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算机，手机，互联网和信息库普及的现代社会，我们还需要历史学家吗？许多知识似乎都在我们的手指之下，我们还需要历史学家和我们云里雾里扯东扯西吗？平民百姓过日子，是不是把银行里的钱数数清，厨房里的饭做做好就行了呢？作为华裔，住在这个美丽的国家里，是不是努力住到大房子，住进好社区，穿上体面的衣服，拿到体面的工作就行了呢？
上星期我无意中读到这篇由历史学家乔舒亚·蔡兹（JOSHUA ZEITZ）在2020年3月17日写的一篇文章，我震撼了。他当时说，现在“医生需要给的处方可能就是要学习历史”。可惜那时许多医生没有给出学习历史的处方，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被从CDC传下来的驴头不对马嘴的防疫指南弄糊涂了。
乔舒亚 · 蔡兹以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作为镜子，希望美国人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可惜他说的许多历史错误在我们的眼前悲惨地一一展现，而表演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中心大舞台有时竟然是白宫。重犯历史错误的代价是19万人死亡，加上许多企业从此关门。这次疫情对美国社会经济的深刻影响，我们还不能从股市的数字中看到。股市的数字，是人可以炒出来的，国家的经济，却只有人能干的出来。我想，如果三月份时美国的国家领导人看到了这篇文章，读懂了它的内容，如果美国国家领导人的参谋团看到了这篇文章，读懂了它的内容，美国今年春天和夏天的防疫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亡羊补牢，如果现在美国国家领导人看到这篇文章，读懂了它的内容，如果美国国家领导人的参谋团现在看到这篇文章，读懂了它的内容，美国今年秋天和冬天在防疫方面将会少走弯路。
2020年3月17日是文章写作/发表之日，对纽约州和纽约市来说，得到它的警戒作用已经太晚了。纽约州和纽约市在接下来的3月份的下半个月，四月份整整一个月，五月份整整一个月，六月份的上半个月，度过了地狱般的一百一十天，那都是在为3月中旬封城之前的蠢举还债。
我清楚地记得2020年3月5日在纽约工作的女儿告诉我，她工作的广告公司通知她去加州旧金山出差。女儿在时代广场旁的一家广告公司做个地区主管，她的老板就是雇佣她的人。为了升职，她不应该拒绝。可是女儿已经听说加州COVID疫情严重，一家游轮停靠在旧金山，船上有许多人COVID病毒阳性。女儿告诉老板，说，“我不去，我有家有孩子，我想活着”。老板很理解，说“好的”。后来女儿告诉我说，亏了她没去。她要去的那个办公室---美国有法律鼓励公司雇佣残疾人---雇佣了一个脑袋瓜不那么灵的小伙儿，就在女儿要出差的那天，他们办公室大家纷纷议论疫情游轮停靠旧金山港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坐过那艘游轮的人，需要在家隔离。他那天在办公室呆了一天，快下班时，听到大家议论，他傻傻地轻描淡写地搭腔说，“哦，我刚从那艘游轮上下来，今天来上班”。听到这个话，办公室的同仁惊掉了下巴，马上集体回家隔离。女儿告诉我说，“亏好我没去”。这说明在3月5号，纽约市的疫情，远远好过加州。可是好景不长。我们刚刚庆幸了没两周，纽约的疫情就远远超过了加州。
记得在今年的春天和初夏，纽约市牺牲了3万多市民，牺牲了多位护士, 好几位医生，医生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爱伦附属医院急诊部主任劳拉 · 布林医生 （我在纪念日写过一篇文章纪念她），也包括在芒提 · 色奈医院工作的两名住院医。现在我们希望纽约市纽约州已经把早期不防疫的债还清了，看样子他们在防疫方面已经把债还清，他们已经聪明地保持了3个月的低疫情。
另外还有几点我想和读者讨论。
我读到另外一篇讲西班牙大流感的文章。那篇文章中提到在大疫情来时，猝不及防之下，乱用药的危险之处，即使是专家，即使是完全出于善心，也会出错，有时还是人命关天的大错。
在西班牙大流感时，阿斯匹林刚刚过了其专利期，药价变得不那么昂贵。很多医生给得了流感的病人用了高剂量的阿斯匹林，剂量高达30克。大家知道，阿斯匹林有防血栓的作用，但是也有消化道出血的副作用，大剂量会引起中毒。现在用来做预防心血管疾病和脑中风的阿斯匹林，通常的剂量是81毫克一天，而30克是81毫克的370多倍。我们都知道正确剂量的药治病，超大剂量的药杀人。当年许多吃了这么大剂量阿斯匹林的病人，很多死的很惨，他们鼻青脸肿，呼吸艰难。后来人们才意识到他们死于阿斯匹林中毒。（原文请读链接https://www.history.com/topics/world-war-i/1918-flu-pandemic）。
有人会问，为什么1918年波及全世界的流感叫“西班牙大流感”？西班牙是它的第一发现地吗？不是的。1918年大流感流行之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所有参战国家对自己国家正在发生的流感遮遮掩掩，不加报道，唯恐敌对国家利用这个信息作出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事来。而西班牙恰恰是没有参战的国家，它如实地不断地报道了流感在西班牙发生的情况。于是其它国家抓住了西班牙这个倒霉蛋儿给这个死亡疫病命了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战场在欧洲， 从1914年7月28日打到1918年11月11日停战，主要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战斗。德国、奥匈帝国、额图曼帝国及保加利亚属于同盟国阵营，而英、法、美、俄、日，意大利，塞尔维亚和中国属于协约国阵营。
