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绍平是我相处近20年的一位朋友。在茶余饭后，他经常谈起偷渡到香港的之事。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在奉化近50万人中，有这样经历的人虽然极少，但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现状和老百姓追求幸福的心理。因此，我花了二个半天与他交流，并形成了以下材料。
内容概述：1980年5月到8月，竺绍平先生因生活所迫、穿越边境线、偷渡到香港、遣送回大陆、旅途被押送、逃离收容所，故事起伏跌宕、曲折离奇、惊心动魄。回家后，他还是继续过着那非常艰辛但又无奈的生活。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他的生活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四
那天的中饭和晚饭都是在港英陆军集中营吃的。中午的主菜是炒带豆、空心菜和一只鸡腿，晚上的主菜是五只虾、炒青菜和一块红烧大肉，每人一份，饭和汤随自己吃。当时我想，在家里从来也没有吃得那么好啊，香港真是好。
但是，好景不长。在港英陆军集中营吃完晚饭以后，香港警察经过罗湖桥将我们遣送到深圳，移交给深圳警察。
到了深圳以后，我们六、七十人被关在一间不大的牢房里，人人只有一个立脚的位置，根本没有地方睡觉。而且整间房子只有一扇很小、高高的小窗，里面空气沉闷、混浊，热得要死，象地狱一样，只有靠铁门的地方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我在那里熬过了被遣送回大陆后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上午9点，也就是22日，警察也没有给我们吃早饭，就将我们三、四人连在一起，铐上了那种用铁锻铸的土洋铐，有好几斤重，一串串像“青夹蟹”一样被送到了樟木头收容所，并没收了我们身上带的所有财物。但是，我的那30元钱，因怕被小偷偷去，事先就藏在自己裤腰的夹层里，所以，没有被搜去。
在樟木头收容所里，警察对每个人都进行了严格的审问。两个警察坐在一张长条桌前，手里拿着一根木棍，被审问的人就坐在他们对面的地上，开始一个一个提取我们进行审问。对那些不老实的“犯人”，警察就用那木棍敲打一下头以后，再继续审问，直到达到他们的要求。
审问轮到我了，开始时候还是问叫什么，哪里人这些问题，我都作了如实回答。后来，警察又问我：你为什么要“叛国投敌”跑到香港去？我回答说：香港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是因为你们的政府无能，割让给别人的，如果你们现在有能力可以将它去要回来啊。我家里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只是想去自己的国土上找工作、过好日子，你们怎么能说我是“叛国投敌”呢？如果我家里有好日子过，谁会来冒这样大的风险。说得那些警察无言以对，但给了我两木棍。虽然我说得有道理，但是，权力在他们那里，我还是被关在樟木头收容所。
在樟木头收容所被关押、审问两天以后，深圳警察又将广东省以外的人都送到了广州沙河收容所，我在那里又被关押了两个多月。
在广州沙河收容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编号，在香港抓到的编号前加两个0，在深圳抓到的编号前加一个0，在广州抓到的编号前没有加0。对于我们编号前加有两个0的那些人，狱警就看管得特别严格。
在这两个多月时间里，主要是对每一个“犯人”进行进一步审问、发电报到原籍调查，核实每一个人的真实身份。
在沙河收容所被关押期间，警察每天只给我们吃两餐，每餐是三两饭、一撮空心菜。但是，如果有外国的观察团来了，我们的伙食就“改善”了，不但一天可以吃上三餐，而且还能吃到一些没有肉的骨头。我们都盼望外国人多来看望、看望我们。
在外国观察团来之前，狱警们事先都会来通知我们，要求我们表现得自然一点，只能说好话，不能说反话，否则就给你们关到小铁笼子里去。
在沙河收容所，那里曾经有人组织过两次逃亡事件，听说其中有一次成功了，逃出了3人，被打死2人。但是，我没有去参与那些没有把握的逃亡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