来的第五个村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平坝,绿荫丛中散落着许多竹楼,也有着地的平房,头人家就是一栋高畅宽大的平房,地基较高,火塘周围铺着竹席。头人年纪较大,须发均已花白, 但身体神态很健旺。天已转黑,我们正在向头人介绍着我的情况,突然进来两个穿汉族服装的人,年约三十左右,用带着滇西口音的汉话,对我说:“大官人,你家落难受苦了。”这一下我像遇到了亲人一样,高兴极了,头人也起来欢迎他们。原来是头人派人请他们来的,这时他家里人摆上了酒菜,他的儿子也来伴我们一起喝酒。

这两位是兄弟俩,云南腾冲人,父亲一直在这一带做买卖,从山外贩运生活用品进山寨交换土特产,他们也经常随父进山寨,时间长了他们也学会了土话。日军侵入缅甸北部时,父亲正在这一带经商,没有回家,将近三年来无信息。现在把日军赶走了,他们出来找父亲,估计当时躲进了山寨,昨晚到此,果然找到了父亲,但是他在这里开荒种了地,暂时不愿走,所以他们准备明天先回去。又说在他们家乡,政府布告,遇有我方跳伞降落的飞行员要隆重接待。大官人你家如果落在我们那里,县长还要摆酒招待,并派护兵送你到省城去。他们又说,这是天意,是天老爷安排他们来迎接我的,明天他们来送我出山,只要半天就可以走上大路,然后顺着大路去密支那。
我向他们了解当地情况,他们也搞不清这里属中国还是缅甸,反正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人来征收赋税。据说他们是普满族(注二),族人勤劳勇敢,团结友爱,生活上互通有无,头人是大家公推的,没有什么特殊权力地位,但受全寨人的尊重。这是他们最靠外部的一个村寨,山里究竟有多少普满村寨,他们也搞不清。

次日一早他俩就来了,我们辞别头人又走上了归途。这里已是丘陵地带,下午一点,转过一个山岗,发现前面是一条公路,原来他们所说的大路就是这条公路,估计这是在战火中抢修起来的雷多公路,他们回家应由此向东去,但坚持要送我去密支那。就在这时有一辆卡车卷起一路尘土从西向我们驶来,我想打听一下去密支那的确切情况,站到路中央,举起双臂交叉挥动,示意停车。车子停下了,司机很不高兴地从车窗探出头来叫我闪开,听口音是北方人,我立即用普通话向他道歉,并说明我是因飞机失事跳伞下来的,想打听去密支那的路途情况,能不能在附近找到便车。司机对我变得很客气,告诉我步行要两天,公路尚末完工,没有正式通车,除了工程车以外,没有其它车辆往来,今天恐怕也不会再有工程车去密支那。并说他是回筑路工程队去的,队部就在前而,要我上车先去队部,再请他们派车送我。我想这样既可提前到达,又可不再烦劳两位云南老乡伴送。经过商量,他们也同意了,干是我们都上了车。

不到半个小时,就到达工程队驻地,是一群草绿色帆布帐篷组成的。司机找来了队长,他经司机介绍已知道我的来历,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进去。两位云南老乡要赶路回家,不愿久留,队长了解情况后,叫人取来四个罐头食品送给他们,作为我对他们的酬谢。我送他们上路,并感谢他们对我的照顾和伴送,他们很高兴地道别回家去了。
工程队的职工听到消息都来看我,队长说:“几个月前,在丛林地带施工时,断了粮,航空公司曾冒险派飞机来投粮救援,现在你遇险来到此地,理所当然要好好接待。”并说今天时间晚了,要我安心住下来,明天一早就派车送我去密支那。队里的人都很热情,送来了洗脸用品和内衣,并准备了热水让我洗澡。晚上他们安排我在医务室内唯一的一张病床上睡觉,他们说这是队里最清静的地方。交谈中知道他们都是来自祖国各地的公路建设方面的中青年工程技术人员。我对他们远离亲人,不畏艰险的爱国献身精神表示由衷的钦佩。这时队长劝大家散去,让我好好休息。

连日来长途跋涉,四天半走了二百多公里,精神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而且忧心忡忡,因此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现在处境完全不同了,可以脱去外衣鞋袜,躺在有弹性的病床上,盖的是雪白的床单和轻软的毛毯,非常舒适,我要好好睡一觉。听说从一数到一百就可以使人入睡,于是我开始默数,一点不假,数着数着竟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早上七点多了,急忙起来,他们已把为我洗好的背心,短裤放在床头,洗脸水和早点也已摆好在桌上。我赶快换衣、洗脸、吃早点,然后去见队长。队里的人大多上工地去了,队长说:“看你太疲劳了,所以不让叫醒你,车子已准备好了,可以立即送你走。” 他们对我如此热情照顾,使我十分感动,我向队长和全队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就此辞别,登上吉普车驰向密支那。

由于路况不太好,车子走了将近四个小时才到达密支那。只见一大片五颜六色的布棚,司机说这是战争中逃出来的市区居民的临时住所,是用盟军空投食品和弹药的降落伞搭成的。进入市区,只见一片废墟,连沥青路面也都是坑坑洼洼支离破碎,一座美丽的城市,竟被战火把它从地上抹掉了!

