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混乱中走入正轨
回到实验室后，我打开冰箱，仔细检查我带回来的试剂。在德国回国前夕，我就考虑到回去后可能很难立即开展工作，所以特地带回两大瓶细胞培养液。我大致估计了一下，这些培养液能支撑细胞生长大约一个月。那就是说，我必须在一个月内让病毒室能正常运转！
我赶紧带着李正秋打扫无菌室，并进行无菌效果检验。然后把去年从德国运来的过滤系统装配起来，进行试用。德国的设备倒是很人性化，一下子就调好了。但高压锅又出了问题，温度指示不准，导致装培养液的瓶子灭菌后仍然带菌，过不了检验关，只好重新再来。装培养液的瓶子不够，我想尽办法，甚至在所里的布告栏里贴出询问告示，看谁能提供这样的瓶子。果然有人提示我：可以到废品收购站里去找，我在那里一下子就买了两百个装盐酸和醋酸的瓶子，彻底解决了瓶子不足的问题……。就这样，问题一个个地解决，实验室终于能运转了。
开始传细胞了。这个活对我而言根本不是问题，但在教其他人时，遇到了意外的麻烦。要照我的样子来传细胞不难学，但要做好真的很不容易！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李正秋是个实验员。她做事很勤奋，能吃苦，也非常认真。我教她传细胞，两天就学会了。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传细胞没事，而到她手里细胞老是被细菌污染？她自己也感到有些苦恼，但就是查不出原因。
一天，李正秋跑过来对我说：“要不你再看看我操作有什么问题，好吗？”我跟着她进了无菌室。她非常紧张地穿着无菌服，带上帽子和口罩，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然后用消毒剂洗手，最后还用酒精擦手，做得比我认真多了。“看来这些不是她污染细菌的原因。”我心里暗暗地想。在她传细胞时，我看出毛病来了：按照规程，每当使用吸管前，必须把吸管在酒精灯上烧一下，而她没有做这一步。等她做了一批细胞，我说：“那我来试试看。”她看着我，既没有带帽子口罩，也没有用酒精擦手，一边传细胞还一边在跟她讲话。两天后，我传的细胞一瓶也没有污染，而她传的细胞还是长菌了。我这时才对李正秋说：“你看，你比我做得小心多了，但就是差那么一点，而那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就烧那么一秒钟，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细菌就被烧死了。”李正秋照我说的去做，果然污染就被控制住了。
经过这件事，我不由得考虑到：这里需要的是一个技术员，而不是操作工。她必须要有一定的病毒学基础才行。否则老是模仿式的学习而不知其所以然，那失误的可能性将防不胜防。我对她说：“这样，我送你去武大病毒系去听几门课吧。武汉大学离我们这里很近，你随时可以走去听课。稍微耽搁一些工作不要紧，平时抓紧一些就补回来了。好吗？”
于是，我跑到病毒系找到老师们，希望他们能支持我的工作，收下这个旁听生。系里的老师倒挺爽快：“没有问题！反正是上大课，多进来坐一个人也没有影响。”
就这样，李正秋在武大学习了病毒学、病毒学技术、微生物学等理论课。后来，还参加了几门实验课。老师们发现她动手能力很强，不但不碍事，还能帮老师的忙，也很欢迎她来上实验课。经过两年多的学习，李正秋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有些事不需要仔细讲，稍微点一下就明白了。
现在，实验室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维护实验室使之能够正常运行？在我去德国之前，病毒组有十一个人，这算是很大一个组了。两年多来，所里进行了调整。李老师去了人事处，高老师去了水库渔业研究所，刘建平去了电镜室，王迎喜去了人事处，而新分来的大学生则像走马灯一样混了几个月就出国了。因此只剩下我、李正秋、李燕和陈老师四个人，另外还有倪先生带的一个硕士生刘志东。实际上陈老师老在发心脏病，只是偶尔来上班做做试验。因此人已经很少了。然而即便是这几个人，做起事来也经常在相互干扰和影响。
为了保证不发生病毒污染细胞的事情发生，我采取“两条线”的策略，用两台冰箱分别装用于细胞和用于病毒的试剂，禁止乱放。培养箱也规定了不同的温度，以便适应不同细胞的生长。但是有一天，陈老师上班来了。他做试验需要不同的温度，也需要不同的试剂。陈老师不问青红皂白，就随便把一个培养箱的温度调到她需要的温度，完全无视里面还有其它的细胞，并且把不知道是什么试剂塞进做细胞的冰箱里。然后就走开了。
