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叉少
1971年，18岁的邓丽君在马来西亚五月花大酒店登台演出。演出第一天，前三排的观众特别专心致志，还不停地与她热烈互动。第二天，她发现前三排观众好像和昨天的是同一拨人。
到了第三天，这拨人又来了。
她大为疑惑，跑去问酒店经理。经理告诉她：前三排被一个年轻人买票包下来了，你这次演出45场，他这批亲友就会来看45次。
出于好奇，邓丽君和母亲一起约见了这个年轻人。
酒店大堂，他们第一次见了面。年轻人叫林振发，比邓丽君大5岁，是当地造纸大亨、资深君迷。他还有位叔叔，包揽了吉隆坡的彩票业。
一个星期后，邓丽君接受了林振发的约会邀请。这是邓丽君公开承认的初恋。
他们白天一起打球，晚上演唱会后一起吃宵夜。那段时间邓丽君喜欢骑马，林振发正巧学过马术，两人也常相约马场。林家家风开明，不像一些东南亚华人豪门那样纠结女方的明星身份，他的“亲友团”准时出席了邓丽君全部45场演出。也因此，这段感情发展迅速。
此前不久，邓丽君差点被琼瑶婉拒演唱主题曲，理由就是：没有恋爱经验，怕唱不出情歌的味道。如今，媒体已经开始预测热恋中的邓丽君3年内一定会结婚。
< 邓丽君和林振发 >
虽然已经红遍东南亚，但邓丽君还是一脸稚气。碰到林振发之前，她曾对母亲说，唱歌不可能成为自己永久的职业，自己和其他女人一样，肯定是会结婚的。如果今后自己选择不再唱歌，只能是因为结婚或者声带永久性受损。
直到她去世，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
邓丽君的童年并不快乐。邓父原来是军人，到了台湾后成了“外省人”，为了生存，只能做一些小买卖。家里有五个孩子，糊口都难。
< 童年时的邓丽君（左下）>
邓丽君入学时，因为“外省人”的身份，总被当地学生骂作“猪仔”，课间也常被孤立。父母知道她的处境，但在当时社会风气下，也无能为力。倒是天生爱唱歌的邓丽君，有时会把歌词改编后再通过唱歌反击回去。
她不只在被骂时唱歌，逢年过节，她还喜欢在邻里间唱。她天生自带明星风采，邻居们听完，总是鼓着掌冲她喊：再来一首！
11岁时，她以一曲《访英台》拿下广播电台比赛冠军，第一次因为唱歌赚到了奖金。到了初中，许多演出都找上门。在台北著名的夜巴黎歌厅，她曾创下连唱70天的纪录，一晚上就能赚回普通白领一个月的工资。
学校怕她带坏风气，让她在唱歌与学习中二选一。她本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四个哥哥，但懂事的她在13岁时选择退学，担负起家里的生计。
< 70年代初的邓丽君生活照 >
才华让她成了照顾家人，而不是被照顾的那一个。遇到林振发时，她已经在演艺界辛苦打拼了5年。这次恋爱还没谈多久，邓丽君就说：这辈子我非林振发不嫁。
但计划被一个日本人打乱了。
1973年，邓丽君受邀到香港的一个歌厅演出，前来休假的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负责人舟木稔听到她的歌声后大为震惊。因为当晚喝了酒，他怕听力受到影响，于是第二天又来了一次。这次他滴酒不沾，还特地坐到了前排。
听完后，他决定把邓丽君带到日本。他对同行的人说：她的声音就像珍珠一样，如果我们公司不快点签她，她很快就会被别的公司抢走。
日本当时是全球第二大音乐市场，翁倩玉、欧阳菲菲、陈美玲三位华人歌手已经在那儿闯出一片天地。
回日本向公司汇报后，舟木稔再度来到香港，约见邓丽君。这一年，舟木稔40岁。很多年后，他被称为“邓丽君的日本父亲”。
他先见了邓丽君母女。“在东南亚走红还不够，如果能去日本，就能走向世界了。”
第一次会面，邓丽君全程乖乖聆听，并没有说话，一切由母亲代答。
