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68：私家侦探失踪案(纪实文学)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0年第11期
发刊日期：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作者：迟 婴、孙 沉
一、私家侦探失踪
1949年9月5日上午，居住于上海市江宁区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联义坊的市民沈存美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报案称：其夫郁焕崇自9月2日下午出门跟客户谈业务后，至今未归。她自昨天下午起和亲朋好友四处寻访，均无消息，他们都认为郁焕崇可能已经出事了，故前向政府报案，要求公安局出动警力调查郁焕崇的下落。
当时，上海解放才三个来月，类似“人员失踪”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新旧政权刚刚完成交叠更替，部分阶层、家庭、个人所遭受的剧变简直前所未有，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由各种原因引发的人员失踪。派出所、分局由于警力紧缺，警方通常对于这种家属报案失踪的情况接待归接待，但并不立刻作出反应，只是做一个登记，算是履行手续了，然后就让报案人回家等候消息。但是，对于郁焕崇，分局却破例给予了重视。
郁焕崇，1909 年出生于川沙县城厢镇的一个小康之家，十一岁得遇一少林寺出身的游方和尚看中，自愿随其四方游历并学武术。这一去就是七年，回乡时已是一条精悍汉子。自述随老僧学武五年，跟师父分离后又入行伍，因会武，担任旅长卫士，故又练出一手好枪法。其时，郁焕崇的父兄已在一次出海游览时海难身亡，其母也已殁于瘟疫，他成了孤身。川沙县警察局向他发出了聘书，请其出任县局警察国术教官，已经闯荡过江湖的郁焕崇嫌川沙码头太小，婉拒，欲去沪上报考巡捕房。其时，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正在物色“上海保镖”一一这个“上海保镖”指的是专门承担宋子文从南京来沪活动时的警卫任务，平时则护卫宋子文在上海的公馆安全。这类保镖由东家自行支付薪饷，故称为“私人保镖”。宋氏之母系川沙人氏，亲属听说此事后，就向宋子文推荐了郁焕崇。宋子文当面见识了郁焕崇的功夫枪法，很满意，于是，郁焕崇就成了宋子文的保镖。1931 年夏，宋子文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刺客认错目标，刺杀了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庐）时，郁焕崇也在现场，是两个将宋子文按倒在地挺身掩护的保镖之一。
两年后，宋子文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郁焕崇认为宋子文不当官了，应该要减少保镖，于是就主动辞职。宋子文挽留不成，只好同意。宋子文在征询郁焕崇的再就业意向后，遂通过沪上闻人杜月笙将郁焕崇推荐到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做了一名捕探。郁焕崇在法捕房待了两年后，跳槽去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焕崇从公共租界巡捕房辞职，之后他先是做小生意谋生，稍后做起了私家侦探。由于郁焕崇在沪上人头熟关系多，且精明勇猛，行事风格又“江湖”，因此把私家侦探做得风生水起，没几年就做出了名气。
当天傍晚，派出所民警小赵陪同江宁分局的两个便衣登门来了，他向沈存美介绍了这两位同志分别姓吴、姜，是分局刑警队的刑警，根据领导的指示前来了解郁焕崇的相关情况。
沈存美出身商人家庭，三十五岁，初中毕业后做了一名小学老师。她嫁给郁焕崇之前曾有过一次婚姻，十八岁时嫁给一个供职于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的青年罗成功。罗成功是香港人，早年留学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后回香港做内科医生，后来赴沪入职工部局，从事公共卫生管理。婚后，两人过得很幸福，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罗成功奉命前往香港出差，竟然一去不返。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向香港警务处报案，因罗成功早年在伦敦留学，估计有社会关系，故还向苏格兰场（ 伦敦警察厅）发公函要求协查。此外，工部局和沈存美都各自出资在香港、伦敦和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但是，罗成功却是犹如断线风筝，此后杳无音信。一年后，沈存美登报宣布解除与罗成功的婚姻关系。过了一年多，经人介绍，沈存美嫁给了郁焕崇。婚后，沈存美生下一子，今年十一岁。
