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与文革大起底 连载 15 作者 崇新岳 百思峰
文革打响了（1）
1966年3月22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在外交部长陈毅夫妇的陪同下，前往巴基斯坦等国访问。那时刘少奇出行时的派头是很大的，到机场为他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有全国人大的七位副委员长，国务院的三位副总理，全国政协的四位副主席，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自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如此前呼后拥的隆重仪式场面，刘少奇已经享受过很多次了，但此时的刘少奇却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享受中国最高规格的送行典礼。当时刘少奇对时局的估计是很乐观的，《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已经正式发了下去，时局稳定下来了，暂时用不着担心。
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火药味十足的讲话，也没有引起众高官的响应。甚至，毛泽东在会上都没有“敢”骂彭真，只是指桑骂槐地骂了一通小人物的吴冷西，这让刘少奇感到毛泽东已经是黔驴技穷，更加放心地出国访问去了。
彭真在送走刘少奇后，也是傲气十足。当时日本共产党来华访问，向彭真提起《海瑞罢官》的时，彭真居然在外国人面前，公开抱怨毛泽东说：“这本来不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历史剧。可是毛主席说它是政治问题，真麻烦。”
3月31日，康生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讲话的同一天，也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彭真还没把毛泽东的讲话太当一回事，对康生敷衍地说：“我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二月提纲》也可以修改一下。”
可是当彭真得知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的时候，他马上感到事情不妙了。在彭真的保护伞刘少奇现在远在巴基斯坦访问，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起来“整”他的话，彭真肯定是大劫难逃的。
人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都会设法“自保”，彭真当然也不例外。现在彭真已经等不及刘少奇了，因为刘少奇还要半个月之后才能回来，而那时彭真已经被打倒，生米煮成了熟饭，届时刘少奇再想救彭真，也来不及了。彭真不得不采取“自救”措施。那么怎么才能“自救”呢？现在彭真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戴罪立功”。
对于毛泽东来说，彭真已经是“罪人”了。现在彭真要趁自己还有权的时候，做一两件对毛泽东有好处的事情，为毛泽东“立功”，以求得到比较宽大的处分。怎样才能“立功”呢？彭真想出的方法是“丢卒保车”。
毛泽东已经点名批评了“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和廖沫沙，此时彭真来个“反戈一击”，帮助毛泽东批判“三家村”的这三个人，说不定能得到毛泽东一定的宽恕。于是彭真就准备把“三家村”的三个人抛出去，转移斗争大方向，以此来保护自己和刘少奇。
文革打响了（2）
4月3日，彭真马上召集北京市长刘仁，邓拓等一批亲信，到他家里开会。彭真首先告诉与会者，周恩来已经改变立场，同意推翻《二月提纲》了，现在我们这些人到了危机的紧要关头。彭真是个直爽的人，并不隐瞒自己的目的，说：“现在‘守’肯定是‘守’不住的，只有设法争取主动。‘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不解决不利，否则更被动。”
彭真虽然没有明说，但参会的人都知道，彭真这是要抛出“三家村”来“丢卒保车”了。这时彭真借用一句江湖上的话，对众人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帮忙了”。
彭真这么一说，参会的人都心中一酸。不过大家也都明白，他们这个团体到了存亡危机的时刻，必须有人出来掩护大家撤退，必须有人牺牲自己来保全大家，否则大家都得完蛋。
这时邓拓站出来了，拿出英雄气概说：“我犯了错误，由我自己负责，其他人没责任。”
邓拓知道，现在“三家村”中的吴晗和廖沫沙已经被批判了，他想逃也逃不过去的，不如站出来承担责任，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保全彭真和其他人。
大家一方面佩服邓拓的勇气，一方面也知道，此时彭真只能对邓拓“挥泪斩马稷”了。彭真安慰邓拓说：“很快就发表批判你的文章了，你改了吧，改了以后还可以做文化战士。我准备把你下放到顺义去，那里条件好，可以做出成绩来，以后还可以东山再起。”
然后彭真又对参会的人，称赞邓拓说：“我们对邓拓同志的本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是个好人，但是世界观有许多不正确的观点，写的东西乌烟瘴气。但他不是反党的，我们都知道，只是别人不知道。”
会后，彭真指示北京市委赶紧写一份《关于邓拓所犯错误的报告》，并说：“责任要写的含糊一点”。当《报告》出来以后，彭真把其中一句“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这份报告于4月8日上报中央。
4月10日，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问题。这时彭真已经不管吴晗和廖沫沙，他只能“包庇”邓拓一个人了，彭真说：“我对批判吴晗、廖沫沙没有什么牵挂，就是对邓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虑。邓拓的问题和吴晗的问题不一样，吴晗这个人是一贯反共的，邓拓在抗日战争时赶着毛驴办粮很艰苦，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应该区别对待。”
