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看电影在童年时是很令人期待的娱乐。那时上学和工作都是每周六天，星期五就会有电影预告出来，男孩子最急切想知道的就是“有打的没有？”也就是那时称“战争故事片”。星期六会早点放学，然后我们就提着两张给父母坐的大椅子和自己坐的小板凳和邻居家的同年一起去大礼堂前的露天放映场里“霸位”。每家都有习惯坐的位置，也不会有人去挪动那晒了一下午的椅子。而且人们都挺自觉地把高的椅子都摆在靠边的位置，中间让给带小板凳或席地而坐的观众。
广州长年酷热，那年头别说空调，电扇都是稀罕物。大礼堂里倒是有当年已经堪称豪华等级的吊扇，每当那叶片吃力地开始搅动亚热带湿热滞重的空气，都能引起一片如释重负的叹息，尽管这并不会带来多少凉意。因此若非大风雨天，或“内部电影”，都会在户外放电影。等闲如天气预报说的“小到中雨”，只要电影机没停，人们都会撑起伞，在雨丝中欣赏着在被风吹得像鼓起的风帆似的银幕上那些变形的景象所描述的故事。皆因那年头，一周的娱乐也就那两个小时。80年代那首风靡一时的校园歌曲“小雨中的回忆”，让人以为雨中可以寻觅到“飘零的小诗”。我从小到大在雨中淋出来的唯一的灵感是：浑身湿透的感觉可以抹去所有浪漫和诗意。
那电影还是要买票的，我记得是八分钱一张票。小孩子们按家里人头问父母要几毛钱，跑去买票。男孩多半会省下自己那份票钱的，那很奢侈地可以买到两条冰棍。入口处通常能看着卖冰棍的小老板用自行车载个木箱子，里面再垫好几层久经沧桑的毯子或棉被来保温，冰棍就藏在里面。买四分钱一条的冰棍，老板就得把手从那堆毯子的某个入口探进去，天知道他在天色昏暗中如何找到那个神秘的入口，估计会有阿里巴巴那种“芝麻，开门”之类的密诀的。而且他居然能很准确地掏出红豆味，菠萝味或橙汁味的冰棍给我们这种挪用电影票款的不法之徒。
进电影场要收票。露天的银幕正反面都能看的，只是在银幕反面看的人物都是左撇子。所以那场地就是用绳子绕着几根小棍子围在银幕前后的两个扇面，然后有几个估计是志愿者的大学生沿着绳子扮着巡山小妖的角色，不时要追捕一些闯入者，不过没看到谁手里拎棍棒刀叉之类的。这活技术含量比较低，像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一样，逮着了，往外一送，换个地方又进来了。幸好那年头老百姓都挺规矩的，也就提防几个舔着冰棍的像“三毛”一样窥视着越绳机会的小祖宗。
其实也防不着，在入口处，给一张票，收票的一弯腰验票的功夫，身后就能溜进去俩。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三十六计基本上都是无师自通的，什么“暗渡陈仓”“声东击西”“李代桃僵”，除了美人计使不上以外，这帮从小就在中国文化里熏出来的主全都玩得炉火纯青。那些收票的多是人情练达，一般都懒得伺候这帮半大不小的主。有时那守绳子的大学生也有些不信邪的“反游击战专家”，盯上一个流窜越境者突然出击。却料不到这些不起眼的家伙那变线跑的能力比现在中国足球队的前锋还高一筹，眼看能逮住了，那哥们往人堆里一扎，得，抬头看人群里都是老师和行政的，只得悻悻然地回去坚守岗位，还得眼睁睁地看着那边好几个大摇大摆地跨过绳子没入观众群中。估计那时不少大学生从海外回来，没看过“西游记”，那些巡山的小妖有几个能逮着猎物回洞里献给大王的？因此落个损兵折将，铩羽而归也是可以理解的。
