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利明：书法品赏的“理”与“法”

书法品赏的“理”与“法”

文 / 徐利明

远观其势，近取其质——书法品赏的基本方法

宋人郭熙言：“远观其势，近取其质。”（原句为“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望之以取其质。”）即艺术品赏时，首先要感受作品的“势”，体味其气势、意韵、气象，接着再品赏作品的用笔、结字、布局、用墨等具体的形式表现，甚至对其笔触细节深入品味。“势”是精神的、感受的、可以意会、难以置信的。而对“质”的深入认识，则要研究其以何种笔法、何种技巧、何种墨法、何种形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品赏作品的“质”。“质”是实在的、物化的、有规则的、可以解释的。

齐白石书法

我们走进展览会现场，品赏书法作品应先站在展厅中间环视四周，获取此展览给人的第一印象，以此感知整体的审美取向，即情调、意境，然后再走近作品细读其形式技巧的具体细节表现，以体味其情调意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如此，由“远观”到“近取”，再由“近取”复“远观”，反复再三，对一件佳作的情调意蕴和技巧表现的精妙处的品赏逐步走向深入，对“质”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品赏其“势”。而讲到鉴定家，则须在品赏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切身体会和了解作者创作背景以达到由“品”入“鉴”，此乃书法品赏的最高层次。

书法品赏的“理”与“法”，需掌握“远观其势，近取其质”的基本方法。没有理，书法就没有灵魂没有依据；没有法，书法艺术美就难以表现难以成立。书法赏读时，为何取“品赏”不取“欣赏”，是要将心理、精神介入，就像日常品酒、品茗，需要把品味、推敲、琢磨的过程融汇进去，将思考贯穿其中。其间，既有深层的感受，又有理性的剖析。

邓石如《篆书轴》上海博物馆藏

书法品赏的必要条件

书法品赏要了解书法创作的一般规律与方法，最好能全面了解作者的生平、学书经历和创作观念、创作方法，更应注意书家创作时的状态。

清代邓石如出身寒门，后结识南京梅镠，8年间，遍览梅氏家中所藏金石碑版拓片，这使“少产僻乡，鲜所闻见”（包世臣《艺舟双楫·完白山人传》）的邓石如心追手摩，眼界大开。在此期间，他将《石鼓文》《峄山碑》《泰山刻石》《天发神谶碑》《城隍庙碑》等古碑刻均饱览遍临。在金陵8年的交游经历成就了一个开一代风气、有突出个性、另辟蹊径的邓石如，造就了一个崭新的碑派大家邓石如。

书法家、画家、剧作家徐青藤，曾担任浙闽总督胡宗宪的幕僚，胡宗宪下狱后，徐恐遭株连，深受刺激，精神失常以致多次自杀，最终未遂。后又因杀妻罪入狱6年，精神上再次受到猛烈刺激。徐渭书法在早年经历过严格的训练，功力深厚，虽方圆相兼、笔墨纵横，貌似狂放不羁，其实笔走龙蛇皆未失规矩法度。徐渭的生活经历、精神状态致使其书法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不计工拙，所有的才情、悲愤、苦闷都郁结在翻转激动的笔画之中。

再如王铎，于明亡之际选择了跪地降清，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放下了汉族文人士大夫的“气节”和“尊严”，出仕清廷，为当时人所不齿。他在难以言表的复杂心理下，移情书画，尤其是书法，“涨墨”可谓是王铎在书法艺术上最独特的表现。其作品《赠汤若望诗翰》笔墨狼藉，字势东倒西歪，跋记中写到是因几稚子围之打闹而成，感慨“书画事，须在深山中松涛云影间挥洒，乃为愉快，安可得乎”。读懂了跋文，便可了解王铎当时的创作背景，几个幼子的打闹使其无法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任意挥洒，而当时的生活境况，只能如此了。其结果，歪打正着，让我们今天有幸得以见到这样的一幅书作。