文革打响了（3）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次彭真没敢“浑水摸鱼”，而是真正上纲上线地批判，文章中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借这个题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丑化革命派，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邓拓同志吹捧死人，借古讽今，大量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同时《北京日报》还特别加了一个《编者按》，写道：“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是错误的，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铲除毒草，克服错误，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
彭真用这个《编者按》，一方面向毛泽东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又声明要“戴罪立功”，说：“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三家村’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次彭真是抢先在全国的报纸上，第一个点名批判“三家村”，试图来一个“丢卒保车”，争取主动。
但彭真的企图马上被毛泽东识破，毛泽东说：“这是北京市委‘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企图以牺牲吴晗、邓拓，来换取彭真和北京市委的过关。”于是毛泽东立即指示通知全国报刊，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文章和按语。
上次彭真不让转载毛泽东的《评/海瑞罢官》，这次毛泽东也不让转载彭真的《批三家村》，算是对彭真的一个小报复吧。只是《新华社》下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了《北京日报编者按》，让毛泽东非常不高兴。
《新华社》是隶属于周恩来国务院领导另一套宣传系统，主要负责对外国的宣传工作。《新华社》广播了彭真的《北京日报编者按》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检讨说：“是因为疏忽大意犯了错误。”
周恩来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不太可能对这么重要的事情“疏忽大意”。《新华社》的广播，应该是象征了周恩来表示对处理彭真的一种态度，就是不希望把彭真一棒子打死。毛泽东尽管很不高兴，但也拿周恩来没办法。
1966年4月16日以后，邓拓就被停职检查，此时邓拓把希望寄托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身上。但刘少奇从国外访问回来之后，对邓拓的批判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一浪高过一浪，5月16日，中共发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邓拓知道党内斗争的规则，一旦他被扣上“叛徒”的帽子，那就是宣布他的政治死刑。邓拓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选择了“死”。一方面邓拓是那种“可杀不可辱”的人，他没有接受大批判的勇气；另一方面，邓拓希望自己的死，能够最后保护彭真他们一次，因为报纸上明确地说：“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文革打响了（4）
邓拓在5月17日夜，服药自尽，时年54岁。死前他写了两封遗书，一封是给北京市委的，一封是给妻子的。邓拓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说：“许多工农兵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邓拓先表示他对批评自己“毫无怨言”，之后邓拓又写道：“文章是我写的，别人怎么能够，也不应该为我分担责任。市委的领导，从彭真同志，到整个书记处、常委会以及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内，没有什么错误。”
这里邓拓把责任全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声明与彭真等人无关。邓拓最后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遗书的结尾，是以口号结束的，他写道：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囯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之所以这么喊口号，是因为他想保护他的妻子儿女。邓拓知道中共的方针，如果他死前高呼万岁，向党表示最后的忠心，那么他的妻子儿女就可以得到比较宽厚的待遇，不会因他的死而受到太多的牵连。
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了一封很短的遗书，说：“一岚：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明白，他如果给丁一岚写一封长信，反而有可能把她也牵连进去。要保护丁一岚，这封信越短越好。也许正因为邓拓临死之前煞费苦心地保护家属，夫人丁一岚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一直活到1998年。而另一位“三家村”人物吴晗的夫人袁震，则在文革中被送到“劳改队”进行劳动改造，1969年3月过早地去世了。
1969年10月11日，在邓拓自尽的三年之后，“三家村”人物第二位的吴晗死于狱中。“三家村”人物第三位的廖沫沙，倒是把牢底坐穿，1979年平反，一直坚强地活到1991年。
“三家村”人物的结局当然是悲剧，但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如果那时刘少奇胜利，毛泽东失败，那么邓拓、吴晗等就会成为英雄，而张春桥、姚文元等就要坐牢了。书生投身于政治的时候，就要做好杀头坐牢的准备。
据说在张春桥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女儿准备结婚，张春桥告诉他未来的女婿说：“与我张家结亲，是要准备杀头坐牢的。”可见张春桥早就知道搞政治这个东西，是要做好杀头坐牢准备的。【待续】
文革打响了（5）
