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战胜磨难
陈殿兴
一、不平凡的春天
1957年春天，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毛泽东讲话，号召全国帮助党整风。他的话像和煦的春风吹遍中国，到处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我的心里也对国家对自己充满了希望——我太单纯，不懂政治，没想到我敬仰的伟大人物也会玩弄“阳谋”，真的认为一个不平凡的春天来了。那时我的感觉，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当时我在北京。我1956年秋天被高教部借调到北京俄语学院同高教部从北京俄语学院以及上海俄专、哈尔滨外专借调来的教师一起编写全国通用的翻译教材。 我那时已稍有名气。1953年出版了第一部翻译小说《和解》，1955年出版了翻译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同时还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信达雅与翻译准确性的标准》。1956年还出版了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俄语学院的学生会不知从哪里知道我在他们学院，来请我给同学们讲讲翻译问题。我借用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诗的标题Что такое хорошо и что такое плохо ?（《怎么做好，怎么做不好？》）做我的讲话的题目讲做翻译前先要知道怎么做好，怎么做不好。讲了一两个小时，颇受同学们欢迎。没有听到的同学要求学生会来请我再讲一次。我又讲了一次。随后一些高年级同学便不断来找我谈翻译问题，拿译稿来让我改。我热情接待他们。他们都是一些很优秀的男生和女生。
我跟未来妻子广琦就在那时认识的。在那年的除夕舞会上，我们一起跳舞，边跳边聊，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终于萌生了爱的感情。寒假以后再见面， 我们已像老朋友了。傍晚我们常在一起散步，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紫竹院。在一簇一簇的丁香丛中，我们度过了无数个美妙的夜晚。星期天，我们也到香山、碧云寺等地方去漫山遍野地逛游——春风刮的漫天黄尘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记得有一次游逛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位自称是东北师大教师的中年女士，她说，“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957年5月，编教材的任务完成了，我要回沈阳了。离开前，我们在紫竹院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确了：她非我不嫁，我非她不娶。
二、两个戴罪之人的结合
回到沈阳不久，学校就开展大鸣大放。礼堂里出现了大字报。我对“鸣放”毫无兴趣，因为没有时间：我跟中国青年出版社签了约稿合同，要赶着翻译沃耶沃金的《普希金的故事》，还要抽时间给广琦写信。教务处长赵连顺登门叫我到会上发言，我说，没有意见；过去对陈维帆校长有些意见，现在不值得提了；一年多不在学校，他提升我为讲师，给我长了工资，还任命我当翻译教研组组长——尽管我人在北京。赵处长反复动员，说现在没有意见，提提过去的，总结总结经验也好嘛。盛情难却，我答应了——那时我真的相信领袖教导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在座谈会上提了几条意见。当时学校出版的反右油印小报总结为：
一、校长对干部不要忽冷忽热。
二、不要用新教师整老教师，应当加强新老教师的团结（当时学校新建，每年都有一批毕业生被分配来补充教师队伍）。
