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真的是太难过了。
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吃糠咽菜的年代，农村里饥饿的人们撸掉了所有的树叶，拔光了所有的野菜。家家的檐沟里都流淌着焯洗树叶和野菜的黑水。
那时二弟弟可能有三四岁，整天哭着喊：“妈妈，我要一点点儿饼子，我要一点点儿饼子啊！”上哪儿去给孩子去找一点点儿饼子啊！弟弟拿起柳条编的盛干粮的笊篱，看到笊篱缝里夹着饼子渣儿，高兴地喊：“我找到了一点点儿饼子啦！”说着把笊篱往饭桌上使劲卡了卡，饼子渣掉出来。弟弟捡起饼子渣来添到嘴里“嗯哪嗯哪”地嚼着。弟弟那歪着脑袋牙齿上下“咯噔咯噔”嚼着的样子，依旧浮现在我的眼前。
有一次，母亲往锅里做麦子麸皮拌野菜的菜团子。做完后又抓了两把麸皮加水拌了拌，用手使劲握到一起，说是给二弟弟做个小饼子吃。饭好了，弟弟高兴地吃上了小饼子。
三天过去了，弟弟却拉不出大便了，蹲在院子里只能拉出一滩儿一滩儿的清水。四五天过去，弟弟憋得小脸儿焦黄，怎么办哪？母亲抱起弟弟哭着说：“就是拉不出来，哪样才能给孩子扣出来呀？”对，拉不出来给孩子扣出来呀！父亲受到启发，找了根筷子，用刀把圆头那端，上去一指的地方刻去一半，形成一个像钩子样的挡头儿。母亲抱着弟弟，父亲把这根筷子慢慢拉出来一点儿麸皮大便。弟弟也哭着配合着，终于一点儿一点儿给扣出来了。总结起来，不拌上野菜的麦麸子千万不能单吃。 因为那时的人肚子里没有油水，麦麸皮又太涩，吃了会排不出。
我的姥姥，就是在闹灾荒的1960年10月去世的。那是母亲非常痛心的事情。早年母亲被那艰难的生活所困，顾不上说也不愿说。
我只是在母亲老了的时候，才听到她说起姥姥的事情：“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你姥姥。我在她生病的时候才伺候了她十天，她就去世了。我对得起你们的奶奶爷爷，因为我伺候了他们，他们东西都吃上了。就是对不起我自己的妈啊！我在我妈这里是伤天理的啊！她就我这么一个闺女，结果从结婚开始两年生一个孩子，没完没了。你姥姥有点儿好吃的就得省给我吃，把她赶扯得肚子里弄得干干净净的，一口好东西也捞不着吃。她临死的时候说：‘我就想吃块埠南张家食堂的大饼子。’可我有这一大窝把子孩子，那时连块饼子也拿不出来啊！”说得我们俩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那时没在姥姥家住过几天，对姥姥印象不深。听经常去姥姥家的大姐二姐说，姥姥能说能道，也特别能抓能干。姥姥春天带着大姐，在沟边地沿用棍子扎个坑撒上种子，叨叨着：“春天一棍子，秋天一顿子”。姥爷去世后就没有人再心疼她。那个教书的孝顺点儿的大舅纪希增早早死了。那个饭量特大的二舅纪希商，就想经商做生意，还挣不到钱，家里没有吃的了，就去姥姥家吃。有时候只知道自己低头吃饱了不饿，也不知道问问姥姥吃了没吃。母亲又是这么一个生了一大窝把子孩子的闺女，也顾不上她。又赶上自然灾害的年月，粮食匮乏，姥姥过得很是凄凉。 二姐说姥姥躺在炕上不行了，姥姥的妯娌煮了几个鸡蛋送给她吃。姥姥说：“哎呀，鸡蛋是这么香啊！”
大姐说姥姥是她最敬爱的人。姥姥都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她。大姐晚上去了早晨还要早走，姥姥都是晚上不睡觉，叫大姐早上吃上她连夜赶包的特别好吃的猪肉大葱包子。大姐1959年要去北大荒的时候去看姥姥。姥姥说我可能再看不到你了。大姐说：“不会的，姥姥你等着我挣了钱孝敬你。”结果还真是没有再相见。提起来大姐难过极了，说姥姥走得太快了，刚开始挣点儿钱，没等到孝敬她，太对不起她了。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了，好的年景生产队每年每人能分上60斤麦子。有钱人家都嫌少，还会到集市上再籴点儿添上。可是我家，母亲总是得在秋粮还没下来时，盘算着用分到手的麦子去换些玉米或是地瓜干回来吃。十斤麦子可以换十二三斤玉米或是十三四斤地瓜干，那样全家人可以多吃上几顿粮食，母亲总爱说白面太不抗吃了。
等秋天玉米结了棒子以后，我们会天天到自留地里，撕开还长在碧绿的玉米秸上的玉米棒子皮，用指甲盖掐掐玉米粒，看看玉米粒硬浆了没有。硬浆了就能掰几棒回家，扒下玉米粒拿到碾子上碾碎做稀饭喝，还可以做成贴饼子吃。但母亲一般都怕费得多不舍得做饼子，只用它来加上大地瓜块儿，做些稀饭给全家人喝。大人们常说这是在吃探头粮啊！就是早早吃掉了新粮，就减少了下一年的粮食，下一年还会接着不够吃。
那时候的我，总觉得肚子饿。记得有一次跟奶奶到地里挖野菜，进了生产队结了棒的玉米地里。奶奶说嫩玉米粒是可以生吃的，我掰一个你尝尝。说着就掰了一个撕开皮给我，叫我啃着吃。我就像得到煮熟的玉米一样啃起来，记得还真是甜丝丝的好吃。奶奶也掰了一棒蹲下啃起来。我的心咕咚咕咚地跳得很厉害，知道那不是自己家的东西，不应该偷吃。吃完了怕被人发现，奶奶还仔细地为我擦掉了嘴边的玉米浆汁儿印。