后来的科学研究得知，1918年的大流感是由N1H1流感病毒引起，这个病毒又叫猪流感病毒。它在2009年又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过，因为我们已经有坦美佛路这个抗病毒药物，加上防护得当，大多数美国人除了从报纸电视上刮了几眼就过去了。美国当时医护界是严阵以待，井井有条地对付着这一疫病。美国没有出现社区流行。N1H1流感病毒，又叫猪流感病毒。2009年时，据说美国早期的案例是从墨西哥那边过来的。我当时在医院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也有人把它叫做墨西哥流感。很快就没有人这么说了，N1H1流感病毒，或者猪流感, 成为它的正式名字。那时百姓没有感觉，但医护人员很紧张，不过防护用品从来没有问题。我在美国医护行业工作了30多年，从来没有，从来没想过医护人员会没有口罩和防护服。
从西班牙大流感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了。美国先进的医学界科学界早已不用地域或人群的名字来命名疾病了。因为用地域或人群的名字命名疾病，会造成歧视，阻碍人类防病治病，是反智的。
文章作者历史学家乔舒亚 · 蔡兹（JOSHUA ZEITZ）在哈佛，普林斯顿都教过书的，他不掩饰自己是一位民主党人，他的文章有他的政治观点，但他的文章都是依据当时的历史资料写出来的，他的史实和史识让我们学到在当今快餐信息中得不到的很多知识。看到最近世界各地还有人为戴口罩争吵，我想我们与其对骂，不如讲故事。对骂会使人们忘记了为什么争吵，把有意义的讨论变成了只想赢的蠢举。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议，我只把蔡兹文章中与防疫相关的内容改写成中文。据说COVID还可能有第二波，这次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想我的努力不会白费。好啦，我们还是看看历史学家乔舒亚·蔡兹（JOSHUA ZEITZ）在2020年3月17日那天是怎么说的。
文章翻译：
乔舒亚·蔡兹（JOSHUA ZEITZ）：猖獗的谎言，虚假的治疗方案和没有足够的病床：西班牙大流感的灾难能教给我们关于冠状病毒的知识 （2020年3月17日）
1918年3月，美国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月，刚刚结束了准备参战的全民总动员，堪萨斯州瑞利堡的房斯顿营地的士兵开始报告类似流感的急性症状，症状包括浑身疼痛，呼吸窘迫，发冷，咳嗽和高烧。仅仅一个月后，就有1100多名男子患上了这种疾病。其中46人（约占4％）死亡。这是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大流感”在美国有记录的开始。随着军队在欧洲战场的进军，疫情在全世界扩散，“西班牙大流感”在全球夺走了2100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60万美国人。
“西班牙大流感”最初是在军营中传播，有25％的士兵患上了流感。1918年秋季“西班牙大流感”传播到平民。在波士顿，仅1918年10月1日这一天就有202人死亡。而费城后来者居上，创造了在24小时内有700人死亡的记录。这种疾病对人类没有歧视性。它摧毁了匹兹堡和纽约市等城市人口，但也袭击了阿肯色州等脆弱的农村地区，在那些地区根本没有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西班牙大流感持续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是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可以持久地提醒人们，当政府及其公民未能及时应对危机时，会发生什么。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我们为冠状病毒的不可避免的蔓延作准备时，1918年的失误似乎是有先见之明的：华盛顿缺乏领导，在州和地方各级有差距不平衡。说谎，散布或捏造事实的有公职人员，还有使用流行媒体误导公众并在此过程中迅速赚钱的家伙，当大灾难来临时，不足以应对挑战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普通公民经常拒绝听从专家的警告。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世纪前的科学和今天的科学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大流感的爆发在我们曾祖父母时代比在我们祖父母时代更具致命性，因为那时的治疗远未达到先进水平。但是，即使早在1918年，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也很惊人，已经使霍乱，伤寒和白喉等疾病（在最近的记忆中，肯定是杀手）得到控制甚至预防。美国的城市及其军队在隔离和采取其它社会措施以阻止传播病毒媒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不变的是，政府的混乱和普遍缺乏准备，这些缺陷帮助大流行像野火一样蔓延。