沈存美不愧是当老师的，表达能力强，思维条理清晰。因此，分局来的两位刑警吴万清、姜少雄没费什么周折，就了解到了相关情况——
9月2日下午，郁焕崇在家午休后，说要出门去跟客户谈业务。沈存美自从十五年前前夫罗成功赴香港出差一去不返后，再婚后对郁焕崇的其他事情不过问，但只要他出门，她必定要问个清楚。最初，郁焕崇以为妻子是唯恐他在外寻花问柳而搞妻管严，颇有抵触情绪。沈存美发现郁焕崇误会了，遂把自己的担忧吐露了，他于是表示理解，以后不待沈存美发问，就会主动予以说明，时间稍长，这便成了夫妻间的默契。这天也是这样，郁焕崇告诉沈有美发问，就会主动予以说明，时间稍长，这便成了夫妻间的默契。这天也是这样，郁焕崇告诉沈存美，他是去提篮桥区商丘路一家白俄经营的“白天鹅咖啡馆”跟客户屠先生见面。他与对方并不相识，是通过朋友老朱介绍的。
屠先生要委托郁焕崇调查亡父遗产情况：屠先生的亡父生前是资本家，在沪上三家大公司有股份，还有分布于市区三个中心城区的七处房产（其中两处是花园洋房），其他还有古玩字画和金银珠宝等贵重细软。七个多月前其父因心脏病猝死时，屠先生在印度尼西亚。屠先生出身富家，属于纨绔子弟一族，少年时迷恋国术，系国术大家王子平先生的弟子，二十年过去，步入中年后的他也成了江南国术界的高手。抗战胜利后，他经常受邀去港澳和东南亚表演及传授中国武术。1948年3月， 受印尼华侨商会聘请，前往雅加达参加为期半年的华侨子弟武术培训班。到9月结束后，华侨商会设宴欢送一干中国武师。宴会进行中，忽然来了当地警察，说这是非法聚会，予以取缔并罚款。众人不服，警察便要拘捕为首的策划者。培训班的弟子当时喝了不少酒，就和警察拉扯起来，随即升级为互殴。事情闹大了，警方抓捕了二十多人，其中也包括没动过手只是劝阻的屠先生。华侨商会虽然请了当地著名的律师辩护，但仍有七人被法院认为有罪，判了刑，其中屠先生被判了六个月实刑。上诉无效，送雅加达监狱服刑。等到刑满出狱， 签证已经过期，又扯了一阵。待等上月中旬回国，老父已经殁了半年，一应遗产被几个同父异母的兄长瓜分，只给他留了位于虹口区海伦路上一套最小最廉价的平房作为住宅。屠先生心有不甘，便欲讨还公道。这当口儿，纵然空有一身本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问了律师朋友朱某，说只有通过法律来解决。上法院打官司是全凭证据，可朱律师试了试后一脸沮丧地说：“屠先生，您那几个哥哥都是狠客，解放前黑白两道兜得转，新社会了没想到还是很有一套……您要想把官司打下去的话，只有找私家侦探去取证。私家侦探也得是狠客，比如江宁区的郁先生。”
于是，吴万清、姜少雄二刑警决定去找屠先生聊聊。屠先生名叫寻道，他说这名字是他十三岁开始习武时改的，原先的姓名按屠氏家族的辈分而取叫“相愿”，他偷偷改了“寻道”后父亲大为生气，勒令改回，但他坚决不肯。因此家里人就视其为另类，再加上他是庶出，其母已病殁，所以在家族里便属于“不待见”分子。言归正传，刑警向他了解 9 月 2 日下午在“白天鹅咖啡馆”约见郁焕崇之事。屠寻道先说了约见事由，跟沈存美所言相符。刑警问那天下午郁焕崇去了咖啡馆没，屠寻道说他去了，是准点抵达的。两人素不相识，不过屠寻道是听闻过郁焕崇的。说起来两人还算是武林同道，因此先聊了会儿沪上武林掌故琐闻，互觉投机。然后，屠寻道就欲把调查遗产的原因跟对方说一说。郁焕崇倒也实在，说：“屠先生，我跟客户谈话进入正题后是计时收费的，您若说到这方面，那就要付费了。这样吧，我把朱先生给我说过的情况简述一遍，您若有补充，那咱们就开始计时，若没有补充，那咱们就从之后所谈内容开始计时。不知您意下如何？”屠寻道点头赞同，对郁焕崇的印象甚好。郁焕崇问过屠寻道并无补充后，说接下来就要计费了，现在是十六时五十三分一就在这时，随着吧台一阵骤然而响的电话铃声响过，一名侍者悄无声息匆匆而至，欠身轻语：“二位先生哪位姓郁？”对于郁焕崇来说，这种走到哪里都有可能会有电话的情况屡见不鲜，所以并不吃惊，点头示意，然后起身前往吧台接听电话。
屠寻道选择的座头距吧台很远，所以对郁焕崇接听电话的情形毫不知晓，无法提供什么。郁焕崇接听电话不过一分钟，然后就回到座头，对屠寻道说很抱歉，他有件急事要去办，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明天再联系。说完，他欠身跟屠寻道握手，道声“拜拜”后出门而去。虽然没有谈妥委托调查取证事宜，但是屠寻道对郁焕崇的印象甚好，当晚见到朱先生时连说郁先生是一位君子。然后，他就等着这位君子跟他联系，可是一连等了三天，始终没等到电话。一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眼前突然出现警察，他感到很吃惊，但确实不知郁焕崇犯了啥事儿，便问：“请教二位同志，郁焕崇是不是已经被政府拘押了？”待到听说郁焕崇失踪了，他大吃一惊。