见完母女俩不久，舟木稔通过公司收到邓家的答复：请忘了这件事情吧。因为邓父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不太喜欢日本人。但舟木稔不愿放弃，留在香港继续游说。他多次登门邓家说：只要邓丽君去日本，公司将接受任何条件。
几次见面下来，邓家被他的诚意打动，合约里也加上了不少保护邓丽君的条件，其中一条是：一定保证邓丽君小姐红透日本乐坛。
签约那天，双方都很高兴，邓父还让酒店当场给活乌龟放血，请舟木稔喝。舟木稔从来没干过这事儿，但为了合同顺利签下，他一饮而尽。喝完后邓父说：我的女儿就拜托您了。
< 舟木稔和邓丽君 >
当时恰逢日本乐坛年底颁奖季，邓丽君母女参加了许多活动。在颁奖礼上看到其他新人拿奖时，邓丽君扬起了斗志，她告诉舟木稔：明年站在台上的应该就是我了。
1974年，邓丽君在日本正式出道，艺名来自英文名Teresa Teng的音译。这一年也是媒体说她和林振发“三年内结婚计划”的第三年，但从此两人聚少离多。
21岁的她仍想和林振发结婚。她天真地认为，如果两人都爱对方，这只是推迟一下婚期的事情。
当时在日本发展的华人女歌手都是凭借第一首歌就开始蹿红，所以公司也特别重视邓丽君的第一首歌，花重金请来了日本有名的作曲家筒美京平和作词家山上路夫。在宣传时，公司还特地把邓丽君的年龄改小了两岁。
不想，这首《是今夜或是明宵》听众并不买账，最终只排在畅销榜第75名，而同期在日本一起发歌的另一位台湾女歌手尤雅却冲到了24名。
公司高层很紧张，立刻开会讨论是否要继续推邓丽君，结果15人反对，4人同意。公司甚至开始质疑把邓丽君挖来的舟木稔。
邓丽君当时连日语都没有说利索，就把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但舟木稔接过话：这是我的责任。
他发现邓丽君应该走妩媚女性路线，而不是可爱路线。当时邓丽君已经21岁，公司仍把她包装得像18岁歌手，强调青春淘气，唱歌时还有许多蹦蹦跳跳的动作。
公司同意舟木稔再试一次。如果还不成功，邓丽君就要回台湾了。
为了冲击当年的新人奖，他们只剩3个月的时间。3个月里，舟木稔找人重新创作了偏向日本传统“演歌”的单曲，让邓丽君烫上大波浪、穿上晚宴裙和高跟鞋、调整唱腔。最终，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前交出了一首哀怨的《空港》。
《空港》推出不到一个月，就进入了排行榜前15名，销量突破75万张，邓丽君轻松打败日本本土歌手，拿下那一年的“最佳新人歌星赏”。舟木稔特地邀请邓父参加了颁奖礼。他对邓丽君说：终于对你爸爸有了交待。
邓丽君开始以外国人的身份进入日本演艺界的主流视野。此后三年，她连续发了三张日文专辑以及中文翻唱版，在香港和日本拿奖拿到手软。1976年，她带着日本二十人大乐队回到香港举办了几场演唱会。场场爆满，惊到了同去的日本同行。
一切都在往好的一面发展，除了她的恋人林振发。他没有等到他们婚礼的那一天。
1978年，邓丽君回高雄演出，途中突然接到林振发突发心脏病的电报。隔天她登上前往吉隆坡的飞机，却在飞机上的《星岛日报》里看到了“林振发30岁英年早逝”的消息。
见到林母，两人大哭。林母一直很喜欢她，悲痛之余，希望把林振发生前住过的海滨别墅赠给她。整理遗物时，邓丽君发现了一本林振发生前的影集，里面大多是自己赴日5年间两人的合照，她没想到的是，每张照片下都附有一首林振发自己写的短诗。
她拒绝了林母的别墅，拿走了这本影集。
那段时间，只要她在台上演唱《再见，我的爱人》，一定会哭出来，边哭边唱。她也许记起了两人初见时，前三排的“亲友团”。那个时候，她以为来日方长，以为自己会嫁给他。
不久，她联系舟木稔，到日本录制了两张个人大碟《岛国之情歌——第四集》和《一封情书》，特别收录了林振发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晨光下的恋情》。
