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脱钩下中国能干啥?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就是完全脱钩的, 而且还在以美国为首并伙同全世界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对新中国实施长达几十年的封锁禁运制裁的。新中国在1949年到1976年中的前六七年几乎一直在战争威胁中的抗争抵制中度过的。真正开始新中国的建设是从1956之后开始的，新中国的领导人着急啊, 1958年开展大跃进中违背了一些自然规律, 但很快吸取教训改正错误, 中国人民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有计划有目的地在工农业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从高科技方面讲: 新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在西部罗布泊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继美国、苏联、英国 、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毛主席在1955年发出号召，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等负责筹建核工业。1959年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决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艰巨任务。1962年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领导机构，在科技人员和国防建设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核试验终于取得成功。
1967年6月17日，在新中国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次试验是中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的又一次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970年4月24日，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新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1975年11月26日，首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3天后顺利返回，新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请注意! 取得这些高科技是在毛泽东时代! 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 是在中美完全脱钩的时代! 是在中苏完全脱钩的时代! 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中国政府领袖们的科学果断的决策以及精密统筹认真计划安排, 靠的是新中国的科学家们, 靠的是参与的方方面面的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 靠的是全国人民和全国各行各行的无私奉献和无偿支援, 靠的是新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 这项大工程有比计算机、芯片等难吗? 假如按新中国这二十年所取得的进步, 继续按计划发展至今何愁缺芯片? 改革开放冒出个"摸石头过河"的崇洋冒失鬼走资派祸害至今。因此又缺芯片又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又怕中美脱钩后中国还能干啥?
从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讲: 毛泽东时代的物价低廉。1968年的物价冬储蔬菜大白菜、萝卜等每斤1分钱；夏令蔬菜西红柿、黄瓜等每斤不超过2分钱；大米每斤0.19元；小麦面粉每斤0.18元；玉米面粉每斤0.12元；炒花生每斤0.5元；猪肉每斤0.75元；牛肉每斤0.59元；猪排骨每斤0.38元；猪肝每斤0.38元；猪白下水每斤0.23元；猪蹄每斤0.23元；八带鱼每斤0.23元；最好的海鱼每斤0.3元，海蟹（梭子蟹）每斤0.2元；青皮鱼每斤0.16元。那时一元钱可以买六斤半青皮鱼，满满的一脸盆，用盐腌上做下粥的菜全家可以吃一星期。而现在青皮鱼15元钱一斤，1元钱连一条最小的鱼都买不到。而且整个毛泽东时代的物价都没有上涨过。那时一家男主人挣40元至百元以下的钱在全国各地能养活全家几口人的比比皆是，虽然不能说他们吃穿能有多么好，但是起码这些人都是很健康的，没有任何疾患。即使是在3年困难时期，也没有听说过有饿死很多人的事情发生。
在上山下乡中的1973年有同学去农场时，每月发生活费22元，这22元交给家里10元，食堂饭费7~8元，零花钱4~5元。每月7~8元饭费就可以吃的很好了。那时炒菜每份0.15元；炖肉每份0.35元；炖鱼每份0.30元；每月还可以吃一顿结余，结余是大米肉干饭或油炸饼。同学们刚到果树所插场，就和果树所的工人和干部享有同等的公费医疗待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确有粮票、布票和煤票等，只是为人人都能购买到。在毛泽东时代，全国各人民公社都有办社办工厂如轴承厂、化肥厂、磷肥厂、水泥厂、糖厂、果酒厂等千千万万家大中型国营或集体企业都是产销两旺、蒸蒸日上的。都是按人民需要计划生产的, 不愁销不了, 也不会生产过剩造成浪费的。在毛泽东时代，劳动人民拥有至高无上的的地位，工农兵是国家的主人，工人、农民可以当国务院副总理。只有毛泽东时代，公平正义与百姓有过亲密接触！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人人平等、人民当家做主的毛泽东时代！回归毛泽东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百姓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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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成功的!