吴、姜二人随即又去咖啡馆，向侍者调查9月2日下午郁焕崇接的那个电话的情况。对于当时有点儿档次的咖啡馆、舞厅、饭馆来说，这种有电话打进来要求传呼客人的现象每天都有。“白天鹅咖啡馆”吧台的那个白俄女收银员很客气，但语气却十分坚决，说电话肯定是有的，但很抱歉，她记不清了，所以无可奉告。以上，就是9月5日两位刑警所做的劳而无功的调查。次日，9月6日，吴、姜二人继续调查。郁焕崇接到那个神秘电话后匆匆离去就此不见影踪，也无任何音信，看来失踪是跟那个电话有关，原本想查到主叫电话号码后追査下去，不料没门儿，那就只好另辟蹊径了。从屠寻道所述情况来看，他那三个兄长对他准备取证打官司要求合理分割遗产大为恼火，必欲拒之。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捕捉到屠寻道在“白天鹅咖啡馆”约见郁焕崇的信息，决定出手阻止这件事进行下去。于是，他们就在郁焕崇跟屠寻道在咖啡馆会见的时候打电话过去，以一个郁焕崇能够接受的理由使其中断跟屠寻道的这次会见，将其约往某处。郁焕崇过去后，估计双方没谈拢，然后，屠氏三兄弟就对郁焕崇采取措施一一可能囚禁，可能杀害，也可能是在谈判过程中发生争执，导致动手，尽管郁焕崇是保镖出身，但难免寡不敌众，没准儿冲突中挂了。
所以，吴、姜二人决定下一步着手对屠氏三兄弟进行调查。
屠寻道的这三个兄长的名字分别是相如、相我、相所，屠老爷子当初给四个儿子取名时，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在一起是“如我所愿”，后来庶出小儿子自作主张把名字改为寻道，“如我所愿”就变成了“如我所道”，从字面上看两者八九不离十，所以最后老爷子没有坚持要小儿子改回原名。屠寻道的这三个兄长都是纨绔子弟，不学经营之道。算算这四个儿子中没有一个是可以接班的，这也是老爷子一直没立下遗嘱对遗产分割作出安排的原因。
屠寻道决定跟这三个兄长“法庭相见，一决高下”。因此，这三个兄长肯定得挖空心思阻止屠寻道起诉这场官司，卡住源头不能立案，就跟法院没有关系，遗产分割纠纷就只限于家庭内部，那官府就管不了。如此想来，郁焕崇9月2日在咖啡馆跟屠寻道会面时所接听的那个电话是屠氏三兄弟所打的可能性还真的存在，为的是紧急约见郁焕崇以劝阻其参与这个纠纷。
9月7日，已经是郁焕崇失踪的第五天了，仍无任何信息。当天下午两点多，吴、姜二人在完成外围调查后，决定跟屠氏三兄弟见面，哪知问下来，这几位竟与此事无关！
诚如之前外界调查时所了解到的那样，屠氏三兄弟对小老弟屠寻道“公堂相见”的主张实在感到犯难。届时官司必败，那丟了面子之羞暂且勿论，实质性的难题在于他们擅自分割的遗产中的流动资产已经消耗大半，手头已经没有多少流动资产可以执行了。听说新政权法院对于这种对象是要绳之以法的，这个法不是民事惩罚，而是刑事惩罚，那就要吃官司了。所以，他们眼前只有一条路：不让屠寻道诉讼。于是，他们派地痞混混儿小王和阿毛对屠寻道进行跟踪，遂发现屠寻道和老朱拨打传呼电话约郁焕崇于9月2日下午在提篮桥区商丘路“白天鹅咖啡馆”见面之事。由于老朱的嗓门儿大，打电话时也没考虑到要注意保密，所以对方的身份即为小王和阿毛所知。屠氏三兄弟闻报，倒也没觉有甚犯难，因为他们对于老爸遗产的处置做得很干净，凡是来路不明疑似有非法所获的都把相关账目给焚烧了。他们担心的倒是郁焕崇这人厉害，不但本事了得，在上海滩的黑白两道人脉也很广，如果这人要跟他们对抗的话，他们自付弄不过对方，于是就生了笼络之心。
9月2日屠寻道约见郁焕崇时，“白天鹅咖啡馆”店堂里的顾客中有一个举止斯文的六十来岁的老头儿，那是屠老大请来的沪上小有名气的“南市金先生”。沪上华界租界三教九流凡是遇到不便找官府解决的民事、刑事纠纷，都来向金i先生求助。屠氏三兄弟花了十八万元（此系第一套人民币，与1955 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请金先生出场，为的是在郁焕崇跟屠寻道会见后尾随他们，待他们分手后跟郁焕崇洽谈，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动这位沪上有名的私家侦探放弃屠寻道的这项委托，郁焕崇的损失自然会得到屠氏三兄弟的加倍补偿。金先生这天还真是铆足了一股劲儿，鼓起必胜信心，一心要攻克这座堡垒。金先生坐在咖啡馆靠近门口的一副座头，面前摆着咖啡、西点，拿着一份报纸浏览着用以消磨时间。其间，他去了趟洗手间，没想到就是这么短短数分钟时间，等到他回到店堂时，角落里那副座头已经空了！金先生大吃一惊，立刻快步过去问正在收拾桌子的侍者刚才那两位先生的去向。得知郁焕崇在接听一个电话后立刻离开了，他转身拔腿就往外跑，想向门口的小贩打听郁焕崇离去的方向后追赶。他还没出门就被另一侍者扯住，说他还没会钞呢！待付了钞票出门，门口那两个小贩却已经不在了。于是，他只好踩脚感叹运气不佳。
9月8日，吴万清、姜少雄去南市找到金先生，了解下来还真是这么一回事。金先生说他因为办事不成，所以已经把钱全部退回了。
中午，当两人返回江宁分局时，接到领导通知：鉴于郁焕崇已经失踪六天没有消息，经分局会议研究，决定组建专案组进行专项调查。专案组成员除吴万清和姜少雄外，增加一名老刑警孔大虎，另外，安排三个警校速成培训班的实习生小邢、小何、小曹作为助手，由吴万清担任专案组组长。
二、香港来电举报
说也巧，专案组刚刚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就转来一封由机要通讯员直接送往江宁分局的匿名检举信。这封检举信一看就不是凡品，竟是从香港发来的一封电报，被检举对象是9月5日向分局报案称其丈夫失踪的沈存美的前夫，内容大意是：郁焕崇已经遇害，凶手很有可能是沈存美的前夫罗成功。日前，罗氏已潜来上海，下榻于外白渡桥畔的百老汇大厦（1951年5月1日改称上海大厦）。
