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大汉沟就是要接受那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通过劳动锻炼改造思想，那时候从没想过要学什么，现在想想就是要体验农民的生活，学习他们的思想感情吧。不过我是真的认为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毛泽东做的其他事我不感冒，可是这件事我是感谢他，更感谢神用这件事让我们知道世上还有贫苦人。
我的母亲，舅妈同时也下到北京郊区当医疗队，我母亲在门头沟还可以，舅母去了怀柔，那可是个穷的得愣愣的地方，村里的男孩多娶不上媳妇，就近亲结婚，甚至姑姑嫁给侄子，全村1/4是傻子， 她回来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就想，我们那儿这里还算不错的，起码没到那种女儿国的地步，那还是北京远郊区呢。
要学贫下中农就要和他们一样劳动，大汉沟村里除了有一个毡匠（拿羊毛擀成毡子），一个皮匠（熟皮子的）和一个木匠有技术外，全是耪大锄的，当然还有羊倌。除了一家富农，一家富裕中农，其它都是贫农。这村里只有一个雇农，是五奶奶的侄子，叫贾二。那个懒就别提了，当地人把莜面炒炒，拿水和着吃，象我们北京吃油炒面，但是淡淡的没糖。他就用水拌生面吃，经常躺在大街上，是个不着调的人。可是每次哪家有婚丧喜事或者盖房子他就会去帮忙蹭饭吃，也怪可怜的。当时的口号是越穷越革命，要是大家都向贾二学，城里人也不用吃饭了。
这劳动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确实是个锻炼，大学时，我们半农半读两年，运肥，耕地，插秧，收麦，种菜，盖温室，什么活计都会，干农活还是比较驾轻就熟的事，但对他们学工科的（他们都是）就难了些。至于砍柴那是谁也没干过。
那时正是农业学大寨，大兴水利，修梯田的时候，我们去时村外已经修了大片大片的梯田，所以我们没赶上。我们就跟着备耕，当时都是各种粪肥没化肥，先把肥料运到地里，按堆卸车，再把肥撒匀在地上。这是技术活，要把不多的肥，用铁锹均匀地撒在那么大一片地上不容易，幸亏我们以前干过，还有点样。然后就耕地，没拖拉机，用牛拉着那几千年未改的犁，在地里走了一趟又一趟。
这一犁地可就学到东西了。就象在肯塔基农场干活时，经常会翻出印第安人的石制箭头，我们在大汉沟犁地时，经常捡到割大烟的小刀子。那东西象个戒指，是一块1.5公分宽，3公分长的铁片卷个圈，上面剩下的多出一块儿磨成刀片样子，用它从大烟上割那些白汁儿，再熬成烟膏或做成烟土。因此我们才知道这里解放前是种鸦片（又叫大烟）为生的。文革后，有人说八路军解放前种大烟卖，我前边写了这里曾是贺龙的根据地。
有一天我们在地里耕地，突然翻出一个罐子，拿出来一看，里面盛着黑乎乎的东西，老乡一听都围上来，他们知道是什么，都抢着挖一点放在鼻子上，我们才知道那是大烟膏。我这才醒悟过来，为什么他们让我们回家时帮着买阿司匹林，或别的止疼片。他们还是有瘾，但是没得抽，就烫阿司匹林。后来我工作时，看过我们的林业站站长和副站长也吸。他们把一根尺长的铁丝头烧红了，再去烫药片，用卷好的纸卷对着那烧出来的烟使劲地吸。这个教育我们没学。
等三四月了，这些个大学生男劳力就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因为要碹窑的，盖窑的都需要人帮忙。村里盖房用人叫撺工，就是大家互相帮助，不要工钱，谁家盖房时都不用雇人。碹窑是先把山垂直铲下土来，成个院子样，再在山上挖个洞，装上门窗住，冬暖夏凉。多数是碹三个独立的相挨的洞，直立的墙和圆圆的顶，在中间的洞中央和两边的洞之间挖个通道， 再在前面装上门窗，像大家看的延安的窑洞。