三、领导就像乐队指挥，我们大家都是演奏员，指挥好才能演奏好(这个比喻，我多年后校订苏联小说《茹尔宾一家》时发现是从这本书里来的。）
四、“肃反”肃董老师没有道理，只是因为他给陈校长提过意见。
陈校长见我给他提了意见，对我很是不满，但只是憋在心里。抓右派的指标下来了，他当然不肯放过我。他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我认为我的发言里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找市委，市委不管，省委、中央当然也不会管。当时形势已十分明显：说你是，你就是；越申辩，罪名越重。陈校长见我找市委，也私下对我说：“你不要再闹了，越闹处分越重。你不知道共产党的厉害。”除了“低头认罪”，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减轻面临的打击。我不再争辩了。
这年八月末，反右斗争告一段落，学校放假。我向党委书记董鲁展请假去北京结婚，他说我们领导不了你啦，你随便吧。
这样，我就拿着结婚介绍信到了北京。广琦在北京也遭到了严酷的考验：组织上向她提出了是要党还是要陈殿兴，叫她选择。要党——她是班干部，学习又拔尖，前途远大；要陈殿兴——终生就要跟一个右派绑在一起受歧视。结果她选择了要陈殿兴！劫后重逢，我们的感情更深了。我们决定一起去迎接命运的挑战。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1957年9月7日一早，太阳刚刚升起，路边的草叶上还闪烁着晶莹的雨珠，我们踏着田间小路，到五道口乡政府办理了结婚手续。晚上跟我在北京俄语学院进修的学生吴宝忠夫妇在一家小餐馆里吃了一顿饭，就算是我俩的婚宴。
三、一条小路……
1957年，北京俄语学院决定把三年制改为四年，愿意毕业的可以毕业，不愿毕业的可多念一年。广琦因为受了处分，毕业肯定不会分配到理想单位，决定多念一年。
1958年暑假，她毕业，被分配到辽宁，因为我在沈阳；但是不许她留在沈阳，把她分配到本溪一中教书。那时我已被戴上右派帽子跟下放干部一起在昌图县八面城南二十来里的三家子劳动。当时学校还没有开学。她从沈阳坐火车在八面城下车。打听道儿，有人指给她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路两边长满一人多高的庄稼。她也不知道害怕，或者说爱情战胜了恐惧,一直往前走。幸亏后面来了一个老农，听说她上三家子，就把她送到了三家子。她突然来了。跟我一起的下放干部有三个，都是应届毕业生。他们是张铁成、田毅君，还有一个名字忘了。带队的是党委副书记张耀，他们都对我不错，马上开欢迎会，还让她唱歌。我记得她当时唱的是苏联名歌：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这首歌既符合当前的情景——她的确是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细又长的小路来看我的；也符合她对未来的想象——她的确是要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细又长的小路去跟我一起战胜魔难。
晚上张耀临时安排我们住在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几张学生书桌并到一起就算我们的床。第二天晚上，张耀给我们在老乡家借了一间房子。住了两三天，然后给了我两天假，让我送广琦到八面城。
八面城是一个小镇，只有几家小铺和一家小饭馆，无处可逛，我们只好整天呆在一家小旅馆里尽情地享受珍贵的见面欢乐。
四、小黑屋里的天堂
她到本溪一中教书。她是调干生，本来应该保留原来的工资级别，可是不但没有保留原来的工资级别，而且给她定了三年试用期。在试用期间把她的工资定为每月46元。转正后，工资定为54元，比别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还低两元。
大概是1959年，她得了肠结核，学校允许她回沈阳养病，但沈阳我们没有房子了，原来的宿舍被人强占去了，她只好到皇姑区房产局去申请，结果得到了一间无人肯住的小黑屋。
