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19：袭杀红军执法队“悬案”真相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2008年1期
刘易先
1950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羁押于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的一名刑事犯忽然声称“愿响应政府号召，检举反革命分子”，求见公安局首长。于是，一起发生于20年前的袭杀红军执法队、企图行刺红五军第六师政委彭雪枫的历史悬案终于拨开了迷雾……
一、
1950年7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宣布：根据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了坚决打击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特向全国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一场声势浩大、后来被载入史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镇反”运动伊始，由于一些地区对中央政策的理解有偏差，出现了“宽大无边”的倾向。中共中央针对这一情况，于同年10月10日作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样，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严密清查反革命分子。由于当时许多农村和小城市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都潜逃至省城藏身，所以各大省城的公安机关都全速开动，加班加点，清查搜捕，因而看守所、监狱都是人满为患，以至于不得不增加临时羁押点。
本文所披露的真实一幕，是发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当时临时设置的被称为“雷公堂”的羁押点。
“雷公堂”是抗战初期那场著名的“长沙大火”中被烧毁了大半的一个道观，兵荒马乱，无力修葺，荒芜败落，杂草丛生，渐渐就成了叫花子的栖身地。直至长沙和平解放后，由于群众集会缺乏场地，才收拾打扫后作为会场。“镇反”运动开始后，公安局看守所容纳不下被捕的犯人，于是，就在全市物色了数处适合作为羁押点的场所，辟为临时看守所，“雷公堂”就是其中之一。
“雷公堂”作为看守所，从1950年10月中旬开张以来，真个是“人丁兴旺”，一个月后已经关押了200多名犯人。大部分是因历史或者现行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少数是普通刑事犯罪分子。负责主持工作的“堂主”名叫丁保国，东北汉子，原是四野第十二兵团第四十五军的一名连指导员。长沙和平解放后，他的连队被列入留守省城的编制，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清匪反霸。人说湘中土匪多神枪手，丁保国的不少战友也确实挨了黑枪，但他却是一员福将，功立了两个，皮肉却一点未伤。不过，到了1950年春调防回到长沙后，却是转了运，福将不福了，丁保国在训练新兵时，竟被手榴弹炸伤了一只眼睛。
医院里一待就是几个月，等到出院，部队已经开拔了。话说回来，即使不开拔，也不可能收留丁保国这样的“独眼龙”了。组织上找他谈话，让丁保国复员回家乡，他却坚持要留在部队继续立新功。双方谈了不下七八次，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弄了个折衷，把他安排到了地方公安系统。丁保国去报到时，公安局领导正为一时物色不到一个适合担任雷公堂看守所所长的人选而犯愁。一看丁保国是当过连队指导员的角色，不禁一阵欣喜：这不正是一个合适人选吗？征求丁保国本人意见，自然没有问题。于是，丁保国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丁保国是做过连指导员的，多少知道点做“思想工作”的重要意义。难得的是，他把这一意识从部队带到了公安岗位上，寻思也得给在押的那些犯人折腾折腾大脑内部的思想。当然内外有别，不叫“思想工作”，而称为“攻心战术”。那天，丁保国去市局开会，听领导传达了中央“镇反”运动的政策，回来就从在押犯人中挑选了一个写得一手好字的，在看守所院子的围墙上刷上石灰，用锅灰写上标语，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一个个字有3尺见方，白底黑字，每个监房的犯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接下来，丁保国还找了个报废的破白铁皮水桶，叫人上街请白铁匠改制了一个喇叭。一天两次，早晚给人犯读报和宣讲案例，宣传共产党的“镇反”政策。如此数日下来，终于见了效果，有17名在押犯人响应政府号召主动坦白交代或者检举揭发他人。丁保国看了材料，觉得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轻微罪行，便嘀咕说不痛不痒没啥意思，心想，最好是弄个大案子出来，让咱这新开张的设施简陋的“雷公堂”也骆驼站羊群里——露一鼻子！
说来也真是巧，丁保国这话说了不到一个钟头，就有看守来报告，说7号监房有个名叫包云升的犯人要求公安局长接见，声称有重大案情向政府检举。丁保国听了心里一动，马上查阅登记本，那上面记载着包云升的简单情况：36岁，湖南省长沙人，汉族，职业是人力车夫，因犯强奸罪于11月8日被拘捕。
包云升被带到了丁保国那简陋的所长室。这是一个体形粗壮的矮个子，有着一张黝黑的国字脸，一双不大的眼睛里透着讨好的神色，进门后就对着丁保国不断鞠躬，口中连称“首长”。丁保国问你有什么情况要反映，可以说一说。包云升点头哈腰地说，我要反映一个特别重大的案子，得直接对公安局长说。丁保国说公安局长公务繁忙，没空听你谈，我是所长，政府有规定，可以代替局长接受在押人犯的坦白检举。包云升还想说什么，被旁边一个看守打断了，说你这个家伙是装傻还是真的不知好歹，丁所长也是忙得日夜不停的，能抽出时间来听你当面检举已经大大不易了，还罗嗦个啥呀！包云升被那凶巴巴的语气吓了个激灵，这才点头表示愿意跟丁保国谈。不过，他先得弄清楚政府刚才写在墙上的“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是否真能兑现。
丁保国于是就想问一下这个犯人犯的是什么罪。立功折罪是有的，如果犯的是杀人罪，该当判死刑的，你检举一起普通盗窃案件就能赎了死罪？
包云升于是就简单说了说他犯的罪行：他是人力车夫，人力车是从车行租的。车行老板刘宝山是长沙著名的地痞头子，作恶多端，当年7月份“镇反”运动一开始，就被人民政府逮捕了，国庆节前经公审给崩了。刘宝山以前对包云升这样的苦力比阎王爷的索命小鬼还凶，他被镇压后，包云升这一班人自然兴高采烈。公审大会次日，包云升和另外两个车夫为庆祝此事，相约晚上交了车后去喝顿酒。3个人喝光了3斤多包谷酒，酒一下肚，话自然多，说的都是以前如何受刘宝山欺压之事，越说越恼火，付了酒账后拔腿就奔车行，想出一口恶气。3人走着走着，那两位中途就躺下了，包云升酒量差，喝得最少，倒还硬撑着走到了车行。他直奔后院，推门进去正好跟刘宝山的小老婆劈面相遇，也不知当时是怎么想的，反正就把人家给强奸了。次日早上，他去车行拉车，警察已经等在那了，就这样被抓了进来。
丁保国听包云升这么一说，心里就有了底，说你这样的罪行，按法院的判例来看，大概会判5年吧。如果你检举出来的确实是重大的案子，根据政府的宽大政策，少判甚至不判刑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检举的是特别重大案子，除了不判刑，给你发若干奖金也不是没有可能。我这是代表政府向你表态，说话算话，你要相信。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
包云升听得两眼放光，连连点头如鸡啄米。然后就开口检举了，这一开口，就把丁保国闹了个激灵！
包云升声称要检举的是一桩重大的历史悬案，案发距当时已经有20年时间了——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武装攻打城市的决议。按照中央的计划和指示，由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指挥湘鄂边区的红三军团大举进攻湖南省会长沙。7月27日，红军从永安市、春华山一带出发，直扑长沙，突破国民党军阀何键部守军防线，从韭菜园、小吴门、浏阳门等处攻入市区，于晚10时左右夺取了长沙。29日下午，长沙约10万工农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庆祝红军入城。30日，湖南省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选举李立三为主席，因未到任，由王首道代理，并与彭德怀、杨幼麟等共同主持工作。8月5日，红军在何键部队大举反攻下，主动撤离长沙。这次攻打长沙，是中共武装力量夺取大城市计划的首次尝试。这一军事事件，史称“红军第一次打长沙”。