再回到1966年4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周恩来的意见，不是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这件事，而是由级别较低的“中央书记处”来讨论这件事。这种低调处理方式，显然不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但毛泽东也好拒绝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不能不给周恩来一个面子，因为他还需要周恩来帮助打倒彭真和刘少奇。于是毛泽东急召在外地视察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1966年4月9日，邓小平回北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上，首先是康生传达毛泽东不久前的谈话，然后康生批评彭真对《海瑞罢官》搞“学术批判”，是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彭真辩解说：“吴晗的问题出来后，我总想再放出来一些错误观点。现在看来，新的错误观点不容易放出来了，‘放’的时期过去了，已经放得够了。”
陈伯达则对彭真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批评，彭真辩解说：“我各方面都不落后，国难时期北京坚持了三面红旗，顶住了单干风，只是文化上我是外行，落后了，原因是我不懂。”彭真特别强调说：“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定下“调子”，说：“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说：“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对这次重大错误作了初步检查。”这次会上邓小平是拥护毛泽东的。为什么邓小平拥护毛泽东呢？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要涉及的范围。
另外，这次会议还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是宣布撤销《二月提纲》；第二是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小组，重新起草一份提纲。陈伯达小组的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等人，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雏形。
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个简单的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但这个通知里，并没有提到为什么要撤销《二月提纲》，更没有说《二月提纲》有什么错误。这是一种“蒙混过关”，当然毛泽东不满意了，因为他要批判《二月提纲》，而不是撤销《二月提纲》。毛泽东也知道，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来处理这件事，是不可能让他满意的。于是毛泽东于1966年4月16日，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
其实，毛泽东本来就打算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上次召开的书记处会议，那不过是给周恩来面子。现在周恩来的面子也给过了，毛泽东就亲自出面处理这件事。然而，毛泽东这次会上要解决，不仅是彭真一个人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中宣部长陆定一的问题。
文革打响了（6）
毛泽东早就想打倒陆定一了，多次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解散中宣部”。但毛泽东说归说，真的要打倒陆定一，总得有个理由才行。这次又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打倒陆定一的理由，那就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的刑事案件。
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是一个非常蹊跷的案子，至今迷雾重重。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是：严慰冰从1960年到1966年的6年间，化名“基督山”、“王光”、“黄玫”等，写了几十封匿名信，分别寄给林彪，林彪夫人叶群，以及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匿名信的具体内容至今没有完整披露过，但从披露出来的一些信息来看，匿名信的主要内容有三个：
一、声称叶群伪造自己的履历，是假党员。
二、声称叶群在延安时代与多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包括后来被枪毙的王实味。
三、声称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不是叶群和林彪生的，甚至暗示林豆豆是叶群与刘少奇的私生子。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在写给豆豆的匿名信里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
匿名信里有一首打油诗，含有一至十的数字，写道：“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孔生烟抽鸦片，八(拔)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
这些匿名信的内容无法证实，客观上起到破坏和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的作用，这也可能是后来林豆豆没有跟父母一起登上三叉戟的一个契机。这种匿名信是侮辱人格的诽谤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罪，严慰冰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入狱。