专案组众人禁不住一喜，寻思这位检举者总不见得闲着没事特地花钱从香港发一封加急电报来跟他们开玩笑吧？再说，郁焕崇失踪之事还没有立案，外界也并无传言，可这人在香港却已经知道了，而且还知晓郁焕崇的住址甚至妻子的姓名，更令人觉得具有真实性的是这封电报里甚至还扯上了沈存美已经失联整整十五年的前夫，还清楚无误地说出他在8月底从香港赴沪，下榻在百老汇大厦。这简直就是扯住了被检举人的耳朵直接扭送公安局的节奏啊，不用说，这封检举电报有料且有戏！
吴万清先向市局打了个报告，要求外事警察出面去百老汇大厦跟罗成功见面了解相关情况， 他们则去梵皇渡路派出所，请派出所出面通知沈存美到所里，问问她相关情况。
沈存美到派出所后，刑警孔大虎跟她先拉了会儿家常，之后把话题转到了罗成功身上，开门见山道：“有人向我们反映，说罗先生失联多年，最近已经有消息了。”原以为沈存美会矢口否认，甚至惊慌失措，没想到她却平静点头，说：“是有这么一回事。这消息有些滞后了，老罗不是最近有消息的，两年前他就已经来过上海了，我们见过面，我家先生也知道，还跟老罗一起喝过酒。”
接着，沈存美将两年前跟罗成功首次见面时听说的情况说了说——
1934年，罗成功奉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之命去香港出差。到了香港后，他跟几个老同学见面时说起往事，就多喝了几杯，结果，几人离开酒家后在马路上跟人发生争吵，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双方势均力敌，正打得热闹时，警务处的巡逻马队过来了。骑警见状不对，二话不说便吹警哨让住手后乖乖就擒，不管有理无理违不违法，统统进捕房再说。这下，殴斗双方不爽了，于是，两方罢斗，目标对准骑警。好在那个为首的英国骑警没动枪，只是借助高头大马和警棍以及专业训练过的优势，把这十来个公然抗法的主儿打伤三个、抓获四人，其余得以逃脱。罗成功被警棍击头，当场昏厥，醒来时已在医院，出院后被押解警务处看守所。他唯恐被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知晓后开除，没敢道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就佯称是伦敦华侨，住伦敦哪里哪里，反正他有英国护照，又在英国生活多年，对伦敦的风土人情熟悉，一口伦敦土语也说得很顺溜，人家也就信以为真了。原以为这是一桩小案子，最后会弄个罚款训诫什么的，那也就蒙混过去了。最后的处理结果对于其他涉事人员来说确实如此，只有对罗成功是另一种方式。因为警务处对其伦敦华侨身份深信不疑，所以是按照处罚英国公民在港涉案规定处理的：英国公民在港犯事，可以从宽处理，罚款训诫都免了，递解伦敦了事。
罗成功以为到了伦敦就没啥事了，可以一放了之，哪知苏格兰场把他拘押后竟然就给忘记了， 一直到三个多月后方才想起，然后并非是一放了之，而是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将其起诉。因为当时的英国法律中有“管辖延伸”的规定，罗成功既然持英国护照，那就是英国公民，适宜如此办理。这当口儿，他也就只好“相信法律”了。他指望法院判自己无罪，释放，至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那份工作，至此已经不作他想了。因为即使伦敦这边判他无罪，法律文书中也会有事由，回头如果要向沪上工部局说清楚的话，那就得出示判决书为凭证。后来的判决果然如他所料，无罪释放，但之前被关押的时间就没有什么说法了。罗成功出身富家，自幼养尊处优，虚荣心强，自尊心甚，受此一劫，觉得如果回上海的话，工部局肯定已经把他除名了，即便不除名也得经历“说清楚”这一关，他自忖丢不起这个面子，寻思干脆就待在英国算了。苏格兰场给他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所以伦敦不想待，遂去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通过大学同学的关系，在医院谋得了一份外科医师的工作。
之后，罗成功娶了个英国妻子，生儿育女。 二战结束后，罗成功原在印度经商的叔父罗竞勋以英国公民的身份移居香港，不久去世，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其的一部分财产赠予罗氏家族唯一的男丁罗成功，条件是必须定居香港。于是，罗成功就携家眷迁至香港定居，顺利继承了叔父的遗产——位于旺角的中药店铺“福源堂”。他是 西医出身，因为做了 “福源堂”老板，所以就开始研习中医中药，拜在港岛知名国医杨友兰门下，学了将近两年。1947年春天，“福源堂”执行掌柜洪老先生病殁，罗成功顶替上去。于是，就有了阔别内地十三年的沪上之行。抵达上海后，罗成功办理完采购中药材的业务后，差下榻饭店的茶房前往沈存美以前执教的小学去找人，送去一封信函，约其前往“绿杨村酒家“见面。沈存美收到信后，即告其夫郁焕崇，征求意见。郁焕崇倒也大度，说罗先生失联多年，原以为凶多吉少，现在有了消息，自是好事，既然相约，应该前往。沈存美要求郁焕崇陪她同往，郁焕崇说他去不妥，沈存美去即可。
