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余秋雨《苦旅余稿》
孔子像
我知道，说出这句话，立即会有人拿出各种数字来反驳。我今天要说的理由，比较特殊。按照我以前的说法，孔子开办“私学”，完全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召唤陋巷间的平民弟子到杏坛听课，把高层文化播撒到了社会底层。而且，我说过，他早早地感觉到了天地太大，杏坛太小，便带着学生们拔脚出走，组成了一个“游士集团”，一所流亡学校。就在这样一所流亡学校中，他们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学、伦理学、人格学、管理学课本，每一个课本都成了经典。然而更厉害的是，这所学校并没有因孔子的去世而解散。恰恰相反，他一倒下，学校在哭泣声中升华。这，也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先是学生们的三年守墓。这个被孔子带出来的“游士集团”停止了游走，围绕着孔子的坟墓，素衣散发，晨昏祭悼，回忆着孔子的教言，讨论着整理的方案，而且把这一切都当作新的课程。于是，这所没有了老师的学校，由聆听转向了传道。三年守墓，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使这些学生的家庭也都迁移到孔子墓园附近，以便照顾。这些家庭又带过来一些亲族和相关的其他家庭，结果，百来个家庭的聚居，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村邑。孔子的学生是当时最高层级的文化群体，他们因守墓，从智能大集结发展到生态大集结。这在中国和世界，都没有先例。这种智能大集结和生态大集结，受到当时鲁国君主鲁哀公的首肯和帮助。鲁哀公在孔子去世之时就发布了一篇文，文中有一些现在不容易排印的古字，我只能简单翻译一下了：“老天爷您不太善良啊，为什么不把这么一位老人留下，让他保护我在位，怎么却让我一个人孤单煎熬？呜呼哀哉，孔子前辈，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这几句诚恳的话语使我们产生一个感觉：鲁哀公，这位把一个“哀”字顶在头上的国君，似乎注定就是来哀悼孔子的。他在孔子生前并没有重用孔子，却在孔子死后做了不少好事，让孔子创办的学校在权力庇护下具备了继续占据空间和时间的可能。这所学校，我们姑且称之为“孔子学院”吧，居然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这中间，即便是不少气吞山河的皇帝，也会不辞辛劳地来到曲阜，通过祭孔来博取它的学历和文凭。他们已经得到了最高权位，都想开创一个盛世留诸历史。什么是盛世？他们在执政过程中慢慢明白，盛世的表象是赫赫功绩，盛世的内核是上下信任，而信任的基础却是道德文化。因此，他们先后在金銮殿里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了曲阜。曲阜离泰山不远，皇帝们常常把祭山和祭孔连在一起，这就等于是祭拜了两座泰山。孔子的泰山是一所学校，每攀上几步就积累一级学历；孔子的学校是一座泰山，每一级学历都泥石垫脚，直指云天。汉高祖刘邦来得早。这位继秦始皇之后挟着大风统一天下的皇帝起先是看不起儒生的，但在面临治国难题时发现儒者陆贾和叔孙通的主意最可信也最有效，因此改变了看法，成了孔子学院中第一位不太专心的帝王学生。八十年后，他的后代汉武帝刘彻就专心多了，开始以儒学建立文化统治，孔子学院也就以“太学”的名义成了国家学院。到了东汉，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从光武帝刘秀开始，以后的明帝、章帝、安帝都相继到曲阜祭孔。北魏的孝文帝着力于鲜卑族的汉化改革，把亲自前来祭孔当作一个重要事件。他着汉装、说汉话，带给曲阜的是北域的辽阔和英挺。唐高宗李治来的时候显得比较拘谨，而真正把大唐之风带来的，却是那位主持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一派流光溢彩、富贵潇洒。宋真宗是在庞大扈从下封了泰山到曲阜来的，气氛比较沉闷。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来的时候就更有气魄了。他们都喜欢行走，对儒学的钻研确实也比较深入，因此仪容整齐，烈烈扬扬。乍一看，这是皇帝厚待孔子；实际上，却是皇帝希望孔子厚待他们。有一些来自北方民族的皇帝，甚至只是希望孔子承认他们，收留他们。锦旗鼓乐，马队御轿。走过来的皇帝不管属于哪个朝代，有着何种长相，来自什么方域，建过何等功绩，到这里都恭敬有加，为的是寻找同一种文化背景，同一种精神话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尊孔，但这所孔子学院却一直开着，没有中断。有时也会冷落很久，但不知何时又有马蹄声响起，祭孔的大典又要举行。寻常的激励是投入孔子的门下，成为他的传人；深刻的激励是追慕孔子的风范，建立别种门派。
孔子的学说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则是他以独立思想者身份开启了一个高于所有诸侯邦国的精神王国，极大地提升了文化和文人的地位。同时，他又展示了思想、精神、文化、教育自成体系的自由本性。这一点，被当时不少杰出的智者感悟了，因此很多学术流派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大家著书立说、互相驳难、快意争鸣。