攻克长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占领省城。由于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加上还有大量农民也跟着进城，一度社会秩序不大好，来不及溃逃而躲藏在居民家中或者其他地方的国民党败兵、伤兵、特务乘机闹事，长沙附近的一些占山为王的土匪也以农民身份混入省城，伺机作案。从红军进城那天开始，竟然连续不断地发生政治、刑事案件。7月30日成立湖南省苏维埃临时政府后，彭德怀在首次举行的临时省府委员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临时省府代主席王首道当即表示必须严肃处置这一问题，请求红三军团出面解决。彭德怀当场决定：为了迅速恢复秩序，安定民心，军团部组织执法队上街巡视，坚决镇压反动分子，打击刑事肇事者。
军令如山，红三军团执法队当晚就宣布成立。彭德怀亲自指定由红三军团第五军第六师政委彭雪枫负责维持治安。精明强干、能力超凡的彭雪枫指挥军团执法队以及其他临时抽调的应急力量，以快刀斩乱麻的行动，坚决打击、镇压了肇事者，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彭德怀为此对彭雪枫大为赞赏：“好！这个彭政委硬是了得，短短数日就解决了大问题。是个人才！是个将才！”
但是，隐蔽敌对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伺机进行反扑。当时，蒋介石对于长沙“失陷”大为恼怒，严令何键“务于周内夺回”。何键遂调兵遣将，周密部署，重兵逼近长沙。红三军团高层为此日夜筹划如何对付何键部队的反扑，并作出了准备主动撤离长沙的决定。隐藏的敌对势力乘机进行报复，策划实施了当时轰动红三军团的“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
红三军团撤离长沙的前夜——8月4日深夜，一支执法队巡逻小组在执行巡夜勤务后，返回红六师司令部杜家祠堂时，说就要撤离省城了，我们咬咬牙花点津贴费吃碗面条吧，于是就在门前广场拐角处的湘春面馆吃面条。因为只吃一碗面，天又热，他们没有进店堂，而就在面馆门口凉棚下摆放的桌前落座。哪知，面条刚端上来时，他们就遭到了不知从何处发射的冷枪袭杀。袭杀者不但隐蔽，而且动作奇快，6名执法队战士几乎在枪声响起的同时就悉数中弹，当场牺牲。这家面馆也是彭雪枫喜欢光顾的地方，但这天晚上，彭雪枫因为已经花光了有限的津贴，所以未来吃夜宵，从而无意间避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红军方面当即出动人马搜索袭杀者，但无果。当时，由于国民党何键部已经兵临城下，红三军团正连夜部署撤离省城，次日即撤离了长沙，这一去就是20年。因此，究竟是何人策划、何人作案，一直没有机会进行调查，于是，这起特大血案就成了一起神秘的历史悬案。
现在，在押犯人包云升向雷公堂看守所所长丁保国声称他了解该案情况，要检举立功，以功折罪，还要争取获得政府的奖励！
二、
包云升是土生土长的长沙当地人，20年前发生“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那年他16岁，由于家离湘春面馆较远，所以事发时他并不知晓，只是在次日听得省城满街都在传说，有的说那是土匪残余分子替被那些红军执法队镇压的同伴报仇，也有说那是国民党方面的特工人员所为。国民党何键部队攻占长沙后，包云升曾看到街头张贴着盖有何键签名大印的告示，上面写着“国军特遣队”曾参与袭杀红军。具体情况包云升不清楚。但他曾亲耳听一个人说过，声称自己与袭杀红军执法队之事有关。
这个声称袭杀红军执法队之事与自己有关的人，名叫祁宽寒，湖南省望城县人氏，比包云升大6岁。祁宽寒在抗战前跟包云升是邻居，其职业有点杂，先后从事过面馆伙计、挑水夫、人力车夫、妓院杂役等职业。这人喜好闲嗑牙瞎聊天，每到盛夏季节，众邻居聚在一起纳凉时，他便是主角。包云升记得，大约在1932年夏天，众人议论两年前发生的红军执法队遭到突然袭杀事件，对于究竟是土匪、特务还是“国军特遣队”袭杀了红军执法队而发生激烈争论几近动手时，祁宽寒站出来劝解，当时他说：你们别争了，这件事我最清楚了，那是湘潭“一炷香”的行动罗，人家原先是要打那个负责执法队的叫彭雪枫的那个红军头儿的黑枪的，只不过那姓彭的没有现身才临时改变主意打了6个士兵嘛。事后，“一炷香”的总舵爷粟老大还特地进城，请城内的有功人员吃了顿饭，我们老板也去了。粟老大还赠送了若干礼物，连我也拿到了一条“哈德门”香烟呢。这一说，众人忍不住要追问下去，但祁宽寒似乎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马上打住，找了个借口就溜回家去了。
当时，包云升听着也没有当回事。直到几个月后外出办事，正好经过祁宽寒当伙计的那家湘春面馆，看见祁宽寒在里面忙碌，这才猛然醒悟：祁宽寒打工的面馆，不正是红军执法队遭袭杀的现场吗？顿时，心头产生了一个疑团：怎么这样巧？难道这个祁宽寒跟“一炷香”袭杀红军执法队那件事有直接的关联？包云升从此一直想找个机会，乘祁宽寒信口开河说得入港时，再把话头扯到那上面去，引对方说说那件事。这倒并非包云升有先见之明，知道日后共产党要坐天下，提出“血债要用血来还”，清算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而他自己也正好犯事折进局子，想找块跳板争取从宽处理，纯是一种好奇罢了。
这份好奇后来一直未能得到满足，因为不久那个祁宽寒就搬家去了清水塘那边。之后一直到长沙解放，包云升再也没有见到过祁宽寒。可是，说来也巧，大约在今年6月份，包云升拉一位客人去烈士祠，放下客人收了钱正待拉着人力车离开时，正好看见祁宽寒挑着一担水从他面前经过。包云升当时已经把十几年前“袭杀红军执法队”之事忘记了，头脑里只剩下一份昔日邻里的友情，于是就跟祁宽寒亲热地打招呼。但祁宽寒只是看了他一眼，含含糊糊地说了声“是你啊，云升”，停也没停步就挑着水匆匆走了，气得包云升差点破口大骂。
眼下，包云升犯案折进了局子，看见墙上写着的标语，听着丁所长的宣传，忽然想起了红军执法队遭袭事件和祁宽寒曾经说过的话，认定这是一条极好的线索，也许，祁宽寒那主儿就是替“一炷香”跑腿的内线交通呢？而那个案子，竟杀害了6名红军，那还不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反革命案件吗？因此，他就想到了检举揭发，将功折罪。
当下，丁保国听包云升一五一十如此这般说了一番，也觉得这确实是一桩特别重大的案件。但他不是当地人，来长沙也不过一年多时间，从未听说过20年前还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因为当时经常有在押犯人乱说乱供瞎举报，所以一时还不知是否属实，于是就请一个有着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看守做了笔录，让包云升签字画押，说了几句勉励话语，就把他送回监房。然后，丁保国拿了这份笔录立马就去市公安局向上级报告。
说来也巧，这天上午湖南省公安厅正好召集了全省各专区、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听取“镇反”情况汇报，提出新的要求。中共湖南省委“镇反”工作领导小组的一位领导在会上提出，在下一阶段“镇反”工作中应着重注意查处重大历史悬案，他随口列举了几个重大悬案：“著名烈士郭亮、杨开慧等人被杀害案”、“毛泽东主席祖坟被掘案”、“红三军团执法队被袭杀案”等，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务必认真注意寻找线索，缉拿凶犯，除恶务尽。这样，丁保国把包云升所检举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后，当即引起了领导的重视。
在连夜举行的“镇反”工作专项讨论会议上，领导们专门研究了丁保国送去的材料，当场作出决定：成立专案侦查组，对“袭杀红三军团执法队事件”进行侦查；丁保国调离雷公堂看守所，担任专案组长，次日立即着手进行侦查。
次日上午，当丁保国接到通知让其负责侦查“袭杀红三军团执法队事件”时，不禁大吃一惊，思忖自己从未接触过公安侦查工作，这事儿怎么做法？还是换人吧，换个熟悉侦查工作的同志来，咱当组员，他怎么说咱怎么干。但领导说目前人手紧张，你就一边学一边干吧，只要有一颗对革命工作负责的红心，做好这项工作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话说到这份儿上，丁保国也就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领导给丁保国派了3个侦查员。丁保国原还指望自己这个组长是外行，3个组员总该是行家里手了吧？哪知都是比他还要小两三岁的小青年。三人中，一个姓郭，长沙本地人，参加公安工作前是棺材铺子的伙计。一个姓沈，湖南望城县人，初中二年级文化，以前当过小学老师，地下团员，长沙解放后他的领导被调进长沙工作，把他也带了过来，正好公安局需要人，就到了公安局。还有一位姓余，热河省人氏，跟丁保国一样也是四野十二兵团的，在部队是班长，随部队进入长沙后患上了严重的伤寒，差点一命呜呼。等到病好时，他所在的部队早已不知到哪里去了，于是就留了下来，组织上把他派到公安局工作。丁保国一听这三位的情况，顿时愁上眉头，寻思干公安工作时间最长的也不过一年有余，看来是没啥指望了，这事儿真得好好地开动脑筋琢磨一番。