于是，沈存美就应约去跟罗成功见面。罗成功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说此番前来见她，主要是想办一下离婚手续。沈存美表示同意，于是就让郁焕崇请了律师，办理了离婚手续，并登报声明。罗成功离沪前，郁焕崇、沈存美夫妇在国际饭店为其饯行，此后一年多里，罗成功两次来沪，均与他们夫妇见面。至于此刻专案组要了解的罗成功最近是否来过的情况，沈存美就不清楚了。
刑警把话题一转：“罗成功是否与你有过单独联系——除了见面外，还包括书信电话联系，以及邮寄物品等。”
沈存美稍一迟疑，缓缓摇头：“不曾有过。”停顿片刻后又说，“老罗有一次跟我们在馆子吃饭的时候，老郁去卫生间，老罗问过我一件事情，他说他在香港准备投资入股跟朋友一起办一所私立小学，完全是按照内地的方式和课程安排运作的，问我是否有意赴港出任校长或者教导主任，说收入应该比较高。我说让我考虑一下。他叮嘱我此事不要跟别人说起，包括老郁。这是两个多月前的事，当时上海解放还不到一个月。当时他来上海的目的，是找中药材上家询问中共执掌政权后这种生意合作是否还能继续进行下去。”
这个情况引起了刑警的关注，吴万清马上追问：“他跟你说这事时，说到过老郁和你儿子没有？”
沈存美摇头。
“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我没跟他联系，也没对老郁说起过——我答应过老罗的，他也没再跟我联系过。”
专案组刑警返回江宁分局后，接到了市局外事警察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去过百老汇大厦，罗成功确实在8月30日持英国护照前往百老汇大厦登记入住，9月3日退房离去，去向不明，因为他并未要求宾馆帮其预订火车票或者机票。
意外情况简直算得上接二连三，刚挂断电话，市局又来电告知接到来自香港的第二封检举电报，称罗成功的英国妻子在今年2月间因被他发现有外遇，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后断然离婚，一双子女归女方，女方已经带着子女回英国去了。
这个情况简直就是为了印证沈存美之前吞吞吐吐所透露的今年6月间罗成功来沪时向她发出赴港工作邀请的潜在动机：罗氏此举似是想跟沈存美破镜重圆啊！这在时间节点上可以吻合，罗成功2月在香港跟英籍妻子离婚，6月来沪偷偷跟沈存美说起邀其赴港工作的话头，而且要求她保密。第二封检举信所言内容如果属实，那就揭开了第一封举报信中所说的“罗成功杀害郁焕崇”的作案动机——由于沈存美对于罗成功发岀的赴港工作邀请迟迟不作表态，罗成功可能等不及了，分析下来可能是由于郁焕崇存在的关系，于是就决定除掉这块绊脚石。
于是，专案组决定对此线索进行调查。一番研究后，定下了调查方向：一是向百老汇大厦调查罗成功8月30日至9月3日在该宾馆下榻期间，是否有访客及访客身份信息；二是罗成功9月2日下午和晚上的活动情况；三是追查罗成功离开百老汇大厦后的去向。
调查所获得的一个情况，使刑警暗吃一惊：罗成功在入住百老汇大厦次日即8月31日中午，沈存美曾去拜访过他，两人在该大厦三楼餐厅共进午餐。可是，沈存美在接受调查时没说过此事，这是怎么回事呢？沈存美显然是故意隐瞒了这个情节，其用意是什么？是否跟郁焕崇失踪有关联？
第二个方向的调查结果是次日才收到的：罗成功9月2日下午至晚上并未离开过百老汇大厦，下午有两拨朋友前往拜访，这表明罗成功没有作案时间，但并不能作为其与郁焕崇失踪无涉的证据。如果他真有干掉郁焕崇的想法并付诸实施，自己是绝对不会上场的。
9月9日下午，第三个方向的调查也有了结果：罗成功已于9月3日下午从虹桥机场登机飞往香港了。
沈存美隐瞒其在8月31日去百老汇大厦跟罗成功见面的情况，两天之后就发生了其丈夫郁焕崇失踪的案情。另外，郁焕崇是9月2日失踪的，据沈存美自称，她是知道当天下午丈夫出门事由的，可是她对于郁焕崇当天没回家并未作出反应，次日也没就此做过相关寻找动作，一直到9月4日下午才联系亲友四处寻找。对于一对和睦夫妻来说，她的这种反应似乎过于淡定，这不符合常规。鉴于这两个原因，专案组认为沈存美有涉案嫌疑．于是决定将其传讯来分局予以讯问。 可是，当刑警赶到沈存美家时，其儿子郁光耀说她自下午四点多出去后还没回来。刑警问孩子她去哪里跟你说起过吗？郁光耀说没有。正说着的时候，沈存美回来了，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是一脸兴奋：“他有消息了！”
刑警一怔：“郁焕崇有消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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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啪啪
CDer:000680840
2楼
楼主| 发表于 2020-11-20 17:28 | 只看该作者
