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感恩节是在外州度过的，顺便见了多年未见的师兄。
师兄是福建人，故乡离金门前线很近。他给我们讲过金门炮战的故事，说金门岛那边的炮弹好几次都是落在他们家后院爆炸，所幸没有伤着他们家人。
至于我的老家，离台澎金马很远，离京津很近，离海更近。当然了，那个海是内海渤海，我们村离最近的海有18公里吧。
1974年8月份，夏粮早已收割完毕，早玉米让我仰视晚玉米也开始吐穗。棉花地里也只能看见我的脑袋瓜露出来。
这已经是暑假的后半场了。
古代人的理想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我们小孩子那时候有什么理想？就算是当革命事业接班人也是在村里修理地球。发财别想了，当官别想了，造反我倒是想过，那也是一年后看完《水浒全传》后的想法。
爸爸和二舅，当时10岁的我对他们是高山仰止的。他们都是吃商品粮的，他们都是到外面上过学的。二舅，当时还是给那个也是全国人大常委的县第一把手当秘书的。而我，将来上高中的可能性都是未知的。
在奶奶嫌我懒、姥姥一见我看小人书就叨叨的情况下，我力争像大舅、二叔、老叔他们那样勤快，至少让人看着像他们那样勤快。
所以，我早春天挎个小篮子挖野菜，荠菜给人吃、其它野菜喂兔子，仲春还要去西面河里捞蛤蜊喂鸡，晚春蹚水到河里割草喂羊，到了夏天要拾麦穗、要给猪挑野菜、还要拔草晒干待秋后卖钱，秋天要拾粮捡柴搂树叶，就是到了冬天，我也会去地里刨茬头挠草根，为的是妈妈不会为没有柴禾烧而发愁。
8月份的一天，我挎着个篮子，准备到村东的棉花地里去挑马齿笕、铁苋菜和野苋菜喂猪。
那时候的我，只有十岁，却是一个懂得管理的人，我是轮流在不同的田地里去挑野菜的。当然，有时候我估摸着某个地块的某种野菜差不多该长出来了，到地里一看却已经被别人挑走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走过几块高粱地玉米地谷子地，就望得见哪块棉花地了。
这棉花地，里面有好几个人哩，可是他们零零散散的样子，不像是干活的社员。
难道他们把我的菜给挑去了？这简直是婶可忍叔不可忍！
可也不对呀，他们不挎篮子不猫腰就是顺着棉花垄向前走着，还东张西望着。
待我走近了，我看清了里面有公社武装部崔部长、我大队民兵连长、两三个基干民兵、还有几个半大孩子。
自我记事儿，公社武装部先后换过三个武装部长，张部长、崔部长和王部长。
张部长，是复员军人，中等个儿、面色黢黑，说一口山东话，讲话比较粗。而王部长，则长得文质彬彬，非常像电影《芳华》里面的男主角演员黄轩，又比黄轩个儿高一些，衣襟下若隐若现的盒子枪，让我们又羡慕又崇拜。王部长，我几乎没有听见过他讲话，这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当时的我若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估计都会爱上他。
而这个崔部长，则是另一回事儿。崔部长是个黄白净子脸，胡子不多、也总是刮得干干净净，个子也不矮，也总是挂着盒子枪，可是他就是没有官相，没有气场。他的腮帮子，和老百姓差不多，那眼神儿、那声音，都和老百姓差不多。他常背着手，这让他更不像个当官的。
我正好奇以崔部长为首的这些人在干什么，一个小伙伴恰好走过来了，用有些神秘的神色跟我说，“有反动传单，我们正在捡反动传单”。
有几个大人也走过这里，他们把崔部长围起来。崔部长背着手，一只脚向前伸出半步从而显得上身有些前倾，一边拿着这姿势一边说，“这反动传单，是台湾国民党反动派派飞机到南朝鲜那边海上放的气球，乘东风刮过来的，气球一爆炸就散开了。这传单是防水的”。
可是他说了半天，我也是没有见到反动传单。不知道是他们搜了半天一无所得，还是都被崔部长藏起来了。
也没有啥意思，我就到别处去挑铁苋愁和野苋菜去了。
不过，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习惯把大韩民国叫南朝鲜。
等我挑满了鼓尖一大篮子野菜，用一个特殊的弯腰姿势用镰刀背着沉重的篮子走到村头时，就又见到一群人在说着这件事情。
正在讲话的是我们村原来的书记，他小名老狗。平日村民都叫他狗书记。狗书记可是大名鼎鼎，当年58年大跃进开食堂都是他主持的，狗书记在全县大会上作报告，吹牛逼说我们大队亩产10万斤，而且到北京受过谭震林副总理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握手。