郭、沈、余三位还不知道具体侦查什么案子，听丁保国一说，倒是个个来劲、信心百倍的样子。当时公安局办公条件很是简陋，由于“镇反”运动案子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侦查员也多，像丁保国这个临时性的专案组连办公室也没法配备，只在一间挤了十来张办公桌的屋里。给了他们一个铁皮柜子，说是放材料的。那么，写材料怎么办？外面走廊里有一张破桌子，就在那上面将就吧。还有，案情分析会在哪里开呢？公安局有会议室，但若是轮不上，那就自个儿找个地方坐着站着谈吧。所以，当时如果有谁去公安局办事，看见院子里东一堆西一摊的坐的坐蹲的蹲聊得正起劲，千万别以为人家是在闲嗑牙瞎聊天，那是在分析案情，有些轰动全市全省甚至全国的重大行动方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雏形的。丁保国这个侦查组也是这样，那天就在走廊里见了面，互相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就谈工作。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话一点也没错。丁保国等人议了一阵，就形成了事后看来是正确的共识：要弄清楚谁是袭杀红三军团执法队的凶手，先得调查那起事件的发生情况，眼下只有一个人对该事件说得清楚，那就先去找这个人。这个主儿，就是检举人包云升所说的祁宽寒。而要找祁宽寒，那就先得了解此人的基本情况。祁宽寒的基本情况，此刻只有包云升知道，所以，调查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去找包云升详细了解祁宽寒的情况。
四个人一齐出动，直奔雷公堂看守所提审包云升，不问别的，单问祁宽寒的情况，让包云升知道多少说多少，不得遗漏隐瞒，当然也不能无中生有，故意夸大。据包云升说，祁宽寒是长沙本地人氏，孤儿出身，自幼不知父母，只有一个姐姐。姐弟俩是靠亲戚帮衬着活过来的。后来祁宽寒渐渐长大了，就以出卖苦力为生，满城乱跑，哪里有零活就在哪里干，举凡搬东西、扛大包、挑水、挖地沟、修破屋、抬尸体之类不大有人肯干的活儿，他都乐意做，不图别的，只求混个肚儿圆。大约在十八岁时，祁宽寒用一根棍棒打死了一条疯狗，救下了一个姓赵的四岁男孩。那个男孩的父亲老赵是包云升当时的邻居，是个做粮食生意的掮客。此人久走江湖，讲究义气，知恩图报自然疏忽不了，当下就提了一份礼物相赠。不想那祁宽寒穷归穷，礼物却是不受。老赵觉得过意不去，见祁宽寒无屋可住，春夏秋冬都待在城隍庙的破戏台下，于是就把自家后院的一间小屋收拾了一下，邀请祁宽寒过去居住。从此，祁宽寒就成了包云升的邻居。
祁宽寒由于没有一门手艺，干活没个长的。那老赵倒是个热心人，经常给他留心着，不时给他介绍一份临时职业。后来，老赵认识了一个开面馆的朋友，就把祁宽寒介绍到那家面馆去当伙计，他这才算有了一份固定的职业。祁宽寒后来搬家去了清水塘那里，当时他还在那家面馆打工。抗战爆发的次年，包云升曾在火神殿那边碰见过祁宽寒，攀谈之下，得知对方已经换了一份职业，在大西门“德隆煤炭厂”打工。再往后，就是一直到今年6月份在烈士祠那里看到祁宽寒的那次了。
丁保国寻思，想要祁宽寒的线索就在这一次，所以必须得问个详细。当下想了想，便让包云升仔细回忆那次遇见祁宽寒的情况，尽可能把所有见到的种种细节都说出来，多多益善。包云升想了一阵，说了以下细节：那天祁宽寒穿着白夏布褂子、黑布裤子，褂子没有领口，旧的，已经洗得有些黄了，裤子比褂子新些，赤着脚；那根木头扁担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了，木质黄中透红，光滑得像是有些发光的样子，两个水桶看上去也很旧了，桶里的水装得很满，晃晃悠悠的使旁人看着担心要溢出来溅到自家鞋子。
丁保国一边听一边眨眼思量，待包云升说完后，递过去一支香烟说：“我记得你说过祁宽寒解放前当过挑水夫？”
“是的，他当过挑水夫。”
“那么，你那天看到他的那副样子跟挑水夫一样吗？你再想想。来，把烟点着了，抽着想想。”
包云升受宠若惊地抽着香烟，皱着眉头冥思苦想了一阵，缓缓摇头：“好像不一样……您问不一样在哪里？让我再想想……哦，我想起来了，他没有戴斗笠，脖子上也没有挂一条擦汗的毛巾，而且还赤着脚。”
这就是了！长沙街头的挑水夫，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头戴斗笠，脖挂毛巾，用来遮阳挡雨，擦汗揩灰。祁宽寒没有戴斗笠挂毛巾，还赤着一双脚，那就说明不是挑水夫，而是居住在烈士祠那一带的居民。
这样看来，问题就简单了：只要去烈士祠那边的派出所一查，就可以知道祁宽寒住在何处了。于是，丁保国等人就立马直奔位于长沙北门的烈士祠。
旧时，烈士祠在长沙也是一处著名处所，那是辛亥革命成功后，湘籍著名革命党人蔡锷、周震麟等人联名电请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为纪念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杨任三烈士而筹建的。初时将小吴门内的曾文正公祠划拨改建为湖南烈士祠。后袁世凯预谋恢复帝制，下令将没收的清朝专祠发还，湖南烈士祠遂被封闭。1916年傅良佐督湘，寻得长沙北门吊桥边年久失修的关帝庙改建为湖南烈士祠，该祠至1918年建成。1938年11月，国民党提出“焦土抗战”，于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烈士祠被焚毁，所存殿前厢房破烂不堪。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拨款修建，但也只是草草盖了一个正殿，难复火前旧观，焦、陈、杨三烈士像则被拆移至烈士祠西边门首，以木栅栏围之供人观瞻。
丁保国四人找到了派出所，报出了祁宽寒的姓名请求协查。当时公安民警都在忙着搞“镇反”，派出所方面说户籍材料倒是完整的，可是一时没有人替他们查阅。丁保国说那我们自己查阅吧。于是就自己动手查阅，可是一番折腾后却没有查到。这不是奇怪了吗？侦查组成员小郭参加工作后，曾在派出所干过一段时间，他说户籍登记遗漏也是有的，要不我们下去找居委会调查吧？丁保国觉得言之有理，反正好歹也得调查下去的，这是唯一的一条线索嘛。
四个人于是向派出所问清了辖区居委会位置，分头前往。居委会热情接待，有问必答。如此一番调查下来，四人重新回到派出所碰头时，还是白板一块，所有居委会都说他们那里没有一个名叫祁宽寒的人！
丁保国这才知道搞侦查要比待在看守所跟犯人打交道麻烦得多，这时天色已晚，于是就回公安局去。四人都是吃供给制的，去食堂弄了些剩饭残菜填了肚子，就在食堂院子的葡萄架下坐着继续分析案情。这里就体现出经验丰富与否的差别了，他们四位全是生手，于侦查工作都是门外汉。聊着聊着就不知不觉地跑了题，发现后赶紧扯回重新议，议来议去却总是不得要领，眼见得已过午夜，只得歇息去了。
丁保国上了床还是睡不着，眼前老是晃动着一个模糊的挑水汉子。好一阵终于睡着了，但一会儿又醒了，这回眼前晃动着的是包云升那张脸了。他忽然一个激灵：何不如此这般？
所谓“如此这般”，就是丁保国头脑里冒出的一个新念头，想把检举人包云升弄到烈士祠那边当初碰见祁宽寒的地方去走一趟，或许能够触动那主儿的什么灵感，回忆起有用的细节来。
次日天明后，丁保国就对郭、余、沈3个助手说了这个思路，那3位也是走投无路，自是赞同。雷公堂看守所那边，丁保国还有着一份面子，也没办理什么手续就让他们把包云升带了出来。包云升对于丁保国的思路却是难以领会，所以也没有什么意外情节可以回忆的，只是按照丁保国的吩咐领着他们到了那天碰见祁宽寒的那个位置，指着烈士祠门前那口水井说，祁宽寒就是从那个井台上挑着一担水走到路边的，两人打了个招呼后他倒是驻了步，但是祁宽寒却匆匆走进了烈士祠右侧的那条小巷。丁保国说，那我们也进去走一遭吧，看有没有运气正好撞上那主儿。
一行人进了小巷，一侧是烈士祠的围墙，另一侧是居民住家，有的开着门，有的关着，看来家里没人。穿过小巷到了尽头，却是一块空地，正中有一株高大的银杏树，空地两侧各有一条小巷，丁保国说咱们兵分两路各进一条巷子去看看，回头在这银杏树下会合。
这两条小巷都不长，尽头是另一条马路。两路人马返回银杏树下会合了，皆无收获，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把包云升押回“雷公堂”后，丁保国说索性就在看守所找个地方坐着聊聊吧，群策群力，看是否有什么新思路。议了一阵，没有议出什么新思路来，倒是丁保国有了一个感悟。他说，咱从源头上来看这个问题，祁宽寒挑水是为什么？无非一是吃，二是用。靠着烈士祠门前那口水井吃用的居民住户想来是有个数额的，10家？20家？30家？说个大数是100家吧？我们一家家跑上门去走访一下如何？这总能找到那个挑水的主儿了吧？
一番话说得众人一齐喝彩，都说这虽然是一个笨办法，但是肯定管用。这时，向丁保国下达侦查任务时也在场的一位姓宁的领导，正好带着两个记者来“雷公堂”采访。丁保国便上去把他扯到一旁悄悄说了这个主意，问这样做是否合适？宁领导听了大笑，说看来局党委没有点错将，小丁同志你还是行的。又放低了声音关照道：得穿着便衣去，请居委会人员陪同，就说是市里下来调查饮水质量的，免得打草惊蛇。丁保国大喜，连连点头说照办照办，完全照办！
用这个笨办法一查，果然找到了线索。
三、
丁保国和小郭、小沈、小余一起去了烈士祠门前的那口水井，坐在井台上聊天。那是一口古井，井围是用一整块白山石雕制的，面朝南镌刻着3个大字，以红漆相描，老远就能看见：湘水井。丁保国几人正赞叹着那字写得好时，来了一个打水的老汉，说字写得好没什么，要紧的是水好，这口井里的水清澈中透着些许甜味，不信你们几位可以尝一尝。