这间小黑屋坐落在宁山路和黄河大街交叉路口西侧一栋三层大楼里，十几平方米，窗户朝东，窗外是楼梯，把光线全挡住了，屋里昏暗，白天也需要开灯。室内只能放下一张床，生一个火炉。厨房窗户对着走廊，白天做饭也需要开灯。
广琦就在这个小屋里养病，看书，翻译《普希金的故事》（我译了一部分，她接着译）。
那时我在校办的白泥厂劳动，她有时候也到白泥厂来看我。我周末放假回来跟她挤在一张单人铁床上。后来她病好了，回本溪上班，我们周末就在这里欢聚。正如俄国17世纪一位诗人所说，跟心爱的人在一起，窝棚也是天堂。
有一次把半个月的粮票丢了，她把自己的半个月的粮票给了我——她自己宁愿忍饥挨饿。那是大饥饿的年代，每个人都受到饥饿的折磨。一家人吃饭都要用秤分开吃。平时周末她从本溪总带许多苹果酱回来，我们借以充饥。有一天我们还坐火车到通辽去找吃的——听说那里能买到吃的。我们到了那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买到，只买到一些泥鳅煮熟吃了，空手回来。为了买东西充饥，我把存的稿费都花光了，把一件非常好的皮夹克和一架德国相机也卖了——那时我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大概是1961年，沈阳27中领导到本溪一中听课。听了广琦的课，很喜欢，问她愿不愿意回沈阳，她当即表示愿意。27中领导就想法把她调到了沈阳27中。1962年下半年怀孕以后，不能走远路，就要求调到离家近的学校，结果就到了16中。
我1962年初摘帽，这年春节广琦就跟我去牡丹江见公公婆婆。父母家里过年按老习惯，要给祖宗磕头。广琦生长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没有这种习惯。我心想她不磕头也可以，没有想到她竟然跟我们一起跪下磕头。可见她在替我着想——尊重我的父母的老习惯，我非常感激她。
1963年5月30日，我们的女儿愿愿诞生。这时我们得到了好心邻居的帮助。先是一位李姓邻居下放农村，把他的有阳光的房间借给我们暂住。我们不会护理婴儿。愿愿从产院到家不几天，我们喂她糖水后，她大哭不止。在第四人民医院当护士的邻居刘文军听到哭声，进来一看说糖水太浓，她消化不了。她见我们不会护理，便经常来指导，还送了一本《婴儿护理学》给我们。
愿愿诞生给我们带来了好运。过了不久，学校领导不知怎么发了善心，在南新村大红楼里给了我一个房间。
五、大红楼里的梦
这个房间18平方米，面积比小黑屋大多了，而且有暖气，冬天不用生炉子。但窗户朝北，一年四季不见阳光。冬季窗户玻璃上结满厚厚的冰霜，夏季只听见窗外树叶沙沙响，屋里却一丝风也没有——闷热。一条东西向的长走廊。走廊两侧的各个房间住户都把不用的杂物靠墙堆在自己的一侧。厨房是一个房间改造的，靠墙砌了六个炉灶，两家合用一个，烧煤做饭，各家的煤都推在厨房里。我们搬进去不久，学校把烧煤的炉灶改成烧煤气。厕所也是一个房间改造的，里面半间是厕所——男女共用；外面半间是水房——盥漱，洗衣，洗菜，淘米都在这里。但是不管怎么说，条件还是比小黑屋好多了。理智上我也不敢奢望更好的房子了，因为我知道分房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像我这种政治地位是不会分给我好一些房子的。但是心里确实无时无刻不梦想得到一间个有阳光的通风的房子。甚至来美国多年，住在绿树环绕、鸟语花香且有自家游泳池的住宅里，夜间也不止一次梦见那栋大红楼改造成了向阳通风的房间住人，阴面闷憋的房间分给住户作水房、厨房、厕所和储物间。
16中离我们家大概有三四公里，她每天抱着孩子去上班很累。我花25块钱买了辽大汽车司机的一辆旧儿童车。这样广琦推着可以减轻点儿负担。后来孩子大一些了，可以在大红楼附近找人带，恰好那时《列宁回忆录》再版，我分到了一些稿费，于是我们就买了一辆苏联产的坤式旧自行车。这样她就可以骑着去上班了。
我们的女儿从小就很乖，聪明伶俐。我们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们要尽所有力量给她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一点，我和广琦意见完全一致，我们时时刻刻记在心里。广琦怀她的时候，我们就注意胎教和营养；她生下来以后，我们叫她尽情快活，尽情玩耍，知道这样可以开发她的智力。