王铎《赠汤若望诗翰》跋语

可见，无论是邓石如8年的古碑刻研习经历，还是徐渭精神失常的生活遭遇，或是王铎创作中受外界干扰的“无可奈何”，这种种因素对艺术家进行作品的创作与艺术形式和技巧的出新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然而，不仅客观条件可以影响艺术家创作的表现形式，书家的基本性格也决定着书法的基本气息、情调；作者的基本书路，决定其书法的基本面目特征。其中基本性格是天生因素，如书家的灵性、悟性等；基本书路是指书家取法的碑帖，尤其是花精力去认真临习的碑帖对书家书路有很大的影响，书家再糅以其他，最终形成自身独有的书法风格。所以，品赏者不仅要了解书家的学书经历、气质个性，还要有相应的技能实践，以熟悉书法的特质与规律。只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对书法作品进行深入品赏。

启功作品

书法品赏必需的理论学养

唐人孙过庭《书谱》中提出的“五乖五合”是书家创作时经常遇到的情况，“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工具材料重于天时地利，心情愉畅重于笔墨相发，若“心遗体留”“意违势屈”“风燥日炎”“纸墨不称”“情怠手阑”“五乖同萃，思遏手蒙”，若“神怡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偶然欲书”“五合交臻，神融笔畅”。书家是创作的主体，当天时地利人和之时，其主体性才能达到更好的主观能动，创作出流传千古的名作。

杨凝式《韭花帖》

如五代杨凝式的《韭花帖》，此帖内容是叙述杨风子午觉醒来，腹中饥饿，恰逢友人馈赠韭花，食后在愉快放松的心情下，执笔挥洒以示谢意的信札。其用笔精巧干练，秀媚挺拔；结字方整有致，字势奇绝中带沉稳，内敛外放；行距十分疏朗，字距时小时大，有的字距甚至大于行距；用墨浓淡相宜，意韵清雅，完全一副文人雅士漫步庭园，闲适潇洒的姿态。清杨守敬赞之:“醇古淡雅，实足为三唐之殿。”(《学书迩言》)《韭花帖》是“五合交臻，神融笔畅”之典范。

王羲之楷书千变万化，虽均是小楷，情调风格却有所不同。孙过庭言:“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黃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与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书谱》)虽均出自右军手笔，表现出的字势意趣却大有不同。《乐毅论》可以体会到战国燕将的失望意冷；《东方朔画赞》表现了汉武弄臣的滑稽诡异；《黄庭经》是道家养生经典，超脱自然；《太师箴》表达了谏臣忠勇敢言，纵横千里之势；《兰亭序》恣情达意，超神畅逸；《私门诫誓》实然是羲之真情表露，由于仕途不畅，告于父母墓前，凄苦难掩。所有作品虽为一人所书，喜乐哀愁却因文意不同而有差异。王右军是在对文章的文学情境有一定的理解后，赋以笔墨，将其感受渗化到书法的笔调之中，营造出其书作的情调、气息，以达到文意与字趣的高度和谐统一，这样的作品才能体现真正的创作之道。今天看到的《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皆为刻本，我们已无法体会右军用笔的情调了，而1000多年前的孙过庭能够目睹王羲之的真迹，故其对右军书法的品赏应是客观中肯的。

经亨颐作品

宋人苏东坡提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在书法创作过程中，越是刻意想写好的作品往往反而效果不佳。书贵自然，书法的特殊性要求创作者必须一气呵成，才可“贯气”于作品中。如若精心设计、刻意安排，反而只能收获事倍功半的效果。如蔡襄所书《万安桥记》便是最好的反例，蔡襄将不满意的字挖挖补补，终成一碑，称为“百衲碑”，此作书法木讷呆板，字字拘束缺乏灵气，仅通体规整而已。如此事倍功半，实不可取也。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品赏者学养的增长，对品赏作品的态度亦会有变。宋欧阳修有一例:“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为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犹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必久。”(《试笔·李邕书》)欧阳修始得李北海书，并不喜欢，却发现世人对李北海的字赞誉颇高，后经过一段时间，看其书作看多了，才发现其中精妙，越看越是喜欢。这就如同交友，初次接触颇感不顺眼，所谓“热水瓶”现象，随着交往多了，了解日渐深入，以至成为好朋友，时间越长，友谊就越深。这样，初看时的不认同与后来的爱不释手形成鲜明对比。

书法品赏有二：一者，一接触即被吸引，以其“动势”与“风采”所打动；二者，初看不起眼，颇感平常，反复观之，渐被其“内涵”所吸引。林散之的书法属于后者，因遇赵朴初、启功、郭沫若等“知音”大家的激赏而得以向日本推介。其之所以被世人所熟知是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书法艺术作为两国交流的媒介，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上将其草书毛泽东词《清平乐•会昌》放在第一位而一举成名，为中日两国同道所知晓。

