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文化和现代科学的碰撞
农村很重视二十四节气。干农活都严格按照二十四节气来安排，绝不违反。原先我以为二十四节气是阴历的节气，后来才知道其实是阳历节气，是根据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时的位置决定的。它和地球对太阳的倾斜度以及远近有关，因此决定了温度的高低和日照时间的长短，也因此影响到庄稼的生长和收成。我真的很佩服我们的祖先怎么发现了节气和植物生长的关系的。例如“夏至插秧分早晚”。就是说插秧的日子不能太晚，绝对不能晚于六月二十二日（夏至）。到那天早上插的秧和晚上插的秧，其收成明显不一样：早上插的还勉强可以收一点稻谷，晚上插的肯定就只有空壳子了。真是奇妙无比！农民虽然不知道其中的科学道理，但对这些现象还是掌握得很好的。像看云观天气就算不上什么了。而其它的，如看天象能预知未来一年的天气形势，根据某天是否下雨推断当年的雨水是否正常等，有时候简直觉得像是在算命。但结果相当准确，远远胜过天气预报。
农村缺医少药，但老乡们很会给自己看病。他们认识好多山上的草药，能自己治病。还有的老人能自己扎针放血，但并不懂经络穴位。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叫“阿是穴”，即没有固定穴位的穴。
春天来了。到种棉花的时候，张崇武和我一起找队长商量，想要一块旱地做棉花试验田。队长当然很高兴了。这里是水稻产区，棉花产量很低，每亩只有几十斤。而棉产区一般都在一百斤以上。
队长把坡下面的一块旱地给我们做试验。我们打算把它分成两半，分别用不同的方法种植，以比较两者的差别。由于田的形状不规则，张崇武想在中间挖一条弯弯曲曲的沟，和田边的形状平行，这样分的要平均一些。不过在耕田时就苦了，牛走直线走惯了，哪里能这样精确地走弯路。我们搞得满头大汗，张崇武生气地对牛喊：“走过来！”结果也没能按画的线挖出沟来。队里的人路过这里，看到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自古就是弯田直沟，哪里来的弯田弯沟啊？”我们不解地问：“为什么一定要是直沟？”冯家宾很耐心地告诉我们：“沟是用来流水的，要水流得通畅，就一定要是直的。如果挖成弯的，很容易淤积，导致被堵塞。就没有用了。”原来如此！我们仔细看了看周围的田，真的啊，不管田的形状是多么的奇形怪状，沟果然都是直的。哪怕把田划成了几块，也一定是一条条的直沟。看来里面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韦琪在京山五三农场的同学给我们寄来了优质棉籽。我们很认真地按照书上的要求一步步地做，到年底真的获得了丰收，亩产几乎接近一百斤。产量虽然还不够高，但比起当地来要好很多了。
由于农村缺乏文化，没有系统的科学知识。他们的很多知识都是祖祖辈辈用言传身教，然后死记硬背下来的，讲不出什么道理。比如做一架梯子，两根竖条多长，要安装几根横档，每根各是多长，相距多远一根，都是固定的，完全靠他们背下来。所以生产队里不论有几个梯子，其形状和大小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告诉那些木匠，梯子其实可以做成任何长短、任何宽窄的，用简单的几何比例就能设计出来。他们听了半信半疑。只有两个年轻人信了我们的话，按照我们教的计算梯形办法做出了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梯子。
在木匠们为我们打床时，秦以钦要求木匠在他的床头雕一个空心的五角星出来。这可难住他们了。一来是怎么画一个很标准的五角星，更要命的是因为床头的挡板太厚，必须从两边同时凿下去，才能凿穿。如何在木板的两面各画一个五角星并且要保证是在同一位置？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但对我们这些高中生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我们很快利用一个圆画出了一个正五边形，一个漂亮的五角星很快就出来了。然后要求木匠在圆心处打一个尽量垂直的小孔。以这为基础，我们在反面画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五角星。木匠们翻来覆去看了又看，疑惑地问：“能保证在同一位置吗？”我们笑着说：“放心吧！”。结果一凿下去，几乎分毫不差！这个消息马上传开了：这些知青真的很有本事！