丁保国一听正好找到了话头，于是就跟那老爷子搭上了话，打听附近一带有多少人家是饮用这口井水的，又在无意间听说这老爷子的儿媳妇是居委会主任，当下就自我介绍说是市里下来调查当地水质的，正好要去居委会。老爷子非常热情，连水也不打了，马上带着他们到居委会，让儿媳妇出面接待。
丁保国说了调查水质的来意，言明根据上级的要求，凡是被列入调查区域的居民必须家家户户都访问到。当过小学老师的小沈拿出了笔记本，让对方口述各家居民的姓名，一一记下来，每行后面留着空白准备记录调查内容，那副架势还真有点像搞调查的。居委会主任自然相信，于是就领着他们一家家走访。
顺着包云升所看见的祁宽寒挑水过来的这条小巷，算下来饮用湘水井的居民，一共有35户。查访到第29家时，终于捕捉到了线索。那是一户劳动人民家庭，户主姓金，铁路上的扳道工人，今年春上出了工伤被轧断了一条腿，目前闲养在家，妻子是提着篮子卖卖瓜子、花生的小贩，有两个18岁的双胞胎女儿，都在纱厂当工人。侦查员上门才跟独腿老金搭上话头时，他的妻子提着篮子回来了。居委会主任便介绍说这是老金的爱人，姓祁。丁保国忽然一个激灵，马上想到这个女人会不会是祁宽寒的姐姐？于是便问老金大哥工伤后是谁去挑水的。老金回答说初时是两个女儿去抬水的，有时小舅子过来相帮挑上一缸，后来一个女儿谈了个男朋友，就由那小伙子挑了，一个星期来两次，每次换满一缸就能用3天呢。
小郭机灵，马上递上一支香烟，把话题转到了“小舅子”身上。老金哪知人家是专为调查他那小舅子而登门的，口无遮拦，说了小舅子的情况：姓祁名宽寒，38岁，是大西门正泰碾米厂的机修工，因为是穷苦人出身，解放后翻身感特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是厂里的积极分子，被选为工会委员，正争取加入共产党呢。
丁保国终于松了一口气，寻思总算老天爷不负苦心人，这两天的折腾没有白辛苦一场。4个人立马奔大西门派出所，跟所长一说情况，所长便给正泰碾米厂打电话询问是否有祁宽寒这个人。对方答称属实。于是，派出所就出动一个民警陪同小郭、小沈前往碾米厂把祁宽寒“请”了过来。
讯问就在派出所进行，由丁保国和小余进行。祁宽寒一脸茫然地望着这两个满口东北口音的侦查员，不等他们开口就主动发问，说同志我不知您二位找我有啥事？是不是有什么案子需要我协助你们提供线索什么的？小余说祁宽寒你还挺聪明的，一猜就猜着了，不错，我们是要向你了解某个案子的情况。这个案子已经发生多年了，是抗战前的事儿了，你一定是熟悉的，是什么案情你心里清楚得很，我们也不提醒你了，你自己说吧。
祁宽寒一听就傻眼了，连连摇头道：“这……二位同志，我说这抗战前的案子，已经过去十几二十个年头了，我那时还年轻，怎么会知道呢？您二位是开玩笑吧？”
丁保国开口了，说老祁你也知道这一阵国家正搞“镇反”运动，大伙儿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公安民警更是手脚不停，哪有闲空跟你这样一个碾米厂的机修工开玩笑？你说你那时还年轻，时间又隔得过于久远了，那么帮你回忆一下也是可以的，我提醒你4个字，准保你一听就心知肚明了——“湘春面馆”，怎么样？明白了吗？
原以为祁宽寒一听这个名字准定是谈虎色变蓦地一惊，哪知这主儿脸上神情依旧。这下，倒是丁、余两人的神情有些异样了，睁大了眼睛盯着对方，丁保国道：“湘春面馆！听清楚了吗？”
祁宽寒点头：“听清楚了。我知道湘春面馆，我去这家面馆吃过面的。可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在湘春面馆干过吗？”
“没有。”祁宽寒还是一脸坦然。
如此坦然，就令丁保国两人头痛了，因为他们手里并没有更多的线索向对方摊牌，至于证据，那就只有包云升的检举了。对，就说说包云升。于是，丁保国问：“向你打听一个人不知你是否知道——包云升，听说过吗？”
“没有！”祁宽寒的回答几乎是紧接着丁保国的话头就干脆利索地蹦出来的。
他妈的！丁保国气得差点拍桌子。他和小余交换了一个眼色，站起来对祁宽寒说：“这样，你在这屋里坐着别动，一会儿再跟你说话。小余，咱们出去一趟。”
丁保国两人去了隔壁屋里，那边，小沈、小郭两个人正耳贴着墙壁偷听讯问。小余望着他们，一脸苦笑道：“这龟孙什么都不认，依我的性子直想抽他！你们说咋办？”
郭、沈两人不吭声，望着丁保国。只见丁保国卷了支烟，抽着，仰脸朝着天花板，眼睛时开时闭，不时长吁短叹。抽了半支烟，他把烟掐灭了往屋角里一扔：“有了！”
三双眼睛都紧盯着丁保国，指望从他嘴里蹦出一个好主意来。丁保国嘴一张却是3个字：“放了他！”
郭、沈、余三人听了都是一个睖睁：放了他？这是什么意思？
丁保国没有开腔作答，只是做了个肯定的手势。小余忍不住了，悄声道：“老丁，不能放啊，一放他就逃啦！要不，咱去把包云升提过来，或者把祁宽寒弄到‘雷公堂’那里去，让他们两个来个当面对质！”
郭、沈异口同声道：“对！”
“他要是还来一个死不承认——包括根本不认识包云升这个人，那怎么办？”
那三位一想，还真有这种可能，于是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了。丁保国于是说出了自己的主意：与其把祁宽寒留在这里耗着，倒不如玩一招“欲擒故纵”之计，把他放了，然后日夜不停地盯着他，如果他心里有鬼，那肯定要有所动作。20年前这主儿还不过是一个18岁的小子，能有多大能耐？而包云升的检举中也说过祁宽寒当时自称是跟在面馆老板后面折腾的，那个“一炷香”姓粟的老大还请湘春面馆老板吃了一顿饭，赠送了礼物。因此，我断定祁宽寒当时扮演的不过是一个小喽罗的角色。现在，我们传讯了他，这就等于是打草惊蛇了。他一旦恢复自由，要做的事情肯定是向当年他的后台、同伙通风报信。这样，我们就有了证据，如果是信件，那是书证；如果是当面通风报信，那对方就是人证，又是同案犯。只要两个人落网，何愁审不出口供？
丁保国的这个主意令他的3个部下大为佩服，一个个听得眉飞色舞。于是丁保国就指定小郭、小沈两个没有跟祁宽寒照过面的侦查员负责日夜监视祁宽寒，即刻上岗，待在派出所门口等着祁宽寒出门后开始跟踪。
然后，丁保国就重新去讯问祁宽寒，当然还是问不出什么来，于是就说，既然你没有在湘春面馆干过，那咱们就不跟你说什么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小郭、小沈两个跟踪祁宽寒，见他离开派出所后回到了碾米厂。两人悄悄一打听，得知这家工厂是有前后门的，于是就分别盯着两道大门。丁保国也没闲着，当下就请派出所给碾米厂的党组织领导打电话，他想请对方协助留神监控祁宽寒。派出所长说抱歉得很，这家工厂目前还没有建立中共党组织。丁保国问那里是否有党员同志，找一位过来谈谈。派出所长于是就把有着中共党员身份的工会主席找来了。丁保国向对方简单介绍了情况，要求对方尽可能对祁宽寒进行厂内监控，看他是否有什么通风报信的举动。工会主席一口答应，说我马上安排人去做，老丁同志你放心，我会让他们注意保密的。
丁保国又想到郭、沈二位日夜跟踪可能力不从心，想向领导请求增派人手，但又暗忖眼下哪一个摊子的人手都非常紧张，是否抽得出增援力量很难说；再说这案子八字还没一撇，也不好意思向领导开口啊，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事情还得解决，于是灵机一动，想到了把小余派到“雷公堂”
去当临时看守员，换一个脑子活络手脚灵活的看守下来暂时干一干跟踪的活儿。当下过去一说，代替他执掌“雷公堂”的副所长自无二话，连连点头，说老丁你那边如果人手还不够，多借两个去相帮也没有关系，我这边安排得过来的。
这样，小郭、小沈和那个看守3人轮流跟踪，硬是悄然跟踪了祁宽寒整整两天，晚上也没闲着，上下半夜各留一人在祁宽寒住所附近轮流值守。可是，出乎意料的是，祁宽寒竟然完全是一副老实相，家里厂里、厂里家里两点一线踩得安安分分一点也没偏。这下子，丁保国反而沉不住气了，寻思是这小子真没啥问题呢，还是当初根本没有第二人参与那事儿？再有就是确实有人参与，可是早已跟祁宽寒断了联系，所以他根本不必担心，也就谈不上通风报信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三天，正当丁保国把一根肠子想得七上八下胡乱翻转时，他忽然接到正泰碾米厂工会主席的电话，说秘密扣下了一封写给祁宽寒的信件，问丁保国是否要看一看。丁保国初时闹了个激灵，寻思怎么冒出一封信来了？转而一想，这时冒出一封信来肯定不寻常，说不定就是破案的线索啊，于是赶紧跟对方约定在派出所见面。
工会主席扣信件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地下党员倒是一块从事公安侦查工作的好料，他接受丁保国的委托答应监控祁宽寒后，回到厂里就作了布置，根据祁宽寒在厂里的活动范围，分别安排了可靠的积极分子进行秘密监视。考虑到通风报信还有电话和信件，他就给门卫室打了招呼，让门卫悄悄留意祁宽寒是否来拨打电话，如果拨打就需记下电话号码；如果有寄给祁宽寒的信件，则须在第一时间把信扣下后立马通知他。在这等严密的控制下，一封寄给祁宽寒的信件就落入了工会主席的手中。
这是一封什么信件呢？丁保国拿在手里不敢随意动，一番考虑后，他想起“雷公堂”那边关押着的犯人里有一个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被派到邮政局里专门负责查看被认为是可疑的信件的，想来拆信是一把好手。于是就去了雷公堂看守所，把那个犯人提了出来，问他是否能把这样一封信完好无损地拆开。那特务说这是他以前的“工作内容”，保证没有问题。于是就让他拆，果然手到成功，拆得完好无损，技术含量甚高。
丁保国一看信的内容，真是又惊又喜。这是一封写在寄去的原信上的回信，去信回信都只有寥寥数语，但对于丁保国却是求之不得，足矣！
去信是：公安局已找过我，讯问当年之事，没有吐口，无事。(小寒)(嘱：阅后即毁！)
回信是：知晓！可能也会找我？(项)