这样做的后果的确非常严重。有些污染是不可恢复的，就是说你一年到头小心，只要有一次马虎，就会发生污染，细胞可能就丢了。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我立刻找到陈老师，告诉她：第一不能把试剂随便放，第二不能随便调整培养箱的温度。陈老师气呼呼地说：“我要做试验，那你给我拿个培养箱和冰箱来！”我忍住气对她说：“如果实验室里每一个人都这样随意，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比如，你刚才把温度调高了，你信不信过一会等你走后我再调回来。那不是大家都搞不成事了？你如果有什么要求可以先跟我说，我们大家商量着办，不是更好吗？”陈老师不做声了。
我开始意识到，这事也不能完全怪陈老师。实验室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那就只能是谁先动手就是谁的。所以，实验室要能正常运转，必须要有两个条件：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得力贯彻制度的领导，二者缺一不可！
于是，我根据在慕尼黑实验室工作的经验，写了一个《实验室规章制度》。一方面对做试验的程序、消毒处理、离心机使用等方面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可操作的要求。如灭菌必须达到多少温度，多长时间；消毒必须用什么消毒剂，多大浓度，细胞瓶上必须标记什么信息等；便于正确执行。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意外情况的处理原则。如：一切活动均以有利于细胞培养与病毒试验两个系统完全分开的原则、个人实验的自由度应符合不危害或影响其它人科研工作，不影响事先已安排的科研任务, 特别是不能影响多人协同进行的工作的原则等。在规定中特别指出“实验记录必须真实、完整。实验的器皿要作出明显可辨的标记, 所配试剂必须标记清楚。否则结果不予承认, 文章也不准发表。无标记的试剂和用品任何人有权销毁。”这是为了保证科研可靠性特别提出的一条。
下一步，就是要督促每一个人遵照执行了。这无疑是得罪人的事情，但为了保证实验室的正常运行，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为了尽量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我把大家召集起来，把规章制度讲解了一遍，再把它写出来给每个人发了一份。
倪先生的研究生小刘是个很马虎但又很自负的小伙子。在实验室里经常我行我素，影响别人的工作。但自持是倪先生的学生，别人讲的话不太听。一次，他做试验不在细胞板上做标记，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把他叫过来，把规定讲给他听，并站在那里看着他改正。我很严肃地对他说：“小刘，这是最后一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客气了！第一，我不会承认你的试验结果，第二，任何人有权销毁你试验的东西！”
谁知第二天李正秋就跑过来告诉我：“培养箱里又放了几个细胞瓶，上面什么字也没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过去一看，果然有几个大细胞瓶放在里面，上面什么标记也没有。我拿出来，打开盖子，往里面灌满自来水，然后把它们丢在实验台上。一会，小刘过来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做的几瓶细胞被我销毁，气得跳起来大叫：“你为什么要销毁我的细胞？”我反问他：“你有什么根据说这里面是细胞？而且是你的细胞？这是无标记的东西！按照规定，无标记试剂和用品任何人有权销毁。”小刘不服气，跑到倪先生那里告状。倪先生把我叫去问是怎么回事。我如实告诉倪先生这整个过程，最后我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遵守规定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倪先生明白了。其实他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应当知道西方现代实验室的规章制度。他点点头对我说：“你去吧，我来跟他讲这个道理。”
从此，小刘老实多了，陈老师也能按照规定商量着办事了。实验室终于走上了正常运行的轨道。
我松了一口气。此后，虽然实验室里只有三、四个人，但工作效率几乎是以前的好几倍，人还不觉得累。最重要的是实验室能够做到：要做什么就能够做出来，做出来了结果就可信。这才是搞科研的实验室啊！
一天，王伟俊老师逛到我们这里，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最后点点头说：“小江，看来你已经在鱼病室里站稳脚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