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先生的略历
杨子烈
张国焘先生所著《我的回忆》一书，刻划出“五四运动”时一位急进青年的发展，也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真实历史。他在中共党内所经历的事，不仅局外人无由知其底蕴，即他的同辈，如毛泽东、董必武、刘少奇、李立三、周恩来诸人，也因各人经历不尽相同，所以对组党的最初策划和早期中共中枢的动态等等，不一定确知其来龙去脉。更难得的是张先生能客观冷静，所述力求其真。读者从苦难的中国，看这位急进人物，再从这位急进的代表人物，去看中国的种种，也许能获得若干启发，去领会今日中国之由来。
我觉得我是张国焘先生这一巨著的最好见证人，因为我也是中共的最初党员。一九二一年秋，中共湖北区组织成立不久，我即加入为正式党员。一九二二年我与国焘先生在北京相识，因常在一块共同奋斗，一九二四年春我们结婚，从此相依为命，历尽艰险，直到现在。不待说他的经历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每次阅读《我的回忆》，往事如昨，活生生的史实，活跃于我的脑际，常常使我感慨万端，有时为之流泪不已。我常想到中共的老同志们以及现在千万数的后进们，能够读读这本书，当可体会中共当年缔造的艰难，或会大有益处。即海内外中国人士，不论反共亲共，如能平心静气阅读此书，也许对国事能有一种比较平实的看法。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及同情和关怀中国的人们，参阅一番，也可以鉴往知来，促进世人彼此间的互相了解。
我在这里不拟对张先生著作的内容加以评介，也许我会有机会出版我亲身经历的记载，准备对同一史实有所补充。目前仅应《明报月刊》编辑的要求，说说张先生的略历。
张国焘先生生于一八九七年。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自始即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现在息影香江，不问世事已十余年。他只想留下这本自传，题名《我的回忆》，供世人参考。
首先，张国焘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当年这位不满二十二岁的北大学生，是人所共认的一位奋发有为的青年。由于他的爱国狂热，曾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发动，成为学生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又由于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激进分子，因而与当时任北大教授的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先生来往密切，而且热心到群众中去，隐然成为当时左倾青年的重镇。
一九二○年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等与张先生策划并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随即展开建党工作和职工运动。一九二一年夏，张先生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推为大会主席，旋由大会选为三位中央委员之一。中共的职工运动，可以说是由张先生开创起来的。当时这一运动吸收了中共内最大部份的精英，现在在中共任要职的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陈云等人都是当年张先生主持职工运动时的战友。一九二一年末到一九二二年初，张先生被任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一九二三年，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张先生因反对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政策，曾被开除中央委员，但他仍担任重要的职工运动工作。一九二四年初，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张先生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前往出席，并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张先生之当选，主要是由于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赏识。
一九二五年初，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又重选张先生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他参与中共的决策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共的“八七会议”。当时由于中共许多活动的失败，尤其南昌暴动的失败，张先生被指为右派机会主义，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再次被开除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夏，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重选张先生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在莫斯科停留两年半之久。
一九三一年春，张先生回国，对挽救当时中共的严重危机有过很大的贡献。那时中共的工作转移到苏维埃区，张先生被任为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被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三二年，由他所统率的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北地区，张先生被任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即他所到之地，中共党政军各地组织均归他领导。
一九三五年，张先生所统率的第四方面军，与毛泽东所统率的第一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合后，因政见不同，引起分裂。一九三六年，张先生又与毛泽东在陕北会合。那时张先生虽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因受到排斥，意态消极。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张先生凛于共赴国难的大义，勉强担任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职务。但他终因形势日非，在无可奈何之中，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离开延安。
抗日战争期间，张先生曾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表示与国人一致抗日之至诚。此后张先生对国内外政争，日益置身事外。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激进思想与爱国热忱，一如往昔，但愿远离这种或那种独裁专政。”张国焘先生饱经沧桑，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一九六六年二月于香港
编辑者注
杨子烈(1902.12.9-1994.3.27)，女，出生在湖北枣阳县一个书香世家。1918年夏，杨子烈进入位于武昌黄土坡（即现在的首义路）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受到陈潭秋等的教育，秘密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逐步成长为自觉革命者。来自黄陂的陈碧兰（彭述之夫人）、来自应山的庄有义（陆沉夫人）、来自汉阳的徐全直（陈潭秋夫人）、来自武汉的夏之栩（赵世炎夫人）为同班同学，并同时在1922年4月由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同在1922年10月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1年(1922年)秋，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陈碧兰、庄有义等在女师掀起了一场震撼湖北的学潮。1923年2月杨子烈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
在北京期间与张国焘相识，1924年2月与张国焘结婚。曾两次赴莫斯科深造，从此就成为早期中共妇女运动活跃人物。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
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璋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直到I938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据杨子烈生前回忆，她初到延安时，还看不出毛张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当时毛还请张夫妇吃了一顿饭。毛笑说：“国民党有一对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共产党也有一对张杨（指张国焘与杨子烈）”。后来张夫人离开延安时，毛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张国焘夫妇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
杨子烈与张国焘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位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一篇文章透露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张湘楚50年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1968年张国焘夫妇来到多伦多时，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1994年，在张国焘去世15年后，杨子烈以92岁高龄故去，二人合葬于多伦多松山墓园。杨子烈著有《往事如烟》一书，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