林振发意外去世后的第二年，邓丽君遭遇“护照风波”。当时她为了赶演出而改航班，在台湾护照没法使用的情况下，拿出了一本朋友帮忙办理的印尼护照。
现场记者把这本护照拍了下来，登上头条，引发媒体大肆抨击，台湾媒体还一度称她为“叛国贼”。她被日本驱逐出境，一年内不许入境。
那年年末，邓丽君远赴美国读书散心。
当时成龙也刚到美国，全力为新片《杀手壕》做准备。一天，成龙和朋友去迪士尼，突然听到有人讲汉语，抬头一看，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邓丽君。两人私下并不认识，只简单地打了招呼。
论咖位，邓丽君已是亚洲巨星，而成龙还只是处于上升期的武打新星。迪士尼一别后，两人相约滑冰和学英语。他教她滑冰，她教他英文。
两人常常在洛杉矶的路边一起滑冰，即使开心地大笑，也不用担心有人会认出他们。
不久，成龙的电影开机，邓丽君也要回台湾。成龙告诉她：我会去看你。他说到做到，下一部电影的拍摄地点主动选在了台湾。
邓丽君请成龙听自己的演唱会，特地给了他楼上的包厢票。唱歌时，邓丽君不时往楼上看。成龙看到底下为邓丽君热烈鼓掌的观众，心里突然很自豪：台上是我的女朋友。
但两人都不打算公开这个爆炸新闻。
可惜的是，蜜月期并没有维持太久。一心想当大哥的成龙慢慢觉得邓丽君“太好了”，好到需要自己一直仰视，他更需要一个可以仰视自己的人。为此他总是对邓丽君耍脾气。
不久，邓丽君要飞日本，打电话约成龙告别。当时她刚结束演唱会，一身华服还没来得及换，走进屋时，把成龙的兄弟们全看呆了。但成龙自尊心作祟，已打定主意要气邓丽君，所以只对邓丽君说了一个字“坐！”，然后开始和兄弟们聊剧本，把邓丽君晾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后，邓丽君说：Jackie，那我先走了。成龙又只回了一个字：好。邓丽君转身出门后，兄弟们小心翼翼地提醒：大哥，你总要送一下人家吧。可等成龙追到电梯口，电梯门已经关上了。
下楼后，邓丽君给成龙打来电话：“Jackie，你看来不太需要我，你需要的是你的兄弟们。”成龙听了也不知该回复什么，直接挂断了电话。临上飞机前，邓丽君给成龙寄了一盘卡带，里面是一首自己的歌：《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此后，成龙忙于拍电影，邓丽君忙于唱歌，两人再没有联络对方。
好几年后，知道这段故事的林建岳办了一个颁奖典礼，煽动成龙给邓丽君颁奖，并骗成龙：邓丽君知情。
为了弥补当年莽撞，成龙决定颁奖。谁知邓丽君在台上一看到他，转身就走，连奖都不要了。
成龙当众追了她大半个舞台，一边追一边说：Teresa，不要这样，很难看啊！
1981年，邓丽君的五张大碟在香港同时获得白金唱片奖，创下了一个后人难以打破的纪录。而此前在美国的几场演唱会也逐渐为她赢来国际声誉。
但从14岁起就身处名利场的她，已经感到厌倦，她越来越向往正常人的家庭生活。她跟好友说：“我想漂漂亮亮地隐退，然后回归家庭。”
这时，她再次遇到了几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的郭孔丞（马来西亚华人首富郭鹤年之子），两人开始互相欣赏。
1981年10月28日，两人订婚，并准备在第二年3月17日举办婚宴。邓丽君很重视这次订婚，破天荒对媒体松口承认。
决定一结婚就不再唱歌的她，打电话给舟木稔，商量解约的事情，并准备筹备告别演唱会。
舟木稔知道邓丽君的想法后，很是惋惜，但他仍对邓丽君的妈妈说：这样也好，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情。
眼看着就要嫁人了，可郭孔丞祖母非常守旧，她对准孙儿媳提出了三个苛刻的条件——交待过往情史；婚后完全停止演艺事业；和演艺界特别是异性断绝来往。
