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
伊朗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
三十年前發生的伊朗革命，史稱「黑色革命」。從色彩象徵主義的角度來看，它似乎是在此之前推翻孔雀王朝的「白色革命」的解構。親美的伊朗國王勒維在六○年代初進行的「白色革命」，並沒有帶來伊朗的民主政治，也沒有真正改善民眾的生活，制度性腐敗引起大多數伊朗人的強烈不滿和憤怒。伊朗最大宗教勢力伊斯蘭什葉派聯合知識分子和大學生，點燃了穆斯林的民族情緒，迎回流亡中的何梅尼，導致政權易手。由於何梅尼和什葉派的坐大，帶來的歷史反諷，同樣是民主革命的流產。用伊朗詩人玄魯在那場革命勝利後立即發出的預警來說：「『太陽升起』的預定計畫已經完全取消了。一群黑烏鴉正鼓翼飛來，全面占領這個領域。」
玄魯的父親是一位伊朗軍官。1942年，正在讀大學的玄魯隨父親到當時被蘇聯占領的伊朗北部時，因為他的政見而被紅軍逮捕關押。二戰結束後，出獄的玄魯傾向於馬克思主義，參加過以伊朗共產黨為前身的伊朗人民黨，同時開始文學創作。1954年，巴勒維王朝幾度沉浮的首相摩薩台（Mosaddeq）被親美的伊朗人推翻之後，玄魯再次羈獄一年。後來，他退出人民黨，因為他發覺人民黨已經背叛了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在「白色革命」的年代，在他以詩集《新鮮空氣》成名前後，玄魯曾多次因為政治活動和寫作而羈獄。正如他自己表白的那樣，「他唯一的『罪』，是他知道誰是真正的罪犯。」玄魯的詩集也因此被查禁。七○年代，玄魯自我放逐到美國，以抗議巴勒維的獨裁統治。
拒絕「書劍並重」的伊斯蘭
玄魯最初有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傾向，拒絕「書劍並重」的伊斯蘭，但他並不否定帶有和平主義趨向的伊斯蘭蘇菲派。他汲取了希臘文化的普羅米修斯精神，歐洲文學的堂．吉訶德精神。四○年代，詩人羈獄時，他的父親多次勸說他簽署一份悔過書以便早日獲釋。青年玄魯以詩體〈書信〉作答：「你教我當一個懦夫，父親？／按照敵人的意願悔過／束縛我的靈魂以解脫我的肉身……」玄魯拒絕了父親的勸告。三十年後的七○年代，詩人本色不改，在〈裂口〉中以詩言志：
出世
在黑暗之矛的尖頂
像一個傷口一樣敞開著誕生
踏上獨特的尋找機遇的「出埃及」之旅
始終
在鎖鏈中
把一個人的渾身火焰
燃燒到最後一顆火星
在奴隸們發現的
崇高的火焰中
在旅途的塵埃中
如此鮮紅和迷人
在血的荊棘中綻放
如此高潔和驕傲
跨過墮落的淵藪
越過仇恨的極地……
玄魯以敞開的傷口擁抱基督教人文主義，但他敬佩的上帝，不是《舊約》中的耶和華。在〈火中的亞伯拉罕〉一詩中，詩人表示：「我值得另一類上帝／有一個被造之物的價值／絕不為可有可無的食糧／折腰。」
我們赤足走在
刀劍叢生的路上
1978年伊朗革命前夕，玄魯從英國趕回伊朗，成為伊朗作家協會的重要活動家、記者和詩人，就革命局勢發表了許多報導、詩文和演講。「我們赤足走在刀劍叢生的路上」──他的〈宴會〉中的這一行詩，可以視為當時伊朗人的險境的藝術概括。玄魯否定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暴力，但他仍然以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眼光來考察革命，認為一場真正成功的革命，其結果應當是勞苦大眾從資本的奴役下贏得解放，要解決的是杜絕有人靠權力謀取暴利的問題。換言之，單純的宗教意義上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
1979年2月11日，「這是德黑蘭，伊朗伊斯蘭革命的聲音……」「兩千五百年的君主獨裁結束了！」當德黑蘭電台、報紙都在這樣高呼的時候，玄魯敏銳地覺察到一種新的暴政已經浮現了，他多次對伊朗人民提出警告。1979年夏，對於革命成功、伊斯蘭共和國誕生了的莊嚴宣告，玄魯的回應是：新的國會正在企圖「把一位高級教士（何梅尼）驅趕到一個世俗的非精神性的『獨裁者』寶座上」。
在〈在這死亡的盡頭〉一詩中，玄魯愛情詩和政治詩揉為一體，勾勒了一幅幅伊朗革命之後肅殺的景象：
為了確證
你有沒有說過「我愛你」，
他們要嗅嗅你吐納的氣息， 甚至要嗅嗅你的心。
真是難受的時刻，親愛的。
他們把「愛」 捆綁在死胡同的恥辱柱上 用鞭子抽打 我們最好把愛藏在壁櫃裡。
在接著的幾節詩中，詩人繼續以反諷的筆調奉勸人們：最好把獨立的「思想」、把燈盞的「光亮」、把「歡樂」和「上帝」統統藏在壁櫃裡，否則就會被捕。
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過著世俗生活
八○年代之後，玄魯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過著世俗生活，作為對政教合一的伊朗生活形式的一種解構。1984年，由於其傑出的詩歌揉合了多種文明的精華，玄魯被提名諾獎，此後經常應邀在歐美各地講學和朗誦詩歌。他一生先後出版了七十多本著作和譯著，贏得多種國際獎掖和世界聲譽。晚年的玄魯更向內看，他把詩歌視為舉起來照看自己靈魂的鏡子。
今天，在紀念伊朗「黑色革命」三十周年之際，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權，寄望「綠色革命」的伊朗人，無疑可以從玄魯的作品中吸取豐富的政治啟迪和詩的靈感。
原載【聯合報】2010.02.20 02:18 傅正明著《地球文學結構》（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