显见得这是祁宽寒写给项姓同伙的一封通风报信函件，那姓项的收到后，没有按照祁宽寒的关照把信件毁掉，可能是为了使祁宽寒放心，所以就把原信寄了回来。不承想到的是这封信竟会落到侦查员手里。
丁保国看着信，心里对于祁宽寒是如何避开侦查员的监视发出这封信的感到奇怪。也许是小郭的监视没有到位，中间出现了空当？后来查清楚，原来祁宽寒从派出所一回到碾米厂后，就写了这封信，是通过停在碾米厂后面河边的运输船上的熟人代为邮寄的。
丁保国当时也顾不上追查此节，要紧的是把那个姓项的主儿拿下了再说。可是，这封信件的信封落款只有“内详”两字，没有项某的地址。上哪里去抓项某？那么先动祁宽寒？这个念头很快就被丁保国否定了，他已经领教过祁宽寒坚不吐口的抗审能力，觉得没有把握一定能使其如实招供。究竟怎么办？他决定想一想再说。
丁保国在“雷公堂”一直想到傍晚，也没有想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正没奈何时，小郭忽然风风火火而至，报告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四、
小郭、小沈和那个临时相帮监视祁宽寒的看守3人日夜轮值执行监视任务，辛苦了两天两夜还是没有收获，心里免不了窝着一股火。正嘀咕着如何办才好时，这天黄昏，跟踪祁宽寒回到家里，忽见一个身形瘦长、年约五旬的男子进了祁宽寒的家门，待了没多久就告辞了，祁宽寒客客气气将其送出了门。
这时正是小郭和那个看守员值勤，当下小郭就对看守员说，老兄你还是在这边待着，别让祁宽寒那主儿玩了调虎离山，我得去跟踪这个家伙，看他是哪路货。小郭这一跟踪，就跟到了省城东侧的观音祠堂，见那人进了祠堂对面小巷第二家，于是记下门牌后，马上跑来向丁保国报告。
当下，丁保国听着心里一喜：那个瘦长汉子，也许就是项某，或者是项某派来的人，可能是有什么紧急信息需要传递。于是，丁保国就决定去观音祠堂那里走一遭。他和小郭到了那里，先去了派出所，请民警悄悄向居委会一打听，那户居民果真姓项，那个瘦长汉子就是户主，名叫项盼霖，经营着一家糕团店铺。
小郭当下就跃跃欲试要马上传讯项盼霖，丁保国想了一想，说不着急，我们可以等两三个小时再下手。小郭问为什么，丁保国笑而不语。
当晚9点，项盼霖进了派出所，丁保国和小郭对其进行讯问。丁保国先问了对方的姓名年龄，又问在干什么营生，听说是开糕店的？项盼霖点头，说：“对！对！小号就开在观音祠堂南侧路口，名叫‘大千糕团’，已经开了七八年了。”
“那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呢？”
“以前？那我干的活儿多哩……”项盼霖正扳着指头要细说时，小郭冷不防发问了，说你是否知道长沙以前有家“湘春面馆”？那主儿一愣，脱口说也是他开的。
丁保国大喜，寻思总算没有找错人，直接找到正主儿了。于是也不跟对方罗嗦了，拿出了那封信件，说你看见了吧，这是你写给祁宽寒的，黄昏时你也到他家里去拜访过了，这一切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你离开后，我们已经跟祁宽寒接触过了，好了，话点到这里为止，接下来应该是你自己说了，共产党的政策最近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你也是知道的，你打算怎么样自己掂量着办吧。
小郭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丁说过两三个钟头再找这主儿，就是为了使这一招计谋。看那项盼霖，已经是满头大汗，一张脸面白得不像人样。稍停，项盼霖开口了，却使满怀希望的丁保国大失所望，他说自己不知道犯过什么事儿，要不，你们把祁宽寒叫来，让他给我启发启发？
这一招厉害，差点让丁保国目瞪口呆。他又捺着性子跟项盼霖交待政策宣讲，但这家伙硬是不吭声。看看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丁保国于是就决定把项盼霖带到市局去，暗忖到这一步了还攻克不了这一关，那他今后也就没法在这公安队伍里干了。
丁保国和小郭把项盼霖往市公安局带的路上，脑子也没闲着，一刻不停地在转着念头。到了市局，将项盼霖安顿在一间空着的审讯室里后，小郭冲丁保国打了个手势。丁保国便知小伙子有什么主意了，两人退到门外，丁保国听小郭低声说了几句，不禁脸显喜色，连连点头，示意小郭立即去实施。
却说祁宽寒经警察传讯之后，这两天一直心神不定，晚上睡不好。这天项盼霖来访之后，方才觉得安宁了些，当晚很早就歇息了，哪知睡到半夜，却被敲门声惊醒。来的是派出所民警和小郭、小沈，二话不说，逮了就走。
祁宽寒被押解到市公安局，经过项盼霖被羁押的那间屋子时，小郭、小沈驻步跟门口站着的侦查员小余说话。祁宽寒心神不定地站在一旁，忽然听见屋里传出丁保国的声音：“项盼霖你家里目前有几口人？”
祁宽寒大吃一惊，只听见项盼霖回答：“我家有8口人，我、堂客和3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和一个孙子。”
“老项你真是子孙满堂啊！”丁保国由衷地感叹道，“抽支烟。”
稍停，丁保国又开口了，声音带着点亲切：“老项，我理解你目前的处境，老实说，我觉得你今天的态度很好，有什么说什么，知道多少说多少，不知道的就不知道。党和政府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刚才我也已经向你宣传过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这个……”
祁宽寒还竖着耳朵想听下去，但小郭、小沈和小余已经说完话了，朝他一挥手：“走！”
祁宽寒被送到离羁押项盼霖的那间屋子很有一段距离的一间小屋内，让他坐下，两个侦查员待在一旁盯着他不说话，令他心惊肉跳。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丁保国进来了。先把一沓材料放在桌上，也不看祁宽寒一眼，只是煞有介事地翻阅着。祁宽寒跟丁保国打过交道，知道这是负责人，他忍了又忍，最后还是壮着胆子开了口：“唔，同志……不，先生……哦，首长……你们半夜把我叫来不知有什么事情？”
丁保国把祁宽寒写的那封信一折两半，以掩住项盼霖的回信内容，对着祁宽寒展示：“这字，是你写的吧？”
祁宽寒的脸顿时煞白，瞠目结舌！
丁保国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缓和了语气从容念道：“‘公安局已找过我，讯问当年之事，没有吐口，无事。小寒’，唔，小寒是你吗？还有呢：‘嘱：阅后即毁！’人家项盼霖肯毁掉吗？一毁掉，证据没了，政府怎么相信他的坦白内容呢？你说是吗，小寒？”
祁宽寒那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瑟瑟发抖。
丁保国说：“政策早就向你宣传过了，你如果要争取从宽，那么还有一点时间。不要从宽的，那就不必吭声，看我们是如何对待抗拒分子的！”
祁宽寒以为项盼霖已经交代了，终于心动了，小心翼翼地问道：“现在说清楚还来得及？”
“那当然，即使到了看守所，觉悟提高了，想坦白交代了，也还来得及嘛。当然，你们做的事情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你如果不想交代，政府还不是照样能够处理？”
祁宽寒的心理防线终于被丁保国彻底击毁，于是就开口交代。这一交代，反倒使侦查员高兴不起来了！
祁宽寒交代说，当年，他是湘春面馆的一名小伙计，因为介绍他进店的老赵跟老板项盼霖的关系很铁，所以项老板对待他要比对待其他伙计好些，两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亲近些。当然，祁宽寒沾着这份光能够获得一些好处，但也得付出比别人多些的辛劳，比如，每逢雨夜生意差时，面馆不需要原定的人手留着值守夜班，项老板往往就点到了祁宽寒的名字让他留下，陪同老板本人留在店里。这种值守夜班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最多是能吃一碗用高汤下的光面条。
一个雨夜，生意出奇地清淡，项老板照例让其他伙计回家，单叫祁宽寒留了下来。两人坐在店堂里，望着外面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夜雨发呆。看看时间不早了，正要封了炉子关门打烊时，忽然来了一个浑身淋得精湿的少年。项老板一看他那身褴褛衣衫，一张脸就沉了下来，说小叫花子你别跑错了门户，这里是馆子，不是育婴堂！那少年看上去有十四五岁模样，个头瘦小，因为受了冷说话有点颤抖，但底气很足，说知道你们这儿是面馆我才进来的，你是老板？好得很！给我来二两酒、一斤牛肉、一盘炒鸡蛋，完了再下碗面，汤多加点辣！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掏出个用两条手帕扎的小包包，沉甸甸的看着坠手。一打开，项盼霖和祁宽寒的两双眼睛顿时定格——里面有一大一小两根金条、几个金戒指和10枚银洋。
小叫花伸手拿了一枚银洋，用两个指头夹着吹了吹，凑到耳畔听着，笑道：“真货，正宗袁大头！”放在桌上，不无得意地看了看项盼霖，“一块大洋吃这么一顿，足够了吧？唔？”项盼霖点头笑道：“当然！当然！小……小孩子，你这些黄白之物是从何处得到的？”
小叫花回答：“一不偷，二不抢，三不骗，咱自有咱的来路，是光明正大之物！”
后来项盼霖和祁宽寒分析，认为这个手帕包包可能是小叫花从哪里捡得的。