三、寻觅侦探隐踪
郁焕崇确实有消息了，而且，这个消息还比较乐观——至少，他在二十四小时前还活着，而 且十有八九还有行动自由。
一个多小时前，邮差往梵皇渡路联义坊郁宅送来当天的报纸时，让沈存美签收了一张包裹单。沈存美一看包裹单上的笔迹，一个激灵：那是丈夫的亲笔啊！包裹单上的邮戳显示该包裹系江苏省松江县城厢镇邮电局于9月8日上午九点半收寄，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写的是“沈唯夫 江苏省松江县城厢镇仁泰轧米厂”，邮寄物品栏 里写着是“日用物品”。“沈唯夫”系郁焕崇与沈存美结婚后为自己起的一个从未正式使用过，而只是在夫妻之间偶尔提及的一个别名，意思为他是沈存美“唯一的丈夫”，现在在这张包裹单上出现，配以熟悉的笔迹，令她对于这肯定是郁焕崇还活着的明显信号确信无疑。沈存美只是难以理解郁焕崇怎么莫名其妙地跑到松江去了，而且招呼也不打一个，现在又以这个别名寄来包裹，不知这是什么意思。说是“日用物品”，究竟是什么东西？
当下，沈存美强迫自己定下神来，暗忖既然老郁用这种方式跟自己联系，那说明他目前的处境是需要向外界保密的。于是她决定暂不声张，先去邮局把包裹取出来再说。到了邮局，她取出包裹后就在大堂里把包裹拆开了。其实，沈存美对包裹里是什么物件并不关心，只是希望里面最好夹着一张便条，让她知道丈夫究竟遭遇了什么，以便放下心来。不想，包裹拆开后，沈存美发现郁焕崇寄来的竟是此刻他们家最需要的东西——十盒十二瓶装的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又称青霉素，是肺结核的克星。郁光耀去年深秋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医生关照赶紧去弄盘尼西林，这是对付肺结核的神药。药确实是神，但市面上却没得供应了。于是，沈存美只得向远在香港的前夫去函求援。罗成功已从西医改行做了中药材商人，但还是想方设法弄到了一盒，因怕邮寄不牢靠，6月份赴沪办事时随身带来了。盘尼西林对付结核菌果然是一贴老膏药，一用上去，咳嗽就减轻了，然后，咯血症状也消失了。但是，一盒药只有十二瓶，连一个疗程也不够，所以，结核菌只消停了几天，又开始折腾郁光耀了。无奈，沈存美只好再向已回香港的罗成功求援，郁焕崇直接把以前积存下来的港币托赴港的朋友捎过去。罗成功答应继续想办法，但钱就不收了，说几盒盘尼西林还是承担得起的。问题是内地的盘尼西林一紧张，香港也随之涨价，还不容易弄到。罗成功在7月份弄到了一盒，托赴沪的朋友捎来，又缓解了郁光耀若干天的病情，但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8月30日罗成功赴沪，又捎来了三盒盘尼西林，沈存美次日前往百老汇大厦，就是去取药的。现在她跟专案组说起，刑警自然要追问之前为何要隐瞒这件事。沈存美吞吞吐吐地说她生怕被怀疑是走私。
沈存美告诉刑警，此事郁焕崇是知道的，当天晚上他回家后还看了那三盒药，说医生说光耀这病拖不起，最好是备足盘尼西林，连续注射，一个疗程解决，同时补充营养，他再教光耀打拳，督促练习，就可彻底治好且不复发了。所谓“备足”要多少盒呢？郁焕崇说十二盒总够了吧。沈存美听后暗惊，寻思请老罗帮忙搞两次也不过四盒，一下子再搞十来盒，难度肯定大得无法想象。再说，老罗坚持不肯收钱，也不好意思盯着他要药呀！郁焕崇似乎也有这种心思，说他会想办法的。9月2 日下午郁焕崇回家午休时，对沈存美说他已经托了朋友帮忙，那个朋友可靠，而且路子广，他已经把货款给对方了。
现在，沈存美收到了郁焕崇昨天上午从松江县城厢镇寄来的十盒盘尼西林，这说明他之前对沈存美所说的托人购买之事已经办成了。沈存美在邮局大堂里拆开包裹后，真有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因为这个包裹送来了两个重大信息：一是儿子有救了；二是丈夫还活着，而且有行动自由。当下，沈存美只想赶快回家把消息告诉儿子，她没想到回家会遇到刑警，于是不假思索就把这个好消息说了。说出后她又后悔了，寻思警察会不会要追查这十盒盘尼西林的来源。好在刑警似乎对盘尼西林的来源并不关心，他们的注意力在郁焕崇的安危下落上，听沈存美如此这般说了，便让她把包裹拿出来，仔细做了一番查看，并未发现里面夹有字条。
吴万清有一种直觉：郁焕崇肯定不会是闲着无事跟妻儿玩捉迷藏，况且，以他多年的经历，肯定知道这种“捉迷藏游戏”是会惊动警方的。凡是进了公门的事儿——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已经启动了法律——那就不是轻易说停就可以停下来的。专案组肯定要对其失踪的事由、真相进行彻查，相信查下来不会没有事儿——当然，也许不是郁焕崇本身的事儿，而是别人制造的与其有关的事儿。这个“也许”可能性比较大，其理由就是郁焕崇在寄包裹时使用的是别名——沈唯夫。他为什么要用这个从未使用过的别名呢？吴万清的直觉就是郁焕崇很有可能遇到了麻烦，而且这个麻烦还不小，甚至可能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9月10日，专案组刑警前往松江县城厢镇调查。他们去了邮局，窗口工作人员还记得那个办理邮寄手续的男子，因为他寄的是十盒盘尼西林，这个价格大家都是知道的。工作人员建议他保价，说若是丢失了给他的赔偿会很少。那男子不以为然，说解放前兵荒马乱也没听说过邮路上的信件邮包丢失的，江湖上土匪强盗有“八不抢”规矩，不抢邮件是其中之一；现在解放了，新社会治安比旧社会好，那邮件就应该更安全了。不必保价，你收寄就是。工作人员便不再为难他了。
