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情人
李公尚
十一
纽约警察局门外临街的大型电子广告牌上，滚动着变换夺目的警示标语：“看到不顺眼的事，请立即报告（If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相互监督，人人得利（Neighbor watching, Neighbor fitting.）”，“迅速报告，奖金早到（Your report soon, maybe reward soon.）” 美国这种鼓励人人告密的文化早已深入人心，每个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向权威当局报告自己看不顺眼的事。所以美国人都爱管和自己无关的“闲事”，听到邻居孩子哭，大人吵，聚会闹，狗叫猫跳，都会报告警察。我从这个电子广告牌下面穿过，走进警察局，怀着极大的悲痛去查找江霞的骨灰。找到后，作为委托人申领了出来。然后又到儿童保护组织去申请领养那个孩子。那是我和江霞的孩子。办完这些相关手续，我去监狱再次会见老栓，希望让他知道这些事。
监狱负责人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不知所云地问我：“你要会见的这名犯人，是你案件中的关键证人吗？”我回答说：“我已不是第一次来和他见面了。这起虐待儿童案发生时，他仍然是受害者的父亲。我需要证明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和一些关键问题。”
监狱负责人员翻看着上次我来和老栓见面的记录，说：“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你是他被关进来后，唯一一个来和他见过面的律师。”我问：“过去他从没有找过律师吗？”监狱负责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问：“今天你一定要见他，是吗？”我说：“根据案件调查进展的需要，是这样。”监狱负责人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当然，
这我理解。作为这里的负责人，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名犯人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罪犯。”
“他曾杀害过两名警察，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我说：“我看过这些报道，确实给人印象深刻。”
“我的意思是说，”这位负责人犹豫不决地说：“今天，你和他会面，可能有些困难。”
我不理解他的意思，问：“你是说，因为他极度危险，即便是案件调查需要，作为政府律师也不能和他见面，是吗？”“当然不是那个意思。”这位负责人耸耸肩说；“只是，实际上，他没法见你。或者说你也不方便见到他。”
看着这位负责人顾左言他的样子，我想了想说：“既然是这样，那就请你给我出具一份不允许我和他会见的文件，我回去写份报告交给法庭”。
负责人说：“其实，也不必那么麻烦，你一定要见他，我们可以安排。只是，他可能无法和你交谈。”我穷追不舍地问：“你是说，你们不允许他和我交谈，是吗”“不是我们不允许他交谈，是因为——”他摊开双手，说：“我不得不承认，最近我们这里发生的一点事故，会让你感到不方便，也让我们感到难堪。我们正在处理，但在处理完毕之前，还不希望外界知道。”
我看着这位负责人的眼睛问：“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有些事情需要隐瞒，是吗？”“呃，这个嘛，当然这关系到我们的名声。”这位负责人再次摊开双手：“不过你刚好是关联案件的律师，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只是希望你在了解了有关情况后，把与你办理的案子无关的情况，暂时放在一边，由我们来处理和对外界公布。”
这位负责人陪同我先去看了一段监视录像，录像是昨天拍摄的。从监视画面上看到，昨天中午，监狱的两名监管人员到老栓的囚室去，给他身上背的电击装置更换电池，当一名监管人员把连在他身上的电极导线取下来，准备在他身上移换位置的时候，老栓突然夺过导线勒住了其中一名监管人员的脖子。另一名监管人员赶紧使用遥控器操作电击装置，被勒住脖子的监管人员首先遭到了电击。他挣扎着试图去抢另一名监管人员手中的遥控器，在他抓住了那名操纵电击遥控器的监管人员胳膊的同时。那名操纵电击遥控器的监管人员在慌乱中加大了电击器的电流，瞬间，两名监管人员和老栓一起，同时遭到强烈电击。从监视画面上看到，他们三人的身上先后往外冒烟，很快三个人一起倒在地上。