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惧怕这个古老的格言：“历史必定会重演”（实际上并非永远如此）。然而，有时候确实如此。经验教训非常简单。看看1918年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应该避免这些错误。
1918年，很多地方出了问题。最糟糕的例子是费城，那里的地方政府完全未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这个问题在1918年的9月7日悄然生根，当时300名水手停靠在费城海军船坞，其中一些人已经被感染流感。波士顿那时已经受到该流行病的沉重打击，因此市政府官员充分意识到了它的致命潜力。费城在一次大战战前社会基础设施就已经摇摇欲坠，此时正挤满了新涌进的工人和移民，他们将住房，街道和交通运输能力挤到极限。短短10天，就有600多名军人和平民病倒，他们需要住院治疗，病人中包括数名正在治疗患者的医生和护士。
费城公共卫生与慈善事业部主任威玛·克鲁森（Wilmer Krusen）博士是妇产科医生，他从没接受过流行病学的培训。从一开始，他就轻描淡写了威胁的严重性，他向公众空调许愿，说他的办公室可以“将这种疾病限制在目前的范围内，我们一定会成功。没有死亡的记录。没关系，无论大家感觉如何。”当死亡人数开始上升时，他坚持认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是“西班牙大流感”，而是少数几起“老式流感或流行性流感”。 “从现在开始，疾病将减少。” 克鲁斯登在行动上居然也忠实于他的诺言，他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组装物资或确定在大规模住院治疗中可以提供的医生和护士。他拒绝了其他医疗专业人员要求该市隔离海军船坞的呼吁。
然后，预定在1918年的9月18日，该市举行一次盛大的怪兽游行，用以支持政府为了一次大战而发放的债劵造势。
1918年是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情激愤的日子。联邦政府施加压力，羞辱和怂恿公民服从：从禁止干预战争债券销售的《煽动法》，到电影院换片放映四分钟的爱国演讲，更对德裔美国人作出了暴力袭击的恐怖行为。当时的民情热烈要求游行继续进行，于是游行如期举行。成千上万的费城人在街道两旁为游行队伍加油助威，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为这种呼吸道疾病的传播提供了悲惨的机会。
游行过后的10天之内，有1,000多名费城人丧生，估计还有200,000人生病，位于哈里斯堡的宾州州政府下令关闭该市的公共娱乐场所和集会场所，并关闭美发沙龙，剧院，冰淇淋店和电影院。可是措施太少了，行动太晚了：随着患病人数的不断增加，天主教大主教指派了三千名尼姑和神学院人员去临时医院工作，并挖了埋葬病尸的万人坑。到1919年3月，当大流感的威胁解除时，费城已经失去了15,000多名公民。
在匹兹堡，当地官员无视费城无所作为的代价。匹兹堡的死亡率（尽管不是硬性数字）最终超过了费城。
费城政府未能迅速，有力地做出反应的惨剧，使其它地方民选官员警惕了这场危机。例如在加州的圣地亚哥，城市官员注意到大流感带来的大屠杀席卷了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等东部城市，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关闭教堂，舞厅，体育馆，图书馆，游泳池和所有公开会议---当然，除了推动战争债券，战争需要民众购买债劵，筹集资金。圣地亚哥警方也积极采取了措施。当受感染的公民数量没有立即减少时，市政官员与红十字会合作生产并分发了数千个纱布口罩。可是尽管有公共卫生官员的请求，很多公民还是不戴口罩。圣地亚哥工会屈从了民众的反对，立即放弃了戴口罩的号召。尽管如此，由于该市防疫早期的积极努力，使得他们的死亡率数字低于其他城市。
但是，更广泛出现的现象是公职人员担心被解雇，担心政治后果， 他们掩饰疫情的严重性。毕竟，有哪个市长或州长想与当地的企业开战？而每个城市的企业都反对强行关闭。有哪个卫生官员想与参战的情绪相抵触，想与军人抵触？在丹佛和夏安，政府官员们屈服于商业界压力取消了出行限制，只是在感染率和死亡率再次攀升后才重新实施限行。
当时纽约市的公共卫生主管甚至在他的城市被疾病困扰时，仍然忽视呼吁大家提高警惕，说他们发现“其它支气管疾病，而不是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引起]大多数人生病的是其它疾病，可是被报告患有流感。”美国全国医疗总管鲁珀特·布鲁（Rupert Blue）向美国人保证，“如果大家遵守预防措施，就不会有问题。”这些报纸轻描淡写的言论，给大众一种虚假的平静感。即使死亡人数统计明显显示出反常，在疾病首次传播的军事港口领导健康与安全的菲利普·多恩上校也说“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和“以往的疾病没什么两样”。