露天逃票简直是餐前小吃，在大礼堂里放电影也难不住我们。礼堂里安装着在那年头颇为时髦的整排联动的百叶窗式的大玻璃窗，我们都熟知哪个偏僻处的玻璃窗上下间隙大点，不到十岁的小身板哧溜一下就能翻进去。这活我们那时基本上都练得身手矫健的，澄清一下，这类锻炼项目不是体育老师教的。也有一些同伴有被追捕的脱逃经验，通常隔天还可以和班里的同年为“分进合击”“敌疲我扰”的逃票游击战术添点新的佐料。实在说，只要不是弱智，战术谁都懂，可玩出中国特色，那可就是学问了。要不看看电影里头的无论“日本鬼子”或“美国鬼子”，碰上中国人没有不让绕晕的。
记得一次放一部香港电影“三笑”，就是唐伯虎点秋香的老版本。为了不要荼毒纯洁的社会主义美好的风气，特地移到大礼堂里放映。我们早早地溜进去在闷热的空气中不耐烦地等着开映，忽听到门口拥挤的人群中传来玻璃清脆的爆裂声，原来附近石牌村的村民因得知这里居然秘密放映香港电影，遂蜂拥而至，甘愿冒着被“资产阶级”毒害的风险，欲夺门而入。结果好像惊动了派出所的警察叔叔，记不得他们如何最终把“维稳”工作推向胜利的高峰。因拖得很晚才开映，我模糊记得在昏昏欲睡中看了一部黑白片，可以肯定的是唐伯虎穿着宽袖大袍去撩一丫鬟，最香艳的镜头也就打两飞眼而已，连手都拉不上。老唐挺值得同情的，一才子，耗尽心力也就点了个秋香，让人在背后唠唠叨叨地说了好几百年。君不见如今的风流豪情新版本，令人瞠目结舌，前朝才子佳人实难望项背。难怪历数古今，总有人叹“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当然，我们都有默契：看不花八分钱的电影这些光荣业绩是不能让老师和女生知道的。也有一些胸怀大志，言行皆为楷模的男生是不屑于与我们为伍的，那也得提防着点，弄不好要被告到教导处的。我们的教导主任是很严肃的兢兢业业的老师，一口潮州普通话是很有威慑力的，要是被叫到去教导处谈话还是会心里发怵的。这种敬畏感在有的同窗心里都变味了，私下牙痒痒地给我们的主任起了个绰号。可一看到教导主任在视野里出现，那手脚和嘴巴就得规矩点。直到我们都成别人爹妈，甚至是爷爷奶奶级别的了，看到老教导主任，舌头就不利索了。听说一哥们和老师饮茶，筷子就老是晃晃悠悠的夹不起盘子里的点心，心虚的，估计是从前老让去教导处落下的病根。
那时广州石牌有一堆的院校，偶尔我们听到附近其它的院校有别的好看的电影，就会结伙去看。记得去最近的隔一马路的华南师范学院是比较多的。那里也是在露天看电影的，当年华师的大礼堂和国民党1949年在广州的总统府相夹附近的一块空地就是电影场。
60年代华师的大礼堂是竹子搭起来的，墙身就是茅草，连门都没有，其实也不需要，对里面的事好奇的话，随便在茅草墙上扒拉一下就能有足够的空间去探索究竟了。再说那墙根有不少灵长类留下的标记味道，如非“组织”要求，人多半都不会进那个茅棚大礼堂的。那座民国最后离开大陆时的前总统府，被华师当作行政中心使用，也就是大概50-60米宽，10多米深的一土黄色的两层楼房，现在恐怕连渣都看不到了。
有回在华师看电影，附近军营里的解放军叔叔也扛着枪拿着小板凳来看，我挨挨挤挤地和一机枪手聊上了，可能他觉得让一“祖国的花朵”和武器亲近一下也挺好的，我很荣幸地得到也是这辈子唯一的机会在暗地里摸了摸那挺在银幕上特威风的苏式转盘机关枪。那年头可能老得防着“美蒋”敌对势力，要枕戈待旦，看电影都得带着兵器。一边看电影，一边就能看到探照灯的光柱就在夜空中晃来晃去的。过了五十年，那些敌对势力现在变成了“双赢”的伙伴，不时交杯换盏地喝上几盅，喝高了，瞅着机会桌底下也会互相踹几脚也是常有的事，桌面上还得接着喝。