这种由孔子学院带领起来的思辩大潮，掀起的时间比那些皇帝一个个来祭孔早得多了。那时的孔子虽然已经去世，基本形象仍然是教师和学人，还没有被朝廷过于隆重地供奉，因此不对别的学人构成压力。别的学人有权利大声地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对儒家提出极尖锐的批评，批评又被反批评，由此构成诸子百家。稷下学宫大约创办于孔子去世后一百十几年。在齐国都城的稷门附近，铺了宽阔的道路，建了高门大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最多时达“数百千人”。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的代表人物都来过，他们大多像孔子一样带着很多学生，构成一个个以“私学”为基础的教学团队。我记得刘蔚华、苗润田先生所著《稷下学史》一书曾列述稷下学者带领门徒的情况，还举出一些著名门徒的名字，并由此得出结论，“稷下学宫是当时的一所最高学府”，我很赞同。如百溪入湖，孔子式的“流亡大学”在这里汇集了。流亡是社会考察，汇集是学术互视，对于精神文化的建设都非常重要。稷下学宫是开放的，但也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世间常有的那些完全不分等级和品位的争辩，都算不上“百家争鸣”。因为只要有几个不是“家”而冒充“家”的人进来搅局，那些真正的“家”必然不知所措、讷讷难言。这样，不必多久，学宫也就变成了一个以嗓门论是非的闹市。稷下学宫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根据他们的学问、资历和成就分别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等不同称号，而且已有“博士”和“学士”之分。这就使学宫在熙熙攘攘之中，维系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稷下学宫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显而易见的：它是齐国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库的职能，却又如何摆脱政府的控制而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一个自由的文化学宫？出乎人们意料，这个难题在稷下学宫解决得很好。学宫里的诸子不任官职，因此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行政责任。古籍中记载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等等，都说明了这个特点。稷下学者中只有个别人偶尔被邀参与过一些外交事务，那是临时的智能借用和口才借用，算不上真正的参政。一般认为，参政之后的议政才有效，稷下学宫否定了这种看法。参政之后的议政很可能切中时弊，但也难免会失去思维的整体超脱性。那种在同一行政系统中的痛快议论，即便像管仲、晏婴这样的杰出政治人物也能完成，那又为什么还要挽请这样一批批的游士过来?因此，保持思维对于官场的独立性，是稷下学宫的生命。不参政，却问政。稷下学宫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稷下学者的态度很谦虚，而稷下学者也可以随时去找君主。孟子是稷下学宫中很受尊重的人物，《孟子》一书中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十七处之多。齐宣王开始很重视孟子的观点，后来却觉得不切实用，没有采纳。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影响孟子在学宫中的地位。齐国朝廷最感兴趣的是黄老之学(道家)，几乎成了稷下学宫内的第一学问，但这一派学者的荣誉和待遇也没有因此比其他学者高。后来三为“祭酒”执掌学政而成为稷下学宫“老师中的老师”的荀子，并不是黄老学者，而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韩非子则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由于统治者的取舍并不影响各派学者的社会地位和言论自由，稷下学宫里的争鸣也就有了平等的基础。彼此可以争得很激烈，似乎已经水火难容，但最后还是达到了共生互补。甚至，一些重要的稷下学者到底属于什么派，越到后来越难于说清楚了。学术争论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各派充分地展开自己的观点之后，又遇到了充分的驳难。结果，谁也不是彻底的胜利者或失败者，各方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同上一个等级。写到这里我不能不长叹一声，就像当年在山东临淄稷下学宫遗迹徘徊时的感叹一样。我们在现代争取了很久，向往了很久的学术梦想，原还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新构思呢，谁知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实行了，而且实行了一百多年!稷门之下，系水之侧，今天邵家沟村西南角，地下发掘发现，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遗迹。漫步其间，无意中还能捡到瓦当碎片。要说遗迹，什么大大小小的古代建筑都见过，但在这里，却矗立过中国精神文化的“建筑群”，因此让人舍不得离开。这样的建筑群倒塌得非常彻底，但与其他建筑群不一样的是，它筑到了历代中国人的心上。