她四岁的时候，趁武斗停止的间歇，我们带他到福州看外公外婆。在外公外婆家家里，她给大家增添了许多欢乐气氛——戴着绿塑料细绳编的长辫子在大厅里扮白毛女跳芭蕾，一个月就把一双新鞋跳出了窟窿。
在福州我买了一本儿童用的汉语拼音课本，在回沈阳的路上，我就教她拼音，到沈阳时她就学会了。
大概在她五岁的时候，我在辽大图书馆发现苏联编的给小学生用的一本英语课本第一册，编的很好，而且插图装桢都很美。我就把它借回家，请我系陈雨更老师教她。陈雨更老师住在我的楼下，是解放前辅仁大学毕业的，英语非常好，很喜欢愿愿，欣然答应。他说，愿愿一到他家，先玩儿一回儿，拿几个大顶（倒立），然后才学。大概一年多，这本书就学完了。这时陈雨更老师跟辽大师生一起拉练，把股骨走裂了。我们就请我系青年英语老师高雁奎教她，课本用许国璋编的英语第一册。
学英语的同时，一位姓张的邻居（他妹妹在少年体操队，愿愿常跟她玩儿，学一些体操动作）介绍他的一位朋友任传文来家教愿愿小提琴，而且托人从区政府仓库里借出一把儿童用的小提琴。这样愿愿就开始学提琴。学了一年多，再提高就需要请专业老师了。我们就请辽宁歌舞团乐队的提琴演奏员到家来教，每周一次，每次来都设饭招待。配给的肉平时不吃，留着招待老师；老师报酬每月10圆，也是靠平时省吃俭用积累的（我的工资降为69元，广琦的工资是54元，补贴双方父母每月各10元，我补助一个弟弟上大学，每月5元，经济上是很紧张的）。
大红楼是筒子楼，各家做什么吃什么，都一目了然。我们的做法引起了几个邻居的嫉妒。有的当面对我们和孩子说，首长不会听你拉提琴，首长不会用你当翻译，等等。我们一概置之不理。有人甚至到广琦学校告她，说她在家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广琦学校领导不管。
当时虽然读书无用论盛行，家庭出身不好，本领再大也不会被采用。但是我知道这种情况不会长久不变，我当时正在校订我系几个教师译的《巴特列与乌拉圭的历史发展过程》，里面就说明科技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乌拉圭本是个农业国，靠着科技改造农业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才使国家得到发展。因此我们对孩子的文化课抓的也很紧。孩子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课堂上没听明白的问题回家问妈妈。当天的作业没做完，决不上床睡觉。上初中以前，各种课程都由妈妈辅导。上初中以后，正值文革末期，大红楼里住的老师很多，都不忙，容易请。我请我们楼下的物理系马德禄老师（他是清华物理系毕业的）教她初中物理和数学。晚上马老师讲，白天她做习题，一个寒假把初中物理和数学都学完了。接着，我就请化学系梁春余老师（他是北师大化学系毕业的）教她初中化学——梁老师不仅教她，而且还请她吃过一次饭。
初中一年时，四人帮已垮台。她参加了一次皇姑区英语朗读比赛，颇得好评。她原来的初中教学水平比较差。 120中学英语老师把她要到120。120原来是辽大附中，教学水平很高，是重点中学。到了120,经过考试，她跳了一级。她感到过去快速学的数理化课程不够扎实，又反复自学了几遍，还不放心。她妈妈请16中数学老师检查过她学过的数学，认为毫无问题。可是她并不满足，仍然反反复复地复习巩固，力求学得扎实，再扎实。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她的时间。如上小学时寒假规定每个学生要交一定数量的粪。我不让她跟别的小学生一起捡，因为小孩子在一起，肯定要玩儿，浪费很多时间，我跟她一起捡。上初中时学校组织学生到东陵火车站去卸砖挣班费，我告诉学校老师，不去，班费多少，我们都交。到了120,有一次开运动会，不管有没有项目，学生都要在那儿坐三天。我向老师请假，老师虽不高兴，还是准了。
功夫不负苦心人。女儿1980年参加高考，成绩属沈阳前五名，被中国科技大学提前录取。
我1978年末获得“改正”， 1980年评上副教授，分到了两室一厅的新住宅 。
这样， 我们就告别了大红楼，告别了奢望分到有阳光能通风的房间的梦，告别了企盼女儿能有个美好未来的梦！
六、比翼齐飞