那时候麦子分得少，吃粗粮多。肚子里油水又少，饭量就大，都特别能吃。母亲经常念叨白面太不抗吃了。其实不光是麦子分得少，母亲还倒腾着换粗粮出去一部分，那点儿白面等过完年后就没有了。
记得有一年，过了正月十五以后，家里真的没剩一点点儿白面。我哥哥从外村领了一个同学来家玩，到了中午还不走。母亲只得说在家吃完饭再走吧，那人还真的就等着吃饭了。妈妈为难得像什么似的。 刚过完年，地瓜饼子拿不上桌，怎么办哪！母亲还爱要脸儿。唉！背地里埋怨哥哥不懂事，领个人来家干什么！只见母亲拿着面瓢到后屋雪艳大娘家厚着脸皮借来一瓢白面，做了白菜馅饺子，叫哥哥陪着吃完饭才打发走了。
那时的春天，母亲最怕来客人，家里没有好吃的招待呀！要知道借的那瓢白面，是要等到麦子成熟后，生产队分了麦子磨了面才能还人家的。到现在我还有个习惯，有点儿好吃的不舍得一下子吃光，总愿意留着点儿，心想万一哪天来个客人，好拿出来招待啊！ 以致经常挨女儿们呲，“来了客人不会再买呀！” “来了客人咱们就出去到饭馆吃！”唉，她们哪里过过没有米面下锅的日子啊！
什么叫“青黄不接”，现在的人都不知道，就是新粮食还没下来，家里的粮食就已经吃光了。春天我们和母亲常常受着“青黄不接”的煎熬。家里吃了上顿愁下顿，挖野菜，撸树叶吃。二姐三姐受的苦比我还多。记得有一次二姐因为吃了有毒的树叶，整个脸肿得老大，两只眼睛都睁不开，只是一道缝儿，走路都看不见。吃完早饭，我和母亲三姐都又去挖野菜去了，二姐留在家里。没想到她竟摸索着还做好了午饭。那年月哪些野菜树叶撒上点儿面能蒸着吃，哪些野菜择洗干净剁碎了煮一煮，撒点儿面做成糊糊吃，我们叫小豆腐，我都知道。
现在的人春天来了，挖点荠菜包饺子尝鲜，采点洋槐花蒸着吃新鲜，在那时候都是好饭，当主粮吃的。我稍大一点儿大姐二姐到了东北的农场，也非常牵挂着家里，挣点儿工资省吃俭用的，往家捎钱添补家里, 捎衣服，还捎粮票。记得我有时候拿着几张全国通用粮票，到宋家粮库买回点儿地瓜干、玉米、高粱之类的粮食添补吃的。别人还会说全国通用的粮票，买那些可惜了。可是母亲从不舍得用那粮票买点儿点心饼干什么的好东西吃。
说到忍饥挨饿的年月，有一件事我永远不忘。春天是美好的季节，可我小时候的春天最难过。真没记得有人提醒我去欣赏春暖花开的美丽，只记得家里的口粮越来越少，跟母亲数着日子，算计着还能吃几天。记得我前面说的“青黄不接”了吗？家里的粮囤子、粮瓮、面缸、面盒子，虽然过年也都压过了小圣虫小刺猬什么的，期盼着能有点余粮剩面。但是现实里，春天新粮食不下来，那里面都是空空的。母亲没有东西下锅，饭桌上不能没有食物。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挺着个大水肚子，喝稀饭个个都能喝三四大碗。母亲望着家徒四壁的家，还有什么可以变卖的。
东间北墙边放着母亲的大衣柜，里面空空的，没有衣物被卧存放。那是姥姥给母亲的嫁妆，里面陪嫁的衣物早已改吧着穿光了。经父母亲商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定卖了大衣柜换点粮食吃。
那年好像已经都是1967年了，我放学回家发现大衣柜上少了一扇门，觉得奇怪就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红着眼睛说：“让你爹拿到付家集上去了。”说着我们俩都流起了眼泪。衣柜是个大件，赶一个集不一定能碰上买主，所以不能把整个大衣柜弄到集上。母亲说卸一扇门拿到集上去找到买主，再带到家里来看。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月，虽然家家都不好过，但也有比较好过点儿的，给要结婚的孩子准备家具的。按理说这个衣柜真是不应该卖的，即便没有衣服搁，放在家里也是个大摆件，好看撑面子。何况三姐也快到出嫁的年龄了，还有哥哥和我，三个弟弟。 卖衣柜在村里是一件极没有面子的事。家里过得缺吃少穿的也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人家会说家里大人不会过。母亲说咱顾不上那么多了，先换点儿粮食吃再说吧。
父亲拿着衣柜门赶了好几个集，找到了买主谈好了价钱。我上学不在家时大衣柜被拉走了，好像是卖了150多块钱。我们在外面还撒谎说，俺家还有木料，俺家还会再做新的大衣柜的。
拉走了大衣柜，我家东间北墙上留下了一个长方框的黑印儿，那是被衣柜挡着每年粉刷墙时刷不到的地方。虽然后来用白粉都刷白了，但那个黑方框的影子，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间，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