刑警问了那个男子的年龄、体形、相貌，跟郁焕崇都相符。刑警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内有郁焕崇的七八张同一年龄段的男子照片摊开在桌上，请工作人员辨认，他一下就认出了郁焕崇的那张。吴万清、姜少雄、孔大虎三刑警商量下来，认为可以确定前往邮局寄盘尼西林的就是郁焕崇本人，从常理来说，他不可能平白无故选择松江邮局作为寄件地，总得有个理由吧。一般说来，跟交通会有联系，而且还有安全因素。但是，他既然选择郊区作为寄件地，那说明他眼下是刻意避免在市区露面。这样的话，他的藏身或者栖身之地也应该在郊区，十有八九就在松江县，而且在离松江县城厢镇不是很远的某个村镇。眼下，他们既然已经从市区赶到松江这边来了，何不干脆住一宿，继续分析情况，然后在松江试着寻访郁焕崇的行踪。
先去镇派出所，了解最近是否有居民因有亲友前往逗留住宿而申报临时户口的。一番调查，最后无功而返。接着，他们又分头前往松江全城各旅馆查阅自9月2日以来的住宿登记资料，亦无发现。当晚，三刑警下榻于松江军分区招待所，他们一直在分析案情，研究郁焕崇的行踪去向，午夜过后，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
对于一个私家侦探来说，接活儿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儿。所以，一般说来，郁焕崇不可能在和屠寻道首次会面准备签署委托合同的关键时候，因接听了电话而突然撇下屠寻道离开。可是，郁焕崇9月2日在咖啡馆接听那个电话后却立马跟屠寻道拜拜了。由此可见，他所接听的那个电话内容，其重要程度显然已经超过了屠寻道的这个业务。那么，有什么事情要比这桩大活儿还要紧呢？联系他从松江邮局邮寄的那十盒盘尼西林，不能不使人把焦点定位于其儿子郁光耀的病情上。那个打电话的人显然是知晓郁焕崇当时是在“白天鹅咖啡馆”跟人谈事的，所以直接把电话打进了咖啡馆。由此可以推测，此人打电话给郁焕崇是为盘尼西林之事，应该是已经有货，只是在具体交易中出现了点儿小意外，他拍不了板，得由郁焕崇亲自出面。所以，那人急电郁焕崇，他接到电话后则放下一切直奔那人在电话中指定的地点而去了。
而据沈存美所说，郁焕崇跟屠寻道之约是在前一天的下午，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郁焕崇跟来电者的约定只能是在9月1日下午到9月2日下午他抵达“白天鹅咖啡馆”之前。所以，要想查明来电者是何方人氏，只有先把郁焕崇在这段时间里的活动轨迹调查清楚。
次日，9月11日。天蒙蒙亮，三刑警就搭乘早班火车返沪。抵达上海后，他们直接奔往郁焕崇家，向沈存美了解郁焕崇失踪前几天为给儿子购买盘尼西林曾经找过哪些人。
沈存美一边回忆一边慢慢地说，报出了七八个人名，都是郁焕崇干私家侦探的同行，不过最后都没有成功，这盘尼西林实在太难寻觅了！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回想起一个细节：9月1日傍晚，郁焕崇满脸疲惫地回家，进门后他把买的梨放在桌上，对妻子说去洗一洗，先给光耀削一个让他吃，明天再用川贝冰糖炖了给他当点心吃。说完郁焕崇就去洗澡了，洗完澡，沈存美已经把几样菜肴和酒放在了桌上。平时，郁焕崇喝酒时话很多，不是跟妻子唠叨就是给儿子讲故事。可是，这天他却没有吭声，一个人埋头喝闷酒。几杯酒下肚，他嘴里就开始轻声嘟哝着什么。沈存美猜测他可能是为了寻购盘尼西林之事。正这么想着时，就听见郁焕崇轻声喃喃自语——熊先生……看来只有找他想办法了！
熊先生是谁？沈存美也不知道。她对刑警说自己从未听丈夫说起过此人。
如此，专案组只好另外设法打听了。三刑警商量下来，决定去找沈存美所说的那七八个被郁焕崇提及过的同行朋友。既然郁焕崇那天以酒解愁的根源在于没有找到购买盘尼西林的路子，那么估计这个被他念叨的熊先生肯定也是他认为有可能搞到盘尼西林的相识之人，没准儿那七八个同行朋友中正巧有人知道这个熊先生呢。
说干就干。当下， 专案组三名刑警加上三位实习警员，六人分成三拨，根据沈存美所说的那七八名私家侦探的姓名和从市局查到的事务所或者家庭地址，分头前往调查。
当晚八时许，三路警员返回江宁分局汇总情况，两路吃了空门，刑警姜少雄和实习警员小何那一路中了彩，从私家侦探老刘那里打听到了熊先生的情况。他们连夜行动，很快就找到了在新成武定路上的西药经纪人熊隐之。
四十挂零的熊隐之出生于三代捕快之家，所以他二十岁上就进入国民党上海警局做了一名便衣探员。他跟郁焕崇相识于1931年7月宋子文北站遇刺之后，当时，上海华界警方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分别组织了专案组对该特大案件进行侦查。熊隐之当时二十一岁，入警一年多，由于有其父亲和祖父的关系，警局破例让他参加专案侦查，而且指定他专门负责跟宋子文方面联系。宋子文一般不出面接待警员，一应事儿都交由保镖郁焕崇负责，这样，郁、熊两人就成了朋友。不久，郁焕崇辞去保镖，改去租界巡捕房做起了刑事捕探，跟熊隐之成为同行，相聚时就更有谈头了，遂成莫逆，哪知，几年后他们竟因一桩案子发生了矛盾。
