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六）
·阎长贵·
（上接ｚｋ２００５ｃ）
十六、江青最嫉妒和忌恨王光美、宋庆龄两位女士
嫉妒和忌恨是丑恶的人性。这仲人性在女士中往往表现得比较明显。江青作为女人就是这样。嫉妒和忌恨有个前提，就是地位相同或接近。据我看，在在中国江青最嫉妒和忌恨有两位女士，一位是王光美，一位是宋庆龄。宋庆龄是从前的国母（孙中山夫人），王光美是当时国家元首刘少奇的夫人，论起来，她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地位，绝对“应该”低于身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但到文革前为止，江青反而从来没有享受过像宋庆龄和王光美那样的在公众面前耀眼的荣光，所以她非常嫉妒和忌恨。文革中，江青有了权力，她就要发威、逞凶、施虐。现在我们就来谈谈江青在文革中嫉妒和忌恨王光美与宋庆龄的一些情况。
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１９６３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这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出国路过上海，在一次舞会上，王光美见到毛主席，问他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不带信。毛主席托她给江青带去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几次约见王光美，除了谈文艺界的这种或那种情况外，还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对此，江青是十分不满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呼风唤雨，对她过去的“仇人”或不满的人一一实行报复，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报复的一例。
１９６７年４月初，我对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十一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十六楼办事组住地，他们把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叫到小会议室，向他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他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他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她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王广宇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王广宇马上去清华，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他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大学校园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学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儿找小潘？他又不知道宿舍，特别是女宿舍在何处？为难时他正好发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他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王广宇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王广宇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他原原本本地向小潘传达了关锋的话，但他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潘认识王广宇，知道他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小潘一再向王广宇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用木制的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王广宇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王广宇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王广宇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王广宇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小潘按时到后，王广宇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室。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貌”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对她自己的小儿科把戏很得意，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纪录片。同时，在批斗会那天江青还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中央文革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王广宇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当他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３０多万人的会场他们这些人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
关锋叫王广宇找小潘传达这个“主意”时，没有提到江青，只强调说：“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但王广宇推测这是江青的主意，理由是：
一、王力、关锋是从江青那里回来后马上向他交代任务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连夜办妥。
二、据他的观察和了解，以王力、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干这种事，因为这是对国家主席夫人采取丑化和侮辱行动；如果顶头上司江青或陈伯达有不同意见他们承担不了；别说王力、关锋就是陈伯达当时也不敢独自出这个主意。不言而喻，王力、关锋是奉命传达江青的黑指示。
三、肖力在批斗会召开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华，这时她已经从中央文革办事组调解放军报社工作了，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江青的旨意。
四、江青指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清华大学看批斗王光美的热闹，这不正反映着她的阴暗心理吗！？
五、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就在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十七楼放映厅看了批斗会现场纪录片。
基于以上几个理由，王广宇断定丑化和侮辱王光美的阴谋出自江青。最近看到王光美的访谈录等书籍和文章里也谈到这件事的历史背景：１９６３年夏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出访前，曾在上海见江青时谈到了出国着装问题，王光美没有采纳江青的意见，这就种下了江青怀恨王光美的种子，江青得势后就进行报复。
