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逻辑存在是个复杂绵密的悖论整体。当我们去认识这个整体时，我们需要对各种概念加以区分，但那些被区分的概念在逻辑上又彼此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关联。比如，我们通常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分开来讲，但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却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一部分，而他这样做显然是对的。尽管辩证法的作用领域在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之外，而且形而上学曾在东西方（冷战意义上的东西方）阵营里同被作为辩证法的对立面而遭到批判，我们仍然可以按照日本哲人井上哲次郎赋予形而上学的来着《易经·系辞上》中的形而上的意义来扩展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的意义，来使得辩证法实际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一部分，而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其实也早已偏离的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纯粹存在（being qua being）的意义，而是向着井上哲次郎所赋予形而上的意义发展。或许应该更确切地说，井上哲次郎是因为看到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这一发展才用《易经·系辞上》中的形而上一词来将西语中的metaphysics译成形而上学。另外，上述的形式逻辑，形而上学，及辩证法显然都属于哲学的领域，而哲学与科学虽然彼此依赖，却也被看做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但是，科学中的诸如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样的由诸如卡诺的热功效率分析这样的科学实践发展出来的定律本身又具有极广的逻辑性意涵，因而完全可以被认作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对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哲学意涵的深入认识，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后现代科学的出现应该是使得形而上学在被打趴在地一个多世纪之后又被正名（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一代乃至今后的少年人们恐怕再也不会知道形而上学曾经有过的辛酸史）的重要原因。
所以，这里的一个悖论意义在于：在文明的最根本的逻辑基石那里开始，人们认识文明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概念都是彼此相互关联，无法完全切割开来的，但在认识它们的过程中我们又必须将它们彼此切割开。
与上述所讨论的各个概念之间的关联相比起来，真理与智慧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哲学的意义就更能凸显出人类文明是个复杂绵密的悖论性的逻辑整体来。我曾在不同的地方论述过为什么古希腊人将哲学看作是对智慧的热爱是对的，而后人试图将之改为对真理的热爱是不对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哲学内并不存在着如科学所具有的判断真理的硬性标准。
但是另一方面，真理却是智慧的法则。也就是说，智慧的表现必然是符合真理的或者说是与真理一致的，是有利于人们是寻求和发现真理的，尽管它不一定如科学的内容那样可以接受硬性的实验检验（这本身是由真理的特性决定的，也就是说并非只有能接受硬性的实验检验的才是真理）。
遗憾的是，自古希腊以来，哲学界不但一直未能对真理与智慧之间的上述微妙关系给出有如上面这段文字这样的明确（并简单直接）的论述，而且经常地因为未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微妙关系而犯错误，而这一遗憾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专业哲学界所面临的衰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对上述微妙关系的误解的一个典型的令人遗憾的例子便是德国哲学巨匠黑格尔将完全藐视真理的权威性的诡辩术士们称作“智慧的教师（teachers of wisdom）”很显然，黑格尔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就是在体会智慧的力量时忽略了智慧的真理法则的重要性。我这里不是要否认黑格尔所指出的诡辩术士们在对哲学所做的贡献中 确实有符合真理法则的智慧。但是，如黑格尔本人也已意识到的，诡辩术士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不在乎真理的客观性，一切以自身喜恶为标准，将玩弄文字作为满足自己利益的手段。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下，将诡辩术士们称为智慧的教师，而且是在他的旨在从历史中领悟哲学真谛的《历史哲学讲义》中这样称呼，很显然，黑格尔对于智慧的真理法则这一点是缺乏认识的。而黑格尔的例子在东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绝非偶然；相应地，不但今天的哲学界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整个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和人为灾难的一个哲学根源便是由对于智慧的真理法则缺乏认识而促生出的诡辩术的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