到达机场,由中美英军队共同驻守,接见我的是一位中方营长。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希望搭乘便机去汀江或昆明。他引我去见一位美国空军少校,我又重述一遍,并要求给我帮助。他首先对我碰到好运气表示祝贺,并且告诉我,安迪生已在今上午来到此地,当时正好有飞机去汀江,他已回去了,曾说与你们两位失散,不知你们的去向,所以对我的到来,他并不觉得突然。又说今下午没有飞行任务,可以安排我搭明天八点的运输机去汀江。我又要求发电报请汀江驻军通知中航公司机航组并转告昆明,我已安全到此,明上午回去,他同意照办。谢过退出来,营长看我无处落脚,约我住在他的营房里。

营长三十来岁,很健谈,晚饭后,我们对坐在行军床上,一直谈到深夜。他是1942年入缅的我国远征军,先是节节胜利,由北向南,长驱直入,攻克曼德勒后,继续指向仰光,要把日军赶下海去。不料日军采取迂回战术,包抄了后路,并把远征军拦腰切断,战局急转直下,最后向西通过丛林地带撤到印度境内,再后组建成新军。此次与美英盟军联合反攻缅甸,第一个大战役,就是攻打密支那,碰上了硬钉子。日军非常顽强,在盟军的四面包围下,四千敌军凭藉地堡顽抗,久攻不下,盟军调集重炮轰击和飞机密集轰炸,把密支那彻底翻了过来,经过四十一天连续强攻,才最后拿了下来。四千日军全部歼灭,发现有的敌人已包扎了十多处伤口还在继续顽抗,直至被击毙,真是疯狂到极点!他出国已三年,问了许多国内情况。

次日上午准时出发,一个多小时就抵达汀江,到机航组报到,并简略汇报了经过情况。他们昨天就收到了美军代我发来的电报,并已转告加尔各答中航总公司和昆明机航组,也已听了安迪生的汇报。他们要我写一份详细报告,并按规定给我休养一个月,地点可自选。我希望回昆明休养,并要求今天就走,书面报告回去再写。他们都同意了,但要我在写出报告前,暂不与安迪生接触,内容要详实,并在一周内上报,现在先去吃饭休息,可以安排我中午走。就这样我在当天下午四点回到了昆明。

回到昆明

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波折,终于又回到了昆明。一下飞机,就看见了堂弟,他是得悉后特地来接我的,谢过同事们对我的慰问和祝贺后同他进城回住处,已有好几位老朋友等在那里了。他们纷纷祝贺我脱险回来,又抢着告诉我,在我失踪后大家的心情,既震惊担忧,又盼望我能逢凶化吉,安全返回,天天都来等候我堂弟从机场带回消息。他们又告诉我,小香在我失事的第二天得悉后天天来等候消息,一早就来天黑才走,一面忧伤落泪,一面又坚信我会活着回来。小香是我1939年在云南河口认识的,当时我在中国银行电台工作,经中航公司电台的戎世明(注三)发起,我们联络一些其他单位的青年,组织了一个抗日救亡歌剧社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她也参加了。演《夜光杯》时她饰小香这一角色,所以朋友们都叫她小香。1940年都到了昆明,以后成了好朋友,后来她在昆明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校长是孙起孟(注四),应孙的约聘,我利用晚上业余时间曾去教了两个学期无线电通讯。她是1944年结婚的。当大家商量怎样通知我母亲时,她坚决反对,在她的坚持下,大家商定等待一星期。昨天得悉我安抵密支那时,虽然不出她的预料,但还是高兴得掉下了眼泪,可是她今天没有再来。我在心中深深地感谢她对我和母亲的情谊。

第二天赶着写出了事故报告,然后花几天时间给表姐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多页的信,详细陈述遇险经过,这是我们预约好了的,当然她也会继续替我瞒着母亲。

在休养期的前半个月中,天天失眠,往日里,遇到紧急情况,我能沉着镇定,不会惊慌失措,但是现在变得神经脆弱,一旦听到突然的响声,就会引起剧烈心跳,听到尖啸声时竟会头晕眼前发黑,想必是这次事故中神经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而形成的。我听从医生劝告,没有用安眠药片或其它镇静剂、不沾烟酒,天天游翠湖公园,或约友人到滇池划船。果然有效,逐渐消除了惊悸现象,睡眠也渐趋正常。一个月后我又登上飞机往返于“驼峰”航线上了。

恢复飞行后,我要求机航组不要派我跟安迪生同机飞行,我认为他没有履行机长职责,非但不是最后一个离开飞机,而且落地后也没有设法寻找营救我,所以我不愿再跟他飞。有一天,机航组通知我,安迪生多次要和你一起飞,由于尊重我的个人要求都改派了别人,但是他还是希望和你飞。 他们叫我不要太过分了,并已决定派我今天和他一起飞,我只好执行命令,又和安迪生同机出发了。他告诉我,瓦德也已安全回到昆明,由于擅自离开驻地而受了处罚。他提到跳伞程序问题,表示遗憾,但表明当时决没有只顾自己逃生而不顾别人死活的想法,落地后也曾找寻过,但是一个也没有找到。听后,我没有什么再可说的了,既然说明了,误会也就解除了,何况我们还共过患难。这天我们还是飞南线,在飞越跳伞地点上空时,特意盘旋了一圈,以示纪念,当然我也想起了山里的朋友们,默祝他们康乐幸福!

1988年10月12日

注一 小王即王鹤年(已故)。
注二 系作者凭音译称,正确名称待查。
注三 戎世明 现已退休,退休前在民航广州管理局第六飞行大队任随机报务主任。
注四 孙起孟 现任民建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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