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英帝国职业军人的民族分类法
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在识别标准上，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阳奉阴违。
在识别方法上，和苏联用的那一套也没有什么关系。
正因如此，美国学者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认为，与其说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是受到苏联影响，还不如说是继承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理论余脉。
他举出的例子是云南。
谈到云南，就要谈到戴维斯（Henry Rodolph Davies, 1865 –1950）。
戴维斯（Henry Rodolph Davies, 1865 –1950）
这个大英帝国的尽职恪守的职业军人，同时是一个业余的民族学和语言学家。他和那个远去的时代众多充满梦想的西方探险家们一样，在不经意间就开创了一个新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对之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民族学研究影响深远。
戴维斯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军人世家。
他的曾祖父是英国皇家海軍元帥（Admiral of the Fleet），祖父是英国陆军上将（General），父亲是陆军中将（Lieutenant General），他的哥哥最后官拜陆军上将。
在他自己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他参加过无数的战争。比如印度西北边疆地带蒂拉赫（Tirah）的平叛(1897–98)。在庚子拳乱（1900）中他是八国联军中的一员，第二次布尔战争（1901-1902）也有他的身影。他最后的军衔是陆军少将（Major General），比之父兄稍嫌逊色。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第11师的时候获得这个军衔，战后不久退役。
当然，他和中国民族学的渊源，与军事无关。
他幼年时就读于大名鼎鼎的伊顿公学。
在上学期间，就醉心于东方语言。
在学校至今保留的学籍记录中，列出了他所精通的语言，包括法语、印度斯坦语、波斯语。他的普什图语（阿富汗语）、缅甸语、中文也达到了中级水平。
青年戴维斯在1884年入伍。
22岁那年（1887），和那时候的众多青年才俊一样，他被派往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在地球上众多殖民地中的一个。
他被派往缅甸服役。
此时第三次英缅战争已近尾声，英国完全吞并了缅甸，将其变成了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缅甸和大清交界。
大清作为古典帝国，其边界向来全不清楚，从没精确勘测过。
征服缅甸后，英国人要来替大清确定中缅边界了。为此专门成立了缅甸边界委员会。
1893年，戴维斯被征入缅甸边界委员会，参与中缅边境划界。
他第一次进入中国云南境内。
戴维斯当年的护照
从11月17日到次年的1月7日，他带着50名第十九约克郡团（Yorkshire Regiment）的士兵，护送着英属缅甸的官员和顾问，以及三名中国政府代表，在中缅边境的深山中跋涉。
此行的目的：寻找中缅之间的几座界关，特别是天马、虎踞、汉龙三关。
这些界关共八座，名字分别是神护、万仞、巨石、铜壁、铁壁、虎踞、天马、和汉龙。明朝万历年间云南巡抚筑八关并派兵驻守，用来防御缅甸，控制当地土司。
它们也是汉族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到的最远边境。
到了清末，这三关因为历史久远，它们的具体位置都已经被大清的地方官吏所遗忘。
现在英国人要将这几座界关找到，并根据其地理位置来确定中缅边界。
这项任务并不那么复杂。
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三座界关被成功找到。
当然中英之间关于中缅边界的争议并未中止。
但戴维斯的任务是完成了。
戴维斯第一次进入云南，就被其壮丽的山川和险峻的地貌所吸引。更令他惊叹的是云南的民族多样性。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和汉族风俗迥异的少数民族，大开眼界，感到新奇无比。
云南使得他魂牵梦绕。他后来又多次进入云南考察。
1898年戴维斯回到英国。因为中缅边境划界和云南考察的经历，他在圈子里小有名气，很快地吸引到一个人的注意。
这个人的名字是John Halliday，一位英国企业家。
他刚成立了一家公司The Yunnan Company，中文名字叫云南铁路公司。
他有一个疯狂的梦想！
他要建造一条私营的中缅铁路，从缅甸的滚弄（Kunlong）出发，穿越云南，最终达到四川境内的长江上游。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
其难度有点像今天的Elon Musk计划登陆火星。
为什么这个英国人疯了？
其实不是他一个人，是英国的一群企业家和英国政府在做这个项目的推手。
因为法国人在筹备滇越铁路（Yunnan-Vietnam Railway）。计划从越南海防修建到云南昆明。建成之日，法国人骄傲地宣布“欧洲列强中和中国接壤的，原本只有俄国，现在有了法国！”
法国人的意思是只接壤不算，将现代化的铁路修到中国才算真正的影响力投放。
眼看着法国人对云南进行渗透，英国人坐不住了。他们也得修铁路，更长的铁路，深入中国内地。
除了法国人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
世纪之交，大清国的状况很不好。
英国人觉得大清很有可能分裂。
英国以前对中外交政策的立足点是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完整，依靠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威，这样他们好做生意赚钱。
如果中国分裂了，欧洲列强就得跑马圈地，划定势力范围。
如果有一条从英属缅甸伸延到中国腹地的铁路，就可以在清政府垮台的时候，先于其它列强，有效控制住中国的中心腹地。
其实英国人看得挺准。
短短两年后的1900年，庚子拳乱，八国联军入京，东南互保，中国濒临分裂。
当然后面又回光返照了。
要修铁路，需要先进行地质勘测。
John Halliday邀请戴维斯担任领队，到缅甸北部和云南南部勘察地貌，对铁路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此时的戴维斯，已经升职为少校。
他欣然接受了邀请，带领着主要由英国军官组成的探险队，踏上了这段将使他青史留名的探险之旅。
这一年，他34岁。
从1899年11月15日启程，到1900年6月29日结束，226天中，戴维斯一行跨越高山深谷，溪流俊林，行程近2500英里。
加上他前三次在云南的考察，他的累计行程达到5553英里。
他考察了云南绝大部分地方，自豪地说“有些地方连传教士都没有去过！”
旅程中的每天，他都以军人般的严谨，详细记录海拔、经纬度，气温等各种数据。
他更对所经之处的地形地貌、气候物产、民族分布、风俗习惯等情况作了详细的记录。
从中国回来后，戴维斯写了一本游记，叫《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
这本书中记录了他的旅行，他所经过的云南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文，奇趣风情，民族村寨。
1906年，因为他在云南的经历，他获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默奇森奖章（the Murchison Award）。
1909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一书。戴维斯这时还在中国。他在山海关和一位同样来自军人世家的英国女子举办了结婚典礼。
然后他就回到了军旅生涯中。在后来的岁月中，他经历了无数的局部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他渐渐将这本书忘记了，也从未再回到过中国。