关于这件事情，我在关锋生前曾问过他。我问：“批斗王光美时给她穿上出国服装是不是江青的主意？”关锋不好意思而又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吧！”。关锋虽然闪烁其词，隐去了他布置的情节，但他实际上是承认了这件事是江青的主意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王广宇还告诉我，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员小潘的情况。小潘当时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文革开始时，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过工作组的反，后来被选为勤务组成员。小潘多次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在会上的发言很“得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关锋很欣赏她，认为她讲道理，处理问题踏实，关锋之所以叫把这件事交给小潘去办，而不交给蒯大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小潘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就是以她个人名义提出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一直没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甚至连蒯大富也蒙在鼓里——据说，不久前蒯大富还仍然认为这是小潘的主意。在这件事情上小潘没有什么责任，她不过和我一样是那个疯狂、邪恶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下面，我再谈谈江青嫉妒和忌恨宋庆龄的情况，其最突出的，就是江青激烈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的事情。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是孙中山先生一百周年诞辰。该月上旬的一天，戚本禹从江青住的钓鱼台１１号楼回到１６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住地），跟我说：应该找哪个学校的红卫兵到人民出版社去造反，质问他们纪念孙中山诞辰，为什么要出《宋庆龄选集》？戚这样说了一下，但并没认真责成我去做。当时诸事繁杂的我也就没有“贯彻落实”。幸亏这件事没有去做，如果去做了，不论对戚本禹还是我，都是又一桩孽债。戚这样说，肯定是传达的江青的意思。江青为什么要出这样的损招？我认为，这是她出于嫉妒和忌恨宋庆龄的阴暗心理。
关于这件事，其情况是这样的：
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孙中山百年华诞，重印了１９５６年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１１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１６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当工作人员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到江青面前时，她一眼看到封面上的书名，就像发了疯一样伸手把《宋庆龄选集》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江青一边用劲踩，一边喋喋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参见陈延一《宋庆龄全传》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９６页；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３３５页）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谈过这件事情。他说：“有一次，江青走进我的办公室里，到我的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她知道宋庆龄在解放初时曾托人问候过我，就故意在我面前这样做，简直就像发神经。”（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０８页）
经查证，１９６６年人民出版社出的是《宋庆龄选集》，不是《宋庆龄文集》。江青在这件事情上歇斯底里，确如陈伯达所说，“简直就像发神经”！
江青为什么对出版《宋庆龄选集》这样歇斯底里和“发神经”，深刻原因和远因，我们姑且不去探索，最近和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文革开始不久，即红八月“扫四旧”和“打、砸、抢、抄、抓”过程中（或之后），江青奉毛泽东之命，去向宋庆龄解释文革，宋向江青说了令江青（和毛泽东）不满的话引起的。宋庆龄究竟说了什么令江青不满的话？据说，江青到宋庆龄住所，经过简单的寒暄，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文革的兴起和“伟大意义”。当江青夸夸其谈地一味吹捧红卫兵时，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谈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听到宋庆龄这样指责和批评红卫兵，态度一下子变得冰冷，感到受了“侮辱”。（参见陈延一《宋庆龄全传》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９５页）众所周知，当时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受到最高领袖的热烈和高度赞扬，江青也称红卫兵为“小太阳”，江青对宋庆龄指责和批评红卫兵，显然，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总之，不管什么原因，江青如此激烈地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即她这样报复宋庆龄，是她权令智昏、公报私仇的丑恶政治品德的突出表现，也是她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某些女性负面心理的反映。
十七、江青和子女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
江青和子女关系及亲属关系，我知道的很少，所谈的也只能叫做“拾零”。大概是在１９６７年春天，我陪江青坐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江青在车上跟我们说：主席说了，我们家三个孩子（指李敏、李讷和毛远新，远新又叫李实），他们怎么样，是左派，中派，还是右派，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和表现。她接着说，李讷、远新还可以，李敏就比较糊涂，她同意“炮轰”的观点，就是说对主席也可以“轰”。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女儿，江青是她的继母。依我看，李敏和江青的关系不很亲密。我在江青身边一年的时间里，她让我给江青转过信，信放在中南海丰泽园我的办公室或叫人转给我，我没见过她本人，到现在我也不认识她。关于她的情况，我只是听别人说，和从文字材料上看到。据江青的护士许春华等人说，逢年过节，江青和李敏从来不一起去看毛主席，都是分开去，单独去。李讷、远新和李敏的关系还好，记得有一次，李敏带着儿子从上海回来，他们二人还到车站去接。据我感觉，李讷和江青关系还是好的，毕竟是亲生母女关系嘛。李讷的工作单位是《解放军报》，她所谓回家，就是回到钓鱼台江青所住的楼里，中南海丰泽园也有她的住室。
李讷、李敏、毛远新他们一般不和毛主席、江青一起吃饭，都是到大食堂吃饭。在中南海这样，在钓鱼台也这样。偶尔江青叫李讷一起吃顿饭，李讷都高兴得了不得，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妈妈留我吃饭了！”我们也为她高兴。李讷到大食堂吃饭不方便，一般是警卫战士帮她从食堂打回来。江青不只一次嘱咐我们：“给李讷打好饭。”这“好”不是说要给她买好吃的东西，而是做好给她打饭或带饭这件事情。我们和警卫战士也都把这件事情当作重要的任务尽心尽力做好。
江青对李讷在《解放军报》造反，对李讷主持《解放军报》，无疑是支持的，具体情况我说不清楚。