稷下学宫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而终结，接下来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为文化专制主义(亦即文化奴才主义)开了最恶劣的先例；一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乍一看“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很难延续。但是，百家经由稷下学宫的陶冶，已经罢黜不了了。你看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中国的整体文化结构是儒道互补，而且还加进来一个佛家；中国的整体政治结构是表儒里法，而且还离不开一个兵家。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这所学宫里，永远无法由一家独霸，也永远不会出现真正“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切都是灵动起伏、中庸随和的，偶尔也会偏执和极端，但长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连很多学者的个体人格，往往也沉淀着很多“家”，有时由佛返儒，有时由儒归道，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续着稷下学宫的丰富、多元和互融。此外，稷下学者们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立场虽然很难在不同的时代完整保持，而那种关切大政、一心弘道、忧国忧民、勇于进谏的品格却被广泛继承下来。反之，那种与稷下学宫格格不入的趋炎附势、无视多元、毁损他人、排斥异己的行为，则被永远鄙视。这就是说，稷下学宫作为一个教学机构，即便在沦为废墟之后，还默默地在传授着课程。与稷下学宫遥相呼应，当时在西方的另一个文明故地，也出现了一个精神文化的建筑群，我们一般称之为雅典学派或雅典学园。“雅典学园”和“稷下学宫”，在名称上也可以亲密对仗。据我的推算，柏拉图创建雅典学园的时间，比稷下学宫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应该算是同时。如果是，那也只是一个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的衍生而已。那个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我可以用一份年龄对照表来说明——古波斯的大思想家琐罗亚斯德(也就是尼采所写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卒年说法不一，按其中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他去世那年正好孔子出生。人类的历史那么长，怎么会让这么多开山立派的精神巨人，这么多无法超越的经典高峰，涌现于一时?为什么后来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不管多么杰出，多么伟大，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后尘?“天意从来高难问”。那就不问了，我们只能面对“天意”的结果，反复惊叹。有人说：“世上无仲尼，万古如长夜。”那么，其他民众也会说，世上如果没有释迦牟尼，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没有琐罗亚斯德，人类的历史将会如何。这种称颂中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判断，那就是：历史的自然通道，本应该如万古长夜。从黑暗的起点，经由丛林竞争、血腥互残，通向黑暗的终点。万古长夜里应该也会有一些星星在天空闪耀吧?问题是，能使星星闪耀的光源在哪里?于是，不知是什么伟大的力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几个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时出现在世界上。顷刻之间，一切都不一样了。从此，人类也就从根本上告别荒昧，开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贵。精神光源与自然光源不一样，不具备直接临照山河的功能，必须经过教学和传播机制的中转，才能启迪民众。因此像稷下学宫和雅典学园这样的平台，足以左右一个民族对于文明光亮的领受程度。说起来，雅典学园是一个总体概念，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先后创立的好几家学园。差不多两千年后，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曾在梵蒂冈教皇宫创作过一幅名为《雅典学园》(又名《哲学》)的壁画，把那些学园合成了一体，描绘一大群不同年代、不同专业的欧洲学者围绕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共聚一堂的情景。拉斐尔甚至把自己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画到了里边，表示大家都是雅典学园的一员。大家都是雅典学园的一员——这个观念，正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欧洲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又一次成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生。