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的这篇文章，应该写于2013年。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态与1989年的中国已经大不一样了，与文革时代的中国社会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点是相通的，中国政府不愿说真话。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恶习，几十年来有所改进，但进步有限，连50年前的档案材料都不愿公开，不愿让老百姓知道真相。林培瑞几年前已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去加州任教。(欲千北）
林培瑞：受骗的不只是中国人
发表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 由 wy
——《历史的先声》（港版）序
李慎之先生在《历史的先声》一书（香港版）序文里回顾了1941年至1946年的情况，他说：“自己就是当时的一个左派青年……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李先生当然不是个别的。当时中国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出于理想主义而被中共漂亮的革命语言的魅力所感召，“有人民的自由才有国家的自由”、“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之类的说法，谁不心向往之呢？四十年代中共那些高唱民主自由的漂亮说法，后来却变成了专制政权的语言游戏。五十年代以来，经过残忍的反右、灾难深重的大跃进、血流满街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这些漂亮语言已经彻底感到幻灭了，当然，失去对革命的信心是不能公开说出来的。
人类毕竟是人类。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认识专制语言的骗局差不多都经历过相似的过程。只是外国人认识毛式语言的骗局比中国人晚了大约二十年。六十年代末，正当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彻底失望的同时，我和许多美国青年却处在类似于四十年代李先生的状态，“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当时，美国人还不能到中国去，只能看到《中国建设》之类印得很华丽的杂志。上面除了漂亮的相片以外，充满了“为人民服务”、“妇女能顶半边天”、“学习雷峰”等对美国理想主义青年吸引力极大的辞令。当时美国正在越南打仗，我们左派青年都反战；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也同时兴起，我们都赞成；正好这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口号漂过太平洋来，我们就立即拥抱了它。也有人问过，中国真在走向民主吗？当时的我们认为，中国不是有“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的说法吗，那就可以算民主了吧。
我六十年代开始学中文，七十年代写关于中国历史的博士论文，1979年才有机会到中国去住了一年，第一次能够真正认识中国社会了，于是也开始对那些革命的漂亮语言产生幻灭感了，只是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晚了二十年。帮助我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起初是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和其他的“伤痕文学”作品，而“六四”则是最彻底的转折点。
但是，使我体会到中共官方语言的弄虚作假的最关键的经验，还是“六四”前三个多月的事。1989年2月26日，美国总统布希抵达北京，在长城饭店宴请中国领导人以及500多位客人。受邀客人中包括方励之教授和他的夫人李淑娴教授，也包括那时正在北京工作的我以及我的太太。因为住得离方家很近，我就临时安排他们夫妇与我坐同一辆小汽车去赴宴。没想到的是，我们竟因此就都去不成了。我的车还没到长城饭店，就在中途被八位武装警察拦了下来。警察们让我们的司机把车开走了，我们不得不在寒夜的街上步行三个多钟头。这一路上，许多着装或便衣警察一直紧紧跟着我们，他们有的坐着车、有的骑摩托车、有的步行。那一晚，我们四个人到底也没能进入设宴的饭店，更谈不上吃饭了。我做梦也想不到，竟然会发生这么离奇古怪的事情。
西方媒体注意到了这件事，曾作过报导。三个星期后，新华社发了一篇题为“方励之赴宴风波真相”的消息，先在《了望》周刊上发表了，然后又登在《人民日报》和其他官方媒体上。我看了后收获很大，真正了解了一个“真相”，这不是指方励之赴宴的真相，而是指共产党说假话的真相。因为新华社的这篇报导不只是歪曲了许多事实，而且在不少关键的地方编造了一些根本没发生过的事。（读者若对细节感兴趣，可以参考本人在《九十年代》月刊1989年6月号上发表的题为“温室里的扑克房”的文章)。
我对新华社这则消息中的“真”字特别感兴趣。一般人说假话时，总希望尽量不要引人注目；而新华社却不同，明知自己在说假话，还偏要加上一个“真”字儿，好像信心十足似的。十年前我读的“伤痕文学”作品里常说“四人帮”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当时觉得这大概只是文学渲染，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作家们在文革中受了很大的打击，事后批评文革时难免有点夸张；那“四人帮”不管多坏，大概总不至于把“真”与“假”来个一百八十度的颠倒吧。但亲身经历了方励之赴宴的事，又阅读了新华社的那篇“真相”报导后，我这个天真的外国学者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因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铁证就摆在我的面前，那不正是把“真”与“假”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颠倒吗?