于是，队长就想把队里的公有土地和各家的自留地重新丈量一遍。我们准确熟练的几何计算给他省却了很多麻烦。无论是矩形、梯形还是三角形的地块，甚至月牙形的地块，我们都能很快地算出面积。几天就搞定了，队长高兴极了。我那过目不忘的本事也给会计家齐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次正在分谷，一头牛走过来把他撞了一下，算盘上的数字全都没了。刚好在那之前我从那里走过，顺便瞟了一眼算盘，于是马上告诉了他原先的数字是多少。家齐半信半疑地继续打下去，结果和其它数字完全能够吻合。还有一次分红薯，叫我去称。但我忘了带纸和笔，只好凭脑袋记住，回家后再写在账本上。有没有错不知道，反正公布出来后没有人来扯皮。老乡们觉得我们真神奇。
队里每年安排生产计划时，大家都坐在一起，凭着记忆来规划生产队的种植计划。哪里种水稻，哪里种小麦，哪里种棉花等等。由于这里土地分布很分散，所以常常漏掉一些小块的地方，事后就马马虎虎地种点什么算了。反正又不像生产机器零件那样严格的。不过，队长有时也感到有点烦恼，特别是大队或者公社的领导下来瞎指挥时，如果不同意，也说不出个什么道道来。
看到这些，我不由得萌发了给队里画张地图的想法。我一直都很喜欢地图，总觉得能把什么都清清楚楚地标在一张地图上实在是太奇妙了！因此也喜欢学着画地图。好在我的几何很好，画张地图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也差点闹出大事。文化大革命中，在“七二0事件”时期，我就画过一张武汉市的地图，还把长江大桥和各个军管的部队分布也标在上面。以便在武斗时大家可以看看。“七二0事件”以后，这张地图也没有用了，我就随手扔在家里的天花板上。结果在革委会带人来抄我家时，从天花板上搜出了我藏在上面早已忘记的一些东西，包括那张地图。这几乎成了他们认为是“最大的战利品”，因为上面有各个部队的番号，肯定是有大量的“军事机密”在里面。幸亏同学们帮忙说话。当防疫站革委会的人到学校去调查此事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见过这张地图，并且是许多人“你一笔我一笔”画上去的。换句话说，这张地图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杰作”。这样才算是逃过一劫。
不过，我画地图的爱好并没有因此而减退。下乡后又画了荆门县和子陵区的地图。所以我下决心：给生产队画一幅田地的分布图吧。
画分布图的关键是要有所有田块的尺寸。这难不倒我。高中我们在军训时学习了很多简易测量的方法，如用目测法估计距离，平时记住自己每步的跨度等。我正步走时的步距是相当准确的：每三步两米。而且是走的步数越多，平均值越接近这个值。我身上就带了这样一把“尺子”。于是我没事就在队里的农田走来走去，心里默念所走的步数。并随手记在一张纸上。就这样，经过大概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一张以我的“步数”为单位的生产队田地分布图就完成了。当我在小队干部安排生产的会上拿出这张地图时，大家围在地图周围，非常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眼就能看到全队的土地分布和面积，能准确地安排一年的生产计划。大家都说真的好方便。此后，小队干部们每年就拿着这张地图安排生产计划了。
这里很多事情是把科学和迷信混在一起的，需要我们仔细地甄别。比如：他们说小孩子不能吃鱼子，吃了将来不会数数。其实小孩吃鱼子不消化，不要吃是对的，但和会不会数数一点关系也没有。老乡们还说：“动物不吃肝和血，蔬菜不吃苋（菜）和茄（子）。”。所以农村的人都不喜欢吃猪肝。如果你到供销社买猪肝，还可以搭配给你一些猪油。知青们乐不可支。其实，抛开药物残留不谈（那时候也没有药物残留），肝是很有营养的东西，血可以去除肠道里的灰尘。苋菜我不清楚，茄子可是好东西。也不知道他们这样说有什么道理。
时间长了，我们体会到，农村真的很缺科学知识：种棉花不懂整枝，种水稻不懂培秧苗，种南瓜不懂授粉，种菜不懂合理施肥……。而我们这些人都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多少都会种些庄稼。再加上会从书里学习。几年后，我就当上了农业技术员，反过来教他们种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