负责人关闭录像后说：“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起不幸的意外事件。目前他们三人的遗体，我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处理。我向你保证，你作为政府律师，是第一位了解了这起不幸事件的监狱外部人员。我们不想这起不幸事故，被媒体添油加醋地去捕风捉影。你知道，我们使用这种电击装置对付危险犯人，本来就受到外界很大争议。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秘密使用。现在，我们使用的这种同一台电击装置，一次同时击毙了三个人，说明我们可能涉嫌一直在使用犯罪手段进行犯罪。”
老栓没有留下任何遗物。但我必须承认，他最大的遗物，是他把我的孩子交回到我的手中。几个星期后，我作为代理人，把他的骨灰领出来，和江霞的骨灰埋葬在一起。
吕雯因为虐待儿童罪，冒充她人身份罪，欺骗政府罪，非法移民罪受到起诉。最终被判刑三年六个月和刑满后驱逐出境。吕萍花因协助冒充她人身份罪，欺骗政府罪，非法移民罪，卖淫罪被判两年六个月刑满后和驱逐出境。
一年后，吕萍花和吕雯经过监狱当局评估，假释后不会对社会造成显著危害，先后被假释。但移民局却因为遣返手续问题，仍然无法将她俩立即驱逐出境。她俩被假释后，只能继续“黑”在美国。为了生活，吕雯很快和吕萍花一样，在纽约做起了“皮肉生意”。因为服务的客户不同，她仍然瞧不起她母亲吕萍花。面对残容渐衰、身体多病的母亲，她认为吕萍花成了她的累赘，依旧不愿意和她住在一起。
不久，我接到吕雯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哭诉说：“我想签认罪协议，从这里快点出去。”电话是她从羁押所打给我的。这些年来，我遇到的一被捕就立即主动要求签认罪协议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萍花，一个是吕雯。这母女俩好像形成了遗传。只是吕雯缺少她母亲吕萍花那种为了孩子，含辛茹苦卧薪尝胆的胸怀。这次是她被假释出狱后第三次被捕，每次都是哭着打电话让我去尽快保她出来。
我去羁押所和她会面，她说她的性格和里面的所有人都合不来，所有的人都欺负她，让她受不了。我安慰她我会尽快起草一份认罪协议。她哭诉说：“纽约的警察最坏，专门欺负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有一个叫拉巴吉的印度裔警察，经常化装成嫖客钓鱼执法，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份，所以一见到他就都躲开。他为了完成每个月的指标，就盯上了我。我不理他，他就亮明身份，说我正在勾引他。他说只要我帮他找出一个正在拉客的妓女，就放过我。后来，他睡了我，还是把我抓了进来。我觉得委屈，和这里面被关押的其她人说了，想不到那些人就偷偷去报告监管人员，监管人员就处处和我作对，报复我。后来，那个叫拉巴吉的警察还来到羁押所，把我带到一个小房子里，用电警棍电我。”
我听了无言以对。吕雯说：“这次出去后，我想回中国去。我想加入‘自愿遣返离境’计划，自动离开美国回中国去。你看能行吗？”我说：“你还在假释期间，这个我要查一下有关规定。如果是自行离境，美国政府通常是鼓励的。”吕雯说：“我刚来美国时，我妈让我申请政治避难，移民律师就教我对移民局说：游学团处处监视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的中国护照被游学团扣下了不给，我从游学团逃出来时没有护照。其实，我的中国护照一直被我妈藏起来了，到现在可能还没过期，估计还能用。”
我说：“你回中国去，这可能还要看中国那方面对你的情况认同不认同。”吕雯说：“我问过很多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都说只要护照没过期，回中国应该没问题。很多偷渡来美国的人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想回去，都是这样的。”我说：“也好，只要你想好了，我就尽快帮助你早点离开这个地方，到了外面你再考虑回中国的事。”吕雯说：“我已经考虑过了，我和我妈妈不一样，她想回去，也没人要她了。可我不同，我赖在这边不走，永远也不会有出头之日。这边的人知道你没有合法身份，谁都可以欺负你，受了欺负你也不能报警，因为没人相信一个有案底的非法移民说的话。回了国，我在这边的事国内都不知道，我又有这边的大学文凭，还能重新开始生活。中国对从国外回去的人，一般都很宽容。”
我去见吕萍花，把我和吕雯见面的事告诉了她。她怔怔地听完，半天才说：“看来，我让她来美国，是害了她。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时不一样了，现在国内的生活并不差，很多年轻人并不一定都愿意出国，很多都是被父母连哄带逼搞出来的。做父母的把国外想象得太好，对孩子们把外国描绘得也太好了。我现在也常想，如果可能，我也回去算了。唉！年龄大了，该折腾的也都折腾过了，最后总的有个归宿吧！在这里这种样子，再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就不知孩子她父亲那边，还能不能……”
（完）
2018年12月25日
于美国华盛顿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