偶尔，学校工会给教职工家庭一点福利，安排去市里的电影院看电影。从石牌到市里，我们冠之为“出广州”，可见土气入骨之深。如果没记错的话，到广州比较排场的“新华电影院”或“新声戏院”得买一毛三分的车票。看过什么电影是想不起来了，可电影院门口卖“南乳花生”的盲人却有两绝：一毛钱一小圆锥状纸筒里也就几粒花生，一嚼之下齿颊盈香。不忍骤咽；给皱巴巴的面额不一的纸币买花生，不用吭声，那纸币在他手里一捋，找回来的钱不会有分毫差错。
文革后，我们又混进“八十年代的新一辈”里看上电影了。学校的电影场挪到大操场旁的老经济学院楼边上。个头大了，逃票的优势荡然无存了，只好规规矩矩地去买两毛一张的票。外国片通常比较受欢迎的，“克莱默夫妇”“金色的池塘”这种奥斯卡级的片就是当时人们窥视外部世界的窗口。可印度片比较难熬，只要主角扭动腰肢开始唱那种像牙疼哼哼一样的南亚调子，没有二十多分钟是不会有罢休的。那种歌可没有“拉兹之歌”那么有韵味。有回硬着头皮扛着听完一插曲，几个短镜头一过，那伴奏提示新一轮又要开唱了，我赶紧提了板凳离场。有点纳闷，怎么刑侦部门就没想到这种软技术呢？费劲动个体刑，还得防着被人告。要是对嫌疑犯放上几小时这种印度歌曲，能扛得住不招的恐怕没几个。
有时工会或学生会不知道从哪里弄一些外国老片子，故作神秘地宣称是“内部影片”那就又要躲到大礼堂里放。那部英法合拍讲几个英国空军战俘二战时从战俘营出逃的的影片“胜利大逃亡”居然也好意思归类为内部片。
学校的电教中心也来凑热闹，夜里用电视教学设备放一些来路不明的电影录像，鬼鬼祟祟让小范围的一帮人知道又有“内部电影”看了，那票价是两毛半，比大操场放的要贵。不过要是晚点去，把门的哥们也放弃职守挤在里面看了，所以就免费了，只要找到把椅子就站上去从黑压压的人头上面去看。那时整个社会正处于文革后的文化饥渴综合症中，凡是可找到汲取非官方的文化营养的渠道，无不趋之若骛。不过我们花两毛半看的可是“魂断蓝桥”“音乐之声”“乱世佳人”“卡萨布兰卡”这类经典。那位后来写下“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但却不幸英年早逝的诗人也和我们挤在一起被这种西方电影“腐蚀”。其中的人文主义恐怕已经渗进了他的创作灵感中，否则他就不会说“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记得其中有一些录影带也不知道翻录了多少次了，播放时的影像时常模糊不清，荧光屏上有时只有飞舞的残片，斜线和只言片语的对话。那部“教父”就是看得够累的，可没人退场。记得看到麦克在西西里避难时的一些自然主义镜头，你能体会到什么叫“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到”。可当某个镜头突然被雪片或雨线似的杂乱信号掩盖，带着感叹和惋惜的“噢”一声就会不约而同地喷发出来。隔壁宿舍有一哥们，平时话不少，看完““魂断蓝桥”回房，怅然若失，无语，后来突然冒一句，那女的（费·雯丽）真美。那可是黑白片，要是彩色的“乱世佳人”，费·雯丽的眼睛可是那种让人找不着北的绿颜色。我想，惊为天人也就如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