那盖的窑是在平地上先用一样厚的土坯盖好四面的墙，再用一边薄一边厚的土坯盖上园的顶子，厚的在上边薄的在下边，挤住。他们几个男生不懂技术就抬土，背坯，全是重活，尺半见方的土坯一背好多块。这几个人就掏出心来帮，老乡真是老夸他们，还有的后悔盖窑时没有他们帮忙。因为他们不惜力，吃得少。那老乡可不一样可以背10几块，吃得也多，有个小伙子一顿吃18个黄米炸糕，不知道那胃怎么装的， 可是他干活也棒，可以背17，8块坯。因着他们的劳动量大，营养差，天气又冷，老了多数有气管炎，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稍微一感冒就死了，那个村里没有活过70的，六十几就算长寿了。
夏天了，我们就跟着去锄地，我对这个大锅饭的事最有感触了。队里给大家记工分，男的满勤10分，女的受歧视给8分。那挣工分多少和你干活的多少无关，就是不管你锄多锄少都一样。那快的锄到地头就坐下抽烟等着，绝不会帮后面的忙。我们学生老也锄不过他们，我就纳闷我们再慢也不会慢那么多呀？注意了才发现他们哪里是在锄地，分明是在拉大耥。他们把锄头用力甩到前头，从两行庄稼中间往后一拉，拉到脚跟前再换另一只脚向前一迈，把锄再一甩...…，乖乖这哪里是什么除草？除草要把每棵庄稼周围的草除净，把土除松，把土表的毛细管切断后，水分就不易蒸发。有句农谚是："旱耪园，涝浇园”。没雨时，你多锄上面的土，土松了，土地保墒，庄稼就长得好。可是因着平均主义，加上江青喊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那本来就低的产量更低了。连贫农也说地的产量根本没有解放前高。后来我们的工作是每天在村里转，其他人也这么说。一想就该明白，以前老乡是给自己干呀，现在是大锅饭，人那里有那么高的觉悟。这个教育我们也没学。
这口粮的分配更是奇怪，不管你们产量多少，国家一年每人只给留55斤麦子，剩下的是莜麦，小米，杂粮，土豆。共计一人一年450斤，其余的就交公粮。虽然县里和公社的干部一到收获的季节都下乡督察，可是实际上他们都在瞒产，所以那时候1969年吃得还是够。冬天每天两顿饭。喝些稀的，就可以攒点粮食。老乡们没有屯子屯粮，他们把纸泡成糊糊，贴在缸外边，等干了就成个纸缸，用来放粮食。那地方气候很干，一年降雨量才200-400毫米，风沙极大，因为就在沙漠边上，所以可以这样储存粮食。
我们虽然在那里劳动，但是我们有粮票，有工资，粮食供应的有白面大米当然70%是粗粮。因着干活太苦，那些内蒙本地的大学生成天回家，刘建平聪明会溜须到黑老夭公社当了广播员，剩下我们在那里锻炼。不过我们也没不平衡，在山沟里的乐趣只有我们知道。有一次我和朱秀英跟着羊倌去放羊，一路沿着羊肠小道往山里走，追着羊走时不觉得远，等到下午了我俩回来时怎么也走不到家，不过好赖这辈子也放了一回羊。有时候我和马家爸爸会到深山里去，那山沟沟里山清水秀，除了原始的林子，因为当时国家用飞机撒种造林，绿化荒山，有些花和草在外边根本没见过。这里也是我后来工作的林业站管理的林场，现在那里是旅游景点了。
我们在村里跟他们一块干活，一块儿过节，看她们做饭，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跟他们去串亲戚，也常常给他们讲讲外面的事，他们有人听说过，就来问我们是不是世界上还有黑人，马家爸爸就讲开了，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也没与天斗，也没与地斗，更没与人斗，欢欢乐乐地过着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