严慰冰写这些攻击林彪的匿名信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在分析严慰冰的动机之前，先看看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现在有一种传言，把破案过程说得活灵活现，甚至很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这个传言是这样说的：【严慰冰这个案子是1966年春天破的，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跟匿名信的字迹很像，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
文革打响了（7）
其实这个传言是很拙劣的。第一、叶群在1966年上半年，一直陪林彪在苏州疗养，并不在北京；第二、叶群这样身份的人外出，都有警卫员跟随左右的。而警卫员的职责之一，就是不让陌生人靠近叶群，以免出现暗杀。严慰冰踩到叶群的脚，那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太近了，叶群的警卫员早就会出手档开严慰冰了。
严慰冰案的破案过程，已有人专门撰文进行过分析，这里不再重述，只是略述一下要点。早在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就拿着匿名信到中宣部核对严慰冰的字迹，证实匿名信确是严慰冰所写。这个案子虽然破了，但因为是牵扯到中宣部夫人的大事，公安部不敢自己处理，于是上报到中央主管政法的彭真那里。但彭真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既没有报告毛泽东，也没有告诉林彪。由于彭真压住这个案子，公安部对严慰冰不敢采取行动，任凭严慰冰继续给林彪写匿名信，让林彪的“受害”多了两年，直到1966年严慰冰被捕为止。
从1963年夏到1966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彭真为什么要压着这个案子呢？第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需要。如果陆定一夫人写匿名信的事情出来的话，陆定一也要受到牵连。毛泽东本来就想“找茬”整陆定一了，彭真压住这个案子，就等于保住了陆定一。第二个原因是破案上的需要。这件事也许不是严慰冰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团伙的行为，所以暂时不惊动严慰冰，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不管怎么说，有这个破案上的需要，彭真就可以为自己压住严慰冰案，找到推脱责任的理由。
这个案子最费解的问题是：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动机是什么？现在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说严慰冰是精神病患者，写匿名信是神经偏执狂的发病行为；第二种说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她写匿名信是出于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痛恨，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文革之后；第三种也说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她写匿名信是受人指使的政治阴谋，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文革期间。
第一种说法说严慰冰有精神病，它的根据是，陆定一曾带严慰冰到医院去看精神科。但当时的医生诊断，并不认为严慰冰有精神病。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严慰冰精神状态。1971年林彪叛逃后的10天，那时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严慰冰，忽然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看到严慰冰的行为可疑，就提审她。
严慰冰在提审中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林副主席出事了。”
那时林彪事件还在保密中，一般干部都不知道林彪出事了，关在狱中的严慰冰怎么会知道呢？严慰冰得意地说:“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原来，严慰冰天天在狱中很仔细看《人民日报》，那时报纸上总是说“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而这几天报纸上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所以她猜测出林彪出事了。从这件事来看，严慰冰的表现完全不像是精神病患者。
文革打响了（8）
另外，1978年严慰冰平反出狱，也说明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因为精神病案件是不存在“平反”问题的。严慰冰出狱后，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1982年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哪有精神病患者加入作家协会的。所以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出于“精神病”的说法，并不让人信服。
第二种说严慰冰写匿名信，不是因为精神病，而是与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斗争，第二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延安时期，严慰冰和叶群都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严慰冰对叶群的生活作风和品行看不惯，对她的历史也有很大的怀疑。严慰冰从清查历史档案中发现，叶群隐瞒了历史，隐瞒了年龄，是一个无人介绍的冒牌党员。从1960年开始，叶群以林彪代理人的身份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成为颐指气使的女霸，为林彪结党营私，阴谋夺权开路。这一切，严慰冰看在眼里，气在心上，曾对二妹严昭说：“林彪不甘寂寞，叶群是个妖精，我看总有一天他会扰乱江山的。”当1960年林彪肉麻地吹捧毛主席时，严慰冰更意识到林彪的狼子野心，萌发了她痛骂林彪和叶群一家的念头。】