这次重新上学的结果十分丰硕，欧洲人把“向前看”和“向后看”这两件看似完全相反的事当作了同一件事，借助于人类早期的精神光源，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使前进的脚步变得更经典、更本真、更人性了。中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这样的运动，这是比不上欧洲的地方。但另一个方面，中国也没有经历过中世纪，未曾发生过古典文明的千年中断，这又很难说比不上欧洲。当早就遗佚的古希腊经典被阿拉伯商人藏在马队行囊中长途跋涉，又被那不勒斯一带的神学院一点点收集、整理的时候，中国的诸子经典一直堂而皇之地成为九州课本，风光无限。既然没有中断，当然也就不会产生欧洲式的发现、惊喜和激动，这便由长处变成了短处。不管长处、短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化延续下来了。原因很多，其中最实际的一项是：中国文化始终以教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办学、办学、办学，一代代地办下去。由于办学具有最朴素的培育后代的理由，因此连专制统治者也很难全然扑灭。结果，文化找到了最可靠的载体。到了科举制度时期，办学更是找到了强大的国家靠山，致使东南西北都成了一所合法的文化大学校。科举制度的设立，本意是为了选拔各级政府管理人员。选拔的标准，唐代重诗赋文采，宋代重经义学识，明代以后进入八股文模式，核心是儒家文化。由于儒家文化的基本指向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此来从事管理工作，大体上“专业对口”。这个设计，保证了幅员广阔的中国领土上一直有足够的文化人才在各地从事着行政管理，因此已被当代很多国际学者评价为“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官选拔制度”。不难想象，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男子企图摆脱农耕生活的主要途径。它的考试内容也必然成了全国书生常年背诵的课本。即使仅仅为了做官，历代在华夏大地上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日夜记忆着文化经典?表面看来，这是年轻的生命在向文化经典求索；实际上，倒是文化经典在向年轻的生命求索。中国文化在一千多年间汲取了无数考生的生命能量，所以能够如此长寿，不断开课，无远弗届。因此，科举制度本身也就这样成了一所奇特的天下学宫。只不过，到科举制度废止之时，天下学宫并没有倒闭。一切制度都可以商榷，惟有立足本源的文教传统，成了这片土地最有韧性的经脉。天下学宫未曾倒闭，并不是说它没有临近倒闭的时候。在历史上，这样的危机曾经频频发生。奇怪的是，都凭着人们的文化良知，渡过去了。文化良知，是文化人格的底线。文化人格恰恰又由天下学宫的漫长历史沉淀而成，而且共同的历史沉淀成了集体人格。结果，在中国，不管遭遇多大的灾难，总有人悄悄地站出来，首先把教学的线头接上，把文化的断裂补上。而周围其他很多人，也都一看就懂，默默参与。我出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而内战方炽，因此天下学宫“暂时停课”。家乡不仅找不到学校，而且也几乎找不到读过书的人。但是，就在这穷乡僻壤间，不识字的农民绝对不会用脚去踩踏一片有字的废纸。他们把文字看得神圣，在路上哪怕见到一角旧报纸，也会恭恭敬敬地捡起来，拿到小庙香炉上焚烧，香炉上刻着“敬惜字纸”四个字。要出海打鱼，他们会到几里地之外一个会写字的先生家里，请他写一叠纸的字，压在船舱。因为他们确信，天下最有分量的是文字，足可抵抗怒海巨浪。等到我妈妈在乡间义务开设“扫除文盲班”，而我也终于成了这儿第一所小学的学生，全村都像过节一样庆祝。农民并不知道，被他们拿到小庙香炉里焚烧的字是什么意思。渔民并不知道，被他们用来为船舱压重的字写了些什么。村人也不知道，扫除文盲和孩子上学，对生活会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在文化的边缘地带盲目地崇拜文化，实在让身处文化中心地带的文人们无地自容。就像《白蛇传》里那个白素贞，在人和非人的边缘上既不选择成仙，也不选择做妖，而独独选择变人，即使没有变成，也会让早已成为人的我们，羞愧万分。白素贞为了变人，找了一个平庸的丈夫许仙。许仙身上有多少毛病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条：他是人。人们追求文化，也像白素贞，不在乎里边有多少差别，只在乎是不是文化。我在年轻时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仍然只被作为政治事件解读，实在太可惜了。其实真正有价值的是文化教育标志，因为那才是直接触动文明运势的穴位所在。虽然是一场政治运动，但从一开始就全国学校停课，全国教师下岗，全国学报停刊。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非战争状态下的文明古国是骇人听闻的，比“打倒”了那些老干部和无辜者(像我爸爸)严重多了。大概就这样闹了四五年吧，到1971年极左派受挫之后，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开明派领导者周恩来等人倡导重新开学、复课，把教师从农村和工地调回到学校编教材，于是就出现了一派感人的文化景象。那些教师，大多备受凌辱而尚未平反，风尘仆仆而尚未休息，一听到复课就兴奋莫名，立即埋头翻书，勤勉执笔，像要把几年停课的损失全都加倍地补回来。