女儿上中国科大，我们再不用替她操心了。临上火车前，我对她说，今后一切问题都由她自己决定，我们鞭长莫及了。送给她八个字：“总结经验，讲究方法。”——不管做什么，做完后都要总结经验；不管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时都要讲究方法。
我获得了“改正”，多年被压抑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1979年初，我就在《辽宁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了《伏尼契和她的小说牛虻》，同年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向列宁学习，遵守法制》。从此直到1990年出国，平均每年出一本翻译著作，发表一篇学术论文。
广琦的问题得到平反后，才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她在沈阳市英语朗读比赛获得第二名，她教的毕业班英语在高考中成绩居沈阳市普通中学第三名。她跟别人合编了一本英语自学课本，业余还帮助我翻译。我们共同署名翻译出版了果戈理的《死魂灵》和恰科夫斯基的《未婚妻》。她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中学评职称时还被评为高级教师。
1986年女儿被拉特格斯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获得全额奖学金。1990年末，我们接受女儿邀请一起到美国游览。然后一起从美国到了俄国，在克麦罗沃大学任教。后来她又受聘到一家俄国公司工作。两年后，外孙诞生，需要照顾，我们又先后回到了美国。
两个外孙上中学以后，不需要照顾了，女儿给我们买了一套公寓，我们单住，一起学英语，一起写作，一起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2011年，我们共同署名在人民出版社的《人物》杂志上发表了《拜登的成功之路》。她自己也写了几篇书评——《从小说〈破茧〉看美国华裔子女成才之路》《华侨青年抗日礼赞—— 推荐〈为自由而飞行〉》《白兰花香飄万里——读〈远方白兰花〉》《一代电影艺术家的凄惨身影 ——叶周著〈地老天荒〉管窥录》——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其中《一代电影艺术家的凄惨身影》还刊登在香港《大公报》上。
我写文章、翻译，她都是第一读者，提出意见帮助我修改。我编刊物，她有时也帮助我看稿子，校对。我参加洛城作协的活动，她也总陪着我。我每次接受宴请，她都陪我去，坐在我身边给我夹菜——因为我心情激动时手颤。
我们在美国，我们还一起出去旅游。女儿每年都给我们安排一次长途旅游。我们一起去过墨西哥、加勒比海、欧洲，多次去过夏威夷。
1957年结合的时候，我们就幻想要比翼齐飞。经过多年奋斗，我们的理想终于完全实现了。
七、风烛残年
正如俄国一首民歌说的，
快活的岁月，
幸福的时光，
匆匆地逝去了，
像春潮一样！
一过八十，我们就步入老境，身体相继出问题。先是我出问题。2010年5月，医生发现我上颚长了个瘤，决定开刀。在手术前一个礼拜，我晚上散步又被车撞了，小腿骨裂，还断了三根筋。上颚手术后接受放疗， 经过医生精心治疗，总算痊愈了，但身体元气大伤，听力严重下降，上颚切去一半，按了个假上颚，吃饭说话都不方便了。许多方面都要靠广琦照顾。从医院回来有一个星期不能下床，端屎端尿全靠她侍候。
2017年，广琦浑身发痒，检查结果发现她得了胰腺癌。这年她八十八岁，这个年龄的老人，医生一般是不爱给动手术的。经女儿联系， City of Hope 的外科医生愿意给广琦做手术，不过在动手术前，要先检查她的心脏承受能力，心脏承受得了就动，承受不了就不能动。离检查心脏还有一个月。这一个月决定能不能动手术，不能动手术就只能等死。广琦平素不爱运动，连散步也不肯。现在必须叫她多活动，多散步，以增强心脏功能。我劝她，劝不行就逼她，拽她——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够逼她拽她。女儿女婿就劝她鼓励她。全家想方设法要她运动。