【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匿名信的，是这样一件事：叶群对林彪前妻的女儿林晓林一贯歧视和虐待，连节假日也不准她回北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放假，在该校就读的林晓林有家难归，像孤儿一样到处游荡。1961年，严慰冰到哈军工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大儿子陆德，知道了这一切，对叶群的这种做法很是气愤，写了大量匿名信，痛骂叶群及其一家。严慰冰的匿名信有如匕首，又如利刃，狠狠地砸在林彪、叶群的心窝里！林彪气得暴跳如雷，坐立不安。叶群则又哭又闹，满地打滚。】
第三种说法也说严慰冰写匿名信，不是因为精神病，而是想要迫害林彪。其实这种说法与第二种说法是一致的，只是立场不同而已。第二种说法赞扬严慰冰对林彪的“迫害”，而第三种说法则批判严慰冰对林彪的“迫害”。 第三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从1960年到1966年的六年间，狗胆包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旧中宣部阎王殿活阎王陆定一的臭婆娘），抛出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的匿名信，竟达数十封之多，妄图污蔑、中伤林副统帅。严慰冰是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忠实干将，长期以来，严慰冰为配合这一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军、篡政的目的，写了大量的反革命匿名信，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以达到她配合彭、罗、陆、杨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
【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行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十分清楚。他为使严慰冰“合法”地从事反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与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密谋，从1961年就把严慰冰伪装成精神病患者，以掩盖其反革命面目。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史书翰等直接参与并策划了包庇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史书翰知道他们的罪行必定会被揭露，十分紧张，说：“有些问题说出来，同志们追问怎么办？在严慰冰的问题上，我洗也洗不清了。”1966年8月25日，史书翰已感到其反革命罪行无法掩盖，突然服安眠药畏罪自杀，于27日死亡。】
史书翰是中央保健局局长，当时说陆定一逼史书翰作严慰冰有神经病的伪证，结果事发后史书翰自杀。
尽管对严慰冰的作案动机仍然不太清楚，她试图让林彪生气烦恼，损害林彪的身体健康，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林彪的身体是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之一，如果林彪在文革前病逝，那么毛泽东要想发起文革，就不太可能了。所以把林彪“气死”，就等于斩断了毛泽东的臂膀，间接地阻止了毛泽东发起文革。严慰冰有这样的政治动机吗？从上述第二种说来看，严慰冰是有这样的政治动机的，但只是个人行为；从上述第三种说来看，严慰冰不仅有这样的政治动机，而且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从种种迹象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在1966年4月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拿出这件事，1966年4月28日严慰冰被捕入狱。
为什么毛泽东直到1966年4月才知道这件事呢？大概因为是彭真的队伍里出了告密者。因为1966年4月2日之后，周恩来的态度转变了；4月8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彭真被严肃批评了。这时候，彭真队伍中的某些人，看到彭真不行了，要垮台了，所以这些人赶快要改换门庭，揭发彭真的“罪恶”，就把这件事揭发出来了。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少奇知道这件事吗？刘少奇本人在1966年6月27日的讲话中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
从刘少奇讲话的口气来看，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只是这件事交给彭真去处理，他没有直接管。
那么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吗？据邱会作回忆说：“在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该案侦破情况后，周恩来厉声问陆定一是否知道，并大声喝斥：‘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许用这样下流的手段！’说着说着，抓起面前的茶杯向陆定一砸去。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知道周恩来大发脾气，当众失态。”
从周恩来讲话的口气和动作来看，他似乎不知道这件事。这也就是说，彭真只把这件事报告了刘少奇，瞒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当事者林彪。【待续】
【接前】1966年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两大部署：第一个部署是打倒彭真和陆定一，搬走了打倒刘少奇的绊脚石；第二个部署是准备搞文化大革命，起草了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这次杭州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4月16日到21日，这段时间刘少奇还在国外访问；第二个阶段是4月21日到24日，这段时间刘少奇回国了，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重点，参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主要是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案子因为不是政治问题，不需要在会上揭发批判。等刘少奇回来后，彭真和陆定一已经“靠边站”了，刘少奇已无力挽局，只好追认这个结果。
