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打的虎”
可惜，父亲头上的天没有晴朗多少日子。
1949年4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泾县全县解放。
1950年6月30日，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随之在凤村开展起来。虽然“敦福堂”的土地在1949年前就被卖的剩下不足百亩，但还是村里的富户,那个外姓管家戴上了“地主”成分的帽子，各房小家庭，有的不是被划为“小土地出租”，就是“贫农”成分。我爷爷死的早，姑妈和父亲又在外面工作，祠堂里的土地平分到父亲这一房也就只有一亩山地，留在老家的奶奶被划为“贫农”。
接下来，城市里也相继开展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 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父亲所在单位，也要求人人填写在七岁以后所做过的一切。人们或互查，或背靠背揭发，积极参加运动，以求过关。本来就老实、胆小、懦弱的父亲，不但向组织上如实交待了他七岁至十八岁从私塾到高中毕业的全部经历，以及自己出身封建大家庭、在学校集体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连一个本家叔叔买票，请他坐飞机去开封找工作的事情也没有隐瞒。
天真的父亲实指望交代这些事情后，就无事一身轻了。可正是因为出身封建大家庭，他被说成是故意隐瞒“地主”成分，正因为参加过“三青团”，又坐过飞机，他被诬陷为国民党员。因此，父亲成了“革命”的对象，运动中所谓的“大老虎”，被隔离审查。经过多次的严刑逼供，父亲只好承认了这两项政治上的罪名。
后来，经过多次调查和核实，直到1958年年底，组织上实在查不出其它问题，父亲才被“解放”，但仍然在他的档案袋里，装上“怀疑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内部控制使用”的鉴定书，并把他的行政级别降到19级，工资70几块，下放到省建筑公司，当了名技校的语文教师。
此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亲也就一次又一次成了“革命”的对象，一直都抬不起头。
1960年下半年，粮食最困难的时候，有些地方还饿死了人。为了减轻城市负担，政府号召各单位、各街道，把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分子遣送农村，因为，“我们（他们）也有一双手，不（能）在城市吃闲饭”，让这些人在农村劳动，自食其力。父亲因为有“政治历史问题”，也被上级排在下放人员名单中。性情刚烈的母亲，得知消息后，连夜找到父亲在市总工会工作时的老领导，据理力争。终于，父亲才没有被下放农村，但又被调到总公司下属的预制厂当了名统计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又被揪了出来。
每天早上上班之前，父亲都要胳膊上戴着白袖章，脖子上挂着“国民党残渣余孽，漏划地主”的大木牌子，和其他“黑五类”同伙，站在单位大门口，唱着“我是牛、鬼、蛇、神”的黑歌，低头请罪，然后，没完没了地扫大街、清厕所、写检查。至于站在高台上挨批斗、挂牌子游街，更是常事。
受尽了人间折磨、侮辱和痛苦，侥幸活下来的父亲，能歌善舞、爱说爱笑的性格完全没了。
父亲平时在工作单位唯唯喏喏、胆小怕事，只知道任劳任怨地工作。回到家，除了默默无语，就是吃饭、睡觉、喝点小酒，皱着眉头、哀声叹气，捧着一张报纸翻来复去地看，也不跟我们小孩子说话，弟妹们的作业，也不辅导。从出生到父亲去世，我从来没听见过父亲唱歌，更不要说看到他跳舞了。只记得有一年夏天，我躺在门前的凉床上，听父亲讲过一次“聊斋”，兴奋了好几天。而父亲那一手漂亮的“墨宝”，不要说教教我们小孩子，就是偶尔过年，在母亲的催迫下，出现在家里和几家邻居的大门上，也是稀罕。
1974年夏天，“被革命”了将近廿年的父亲终于被“平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