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我受单位委派，参与了到印度的一次学术访问，为期十余天。那是印度政府举办“中国文化节”期间，有多种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记得中国政府派出了山东省京剧团，中国木偶剧团，一个画家小组，和一个艺术学者小组参与了那个文化节。我有幸成为艺术学者小组的成员之一。
当时文化部让中国艺术研究院选派音乐和舞蹈的学者各一名，组成艺术学者小组。对人选的要求是：在本领域有突出学术成果并能用英语演讲和交流，因为没有经费再派专职的翻译人员。经过院领导和音乐研究所及舞蹈研究所的领导们协商，最后决定，舞研所派所长资华筠去；音研所派我去。
资华筠所长曾是国家一级演员，比我年长十多岁，是前辈和老大姐。能与她同行我很幸运，一路上随时聊天，使我学到了很多有关舞蹈的知识，这是后话了。
在出发之前，我们在印度的活动日程就已经安排好了，先到新德里一周左右，然后到孟买两三天，最后从孟买回国。印方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印度国家级艺术研究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对等单位。
记得我们乘的飞机是晚上到达新德里的，中国驻印度使馆文化处的一位官员以及印方负责接待和陪同我们的一位女士都来接机。巧的是，资华筠所长此前曾访问过印度，这两位接机的人士她都认识，因此一些需要询问和商量的细节都由资所长出面，我就“大树底下好乘凉”了。
第二天上午，印度文化部召开了大会，欢迎中方来参加艺术节的人员。记得中国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和驻印度的大使等出席了欢迎会，会后还有招待会及午餐，气氛相当友好。
我们艺术学者小组的活动首先是访问接待单位，即印度的国家艺术研究院。在那里，该院的一位领导会见了我们。她年轻时也曾著名的舞蹈家，还曾与资华筠所长的老师，中国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有过一面之交。这位领导同我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上图是印度艺术研究院的一位领导会见我们时的合影，右二是印方负责接待和陪同我们的那位女士。
我们这次出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在印度艺术研究院做关于中国舞蹈和中国音乐的讲座各一次。在会见了该院领导的当天下午，就进行了我的讲座。
我讲座的题目是《中国琵琶和琵琶音乐》。选定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叫做琵琶的这种乐器最早起源于中亚的波斯一带，是在公元四世纪时，经过印度（古称“天竺”）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北方的。这些有敦煌北魏时期的壁画，大同云岗的石刻，以及《隋书 音乐志》关于“天竺乐”的记载为依据。这种乐器后来在印度虽然已经失传，但如今印度音乐中的西塔尔（一种拨奏弦鸣乐器）据信是改自波斯的塞塔尔，而塞塔尔应该与中国的琵琶同源。
我事先为这个讲座做了充分准备，写出了讲稿的全文，并准备了相关的幻灯片以及演奏录音等。讲座的时间是一小时，前45分钟是由我宣讲，包括展示幻灯，放录音等；后15分钟是由我回答听众的问题。讲座进行得都很顺利，只是在最后回答问题时，一位女士提出请我在现场示范演奏一下琵琶。可惜，我没带琵琶来，而从印度艺术研究院库房里临时找出的一把琵琶已经年久失修，很多品已经开胶脱落了，实在没法弹，只好作罢。这是个教训，虽然让我准备演讲时没人提出要带乐器，但我自己应该想到，至少应该带上琵琶和指甲，以便听众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时能招架一下。当然，讲座的其它方面都还可以，在场的中国驻印使馆文化处的代表也表示肯定。
上图是我在印度艺术研究院讲座时的情景。手里拿的琵琶是印方从库房里找出来的，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没法弹了。
资华筠所长的讲座是关于中国第一个取材于敦煌题材的女子双人舞《飞天》。这个舞蹈是五十年代由戴爱莲先生创作（编舞），当时的青年舞蹈家资华筠和她的一位同事首演的。由于敦煌飞天的造型与印度的古典舞蹈有相通之处，双人舞《飞天》自然吸收了印度古典舞蹈的一些因素；当然其中也有中国传统舞蹈的因素，比如长绸舞。这个舞蹈是中印文化交流在创作和表演领域的一个范例。
完成了主要的讲座以后，我们参观访问了几所音乐和舞蹈院校。在新德里一家音乐学院（具体名字我已记不清了），我应邀讲了一堂大课“中国传统器乐概述”。这也是出发前就定下的题目，我也做了充分准备。由于时间限定在一小时左右，不可能面面俱到，我选取了古琴，筝，琵琶，竹笛，管子，唢呐，二胡等中国的主要乐器，介绍了它们各自的简要历史及代表性乐曲，也介绍了常见的两种传统器乐合奏形式及乐曲，附以相关的幻灯片和录音。
那天我在讲这个大课时有个小花絮。记得是讲到筝曲《渔舟唱晚》，放了一段录音后，听课的学生们忽然议论纷纷，声音不小。我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他们也不提。后来好像是学院的领导出面提醒，大家才安静下来。课后，我和那里的教师们座谈时，我问学生们那时是在议论什么；他们告诉我，因为学生们觉得那段音乐与印度传统音乐中的某种“拉格”（Raga，可以暂且理解为有音阶及一定情绪意义的旋律框架，是即兴演奏的种子）非常相似，觉得很惊讶。我因为没学过印度音乐，对那二者究竟怎样相似也不清楚，但我相信印度学生们那样的反应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二者为什么会那样相似，当然可以认为是偶然的巧合，因为没有二者直接相关的证据。但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这样看，因为在历史上，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音乐（当然影响是互相的，不否认会存在相反方向的影响）。例如有的史学家认为，唐代著名的宫调理论“燕乐二十八调”是以南北朝时“龟兹乐”的宫调理论“五旦七调”为基础奠定的；而“龟兹乐”的宫调理论又是吸收了古代印度的音乐理论，结合龟兹等地的音乐发展而成的（见百度百科“苏祗婆”条目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7%A5%97%E5%A9%86 ）。而近代印度音乐中的“拉格”又是和古代印度的音乐理论一脉相承的。这样看，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某些曲调与印度的某些“拉格”有些相似，也就不奇怪了。
上图是我在新德里一所音乐学院讲学时的情景。人家根据传统，准备了可以盘腿而坐的台子；但我偏偏不能长时间盘腿坐，只好坐在台边上。
在新德里时，负责接待的那位印方女士还设法给我们安排了一天专程到泰姬陵的游览。
上图是我在泰姬陵前的留影，是资华筠所长用她的自动（胶卷）相机给照的。
从印度回国后，资所长和我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做了详细的口头汇报，领导很满意。我们的这次出访任务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1993年8月，我离开北京到美国留学。由于走得仓促，未及向资所长辞行，就在到了美国后给她去了封信。不久就收到了她的回信，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和祝福，后来就再没联系了。近年从互联网上得知，资华筠所长已于2014年因病去世，享年79岁，愿她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