尽管政治风浪并未停歇，所写文稿言不及义，或瘢迹处处，又常常受到批判和篡改，但他们还是拚命般地快速编出了大批教材，编出了质量极高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校点了《二十四史》，恢复了各个学报，在文化面临悬崖绝壁的边缘时代创造出了难能可贵的文化成果。这种文化成果，虽然后来一直受到极左派打手的“反击”和“清查”，但已足可证明，中华文化的复苏力毕竟大于破坏力，天下学宫的复课期毕竟长于停课期。当时我有幸，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苦难在复旦大学目睹并参与了这项步履蹒跚的文化重建事业。因此，我心中的中国文化就像伦勃朗的油画，由于背景是黑夜，微光下的人物群像尤其让人心头一颤，眼睛一亮。很多年后，灾难过去，我曾到香港的两所大学授课，看到很多香港教授治学时用得最多的还是我很熟识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和校点本《二十四史》，禁不住有点鼻酸。香港的教授们没有遇到过“文革”灾难的冲击，因此无法体会这一堆堆厚重的书籍包含着什么。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为天下编写教材的勇气和能力，这就是积淀成了行为本能的“天下学宫”。更惊人的事情是，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年之后的1971年开始，与复课同步，中国文化古迹的发掘和考证出现了空前的奇迹。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长久沉淀的整体文化实力，是一场全方位的严峻考验。马王堆、兵马俑、河姆渡、妇好墓……这些震惊世界的地下迷宫，即便是仅仅一处，就足以牵动全国的文化神经，但那时它们像是一起收到了一份最隆重的千年邀请，居然一个接着一个轮番面世!而中国，居然也像编教材和辞书一样，不知从哪里涌现出一大批合格的发掘者、鉴别者、考证者、研究者，对每一个地下迷宫进行了安顿和阐释。我想，他们一定是从孔子学院、稷下学宫开始就隐潜下来了，只等待着重大文化话语的出现。一旦等到，他们又从容镇定，完全不理会当时和今后的政治麻烦。为此，我曾一再对外国学者说，请不要继续片面地嘲笑灾难时期的中国文化。连西方最发达的那些国家都未必能够从容对付的古代文化难题，在灾难时期的中国，却有一支支大规模集结的文化力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大方方地破解着，与当时荒唐而脆薄的文化表象构成了有趣的对比。这不，明明是一场文化大灾难，由于撞到了悠悠文脉，刺激了浩浩文心，也就变成了文化大发现。这种相克相生的吊诡现象，显然不符合“非白即黑”的政治划线论，因此直到今天连很多当代史研究者也苦于面对。他们说了那么多话，却一直不愿清楚地告诉人们，那些最重大的历史文化，发现于什么年代。他们只敢说，那个年代只有破坏，没有发现。文化大灾难为什么总是伴随着文化大发现?这是《周易》、《老子》的哲理，盈缩抑扬的规律，此处不作详论。比较简明的事实是，这些文化大发现让我们在灾难中惊讶地确认了孔子之前的伟大文化(例如河姆渡、妇好墓等等)和孔子之后的伟大文化(例如兵马俑、马王堆等等)，预示着一种更伟大的文化前景即将来临。显然，这又是孔子学院在上课了，只不过当时不少学生有点发晕，所以神秘老师拿出来的教材特别珍贵，足以振大地之聋，发历史之聩。这一切，当然要比现实政坛上那些官员的上上下下、什么时候宣布政治运动的开始和结束重要多了。文化的眼光，毕竟不同于政治的眼光。文化既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政治的装潢，而是一种精神天国的裁断和预言，即便是再强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未必抗拒得了。记得当时我最感好奇的是，一生无所畏惧的毛泽东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突然对孔子的学说产生了某种忧虑，掀起了“批儒评法”运动。有人说他是借此影射某位助手，这实在太小看这位政治领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了。他是在做一次告别性的自我询问：辛苦了一辈子，牺牲了那么多人，中国，会不会还是孔子的中国?他的这种不安感，来自于他对孔子的了解，也来自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看看他满屋子的线装古籍，就明白了。两千多年前的诸子学说，竟然如此苦恼地盘桓于一个现代革命家临终前的脑际，这实在是一个重大而奇特的文化现象，而且只属于中国。——此文纵想两千余年，围绕着一个话题：文化和教育，看似斯文，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参不透的，我们只能一次次梳理，一次次仰望，一次次疑惑，一次次追寻。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勇敢的年轻人试图叛离这种过于强大的力量，告别这座过于悠久的学宫，出门远行，深入草莽旷野，漂泊异国他乡。但是，走了几十年，看起来从生态到心态都已经彻底异化，连说中国话也不太利索了，某一天在某一个天涯海角，依稀听到从哪个小木屋的窗口轻轻传出讲述孔子、唐诗或书法的声音，仍然会怆然停步，呆立半晌。至此才知，自己还是那座庞大无比的千年学宫的学生，只是逃了一阵学，未曾叛离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