用祁宽寒的说法，当时首先动劫财脑筋的是他。他想从小叫花那里把黄金银洋抢下占为己有。他在厨房里悄悄对项盼霖一说，项盼霖大点其首，说一不做二不休，要么不动，动就连人一起动，结果了小叫花的性命算了！祁宽寒比项盼霖小十多岁，再说人家又是老板，当下自然听项盼霖的。这样，那雨夜登门的特殊主顾就被两人活活勒死，尸体扔进了面馆后院的那口枯井。所获赃物，项盼霖分给祁宽寒一根5两重的小金条。
侦查员听着，原以为后面还有下文，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袭杀红三军团执法队制造6命血案的事件，哪知祁宽寒的供述到此就结束了。小余低声喝道：“往下讲！老实点！”
祁宽寒却只是摇头：“没了！我和项盼霖就做了这件事啊！”一边说一边用怪怪的眼神望着侦查员，可能心里在想，我已经交代出谋财害命的大案了还不老实？
丁保国于是就去提审另一块花岗石，那项盼霖刚才被丁保国施计灌了一阵迷魂汤，还自以为天衣无缝，起初也还是意欲“守口如瓶”，但一见他寄给祁宽寒的那封信，眼神就异样了，情知祁宽寒那边发生变故了。等到再听小余略微点了点祁宽寒所交代的内容，脸色倏变。这个家伙可能最近很关心报纸、电台关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镇反”运动的宽严政策，马上叫着“我坦白我坦白，我要走从宽道路”，跪倒在地，冲侦查员胡乱磕头，被小余一把扯了起来。
于是他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交代，说的情况跟祁宽寒基本一致。因为这个“基本一致”而并非完全一致，所以侦查员对于两人的供述基本上是相信的。但是，“袭杀红三军团执法队事件”呢？丁保国当然要盯着项盼霖追问，这主儿可是当年这起血案发生现场的老板！但项盼霖对于这起血案的情况虽然能够陈述清楚，但坚称自己跟血案的发生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祁宽寒呢？他跟血案有没有关系？
项盼霖的回答更是出乎侦查员的意料：“小寒那时还没到湘春面馆来干活呢！他是红军执法队被害后的第二个年头——哦，我想想——对！他是第二年的立夏才过来的，是开布店的赵老幺介绍的。”
侦查员折腾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未能获得破案的线索，难免颇有些沮丧。次日上午，丁保国硬着头皮前往领导那里汇报侦查情况，正要检讨，领导开口了，说小丁同志你还真不简单啊，自己是新手，领着3位没有侦查经验的新同志在短短数日内就侦破了一起谋财害命大案，应该受到表扬。这一说，丁保国才有点高兴起来。领导又指示让他去把被害人的尸骨找到，砸定这起案件。至于那起袭杀红军执法队案件，我相信你们是能够找到线索，圆满侦破的。
丁保国于是让侦查员把项盼霖押上，去找被害人的尸骨。当年的湘春面馆一带已经在国民党的“焦土抗战”中被那场著名的大火烧了个精光，现在的房屋是后来建造的，但基本格局还是与原来无异。所以尽管那口抛尸的古井已经不在了，但项盼霖经过仔细辨认，还是找到了古井的位置。挖地数米，终于起出了一具少年人的尸骨。
至此，谋财害命案是被意外侦破了，但专案组要干的正活儿却还是八字不见一撇。
五、
起出小叫花尸骨的当天下午，专案组四人开会分析案情。议来议去，觉得还是要把寻找线索的着眼点放在项盼霖身上。小郭提出，这个项老板在杀害小叫花那案子中的抗审能力很强，如果没有像祁宽寒那样当时“还没有进店”的“不在现场”之类的铁证，一时很难使人相信他跟袭杀红军执法队血案没有关系的。
另外两个侦查员小沈、小余赞同小郭的观点，说这个项老板见财起意敢冒杀人的风险，如果遇到没有风险的财产型诱惑，难道会不动心？所谓“财产型诱惑”，这里指的是制造袭杀红军执法队血案的势力用金钱财物收买人参与。
丁保国于是决定，就此事分别去提审项盼霖和祁宽寒。祁宽寒已经被查明跟袭杀红军执法队确实没有关系，当时他还没去湘春面馆干活，之所以也要提审他，是想了解在他跟项盼霖的长期接触中，是否听项盼霖提起过袭杀红军执法队血案之事，因为在包云升的检举中，祁宽寒对于该血案是有过议论的。
小郭、小余提审了祁宽寒，他已经记不得以前是否对于袭杀红军执法队案发表过什么议论了，反复启发也没有效果。于是就转到他以前的东家项盼霖身上，答称也没有留下过关于此事发表过什么议论的记忆。
丁保国和小沈提审项盼霖，开门见山就说到了袭杀红军执法队血案之事。项盼霖自然承认他是知晓这个案件的，而且是现场目击者之一。于是话题就扯到了他这个当年湘春面馆的老板是否跟该案有关上，项盼霖自是连连摇头。丁保国已经领教过项盼霖的抗审水平，当下也不敢指望从其口中获取真实情况，只是让他把事发当时在湘春面馆打工的所有人员的姓名以及目前的联系地址一一说出来，目前联系地址不知道的，就说以前的。项盼霖遵命报出了当年在他的店里打工的6个伙计、学徒的姓名和地址，说这都是目前的住址。
专案组于是逐个访问了这6名当年的伙计，一一进行谈话，作了笔录。然后凑到一起对笔录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有一点似乎可以排除对项盼霖的怀疑——
6名伙计中有5人都说到了事发当天，项盼霖的妻子因严重腹泻而住了医院，他那8岁的独生子“细羊”无人照管，就跟着父亲到面馆来了。在项氏家族中，这“细羊”是个金贵宝贝，项盼霖兄弟7人就这一个小子，属于“七房合一子”，项家的香火传承就寄托在他的身上。因此，项盼霖对“细羊”一向特别留心在意，可想而知，把这样一个金贵儿子带到发生不测的面馆来，显然是一种无奈。那“细羊”在傍晚时睡了一觉，晚上8点钟左右醒来后精神特好，店里店外蹿来奔去。项盼霖看着实在放心不下，就让店里年岁最小的那个学徒放下手里的活儿，拿条板凳放在店门前凉棚下，陪“细羊”坐着讲讲故事玩玩什么的，看住了不让他到处乱跑。10点多钟，红军执法队巡逻组6人来到了面馆，因为天热，就坐在凉棚里的简易座位上，招呼让给每人下一碗光面。几个红军战士看着坐在一旁的“细羊”，觉得挺可爱的，就逗着他玩。片刻，面条上来了，那学徒就把“细羊”招呼到一边，让人家安心进食。对这6名红军战士的袭杀，就是在这一刻发生的。事发突然，枪声一响，那个年方15岁的学徒吓得一个马失前蹄跌倒在地，同时下意识地把“细羊”也扯倒了。事后发现，那学徒和“细羊”由于过度惊吓而尿湿了裤子。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项盼霖应该是不知道这天晚上会在他的店铺发生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的，否则，他不可能把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的宝贝独生子，安排在凉棚里经历子弹横飞真刀真枪的场面。而且，这件事项盼霖自己竟然没有提及，而是被他以前的伙计们提及的，这更加增加了可信度。
这样，专案组成员就一致认为可以将项盼霖的疑点排除。
这时，原先那个领导调到省公安厅去了，换了一个领导抓丁保国这摊子的工作。这位领导把丁保国找去听取对于该案侦查情况的汇报，一边听一边皱起了眉头，看得出他对专案组的工作是不大满意的。果然，听完汇报后，领导问丁保国是否需要给你们派一位经验丰富的同志来协助搞侦查。丁保国是东北汉子，具有一股北方人的豪爽和倔强，如果领导不是在这种场合和以这种态度提出这个问题，他肯定举双手欢迎，而此刻他的犟劲上来了，竟然下意识地一口回绝。领导把丁保国看了又看，最后点头道：“好啊，那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啦！”
丁保国心里憋着一股劲，离开领导办公室后就召集小郭等3人开会，说了领导的期望，又说咱们得抓紧侦查。于是废话不说，分析案情。说来说去，又回到了湘春面馆上，说那次袭杀行动显然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既然有预谋，那就像打有准备之仗那样得对现场进行侦察，而且得保证对手出现在现场。所以，可以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肯定，对手事先是对袭杀目标的活动规律、路线、位置进行过侦察的。那么，湘春面馆方面的人，事后对于这种侦察活动有所察觉吗？如此一分析，包括丁保国在内的4个侦查员心里就都萌生出一种祈望：最好果真有这种情况，那就是线索了。
于是就作出了一个决定：把当年湘春面馆的6个伙计召集来举行一个座谈会，一起聊聊这个情况。
这6个伙计，在湘春面馆被大火烧毁被迫歇业后，就自谋出路各奔前程了，十几年过去，现在有两人自己开着店铺当了老板，3人当工人，1人去长沙郊区杨家庄做了一户富裕中农家的倒插门女婿。专案组要把他们召集来，也不是一桩说做就能做到的容易事儿。那两个自己开店铺和做倒插门女婿的倒还好办，行动可以不受工作时间的限制，那3个当工人的就得通过组织出面了，侦查员得一一联系工厂的工会，通过工会再跟老板打招呼。如此折腾了两天时间，总算把他们集中到了当年湘春面馆附近的一家茶馆。
之前由于已经访问过这6位，所以他们都知道要调查的是什么情况。丁保国也没有多费口舌做什么动员，就把意图说了说，请众人回忆。由于要充分启发各人的思路，所以这种座谈就没有限制和提示，只要发言者认为要说的话是跟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有关系的，就可以自由发言。这些当年的伙计自然都认为他们这6人肯定是没有什么嫌疑的，加上老板的疑点也已经被排除，所以就把话题集中在其他店铺上。当时跟湘春面馆做邻居的店铺一一随着他们的回忆被记录于侦查员的本子上，有茶馆、木材行、米店、布店、中药铺子、香烛店、家具店、茶叶店、豆腐店，等等。这些店铺晚上都是不营业的，而对于袭杀目标的侦察，必须得在晚上同步进行，所以，如果是这些店铺的人充当袭杀事件制造者的线人收集情报的话，那么他们就得在晚上露面，而且不止在一个晚上露面，这样自然就难逃湘春面馆这些伙计的注视。可是，这六位回忆下来，对此却没有印象。