虽然邓丽君本意就打算婚后退出演艺圈，但郭家几乎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工作、没有朋友的家庭主妇”，她觉得受到了侮辱。她希望未婚夫能够帮自己说话，放宽条件。可她没想到，郭孔丞懦弱地拒绝了。
< 郭孔丞和邓丽君 >
婚礼前第五天，白色婚纱已经送到她下榻的宾馆。一起送来的，还有伴手礼——印有两人名字的火柴盒。她茫然地对着婚纱一根根划着火柴。
这是她离自己的婚纱最接近的一次。
划完火柴，她给舟木稔打了通越洋电话：婚我不结了，歌我继续唱。
不到一年，舟木稔就给了她一份厚礼。他从宝丽多公司独立出来，专门为邓丽君重返日本成立了金牛宫唱片公司。
很多年后，郭孔丞终于结婚，结婚对象是日本姑娘由美子，她也是邓丽君的超级粉丝。人们都说，由美子的侧脸很像邓丽君。
没能结婚的邓丽君，在事业上迎来了爆发。
从1984年起，舟木稔为邓丽君打造的《偿还》《爱人》《任时光流逝》三首单曲，连续三年拿下日本有线大赏，这个纪录至今没有人能打破。她也因此两次登上著名的日本NHK红白歌会。
那一时期，她还入选了美国《时代周刊》的 “世界七大女歌星”。一起入选的包括惠特尼·休斯顿和山口百惠。
1985年，舟木稔为邓丽君在东京NHK大会堂举办了一场ONE AND ONLY演唱会。这是多年来她第一次在日本举办演唱会。门票三天内就被一抢而光，价格从5千日元一路炒到3万日元。
她开场时穿的红色美人鱼晚礼服，20年后还被凯莉·米洛用金色面料一比一翻版订做成自己的演出服。
演唱会名字定为ONE AND ONLY，意思是独一无二。“没想到一语成谶，这场演唱会真的成了唯一一次。”很久以后，舟木稔还痛心不已。
邓丽君辉煌的80年代最终以1989年远走法国落下帷幕。
隐居在异国的日子，比她小15岁的法国摄影师保罗成为了她的男友，即使很多亲友觉得他们并不般配。
早年，邓丽君曾经把自己的居所都刷成粉色，相信桃花的颜色能为自己带来良缘。如今，她更愿享受当下的陪伴。
1994年12月31日跨年夜，邓丽君和保罗在清迈一起度过。那一夜，久未公开露面的她兴致高昂，登台和众人高歌《甜蜜蜜》。唱到最后，她大声说：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1995年！
几个月后，5月8日，她在清迈死于突发性哮喘，年仅42岁。
5月初，邓丽君曾给成龙打过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其助理。邓丽君说：我是邓小姐，我想要找Jackie。但当时成龙不在，助理告诉她：大哥过几天才会回来。
不久，成龙就听到了邓丽君去世的消息。他很后悔没能接到那一通电话。
邓丽君过世以后，与她合作了22年的舟木稔关闭了金牛宫唱片公司。
邓丽君葬礼上播放的曲目，是《再见我的爱人》。这是台湾7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葬礼，许多政界要员出席，50多万人为她送行。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举行了悼念活动。
许多人都期待获得很多爱。但已经获得了很多爱的邓丽君，最期望而又求而不得的，只是成为一名妻子的幸福。
1985年12月15日，ONE AND ONLY演唱会上，邓丽君按照自己的主意，穿上洁白的婚纱，演唱了一曲《爱人》。
这首歌当年在排行榜上缔造了蝉联10周冠军、有线电视点播率连续14周第一名的纪录。年底歌曲点播总次数高达95万次，总销量超过150万张。
那个盛大的夜晚，32岁的她穿上了一生中唯一的一件婚纱。很多人说，那是她最好的一次现场演出。
数万名爱她的观众为她见证了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