这次杭州会议是突然召开的，据参会者宋任穷回忆说：“4月16日，中央忽然通知我到杭州开会，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到杭州后才知道，是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
另一位参会者李雪峰回忆说：“叶剑英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吗？”
李雪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叶剑英又说：“我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说：‘现在又出事了，我自己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马上要求跟毛泽东当面谈话。李雪峰听见彭真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我要求跟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但毛泽东没有见彭真。
毛泽东不见彭真的消息，马上在众高官中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我对没有希望的人，连批评都不批评。”现在毛泽东不见彭真，那就是对彭真不抱希望了。
高官们都知道，几天前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也批评了彭真。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批彭真的话，彭真肯定是没希望了。高官们都是很会“自保”的，据李雪峰回忆说：“我们在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敢和他讲话。”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数虽多，然而决定彭真和陆定一命运的，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过几次个别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无法知道，但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周恩来的立场有很大转变，同意了打倒彭真和陆定一，同意了解散中宣部与北京市委，还同意了搞文化大革命。
前面提到，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方法是“一手软、一手硬”，这次周恩来立场的重大转变，应该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用了“一手硬”的办法。毛泽东大概跟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带林彪重上井冈山，重组红军。【待续】
【接前】周恩来最怕毛泽东的这一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做事不顾后果的人，他一旦爆发起来，那是什么都不管的，很可能真的来个“兵变”。周恩来也发觉毛泽东在北京附近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军事部署，所以周恩来感到此时不能再刺激毛泽东了，要打消毛泽东“动武”的念头，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用和平的方法，就必须做出妥协，所以这次周恩来做出了重大的妥协。
周恩来的斗争方式，是以柔克刚，“一边妥协，一边斗争”。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方式，特别注意不要让毛泽东生气，因为毛泽东这种性格的人一旦“来气”了，就会不顾一切，非跟你干到底不可。所以周恩来在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从语气上也好，行动上也好，特别表示出对毛泽东的恭敬，特别注意让毛泽东心中的“气”平息下去，也就让毛泽东“消气”。一旦毛泽东“消气”了，毛泽东也会做出一些妥协，这样就不会发展成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
可是刘少奇就不懂这点，他要不然当面顶撞毛泽东，气走毛泽东，专门惹毛泽东生气；要不然“浑水摸鱼”，耍滑头，这样更让毛泽东生气，而周恩来从来不在毛泽东面前耍滑头。刘少奇不是想办法让毛泽东“消气”，而是火上浇油，让毛泽东的“气”越来越大，更加激发起毛泽东掀起一轮更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都是湖南人，也许湖南人天生就不会妥协吧。
这次会上，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就点名批彭真了。毛泽东说：“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说：“凡是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这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掉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西风落叶下长安’，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有一个流行很广的传闻，声称毛泽东当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传闻当然是假的，它是根据毛泽东这个讲话，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毛泽东说彭真的话，戴到了刘少奇的头上。对于毛泽东来说，彭真当然是一个“渺小人物”，但刘少奇就不是渺小人物了。毛泽东对刘少奇是“炮打司令部”，要用大炮才能把刘少奇打倒，怎么可能“动一个小指头”就打倒刘少奇呢。【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