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标准是“法后王”，儒家的标准是“法先王”，儒法能合流就是有共同的“王”。儒法就是为“王”服务。如果把法家和儒家反过来念就有感觉了，“家法”和“家儒”（御用文人）。
心学的标准是“问心”，但一个人是不可能问另外一个人的“心”的，这导致心学就没有了一致的标准，或者有人利用心学的这个缺点而狡辩。制定“标准”是一个权威的活，心学把这个“制定标准”下放到了平常人，权威当然就不乐意了，心学也就在“非主流”中流行。心学也可以反着念，就是“学心”，向“心”学习。
狂人妄想症病人朱熹则认为有超脱人的“天理”，人必须遵守“天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天理”是什么，他就把当时世俗的统治阶级需要的东西列为“天理”，朱熹推崇“天理”但向“世俗”皇权献媚，可见他并不真推崇“天理”，所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苏格拉底，也没有出现哥白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