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以上是文革中几次规模最大的杀戮，其中不包括一些地区武斗中两派的互相厮杀，以及以各种罪名被押赴刑场的处决。仅仅以上一些史料，就会使我们在感到惊心动魄以后，产生许多问题：
第一，就是文革期间，除了以上所述北京大兴县、青海西宁、湖南、广州、江西、广西和云南以外，其它地区有没有这种杀戮？
在本文整理辑录快结束时，又看到杨继绳在《天翻地覆》中有这样一段介绍： 1966年8月，在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以后，在十几天时间，同样是北京附近的昌平县，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比大兴县打死的还多3人。至于材料来源，书中没有交代。另外，在网上又看到一篇材料说，广东省有将近一半的县份，在文革期间也陆续发生过大屠杀，本文在介绍广州文革期间滥杀无辜一文的结尾有所提及。
还有，在莫言反映山东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革命时期，民办枪毙，夹山人民公社已经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村了。麻湾村一天一夜就杀了33人，老的88岁，小的13岁。有的用棍棒打死，有的用铡刀铡成两截。”这里说的“革命时期”，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杀害的自然就是农村里所谓的“阶级敌人”。（见第151页）还有，在第180页，还描写有个别农民一直坚持不参加人民公社，搞单干，在文革期间也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毛主席的罪名随意杀害。尽管文学作品与史料不同，其中有虚构成分，但根据莫言强调文学要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创作理念，人们有理由相信小说《生死疲劳》中这些描写不是虚构而有现实生活根据。总之，文革期间在农村，一些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以各种名义乱杀无辜的血腥事件，可以说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
第二、造成这些大屠杀的原因是什么？杨继绳在《天翻地覆》一书中分析，文革期间存在着三种力量：一是毛泽东；二是造反派;三是官僚集团。这三种力量的较量始终贯穿在十年文革当中，最后的结果是，以毛泽东的失败和官僚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其间，从头到尾最大的受害者是造反派。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和精辟的。不过，文革中也可以说是两种力量的较量：一种是主张搞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及他的中央文革，以及被煽动起来参加造反的基层广大受压的群众和干部；另一种力量则是建国前后逐渐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包括党政军各级领导，以及在农村的基层干部和民兵等。在以上辑录的史料中不难看出：北京大兴县和昌平县、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农村地区的大屠杀，以及青海西宁和广西的南宁、桂林等城市的大屠杀，都应该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对造反派群众的镇压；而云南沙甸等地区的大屠杀和内蒙的清查运动，则是中共对少数民族的灭绝行为。
如果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在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发生这种大规模野蛮残酷的杀戮，与中共和毛泽东大力宣传和提倡的党文化密不可分。当代德国著名学者韦伯认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是资本主义精神，其核心是基督教新教伦理。他认为：“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者絮语）中共和毛泽东所宣传和灌输的党文化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凡是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熟悉当时从城市到农村，都把“地富反坏右”以及扩大到的所谓“23种人”看成是“阶级敌人”，而且认为和这些阶级敌人的斗争是“你死我活”，并不断宣传说，这些敌人是“人还在，心不死”，要时刻警惕这些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复辟，而且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且要求人们对这些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要毫不留情……到毛的晚年，更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阶级斗争理论提到空前的高度。在这种党文化像雾霾一样长期笼罩的封闭社会里，人们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喧嚣中，逐渐丧失人性，并激发出兽性，发生大规模的杀戮，自然就是必然的了。