书法品赏者的主观介入

高二适《喜闻孤桐老人飞抵香港》 21×32cm 泰州市高二适纪念馆藏

书法品赏的过程是艺术的“再创作”，“再创作”由品赏者的主观介入表现出来。品赏者的审美感受与作者创作时的感受往往不尽相同，需要多次对话，才能体味更深；品赏者之间的感受也会存在差异，要力求相对地接近真实，有赖于对书法艺术的认识与创作规律尽可能多地了解，对作者生平、学书经历、审美观念、创作方法尽可能多地熟知。书法家（作书者）同时也是品赏者，这样的人在品赏作品时因立场、角度的不同以及时间段的不同，品赏作品的时候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收获也会与非书家不同。随着品赏者审美眼光的提升，文化素养的提高，不同人生阶段的品赏也会大相径庭。如年少轻狂、涵养不足时，难以体味《祭侄文稿》其间的情感表白；而人到中年，再看文稿，内心反会波澜起伏，与作者产生共鸣。

随着品赏的深入，对作品中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发生的偶然失误的痕迹，以至走神、犹豫等心态的瞬间变化及感情的起伏进行捕捉，能够发现作者精力充沛与低沉消长的信息。如米芾的《蜀素帖》、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等作品中有迟钝、犹豫、走神的痕迹，虽是失误，读起来也是一种审美享受。再者，如林散之草书作品中“停车坐爱”之“车”误写为“奉”，《中日邦交十周年感赋》中，落款前行末字“林”，后行头字“散之”，以上数例均为书写时不自觉地走神所致。品赏者自我素养的提高，在对书法艺术深入地认识和积累的程度上，才能对艺术品中所出现的失误、犹豫等现象完全解读。

书法创作可分为功力型、性情型两大基本类型。功力表现相对稳定，理性色彩较强者如王铎、林散之；性情所致随兴变化，不拘一格者如傅山、高二适。王铎、林散之写字速度较之傅山、高二适相对较慢，易于仿写；而傅山、高二适作书笔速很快，情趣含量、技巧含量很丰富，变数也大，不易仿写。从作伪角度相比较而言，前者易仿，以至酷似；后者难工，不易逼真。

林散之《古银杏行》 151×83cm 林散之纪念馆藏

真伪鉴别，亦是书法品赏中的重要一环，需要品赏者慧眼识珠，有扎实功夫，方能明辨真伪。真迹之品，即走神失手之处，亦出自自然；作伪之品，即精到完美之处，亦出自造作。而鉴画，最易识破真伪者为画上的题款。这说明书法比绘画难度大，难在书法必须笔笔贯气，一次性连续完成。而画之运笔因围绕物象造型而生，其抽象性与运笔连贯性远不及书法。有的画作画真款假，有的画作画与款皆假，因此题款的真假成了辨赏画作真伪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对书法大家的书作品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可以启发自身的创作，学习变通的能力，尝试多种表现的形式；可以结合文学情境将“文”与“字”融为一体，学习“空”与“满”的疏密对比，更好地体现文字的意象和情调，这是书家、品赏者两种身份相兼者的又一层收获了。

（此为徐利明教授2018年10月10日在山西大学所作的学术演讲，刘瑞鹏根据录音整理）

本文刊于《艺术市场》杂志2018年12月号

徐利明：1954年2月生于南京；文学博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书法创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副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草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致公画院副院长，江苏致公画院院长，南京印社社长，西泠印社理事，江苏省艺术品鉴定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

荣获中宣部、人事部、中国文联表彰的首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2004），中宣部确定的“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05），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7）。专业创作成果获第一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金奖（2001），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2015），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奖”（1992），《书法》杂志举办的全国篆刻评比一等奖（1983）。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译著、编著、教材、辞典计22部。专著《中国书法风格史》获2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研究项目《书法创作理论研究》负责人与主编；2016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书法创作人才培养》负责人与主讲导师。以其个人名字命名的《利明书法教程》（30集）作为教育部卫星电视艺术教育节目，自2003年以来在中国教育台各频道、中央数字《书画》频道及网络视频广为传播。

饭牛歌中堂大篆 506cm×19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