一个月到期了，医生检查她心脏检查了五次，总算认为可以动手术了。她的胰腺肿瘤长在跟肝和胃交界的地方，因此把肝和胃切去了一部分。手术成功，挽救了她的生命，但是消化能力和食欲下降了。医生建议她多走路，多吃饭，可是她就是不爱吃饭，不爱走路。全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劝她，劝不行就逼。这样好歹总算使她逐渐康复。可是不幸，有一次上厕所摔了一跤，女儿下班后发现她不能动弹，便打电话叫来急救车送她去医院急诊。结果发现脊椎骨裂，当时就安排住院治疗。在医院治了一周，然后转到护理中心疗养——女儿给她挑了一家最好的护理中心。在那里24小时有人护理，照顾周到，跟亲人一样。我和女儿女婿每天晚上都去看她。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她病情好转，但浮肿严重。这是缺乏营养造成的。她意识不到病情的严重性，仍然任性，不爱吃饭就不吃。护士不能逼她，我们只好劝她吃逼她吃。她爱啃苞米，我们就给她带煮熟的苞米，给她饭后啃。后来苞米不爱啃了，就给她带虾。她爱吃虾，一顿可吃十来多个——女儿女婿就到海边码头去买新鲜的活虾。这样，浮肿渐渐消了。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不爱走路，可是不走路不行——长期卧床，不走路肌肉会萎缩，结果就不会走路了。护士只能劝她。我们每天晚上去看她，除了劝她多吃饭逼她多吃饭外，就带她在床上活动活动手脚，渐渐地领她在走廊里扶着walker（助步机）走一走。有时周末我们还带她到餐馆去吃饭——既给她增加营养，又锻炼她走路。经过医生护士和我们全家努力，她终于转危为安，病情有显著好转：饭量增加了，走路也可以了。
她记忆力下降得厉害，几乎记不住当前的事，可是每次见面都要问我身体怎样，叮嘱我照护好自己。
为了恢复她的记忆力，我每天去跟她下棋。从前我教她下棋总想在实战中使她得到锻炼，结果她总是输，失去兴趣。现在为了提高她的兴趣，我暗示她，启发她，使她赢。她越赢兴趣越高。这样坚持下去，她的记忆力得到显著的提高。最后，她的记忆力终于得到完全恢复，又成了我的第一读者，帮我改正文稿中的错别字。
另外我坚持每天下午带她散步，晚上带她做操，这样，她的体力也得到恢复。当初切除胰腺肿瘤后，医生说只能活三个月，结果活了近三年，越活越有精神。我想我们可以创造奇迹。不承想一个肿瘤在她的胃旁边暗暗地生长起来，越长越大。透视显示那肿瘤的位置没有神经，所以不疼，但是压迫胃，使胃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她的饭量渐渐减小。最后吃不下饭去，就给她营养奶喝，给她买巧克力、饼干等她平日爱吃的东西。
散步做操都不行了，她整天躺在床上。不能跟我散步，她感到很内疚，总跟我说Sorry。我劝她安心养病。为了安慰她，我每晚临睡前都去她床边俯身贴贴她的脸。这时，她总是把两臂从被窝里伸出来搂搂我的脖子。
我们知道不能再住医院动手术了，只能设法维持，维持一天是一天。女儿联系了一家专门作临终关怀的医疗公司来一边继续治疗，一边努力让她舒服。最后，她连药也吃不下去了。晚上去跟她贴脸，她的两臂没有力气伸出来了。最后一晚，我跟她贴脸，连眼睛也睁不开了，那是2020年1月11日。那天晚十点左右，她安详地停止了呼吸，差两个月九十周岁。
我很悲痛，可是我也为她高兴：她毫安详地走了，永远摆脱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她亲眼看到了女儿女婿美满的家庭，她也为女儿被聘为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终身教授高兴过，也为两个外孙出息成才高兴过，这都是她前世修来的福气！
我时常想起她来，很想在梦里跟她欢聚。有一次梦见了她，却只能听到她的声音，看不到她的面容。醒来颇觉遗憾，遂填《江城子》一词：
江城子·悼亡
天人相隔两茫茫，
常相思，
不能忘，
千里孤魂
无人伴身旁。
相隔遥远难去看：
洛杉矶，
骨灰堂。
梦中忽听你声响，
近咫尺，
喜欲狂！
想看到你，
你说难难难：
阴阳相隔无法见。
等我去，
重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