第三，大屠杀和暴政的后果。记得，80年中期，当代贵州著名作家李宽定曾经讲，改革开放以后，他回家乡探亲，看到原来破旧不堪的乡村盖起不少新房，一打听，原来多是地富及其子女盖的。当年土改时期地富及其子女的房屋都分给贫下中农，他们住进破茅草房，毛去世以后，给农村地主富农都摘掉帽子，让地富及其子女享受和普通农民同样的待遇，因此，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很快找到致富的门路，摆脱了贫困，住进新房。而许多贫下中农当年住进地主富农的宽房大屋，经过几十年的风雨，这些房屋却变得陈旧破烂。李宽定的小说《良家妇女》，当时已经改编成电影，在全国放映。他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告诉人们，在农村里，地富及其子女是有创业能力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再联系国共两党的那些上层人物，他们的出身也多是富家子弟。这说明改变中国命运的精英阶层，多是受过一些教育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富家子弟。但是，在土改中，却把斗争的矛头不分青红皂白地指向农村所有地主富农，据著名散文作家野夫在《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一篇叙述家史的文章中称，当时大约有300多万所谓的地主被杀害。中共建政以后，把农村政权交给一些文化素质很低，甚至是一些好吃懒做的农村地痞流氓手中，因此，农村掌权者的多吃多占和贪污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四清运动”便没完没了。文革期间，在农村许多地区则把杀害对象进一步扩大的所谓“23种人”，其中不少是农村的医护人员和学校教师等等，这无疑是对农村发展的有生力量的进一步毁灭！
如果说土改和文革是消灭农村精英阶层的运动，那么在城市里所开展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其中特别是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则是从精神上对城市中知识文化界精英的毁灭和打击，让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社会精英和正气销声匿迹，在这种正气不存而邪气弥漫的社会里，在举国一片欺上瞒下和虚报浮夸的社会风气中，发生饿死三四千万农民的悲剧终于发生，整个民族走进灾难的深渊！
第四、如何认识中共的本质？认识一个政党如同认识一个人一样，需要一个过程。就笔者个人来说，像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一样，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学校教育中，被成功洗脑，和今日的五毛党及小粉红一样愚蠢可笑，成为中共体制中心甘情愿的奴才和韭菜。因此，当年听到蒋介石和国民党称中共为“共匪”，心里不能接受，而且还认为是敌人的诬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让许多人家破人亡，当彭德怀和林彪这类事件陆续发生，才开始进行独立思考 ，直到八九六四镇压以后，才终于醒悟。
记得，八九年春夏之交，看到电视报道的北京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呼唤民主自由，反对官倒，看到全国各大城市的民主运动汹涌澎拜，看到我所在的学院广大师生群情激奋……当时热血沸腾，感到中国有了希望！而一夜之间的血腥镇压，让人们陷入痛苦绝望之中……
在几个教师的私下议论时，一位历史系教师愤怒地说，六四镇压是共产党土匪本质的大暴露！他说，中共靠打土豪分田地和杀人抢劫起家，红军长征路上都绑票杀人……
六四镇压以后，江泽民在全国又大规模镇压法轮功学员，另一位中文系教师讲，电视上说法轮功是邪教，实际上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为什么？你把邪教的几个特征拿来对比一下——教主崇拜，精神控制，资讯控制等等，中共哪一条不符合？
当时在高校尽管有国安机关的眼线，也有个别学生告密，但一些有正义感的教师在私下信得过的同事中，还是有人敢言的。
到国外后，看到大纪元报纸上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罪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算，指出中共的邪灵给中华民族带来一场又一场灾难……。
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变本加厉践踏人权，搞个人崇拜，因此，国内网上有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撰文提出，中共既然已经丧失政改的动力，只有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才是它最佳出路。2020年初，武汉疫情发生，习近平打压舆论，隐瞒疫情真相，造成武汉病毒蔓延全国和全世界，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一场大灾难！在天怒人怨和人神共愤的情况下，著名企业家任志强撰文，猛烈抨击习近平一心要当皇帝的复辟行径；清华著名法学教授许章润，则先后撰文，愤怒声讨习近平的一系列无耻和愚蠢的施政措施，指出他已经把中国打造成世界文明大洋里的一只孤舟；另有原人大政治系系主任退休教授冷杰甫，上书政协主席汪洋，提出让习近平辞去党政军的领导职务，以缓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困局与危局……
在国外，则有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的公开声讨，指出习近平已经绑架了中共全党和14亿中国人民，他已经成了黑帮老大，而中共体制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香港实业家袁弓夷则提出，根据中共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应该把中共定义为“犯罪集团”……更令中共统治集团坐卧不宁的是，美国的一些政要最近提出议案，指出中共是“跨国犯罪组织”……
看来，中共的流氓邪恶本质终于让世界人民看清楚了，从而它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2020/10/13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