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分红
冬天到了，会计冯家齐和出纳刘永刚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和几个记工员不停地算账，还把几个知青也请来帮忙。所有的项目和人口分配的结果必须每横条一一相加，每一纵行也一一相加，两边的最后总数必须一样，否则就要重新计算。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Excel软件，连计算器也没有，完全靠算盘。这个工作非常辛苦，需要好几天才能搞下来。计算的结果将决定每人将能分到多少钱，多少粮食，所以也牵动着队里每一个人的心。
冯庙一队是个中等水平的生产队，一九六九年是我们下乡六年期间收益最好的一年。下面就是那年计算的结果。我们来看看农民辛苦一年后的分配方案吧：
这就是说：强劳动力一年大概能收入二百元，扣除掉所吃的粮食（当年的粮价是九分多一斤），一个知青劳动一整年，能得到一百多元现金。除去购买肉、油以及肥皂、火柴、煤油的钱，刚好够我们来回的路费！这还是知青是强劳动力，而且是光棍一条的情况下得到的数据。几年后，由于天灾人祸，工分值从六分多降到二分多。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父母的鼎力相助，劳动一年，连回家的路费都无法解决！至于粮食，一个强劳力一年除掉休息和雨雪天气，大概能有三千分，即能分到六百五十斤谷，大约四百五十斤米。平均每个月三十七斤，和一个中学生的定量一样。
这就是我国农村一个中等水平的生产队在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而且是在相对比较富裕的农村，北方就更差了。这些事城里人知道吗？政府又是如何告诉城里人的呢？
农村的农民们真的很老实，也很能吃苦。很多事情我们认为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却习以为常。他们告诉我们这些知青：三年困难时期，公社拼命到处搜查粮食。人们已经揭不开锅了，但仍然有民兵在夜里放哨，看哪个家里的烟囱半夜里冒烟，就冲过去敲门，看是否在做饭。如果是，就把他们仅存的一点粮食抢走。队长告诉我：那年有一次公社召集小队干部开会，大家在老乡的屋里等着。实在是饿得受不了，就到处找吃的。看到堂屋里有个缸，里面装了一点喂猪的糠，就你一把我一把地吃了。结果还被公社书记大骂了一顿。像荆门这样产粮食的大县，当年也饿死了不少人。隔壁的沈集区就饿死了四千多人，区长感到无法交代，上吊自杀了。我们区死了多少人无法知道，大家讳莫如深。只知道队里民兵连长的老婆怀孕期间没有吃一粒米，靠黄瓜度日。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直到我们来到农村后，那里有些人家在请人帮忙做工如盖草屋、做衣服时，还有做“看菜”的习俗。即找人借几个鸡蛋，摊一个碗口大的鸡蛋饼。每餐端上来，只能看不能吃，每天如此，直到完工。有次外来工不知情，把鸡蛋饼吃了一口，下一餐拿不出来了，搞得主人在家里大哭了一场。而当地农民却很知足，他们告诉我：以前还要苦哩，连端上来的蒸肉片都要用线串起来，让你夹不起来，只能看看啊。
但是，当吴恒乐过年回家，把这些事情讲给他的父母听时，他的父母却吓得捂住他的嘴巴，叫他不要瞎说。他们受到党多年教育，中国怎么能有这样恐怖的事情？吴恒乐愤怒地说：“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怎么不能说呢？！”
住了六年的小茅屋 范镇峰断腿后的那年春节
一九六九年是平静的一年。虽然发生了一些令人激动的事情：和河南老乡的“战斗”、九大召开、铁路大会战等等，但对于安心在农村干活的知青来说，这一年只是让大家熟悉农村，适应农村而已。至少，每个人在表面上都是平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