但在中国，这本书一经出版，马上就引起了民初学者们的注意。
这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是在正文后面的附录中。
更准确地说，是《附录八——云南各民族的语言简况》。
因为戴维斯觉得这段文字比较枯燥，可读性较差，就没有放在游记的正文中。
作为业余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的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这附录八，向中国的民族学家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说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并不为过。
在附录八中，戴维斯介绍了他在云南实地考察时所采用的一套方法。
这套方法后来被称为戴维斯方法，又称戴维斯模型，是一种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民族识别分类的方法。
世界纷繁复杂。
人们为了分析解释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发展出很多模型。
模型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
最简单的模型，往往是最好的。
戴维斯方法的美妙之处，就是它的简单高效。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戴维斯所面临的困难。
他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主要的任务还是铁路勘测，不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调查研究上。
他虽然路过了云南大部分少数民族村寨，但不可能为每一个村寨停留，更不可能深入地详细研究。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采集最重要的数据，然后分析做出靠谱的结论？这是他所面临的困难。
其次我们更需要了解戴维斯想要解决的问题。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
连戴维斯这样的外国人都能一眼看出来他们不是汉人。
但清朝统治者从来也没有科学地搞清楚在云南究竟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是如何分布的，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有共同的祖先，是否同一个少数民族有不同的分支，等等。
戴维斯在游历中，发现平原地区的文化和语言趋同，而山区则极大地保留了语言的多样性。
他将其归因于云南的山川险峻，以致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同一个民族开枝散叶出不同的分支。分支与分支之间相互隔绝，经过一段时间，语言习惯就会呈现很大的不同。更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人们最终会忘记自己的祖先和渊源。
最后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村寨中的人们，都操着不同的语言，都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自己的族群。
如果他们自报姓名，少数民族名称就有上百甚至超过两百之多。
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必须挖掘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归纳，找到真正的族群归类。
戴维斯在借鉴前人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来进行民族分类。
他首先建立了一个核心词汇表（core vocabulary）。
这个词汇表包含了100个左右常用单词。
人、男人、女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头、眼睛、鼻子、头发……牛、猪、羊……黑、白、红、黄……风、水……大、小、长、短……1,2,3,4………
都是最常用的最基本的生活所需的词汇，不会被外来语言所污染。
每到了一个部落，戴维斯就取出这个词汇表，让翻译和当地父老请教这些词的读法，然后他将每个词的读音记录下来。
就这样他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收集了核心词汇的读音。
然后他将收集的信息和四大语系（汉语，孟-高棉语、掸语、藏缅语）来做对比，找到语言的相似度。
语言相似度高的，可以归并。
从语言的相似性和同源性，推展到民族的相似性和同源性。
他找到了一把民族识别的钥匙！
经过大规模的采样分析，戴维斯认为虽然表面上看有一两百个不同的民族称呼，但云南实际上仅存在22个独特的少数民族！
戴维斯模型
而且他能从地理上明确标识这些民族和语言的分布。
这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情况认知的一个大的飞跃。
因此他的书甫一问世，就轰动了中国学界。
云南彝族研究的开山人物，《爨文丛刻》的编者，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大学开讲的云南民族课程，直接采用了他的研究架构。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也受惠于戴维斯模型良多。
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觉得戴维斯的模型太粗糙草率。
他们在云南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在语言学以外，引入了更多维的模型，比如体质人类学。
但用更复杂的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和戴维斯的结论，基本吻合。
直到解放后的1954年，中央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该省在建国初期曾提出的260多个民族名称，归并为22个。
和戴维斯的结论也是高度吻合。
或者说，基本上还是沿用戴维斯模型的办法，并通过政策来终结了学术讨论，对云南的民族构成下了最终结论。
戴维斯在一战后退役，退休中平安渡过了二战，于1950年去世。去世时默默无闻。
在他弥留之际，他所不知道的是，在地球的另一头，一项前所未有的规模宏大的社会学工程马上将要被新政权所展开。走向边疆地区的民族识别调查组中，一般都配有一位语言学家，而语言学家所采用的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就是他所发明的戴维斯方法。
他更不可能知道的是，新政权建立后，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所有旧时代的科学和研究都将被批判，所有外国人都被视为帝国主义者。作为一个殖民时代的英国军人，他背负原罪，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著名探险家一样，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工具。从1950年起，他的著作被禁止，学术文章更不会提及他的名字，大陆学界基本上铲除了对他的记忆。
解放后他的名字仅有几次被人提起，是作为“帝国主义间谍”在关于民族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当做反面典型。
他的著作的中译文的重新问世，要等到2000年之后。
而现在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
（戴维斯的著作）被我国民族学、外交史、经济史、交通史等学术界公认极具参考价值，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被有些学科视为经典之作，是研究19世纪末的云南社会状况、风土民情不可替代的参考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