在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中，江青跟我说：“你是写文章的，你也可以写一篇吗！”我说：“太忙，没时间。”江青说：“抽点时间吗！”——我想江青叫我写这篇文章是要我支持李讷主持的《解放军报》。当然，对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感到是对我的信任，也感到很光荣，下决心写一篇，也在江青面前表现表现；说实话，没有江青这样的交代，我是不能，也不敢写这篇文章的。当我把文章《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写好后，江青叫我送给陈伯达和姚文元帮助修改，修改后交《解放军报》发表。陈伯达说不看了，姚文元给看了，并做了修改，具体做了怎样的修改记不清了，但他把我文章的题目改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即加了“反革命”三个字，其印象是很深的。这篇文章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７日《解放军报》发表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还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
当时，江青参加的会很多，什么接见造反的群众组织啦，什么处理哪省或哪个单位的问题啦，这样的会，江青有时让我通知李讷也去听听，看看。毛主席家有个规矩，其子女，对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称叔叔、阿姨。许春华告诉我，她给江青当护士后，李讷叫她“阿姨”，她感到愕然，就跟李讷说：“你比我还大，怎么能叫我阿姨呢？”李纳说：“这是规矩；你们工作人员是和我父母同辈的。”许春华说：“那也不行！”此后，她才不叫许春华“阿姨”，而直称“小许。”
我当江青秘书，但我并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对我是直呼其名。大概因为我们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起工作过，很熟，虽然后来我当了她妈妈的秘书。总起来说，当年我对李讷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觉得她朴素、大方，没有架子；不过有不少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她有点霸道，也有人让我劝劝李讷，叫她注意一点，但我没有去做。
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又是一种情形。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１９４１年生。建国后，他妈妈朱丹华把他送到毛泽东身边，成为毛泽东家庭的一员，在北京的小学、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被学校推荐去“哈军工”，毛泽东说：“推荐算什么本事？！”毛远新就参加统考，考上了清华，后来还是转学去了哈军工，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某炮兵营。文革前，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我不清楚，我看到的，只是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文革开始三、四个月后，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一个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他还到延边造反，并参加过那里的武斗。他从东北回到北京，也多是住在江青在钓鱼台的住所。
毛远新和我们工作人员相处很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喜欢他。而江青当时对他似乎不很“感冒“。一次，江青从外边回来，问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李讷这两天没来，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不高兴地说：“他在我这里住干什么？”孙占龙没说什么。当孙占龙告诉我们这件事时，我们都不理解为什么江青这样说。大概是１９６７年的５、６月份，毛主席叫毛远新不要回东北了，留下来做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的联合问题，即宋任穷一派和陈锡联一派的联合问题，因为毛远新和宋任穷、陈锡联都很熟。有一天，毛远新在我办公室正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江青从外边回来，也到我的办公室里，见到毛远新，高兴地说：“你是好孩子，这个联络员一定能当好“，等等。江青也许是刚从毛主席那里来，听到了叫毛远新当联络员的消息。很显然，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也是以毛主席的态度为转移的。
人们只知道毛远新在文革后期做过毛的联络员，这一次大家还不了解。也可以看出毛对他的信任和栽培，毕竟是一家人。
毛远新２００１年退休后，来京时，曾到我家做客。他告诉我：在１９７５年做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我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她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我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我没答应。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我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主席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画了圈的这封信找我，就去问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江青和她娘家人似没什么来往。我经历过一件事。１９６７年冬天江青的嫂子来北京，给江青写信，要见江青。这是她同父异母哥哥李干卿的妻子，家在济南。我拿着信报告江青，江青没好气地说：“我不见她！”我问：“那怎么办？”江青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管！”我感到无奈，不知怎么办好。我只能请示我的顶头上司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报告了这个情况后，汪东兴笑着说：“她嫂子不用她见，也不用她管；她嫂子来无非是想要点粮票要点钱，由我处理就行了。这件事不用报告江青同志。”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按照汪东兴的嘱咐，我没报告江青；而江青后来也没问过这件事情。江青为什么对她嫂子这么冷淡，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十八、我被江青诬为“坐探”，关押八年
我万万没想到江青会把我关起来。起因是一封群众来信。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来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一位女演员或工作人员写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工作忙，对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几次陆续看完的。在这封信中，这位同志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就是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还说了赞扬江青的话，等等。她写这封信的目的，无疑，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去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感到这封信很难处理，还误以为这封信的内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便去请示江青。我把这封信附上一张条子送给江青。条子上写的是：“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是说信的内文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问信上说的事是不是与她有什么关系。这完全是由于我的大意而产生的误解。其实，写信人和信的内容与江青根本没有关系。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误解，竟使得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严厉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一下子，我吓呆了，不知怎么回事。低头一看，是我“请示”她的那封信，我胆怯地问她：“来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没动动窝，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受到江青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讲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但上面并没讲到江青的名字。