也许有人会说，这篇歪曲捏造报导的出现大概只是个别人干的，是个偶然失误，而不是“组织”上有目的的安排。当时，我想检验一下，就写了一封澄清事实的信，寄给了《了望》周刊，但是没有回音。于是我又寄了一封，这次用了“双挂号”，仍然没有回音，我连挂号信的回执收据都未收到。看起来，这篇报导似乎与“组织”有关了，因为，只有“组织”上才能取消邮局关于“双挂号”信必须取得收件人签字并将回执送给寄件人这一正常手续。几天后，我专门去了一趟《了望》周刊编辑部。敲门后出来了一位老编辑，他知道我是谁之后，突然显得很为难，摇摇头，眼睛只望下看着，一句话也不愿说。紧跟着又出来了一位“政治编辑室”的李勤先生，他对我说，“方励之赴宴真相”的作者豫木先生度假去了，没法儿找他，请你走吧。后来我从朋友那里了解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李勤本人，豫木是他的笔名。
后来，我请教了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朋友，问他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应当怎样看待“说假话”的问题。他们总是很客气地笑着说，你不必太天真。不过也有一位教训我说：“你别老注意‘真’与‘假’的问题。共产党的这种话与真假没关系，是真是假连它自己都不问。它只问，‘说这句话能不能达到我的目的？’”这位朋友接着说：“当然，有时候它很注意真假。比如联合国要考虑一个问题，会有多少票数赞同它，多少反对它，这种问题它力求弄得很精确。但你这种政治语言不同；这是骂人用的，打人用的，是为了起作用的，是真是假不在话下。”我接受了这位朋友对我的教训。共产党的官方语言的确是这么回事。
但我作为外国人并未因此而失去对中国的尊重和感情；相反，我更同情《了望》编辑部那位只能为难地保持沉默的老编辑，更想支持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也更尊重那些能挺身而出、说点真话的中国人。九十年代以来，我发表了几篇文章、书评和演讲，一直在批评共产党说的那种“真假都没关系的话”。
笑蜀先生编辑的《历史的先声》一书中，收了一篇《新华日报》1946年7月2日刊登的名为“黑名单”的短文，这篇文章批评的是当时国民党开列的进步学生“黑名单”。我对此文的兴趣特别浓，想知道那时共产党对“黑名单”到底持什么样的看法。因为，我是在九十年代中期被共产党列入“黑名单”的，不妨去“照照镜子”吧。
我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了一个暑期汉语培训班，每年送大约120名较优秀的美国学生到北京去念速成中文科。我是美方的班主任之一，所以，从1993年到1995年，我先后六次到北京去工作。但是，从1996年夏天起，中国驻美国的使馆突然不给我签证了，也不说明理由，我似乎是上了“黑名单”，一下子就再也不能去中国了。我通过非正式渠道去问了原因。每次的答复都一样，也很有趣：“你自己明白”。但实际上我并不明白，在中共的强硬派眼中，我的“罪过”或许“不小”，但到底是哪一项导致我上了“黑名单”，我真的不知道；至于为什么1996年以前我“没有问题”，可以去中国，而1996年却突然把我列到“黑名单”上，不让我去中国，其中究竟我就更不知道了。“黑名单”向来是共产党用在中国人头上的法子，现在用到我这儿来了，我作为汉学家似乎“升级”了，开始“享受”中国人的“待遇”了，我不免有一点神气起来。
《新华日报》1946年那篇题为“黑名单”的短文说：“被列入大都是无党派的纯洁青年。”我虽早已不是青年，但“无党派”却是真的；至于纯洁不纯洁，还是请别人判断吧。最有趣的是此文结尾的话：黑色象征死亡，可是它也是“铁”的表象；“黑名单人物”正是锤炼中的黑铁，这些铁块，将要在千锤百炼中成为坚韧的纯钢，屹立在世界上。在万不敢当的感觉之中，我倒愿认同这句话。
中共将我、黎安友和其他一些美国学者列入黑名单(还有许多优秀的中国人被列入类似的另一个名单)，可能是想起“杀鸡儆猴”的作用：“你们美国汉学家说话要小心点！弄不好就变成林培瑞那个样儿。”可惜的是，这种威胁在美国的汉学界里还是有一些影响，不少人因此表达看法时变得比较小心。但情况也不尽然。殊不知对已受到压力的人来说，“黑名单”就起不到威胁作用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吗。而且，上“黑名单”还可能起到反作用。在全世界的许多旁观者看来，一个人上了共产党的“黑名单”，这是抬高、而不是压低了他的声望。我们这些在“黑名单”上的汉学家，真的能像1946年的《新华日报》说的一样炼成“黑铁”吗？那就不知道了，也颇不敢当。但我们至少能炼成“蒸不烂、煮不熟、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吧？是谁让我们走上这条路的，共产党“自己明白”。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