文革早期，狗书记就被造反派夺了权，以后就是一名普通党员了。那时候的我，经常见的狗书记是这样一副形象，在冬天这个季节，戴个棉帽子背个粪箕子带个粪叉子到村头别人丢下的煤灰里拨拉未烧尽的煤核……。
狗书记在说啥呢？狗书记说：昨天下午他在自己家后院忙活，就见地上有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江青什么还是什么江青的（是我现在记不清了）。
江青，那可是毛主席的战友、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两句话我可是暑假前从一个同学拿到学校的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解里面见到的。
说江青同志的坏话，这肯定是反动传单。我背着沉重的篮子边走边想。
到了晚上，我和小伙伴们玩着。大队部的院子里亮着高瓦数的白炽灯，有不少小蜢虫围着电灯在快速划着圆圈。大队部里面也是亮着灯。
当我走到近前时见到我爸爸也在大队部里面。我爸爸和几个村里的干部们聊着。气氛好像很轻松。
他们在传看着一个传单，我也凑上前去，只见那传单比当时的一毛钱还要小些，那纸与我们的作业本用纸非常不同，显得又薄又透明又结实，还应该是防水的。只见上面写着“文化大革命进行差不多了，现在要打到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周恩来”。
周恩来，是总理。说周恩来是走资本主义路线，这肯定是反动传单。
转眼就到了1975年秋天，我又长高了半头。有一个星期日，是个阴天，而且前一天还下过小雨。我背着一个很沉的罩子（比较高、带大孔眼的柳条筐）去离村有三华里叫三节的地块去用耙子挠收割完玉米杆后丢下不要的玉米叶（我现在带博士生的长期研究题目之一是用玉米秸秆制酒精）。
潮乎乎的地上一张花花绿绿的画报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拿起来展开了看，这不是像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那样大的画报。这个小好几号的画报，上面是穿着海军服的军人，但是不是人民解放军。上面有一些军舰的照片。上面还写着字：巡戈在台湾海峡的中华民国海军。
我们旁边有个村叫葛庄，平时写成笔画简单的戈庄。可是这个戈字怎么少那一撇？
看到这张纸，我脑袋里想到了我五六岁时的一件事：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妈我奶在堂屋的东西锅台各自烧火做饭。我妈用掏火杖拨拉着一块像泥土而又很轻的东西问我奶这是什么东西，我奶奶看了看说“是棺材板”就顺手把它填到燃烧着的灶火坑里去了。
一想到这个，我望着这花花绿绿就感觉不好了，我就把它扔了。
背着半湿不干的一罩子玉米叶回到家里，我喘了会儿气又喝了一大瓢井白凉水就到东屋问我爷爷，“爷，一个戈字去了下面的那一撇念啥？”。我爷说念yi，所以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有巡弋这个词儿，以后还知道方志敏和黄维都是江西弋阳的。
爷爷没有问我为什么问这个字，我也没有把看到反动传单的事情告诉他。觉得没啥意思吧。
七十年代，我们那里早就有电了，但是经常没有电，一家人有时候就在煤油灯旁瞎聊天。有一次聊到黄天明从台湾驾着飞机跑回来了。比我大11岁的老叔就忍不住说，“我叔要是哪一天驾飞机回来多好哇！”。
还有一次我爷爷带着花镜看报纸后，我老叔也拿过来看，看到了叶剑英接见商震时就又来了一句“我大舅咋不回来？我表大伯回来也中啊！”
我爷爷的同父异母弟、亲堂弟，我爷爷的过房妈（不是继母、不是养母，我也不知道普通话叫什么）的外甥，我奶奶五服之内的堂哥都跟国府转进台湾了。
所以，我小学毕业的叔叔才有那些感叹。
我那时候会算算术了，知道他们都是民国三十八年就去了台湾，他们都不是大头兵更不是空军，在70年代他们都五六七十岁的人了，是不可能驾飞机回来的。
1979年第一封从台湾辗转美国、巴西的信终于到了我爷爷手里，1981年，我爷爷还收到了300美元，那时候人民币美元比价是1.6:1。
通过通信，才知道，他们这些人有的当过行政院副院长、有的当过经济部政务次长、有的当过副总领事、……。
四五十年过去了，那时候是敌方；现在那边拿这边当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