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于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１９６８年１月８日晚回来，１月９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我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是１９６７年国庆日后调来的，还未单独直接见过江青。我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
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汪东兴；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这时我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看守我。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夜之间就变成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政治要犯”，这天壤之别的变化让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天对我来说终生难忘，因为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的身边，也是１月９日，屈指数来，与江青为伴的时日不多不少，刚好是一年——３６５天！也许这是历史的巧合，是鬼使神差吧！我虽然被看管在钓鱼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但并不知道还需要“反省”，而开始认真地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
其他什么结果，当时一点都没意识到！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闽南腔严厉地说：“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慢声慢气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把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的姓连在一起并称为“坏人”。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都炸了！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我怎么是他们安在江青身边的“钉子”？这样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心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又把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个一个打倒，这不是自折“股肱”！？……我的心绪乱极了。
稍微冷静后，转念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尽管尽心尽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做起检查。
又过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１月２３日），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个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场，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了，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了。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这么一种阵势，对你要采取什么措施了。面对着这样的“阵势”，我瞬间感到泰山压顶，五雷轰顶——我这样一个仅仅２２级的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天条”，居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负责人？一下子脑袋胀得很大，嗡嗡作响……谢富治装成红脸，面对着我：“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模模糊糊地觉得他是劝我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于是我连连点头，说：“是啊，有什么就谈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着他的口授给我爱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我爱人和儿子，刚从山东农村来北京不久，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战士的家属宿舍。就在这四位“大人物”和我谈话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给换换地方，——这一换就换到秦城监狱中去了。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深夜，我由荷枪实弹的两名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驶离了钓鱼台——这个留下我特殊记忆的地方，在凛冽的寒风中驶往一条通往北京北郊的公路。那里有一座黑森森的监狱——秦城！从此我就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亦即最能创造业绩的八年时光。
关于我爱人和孩子的情况，我８年后，从监狱开释又流放湖南一农场，和从山东老家赶来的妻子、儿子见面后，才知道，在将我押往秦城的时候，陈伯达等还布置了一次抄家活动，到我爱人和孩子临时住的警卫连家属宿舍，翻箱倒柜，搜身检查，等等，实际上，他们一无所得，也不可能有所得。陈伯达为了让此次“抄家”能有所获，前面我已说到，他逼迫我给妻子写的那封信，内容是：“××：我因公出差，我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来人前去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很可能也是在陈伯达和姚文元的安排下，在抄了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之后，警卫部队又把他们连夜送到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的招待所软禁起来。５月，即麦收前，根据我妻子再三再四地要求，才把他们送回了山东老家。后来，他们在农村人民公社里成为”反革命家属“，孩子初中没毕业就不叫念了，年龄仅仅１３岁勒令参加农业劳动，全家老老少少都受到歧视，哭诉无门。