当时的28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倾其所能动员了所有的公共关系工作，以赢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而对防疫只字不提。在他之前，美国的总统都会在疫病流行时对民众提供咨询和安慰，以安抚国家。
不仅如此，许多政府官员都不称职。在许多方面，美国人没有做好应对大流行的准备。按照现代标准，当时美国的卫生保健系统状况很原始。比如说在遍布工厂的匹兹堡，空气质量差导致了许多工人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甚至在流感爆发之前，在那里肺炎的发病率就高达每10万人有253例死亡，这一惊人数字当时超过了除纽约以外的所有城市。 1923年，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发现，工厂中不受管制的烟灰正在摧毁工人及其家庭的健康，许多其它社区当年也面临这种状况。那时匹兹堡没有强大的卫生基础设施：只有20所社区医院，其中一些医院只有一名护士，床位严重短缺。居民住房条件很差，大多数工人阶层的美国人居住在拥挤的环境中，这些房屋在平常的情况下也是疾病的培养器皿。据调查当时还有50,000居民的居住条件比工人还差。
当时美国的农村地区不比大城市有更好的应对疫情风暴的能力。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研究人员将发现南部的贫困，造成大量人口营养不良，并患有常见的寄生虫和疾病。乡村社区的居民健康状况不比城市居民好，他们在流感爆发之前，就没有健康的身体。
在没有冷静和稳定的领导的情况下，也不乏准备从大众恐惧中获利的仓鼠。一位富兰克林·杜安（Franklin Duane）博士接受了采访，并刊登了广告，宣传一种假冒的家庭疗法（“皮尔斯博士的宜人药丸”），称“您越害怕这种疾病，就越需要这个药丸。”贝尔博士的松焦油蜂蜜，申克的Mandrake药丸，比查姆的药丸和米勒的杀菌蛇油也承诺可以预防或缓解流感。一则广为流传的广告告诉读者：“当[Vick's] VapoRub应用于咽喉和胸部时，“含药的蒸气会使痰液松散，打开空气通道并刺激粘液膜将细菌排出。”
尽管普通百姓的轻信可以被宽恕，但是在许多地方，他们拒绝关闭商店，剧院和饭店。甚至在染病初期，他们也不隔离自己。据西雅图当地一家报纸报道，“尽管有工人已经得病流着鼻涕，他们会擦掉鼻涕并重返工作岗位，”而城市卫生官员已经要求生病人留在家里。在市长不明智地宣称如果人们遵守检疫和隔离的规定之后，“疫情将在五天内结束”。百姓开始完全无视这些限制。毕竟，如果市长都满不在乎，老百姓为什么要担心？一天下午，当一辆装有纪念品的“奖杯”火车停在市中心时，成千上万的西雅图市民聚集了九个小时来观看。
我们尚且不知道COVID-19最终将对美国造成多大的经济影响，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像1918年一样，白宫和联邦政府令人失望地无效，甚至更糟，没有国家的有效应对方案。川普担任总统的地位似乎每隔一个小时就会缩水一次。在朗读电子提示器时，他甚至无法向全国民众发表事实正确的讲话。
与1918年一样，各个州和地方官员的防疫方式也各不相同。一些人，例如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州长迈克·德威恩和纽约州的民主党州长安德鲁·库莫，已加紧努力，以弥补川普政府明显的无能。其他人，例如纽约的民主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在封闭的酒吧，餐馆和学校这个决定前想来想去，来回摆动，甚至3月16日都无视专家的建议而去参观体育馆，或者是俄克拉荷马州州长凯文·斯蒂特（Kevin Stitt）和加利福尼亚国会议员德文·纳尼斯（Devin Nunes），这些共和党人鼓励了人们无视封锁和自我隔离---这可能危及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像1918年一样，现在我们的城市在牺牲，各地的企业和普通百姓生活艰辛，这可能减慢了疾病的传播速度，从而使曲线趋于平坦。但是太多的普通人无视医学专家的建议，似乎要被警力阻止才会听话。
与1918年一样，美国医疗保健基础设施的差距可能是致命的。每个拒绝接受《??可负担医疗法案》的医疗补助金的红色州长或议员，都因关闭农村和小镇医院而给当地公民带来防疫负担。他们的社区没有为这种疾病做好准备。他们的许多公民患有呼吸道疾病或免疫缺陷疾病，这些疾病得不到治疗，使他们更容易感染COVID-19。缺乏全民健康覆盖通常会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并且可能会鼓励各地的人们（无论是红色还是蓝色状态）恰恰在他们选择治疗，而现在是他们最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刻，但他们还是做了。
我们可以从1918年的历史中学到很多，但是没有。还有更多我们可以学习。在美国，现在是至关重要的一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医生需要给的处方可能就是要学习历史。
原文链接：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0/03/17/spanish-flu-lessons-coronavirus-133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