侦查员启发道：那么，是否有其他人连续几个晚上来湘春面馆用餐而又故意磨磨蹭蹭不肯离去的呢？
那六位根据这一思路又苦苦回忆，也没有什么印象。
这样，丁保国就明白了，看来这个座谈会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只好另辟思路了。座谈会结束四名侦查员回到市局后，一个个沮丧无比，连晚饭也没心思吃。
就在这当儿，忽然门口警卫室打电话进来，说有人找丁保国。丁保国以为是哪个战友什么的，也没心思见面，说让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几句话就行了。电话一接，却是先前参加座谈会的六人中一个姓易的，现今正是茶叶店老板的那位，他说丁同志，刚才散会后我想起了一个情况，不知是否需要向你反映一下？
丁保国顿喜出望外，连忙派小沈去门口把他接了进来，因为条件简陋，就在一间空着的审讯室里接待了对方。这位易老板是上海人，后来入湘定居，当年是湘春面馆的收银员，被尊为“账房先生”。因为店小，专司收银未免有些空闲，有时便还见缝插针相帮干些杂活。此刻，易老板去而复归是要向侦查员反映一个刚刚回忆起来的情况：他记得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发生前的几天里，有一个脸孔陌生的癞痢头少年每天晚上到面馆来，有时要一碗面条，有时要二两烧酒，总是坐在店堂里靠窗口的那个位置，一个人慢慢地吃着，一坐往往要个把多小时。发生袭杀血案的那天晚上，那少年没有来。后来，也没有见过此人。
专案组对于易老板反映的这一情况甚为重视，次日即分别去找其他几位伙计，请他们回忆是否见过这个癞痢头少年。结果有两个当时专司跑堂之职的伙计也回忆起来了，都说确实有这样一个少年人，大约在十五六岁的样子，个子长得不高，不过那副举止倒已经有点老成的架势了。袭杀事件发生的前夜他最后一次来面馆喝酒时，为了一碟猪头肉的数量多少，差点跟面馆伙计吵架，还是易先生劝住的。
这样，侦查员就对这个癞痢头少年产生了兴趣，可是上哪里去查访这个少年人呢？这不是大海捞针吗？专案组几经研究，还是不得要领。丁保国想起领导的期望，急得生了满嘴的燎泡。
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四天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了。第五天，处于进退两难尴尬境地的丁保国忽然接到通知让去见领导，丁保国顿时心惊肉跳，寻思上回领导出于好意要增派经验丰富的同志协助侦查，被我回绝了，此番可怎么说？不想领导倒没有说什么，只是给了他一份材料，说这是湘潭公安局转来的，可能与你们侦查的那个案件有关，你拿去看看。
这份材料是一个姓黎的在押反革命分子被捕后，写给公安局长的一份提供线索的信函，内容是完全针对1930年8月4日长沙发生的那起“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的。黎某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抗战期间奉命在长沙一带活动，跟多个土匪帮伙有较多的接触。据他说，大约在1940年左右，他在跟一伙土匪一起喝酒时，曾经听其中一个说起过长沙发生的“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那人说那是宁乡“白虎帮”所为，他们是为报“鼎丰银楼大劫案”的失利之仇。原计划要袭杀红三军团红五军红六师政委彭雪枫，因为是彭雪枫下令制裁鼎丰银楼劫案作案分子的，可是由于彭雪枫那天晚上，忙于参加部署红军撤离省城的会议未去湘春面馆吃夜宵，所以“白虎帮”就拿红军执法队巡逻组开刀。据说，那是通过“白虎帮”在长沙的眼线“柏胡子”获得的情报。
丁保国一看之下，觉得这可能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于是跟郭、沈、余三人一番商议后，作出决定：丁保国和小郭前往湘潭提审在押犯黎某，小沈和小余在长沙调查“鼎丰银楼大劫案”是怎么一个案子。
丁保国和小郭前往湘潭，连夜提审了“军统”特务分子黎某，但黎某所能提供的情况并不比他写给公安局长那封函件中的多。最主要的是，他无法提供告诉他情况的那个土匪的姓名，不是他忘记了，而当时因为喝酒的人多且杂，他压根儿没去打听那人姓甚名谁。
沈、余两人调查“鼎丰银楼大劫案”倒是获得了详尽的材料，这一案件情况如下——
鼎丰银楼是一家开张于1929年秋天的首饰店铺，老板孙敬奎祖籍江苏苏州，出生于长沙，其父是清朝进士，当过清朝的四品文官，后辞官定居长沙。孙敬奎自幼聪颖，青年时出洋留学，回国后在武汉、南京、上海经商，积蓄了相当资产。1926年因病退出商界，回长沙老家赋闲休养。孙家素有积德行善之风，孙敬奎自然遵奉祖训，地方上但凡有修桥铺路、施粥舍药之类的慈善事，他总是慷慨解囊，因此口碑甚佳，系一小有名气的开明士绅。
孙敬奎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在休养3年后，便在长沙开了一家银楼，专营首饰珠宝。孙敬奎的儿子孙自善系进步青年，当时跟中共地下党暗有联系，曾从老父处数次取款，或直接资助地下党，或购置西药、电池、日用品等输送给红军。据说红三军团首次攻打长沙时，孙自善曾根据中共地下党的要求收集、提供过若干有价值的情报。因此，红军攻占长沙后，鼎丰银楼便被予以特别关照，未受不法分子骚扰抢劫。饶是如此，见多识广的孙敬奎还是不敢大意，吩咐暂停营业，将首饰珠宝密藏于地下室内。到7月30日，见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临时省政府，而进驻城内的红军也已控制了情势，便想是否该恢复营业，增添点繁荣气氛，为共产党捧捧场。
孙老板主意还没打定时，意外就发生了。这天中午，一家人连同几名店员在院子里正摆开了桌子准备吃饭时，忽然有人叩门。一名店员出去一看，门外是一个身穿红军军服的小伙子，背负一支步枪、一顶斗笠。只道人家有什么事，便开了门。那小伙子进门，身后还跟着六个汉子，都是便衣打扮，一脸的凶相。孙敬奎一看便觉得不对，站起身来正待说什么时，大门已经被关上了。与此同时，一长六短七支家伙已经对准了在场的大小十来口！那个冒充红军的匪徒低声喝道：“孙老板，兄弟伙是宁乡‘白虎帮’的，来向您老借点货！”
宁乡“白虎帮”是长沙地区一个土匪团伙，以贪婪、凶残而闻名于三湘。孙敬奎当下听着只暗暗叫苦，还没有做出反应，就已经被对方一把揪住搜去了钥匙，然后就和家小、店员一起被驱赶进了后院的一间空房。匪徒将房门扣住上锁后，留下一个年岁较长的土匪在门外看守，其余人就去店堂搜索首饰珠宝了。
孙老板已经把首饰珠宝藏于地下室的保险柜内了，店堂的货柜内空空如也，匪徒就打开了地下室搜索。那保险柜是德国货，镶嵌于墙内，设有数道密码，匪徒无法对付。正准备将孙老板揪来打开时，忽听见上面传来了枪声，不禁一愣，寻思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白虎帮”匪徒犯了一个疏忽：他们上门打劫时，以为把孙家这边的人口全都控制了，却不料竟漏了那个做饭的厨子肖老四。匪徒进门时，肖老四正去后院厨房里往外端汤，一听前面动静不对，当下便爬墙而出。老头也不知该往哪里去讨救兵，出了小巷劈面正好跟一支红军执法队巡查小组相遇。他不识字，但看见对方胳膊衣袖上比一般红军多了个红布箍箍，上面还写着字，便想大概是管得了此事的，于是就拦住人家报告了。
巡查小组一听，当即将鼎丰银楼的大门和后墙悄然控制，因对方有七人，而且是著名的“白虎帮”悍匪，单兵作战能力自然了得，于是便迅即召集人马增援。少时，一个排的红军就赶到了，于是开始行动。红军爬上后墙，首先一枪就解决了看守孙老板全家的那个土匪。然后跳进院内解救孙老板家小、店员，同时将前面店堂包围起来。
在地下室的六名匪徒情知不妙，当即反扑。他们从地下室出来后，迅速占据了店堂的有利位置，和包围的红军进行激烈枪战。这时，受命主持整顿治安秩序的红六师政委彭雪枫闻报赶到了现场，亲自指挥战斗。彭雪枫是一名智勇双全的骁将，史料记载：“在中央红军进行的历次战斗中，他无役不从，每次都披坚执锐，身先士卒，且多次担任先锋队的指挥员。”对于这样一位将军来说，眼前这六名悍匪不过是小菜一碟。彭雪枫了解情况后，下令：一个也不要打死，全部抓活口，留着开公审大会杀鸡儆猴用！
活口怎么抓法？彭雪枫自有计较。他让人取来石灰用纸包上，先把石灰包投进店堂，然后又用破布蘸上火油点燃后外裹湿棉絮，以长竹竿挑着一个个从窗口里送入店堂。匪徒被石灰和烟雾熏入了地下室，还未来得及关上门，另一批石灰包物已经纷纷投了下来。无奈之下，只得缴械投降。
彭雪枫亲自审讯被捕匪徒，在确认其全系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惯匪后，于当天晚上即召开公审大会，将这六名匪徒连夜全部开刀问斩。
这一当时闻名省城的非常事件，被称为“鼎丰银楼大劫案”。
专案组据此认为，黎某提供的这份材料的可信程度较大，“袭杀红军执法队血案”可能确系宁乡“白虎帮”土匪所为。于是，决定寻找那个向“白虎帮”提供情报的“柏胡子”。
六、
侦查员分析，“柏胡子”这一称谓，通常应是一个人的诨号，而不会是真实姓名。既然跟“白虎帮”这样的悍匪帮伙有来往，那看来此人绝非泛泛之辈，江湖上自然有着一些小名气。所以，这样一个家伙应当去向熟悉当地解放前帮会的人士去打听。