我到秦城监狱后，换了黑色囚衣，代号“６８２０”，大概我是６８年第２０个关进来的“犯人”吧，成了秦城监狱单独幽禁的“要犯”。最让我难以应付的并不是审讯，而是无边的孤寂，自把我投进秦城以后就再也无人过问了。终日坐在牢里无所事事，因为连一张报纸也不给，甚至我带去的还是林彪赠送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都给没收了。我每天只能以喃喃自语，或反反复复数床头前暖气罩上的”孔“来打发漫漫的时光，真是度日如年——不，简直是度时、度分、度秒都如年。在监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只要能和人联系、接触，干什么脏和累的活都可以，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有与人对话的机会，单身牢房可不是人呆的地方；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我这个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怎么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恼，但又没办法不想，真难受死了。实在难以应付这空寂的时光，无奈，我除了数暖气罩上的孔以外，再就是反复背诵从前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和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填词。这种折磨死人的境况一直到１９６９年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改善。这一年，监狱开始发给一份《人民日报》、一本《红旗》杂志，又把入监时没收的《毛选》发还给了我，这样我就有报纸、杂志可看，有书可读了。我除了“一张报纸看一天”外，就是翻来覆去地读《毛选》。几年下来，《毛选》从头到尾我读了三十多遍，有的文章，如《论持久战》甚至读了一百遍以上。刚出监狱时，毛泽东２００字以上的语录，只要是《毛选》上的，我大概用一刻钟的时间可以找到，——现在老了，不行了。
我在秦城监狱关了七年零五个月，八个年头。提审没几次。我说，“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这是没蹲过“单身牢房”的人体会不到的。在监狱里的一切活动都是突然的，都是“奇袭”，不给你一点思想准备。连释放也是这样。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专案组来监狱，突然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念了两遍。我没想到终于有出狱的日子了；对此，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虽然专案组要我马上离开北京前往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动改造，而且摆在我面前的仍将是艰难的环境，可是我格外振奋、激动，因为我又见天日了，可以跨出这牢笼了，可以见到太阳，见到天了。
我蹲监狱七、八年，精神没有萎靡，没得精神病，这是值得欣慰和庆幸的。我走出囚禁七八年的监狱，才知道我儿子已经长大了，如果我在北京有家的话，出狱后本来可以允许我在北京住一个星期。可我的家仍在山东，所以我提出要取当年存放在《红旗》杂志宿舍里的衣物和书籍时，专案组的人告诉我：“东西都让你的儿子取走了，他已经是中学生了。”我听说儿子已是中学生，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滋味。我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八年前……
江青诬我是“坐探”，她有什么根据？说实在话，我不清楚。除了我和关锋是师生关系，以及我曾在戚本禹手下工作，其他别的，连猜都猜不到。直到文革结束很久很久，到了２０００年前我才找到一个原始根据。
江青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即哲学社会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队代表时讲话，在讲到我时，她说：
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他们”是指我和戚本禹，所谓“被支走”是指杨银禄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回家奔丧，而这件事戚本禹根本不知道——笔者）。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啰。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
这就是江青诬我为“坐探”的一些话，完全是编故事编出来的，栽赃陷害，血口喷人！
现在人们看到江青这些话会觉得可笑，而江青当时是在大庭广众场合连眼都不眨一下说的，我也因此——确确实实因此，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被关了七八年，你说荒诞不荒诞？而这就是文革时期的政治和法律！
１９６７年夏天，我在聊城三中读书时的班主任牛其光老师，来京看我们班的同学，致我一信，告我他住的旅店，希望我见见他，我时任江青的秘书，实在抽不出时间，我托在京的邮电学院毕业的同班同学魏茂梃代我去看牛老师，他回来后告诉我和牛老师相见的情况，他特别提到牛老师在谈到我时说：“……我很为长贵担心，‘伴君如伴虎啊！’”，对牛老师这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因为年轻没怎么在意，然而恰恰被牛老师言中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江青就诬我为“坐探”，投入监狱关押起来。——古今皆如是，这也算一条历史警示吧！
十九、所谓江青车队轧死人的问题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４日胡乔木在《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中谈江青的“残忍“时，说：”我可以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江青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去天津附近的小靳庄参观。她认为小靳庄是她的一个代表作。他们的汽车在路上撞死了一个人。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江青的人格。即使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她也是多么残忍！“（《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１８页）
江青确实非常残忍，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摧残和迫害了数不清的人，很多人被她摧残和迫害致残、致死；但胡乔木把这件事情作为江青残忍的例子和证明却不符合实际。
１９７４年８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来中国访问时，江青确实陪她去了天津市的小靳庄。关于“撞死人”的事情，我最近向江青当时的汽车司机李子元和护士赵柳恩作了调查和询问，他们说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李子元说，江青陪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有一个很大的车队，北京去了很多车，天津也有很多车。关于“撞死人”的事情，我开的江青的车及其前导车和后卫车绝对没有这个事。至于是否其他车，如地方的车，撞没撞人，我没有什么印象了。赵柳恩说，江青陪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我去了，在车上就坐在江青旁边，肯定不是江青的车及其前面和后面的车撞死了人，如有这事我印象一定会很深刻。模模糊糊记得（到小靳庄后听人说）前面有车撞了人，江青等人的车也没让停就过去了。
她又说，这件事情中央警卫局二处去的人一定清楚，因为他们是专门做警卫和保卫工作的。热心和负责的赵柳恩接着又帮我询问了中央警卫局二处的有关同志，继而告我：中央警卫局二处的同志说，是走在前面的天津的车撞死了一个人，善后工作也是天津的同志做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说为这件事，“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李子元和赵柳恩都说，这是没有的事，也不可能有的事，因为江青和马科斯夫人乘坐的不是一辆车。恐怕江青，更别说马科斯夫人了，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李子元和赵柳恩都说，江青虽然是坏人，但对她也要实事求是。我也觉得应该如此。不知道胡乔木同志根据什么材料告诉外国记者“这样一件事”。既然事实不是这样，尽管出自胡乔木之口，也不要再继续以讹传讹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