金宝瑜：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
《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
前言(四)
解放后的两条路线斗争
这一篇文章将用具体的发展策略和政策来说明在1949年到1976年中，两条路线的根本差别，并说明两条路线的斗争如何贯穿了整个社会主义的二十年，直到走资派夺取政权，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仍然继续到今天，并且因为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两条路线斗争也就随着资本主义改革越来越明朗化。两条路线斗争从解放开始，持续到今天，更会持续到未来。这篇文章将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解放后在各个领域里，主要是集中在生产领域里，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向前迈进，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的各种建设，阻挡了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地对中国的各种干扰，独立自主地完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建设。
在前言中，我表明我不赞成学院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分析。我当然也不赞成资产阶级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失败了，是因为社会主义违背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我从根本上就反对社会主义失败的这种说法，只要实事求是地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果进行分析，就会得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成功的结论，无论从生产力在20年内快速的发展来看，还是从在这20年里人民生活基本需要和教育、健康、文化各方面普遍提高来看，都是非常成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普遍的提高，而且改造了旧社会，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和在新社会生活的人。虽然有如此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得承认，在197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能继续走下去了，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原因，不是社会主义失败了，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走资派夺取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成为新的资产阶级。
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不顾历史的发展，教条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即使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他们也肯定它们没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我反对他们看不到历史现实的固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生产力发展不足对发展社会主义所产生的限制和挑战。
生产力发展不足使得在中国革命成功后，没有办法成立一个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中国在工业上成立了全民所有制，但是在农业上只能成立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也属公有制）。如果是一个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生产已经非常集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后，这个国家就可以把大型农场接收过来，或者赎买过来，把农业生产的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在像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就不可能这样做。因此，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就只能有两种（或者多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并存。在中国两种所有制并存，造成了许多限制和挑战。直到七十年代初，这些困难和挑战在毛主席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政策下被克服了，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矛盾却越来越严重。这个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为走资派制造了夺权的好机会。这一点在这里先作简短的说明，之后，在文章中，将作较详细的说明和分析。
土地改革后，全国各地农业的发展差距非常大，即使在一个地区，譬如说在长江流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也还有较富有的省和较贫穷的省；即使在江苏省内，也有发展程度较高的苏南和发展程度较低的苏北，而中国沿海地区跟内陆地区的差别就更大了。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曾经有过以生产大队（一个村的大小）作为核算单位的尝试，但是即使以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都有问题。因为在一个村规模大小的大队，有几十家农户，这几十家农户的生产力在生产工具所有上，和在每家有多少劳动力上都不均等。如果把他们都归在一个生产单位（核算单位），就会把他们的收入平均化，把有些家庭的收入拉高，把另外一些家庭的收入压低，这就是当时反对“一平二调”的批评。“一平”就是把收入平均化了，“二调”就是把一些家庭的资源给调走了。因此，最后只好改为以十几家大小的生产（小）队作为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
走资派对集体所有制的批评是，农民在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下没有生产的积极性，因此他们鼓吹“三自一包”的政策。“三自一包”是扩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和农民向国家订包产到户的合同。他们认为用这些所谓“多产多得”的伎俩可以鼓励农民多生产。其实，集体所有制的问题不出在生产力不能发展，而是来自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怎么说呢？一方面，集体所有制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普遍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生活（这一点会在文章中作详细的说明）。但是集体所有制有它的限制，这个限制使得在集体所有制下，虽然在一个生产队内，每个农家的收入得到平均，在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之内，农民的收入有所平均，但是集体所有制不能拉平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更不能拉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收入。因此，在人民公社之下，虽然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普遍的提高，但是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差别却是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富社更富，穷社却越跟不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富的公社和穷的公社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说明了在集体所有制下，产生了两极分化。而农村的连极分化，非常不利于工农联盟。
一个较为富有的公社，每年生产多，除了社员的收入多，每年的公积金也多，也就是可以用来投资的积累多，这个公社肯定比一个较贫穷的公社要发展得快。因为收入低的公社，在扣除了社员生活所需之后，所剩下的能够放入公积金的部分不多，不能和富有的社相比。这就是为什么富社更富，穷社与富社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样的两极分化到了七十年代初更加严重。因为一些富的公社和大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工业利润，也就是收入扣除成本比农业要高，回收也比农业要快。农村工业的发展是件大好事，但是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导致农村经济的两极分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本来就是农业发展最高的地区，在人民公社进行工业化时，也是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随着工业的发展，这些公社有很多资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这些公社社员除了收入高以外，能享受到的各种福利也是非常高的。相比之下，发展较落后地区的贫穷公社，无论在生产建设上，还是在社员生活上，都与这些富有的公社相去甚远，根据一些资料说明富社与贫社之间的收入的差别，可能达到十比一之大。
对这种农村两极分化的情形，国家能够做的有限，因为是集体所有制，所以国家不能调动集体所有的资源，把富社的资源分配给穷社。国家规定，工业发展较快的公社应把工业所得利润的40%用来支持农业的发展和用作公社的公益金。许多有工业的公社对这样的规定并不满意，因此，造成了国家与集体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也就是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因此削弱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盟的基础。在劳动人民中的工人和农民不能结成紧密联盟时，就给了走资派非常有利的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机会。
另外，在生产力不足时，农村两极分化不能很好地体现集体所有制内的按劳分配。因为贫穷的大队和公社的生产不足，每年的收入除了付税和扣留公积金和公益金之外，再扣除队员的口粮外，剩余不多。按照工分来作分配时，每个工分所值非常有限，所以虽然有的社员努力工作拿到的工分不少，但是换成收入却是非常有限。这就无法实现集体所有的按劳报酬的原则，对贫穷社队的农民会有发挥劳动的积极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