于是，丁保国就去找了湖南省公安厅一位同志，当时他受命正在编写一份用于当前公安侦查工作的资料汇编(后来内部印刷，题名《湘地封建帮会切口》)，经其介绍，结识了一位民主党派人士。此公抗战前是记者，家庭有比较强硬的背景，因为采访需要结识三教九流各类人物，后来抗战时又跟日本人打了许多交道，抗战胜利后和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丁保国登门造访，一说“柏胡子”，对方马上大笑，说那是哥老会的败类，是违犯了帮规让人家赶出来的一个主儿。
丁保国心里一松，问这个人现在住哪儿，我想去找找他。对方说，“柏胡子”现在住哪儿我是知道的，不过你要去找他那可办不到。丁保国暗吃一惊，寻思怎么还有这样一说？正纳闷间，对方说了：“柏胡子”早在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就患病而殁了，丁先生你上哪里去找他？
丁保国顿时觉得就像三九严寒天被人淋了一盆冷水，唯一的希望破灭了。愣了片刻，他总算回过神来，问道：“那么，他的家人后来到哪里去了？”暗忖“柏胡子”死了，也许可以从其家那里打听到什么线索。
对方说：“‘柏胡子’本名柏孟武，娶了大小两个老婆，可能他本人有什么毛病，所以两个老婆都没有生育。他那大老婆和小老婆一向不睦，整天吵得不可开交，弄得‘柏胡子’不胜其烦，最后就把大老婆赶出家门，登报声明离婚。后来‘柏胡子’患伤寒一命呜呼，小老婆卷了他留下的财产一走了之，不知去向。他那离婚的大老婆现今还健在，姓钟，住在西门玉带巷，因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所以只要到那里一说钟婆婆，没有一个人不知晓的。”
丁保国告诉对方，自己因为调查一个案子的需要，很想了解那个死去的“柏胡子”生前的一些情况，想来他的亲属也可能知道点。不料眼下却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看来倒是有点犯难了。说着便向对方请教，询问自己如果去找“柏胡子”那离了婚的大老婆的话，应该怎样说较为得当？对方想了一想，说你就说是记者，想写一写“柏胡子”这个人，如何评价想听听她的意见。然后就顺着她的观点说话，把需要了解的内容夹在话里对她说，她可能会告诉你的。
丁保国返回市局后，找来侦查员小沈，说我们四人中要数你小沈同志文化水平最高了，你还当过老师，那就是正宗知识分子了，看来冒充记者出面最为合适。至于我嘛，就算是给你当保镖的。咱们两个登门采访，我跟派出所说好，让玉带巷那边的居民委员会派人陪同上门，免得老太太心里不踏实。
这个方案果然有效，那老太太见是居委会主任陪同登门的，自然信以为真。居委会主任告辞后，小沈就说明了来意，说我们领导让我写写以前的帮会人物，我听说柏孟武先生的人生经历极为丰富，所以想写写他，老太太您看如何？老太太一听就开口大骂起来，骂的自然是“柏胡子”又娶了个小老婆之事。小沈马上附和，说这需要在文章里予以披露并且批判，老太太您得多提供些材料给我。于是老太太就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听得丁、沈两个几乎忍无可忍，但又不敢露出些许厌烦的神情，只好强打精神边听边记。好不容易等她说完，马上按照事先列出的提纲向对方了解“柏胡子”的社会关系。老太太果然知晓一些前夫的情况，说“柏胡子”的交际很广，跟哥老会、红枪会、一贯道以及宁乡“白虎帮”、临湘“飞天鹞子”、湘潭“一炷香”等土匪帮伙都有关系。
老太太说了一会儿，又把话题扯到了长沙城内的社会交际，也说了一些她所知道的情况，点出了一些人名，小沈都一一记录了下来。接着，就说到了具体所做过的事情。小沈说老太太您尽管放心，您知道什么就说什么，知道多少就说多少，别管好事还是坏事。共产党有政策，对于已经死了的人，即使做了该当千刀万剐的极大恶事，也是决不追诉的，况且“柏胡子”也没有什么亲人，至于您老人家，早就跟他离婚了，我们也查过那份报纸，白纸黑字登得清清楚楚，那就更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尽管放心大胆地说就是。老太太于是说了“柏胡子”生前做过的一些小有影响的事情，果然有好有坏，好的是带头发起搞慈善活动，救济穷人以及修桥铺路建造寺庙，鼓动哥老会对抗旧政府；坏的是给土匪收集情报，坐地分赃，混在土匪中奸污妇女。
丁保国听到这里，马上给小沈使了个眼色。小沈于是便装做好奇似的问：“老太太，听说当初‘鼎丰银楼大劫案’就是‘柏胡子’他给宁乡‘白虎帮’提供的情报？”
老太太不假思索道：“对的！就是‘柏胡子’提供的情报，他用酒灌醉了鼎丰银楼的一个伙计，从那人嘴里套出了银楼的有关情况。那次，他是派城隍庙那里的一个姓李的老头去宁乡给‘白虎帮’送的信。”
小沈假装欢喜：“哦！多谢您老人家了，我总算搞清楚了一个疑点。那么，后来听说‘白虎帮’给他们在银楼案中失风丢命的弟兄报仇，袭杀了红军执法队，那也是‘柏胡子’送的情报？”
“对！那也是他送的情报。不过，那是‘白虎帮’的总舵向大爷飞信让‘柏胡子’干的，他如若拒绝，按照江湖上的规矩，那就是表明他跟‘白虎帮’断交了，而如果‘白虎帮’继续干此活儿正好失了风，那通常就会被认为是被‘柏胡子’出卖的。‘柏胡子’懂这规矩，所以尽管知道这会得罪共产党，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干了。哼，幸亏这死鬼已经去了阎王爷那里，否则如今共产党坐天下了，说什么也饶不了他的。记者先生，我当时是劝他别干的，但他还是干了，不过他自己始终没有出面，而是让‘小癞痢’去探明情况，然后直接通知了‘白虎帮’派来接头的土匪。不过，后来向大爷他们办成了事，特地进城来请客吃饭表示感谢时，‘柏胡子’也去了，还收了“白虎帮”赠送的礼品。那时，红军早已撤出省城了。”
小沈一听“小癞痢”三字，眼睛顿时一亮，随即打听：“‘小癞痢’是哪位？”
“是‘柏胡子’以前雇佣过的一个伙计的儿子，那小子是个癞痢头，所以‘柏胡子’叫他‘小癞痢’。看他人还机灵，有时就让他送送信，打听打听情况，赏些小钱用用。”
丁保国和小沈马上意识到，原湘春面馆的账房易先生所说的少年看来就是“小癞痢”了，暗叹总算不虚此行。于是又打听“小癞痢”的姓名，原以为老太太不一定知晓，哪知她马上说了出来。这个名字一亮出来，真使侦查员大大吃惊，竟然是包云升！
侦查员目瞪口呆了。那个包云升不是这起案子的检举人吗，怎么现在成了嫌疑人了？于是再追问下去，想了解更多的细节，但老太太却再也说不出更多了，于是谢过后便告辞了。
丁保国和小沈返回市局，稍一考虑，决定立马调查包云升是否就是老太太所说的那个“小癞痢”，跟易先生所说的那个少年又是否是同一个人。于是就想到了请易先生等几个对当初那个少年有印象的辨认包云升其人，然后再请老太太辨认。
次日，易先生等几个原湘春面馆的伙计被公安局派车接到雷公堂看守所，在面对着院子的一间屋里靠窗口坐下，然后把犯人拉出来放风。但是，可能是距离隔得较远，也可能是岁月已经过去了20个春秋，总之易先生他们一时都没有认出来。于是，丁保国便让他们干脆直接走到院子里，跟放风的犯人零距离接触。这一接触，反倒是包云升最先认出了易先生等人，一张脸顿时变色！接着，易先生他们也先后认出了这人就是当年见到过的那个癞痢头少年。
那时犯人还没有普遍实行光头制度，包云升还留着较长的头发。丁保国马上让看守员拿来理发工具，命令一个会理发的犯人给包云升理了个光头。这一剃光，就真相毕露了，包云升的癞痢头虽然早已痊愈，但那满头疤痕却是无法消除的。
丁保国等人当即讯问。到这当儿，包云升知道已经大事不好，但还心存侥幸，假装糊涂。但这种抗拒形同纸壁蒿墙，被丁保国问了一句“要不要请‘柏胡子’以前的那位钟太太来对质”就击破了。
包云升终于供认了自己当年接受“柏胡子”的指使侦察彭雪枫的行踪和活动规律，他不但一连数日晚上都去红六师司令部杜家祠堂那边的湘春面馆侦察，白天还积极寻找跟踪彭雪枫的机会，终于摸清彭雪枫每天晚上要去湘春面馆用其伤残补贴费吃一碗光面当夜宵。于是，他就根据“柏胡子”事先的安排，去了“白虎帮”在城外的秘密接头点报告了这一情报。“白虎帮”于是派遣了四名枪手化装混入省城行刺。但那天晚上彭雪枫未去吃面条，土匪报仇心切，于是就对六名红军执法队巡逻战士下了手。事后，“白虎帮”总舵进城设宴致谢，包云升没有资格出席，但获得了土匪托“柏胡子”转交的10枚大洋的奖赏。
本来，这桩罪恶还不一定暴露。但是，包云升因犯强奸罪被捕，他见人民政府公布了“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于是就想把这起大案嫁祸于邻居祁宽寒头上。寻思时隔20年，湘春面馆也早已烧没了，还有谁能说得清楚那件事？而办案人员面对如此一起大案肯定是立功心切，最后还不是祁宽寒倒霉？只要祁宽寒真的被认做案犯，那他这份功劳就是铁定的了。哪知，这起大案竟然被查了个水落石出，反倒把包云升自己给牵了出来！
包云升还交代了事后他从“柏胡子”嘴里听到了那四名袭杀红军执法队凶手的姓名。丁保国将材料转往宁乡方面，很快就传来消息：四名凶手中，一名已在后来的土匪火并中丧生；一名在抗战时投奔“军统”当了特务，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另外两名虽然早已摇身一变成为良民，但材料一到还是立即给查了出来，已经逮捕，目前正在清算以前的其他罪行，不久将依法严惩，死刑肯定是逃不了的。
至此，袭杀红军执法队“悬案”的侦查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附录】
聪明反被聪明误！
侦查员厉害！
愚蠢贪婪的下场～
白虎帮总舵主呢？没交代
陕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胡明朗，赴任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