那是1937年6月，郁焕崇在奉命前往苏州出差的途中，忽然接到捕房刑事部英国督察长的加急电报，称熊隐之涉包庇舟山两名海盗的罪行，捕房急欲将其拘捕后据其口供以缉拿逃遁沪上藏匿华界的两名凶犯。因知郁焕崇与熊隐之系挚友，故命他速速返沪，接受诱捕熊隐之的任务。郁焕崇身在公门，无法推托，只能照办。不过，他觉得熊隐之不大可能会跟江洋大盗结交，而且关系好到胆敢包庇，寻思还是跟熊隐之私下先见个面，探探口风再说。于是，他立刻起草了一份急电，请一位朋友在收到电报后立刻给熊隐之打电话，约其在爱而近路一家两人经常见面的咖啡馆碰面，必须准时到达！火车经过昆山车站停车时，郁焕崇下车请一位办案时相识的车站职员老周立刻把电报发出去。这种事以前因办案需要也曾麻烦过老周，相信他不会误事。老周确实没有误事，熊隐之也接到了电话。当时，熊隐之正在家里为其六旬老母庆生，接到电话后，尽管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还是立刻前往。可是，郁焕崇低估了租界捕房刑事部英国刑侦专家的水平，他们在制订利用郁焕崇诱捕方案时已经考虑到郁焕崇跟熊隐之之间的情义，设计了几个方案，其中一个正是按照万一郁焕崇出现这种“一念之差，通风报信”状况时而制订的。因此他们事先已在北站出站口设下埋伏，只等郁焕崇一出站就跟踪。
郁焕崇进入爱而近路那家咖啡馆，跟已经等候在那里的熊隐之见面，一杯咖啡还没喝完，咖啡馆就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出动的二十名便衣包围，熊隐之当场被捕，倒是放过了郁焕崇。
接下来出现的两个情况使人大出意料：一个是熊家在获悉熊隐之因包庇江洋大盗被捕后，六十七岁的熊老爷子当场脑出血，急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一个是熊隐之被捕后，还没接受讯问，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就发现抓错了人，办案捕探的耳目得到的信息是：那两名江洋大盗受一个名叫容引芝的华界警方便衣关照，得以在沪上某个安全处所藏匿。那耳目知道市警局的便衣侦探熊隐之，却不知道还有一个供职于邑庙分局刑警队的便衣容引芝。而在沪语中，熊、容的读音高度一致，“隐之”和“引芝”也没有差别，于是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熊隐之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发现捕错了人，立刻放人。熊隐之对于自己被郁焕崇诱捕已经很不满，回家后又发现其父身亡，其心情可想而知。此后，郁、熊二人就此断绝关系，不再来往。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中旬，上海沦陷，华界被日寇占领。熊隐之不愿为日伪政权效力，拒绝留用，自谋出路，做了一名西药经纪人。
这些年来，郁焕崇有时脑海中出现熊隐之时，内心总有一种自责感，曾有几次跟朋友聊起当年这段往事时，有一种登门道歉主动求和的冲动。现在，他为给病儿筹药，在找遍所有关系都未能成功后，最后想起了熊隐之，寻思他从事了十多年西药经纪人，凭其社会关系和做事风格，应该能搞到盘尼西林。于是，郁焕崇在考虑再三后，便试着给熊隐之写了一封求助信函。
9月2日上午，熊隐之在收到这封信函后，即刻致电郁焕崇的私家侦探事务所：可以办理此事，目前上海他的上家有现货。郁焕崇向熊隐之反复致谢后，表示只要能弄到盘尼西林，价格任由对方开。熊隐之则表示，郁焕崇的儿子就是他的侄子，他将以市面上最低进货价向郁焕崇提供这些盘尼西林。郁焕崇大为感动，说话几近哽咽。中午，熊隐之再次来电，说已经跟上家联系，对方手头只有两盒药，但会在一天之内设法向同行凑齐十盒，敬请放心。于是，郁焕崇立刻前往熊隐之的办公处，送去购药金款（即以黄金结算）。郁焕崇虑事缜密，生怕中间发生变故对方联系不上他，就把自己当日下午和晚上的行踪告知对方：下午三时后大约两个小时内在商丘路“白天鹅咖啡馆”会见客户，晚上在家。
之后果然发生了情况，熊隐之的上家在向同行调货时，由于海外市场盘尼西林价格发生波动，对方要求加价，而且加价幅度比较大，八盒盘尼西林加价一两多黄金。熊隐之不敢贸然做主，就把电话打到了“白天鹅咖啡馆”。郁焕崇救子心切，不假思索一口答应，并说他去一趟事务所取黄金后立马送去。熊隐之说如此也好，他已和彭先生（即他的上家）约好稍后在拉都路“大煌西菜”吃晚餐，郁焕崇可直接过去，一起共进晚餐——这个变故，应该就是郁焕崇突然中断跟客户屠寻道洽谈的原因。
当晚，郁焕崇在“大煌西菜”跟熊、彭二人见面，当场补齐了十盒盘尼西林的金款。晚上八时许，餐毕，三人离店，分别。熊隐之记得，郁焕崇跟他分手后是在饭馆门口候客的几辆三轮车中随机叫了一辆上车离去的。次日中午，彭先生把十盒盘尼西林送到熊隐之处，熊隐之便想着给郁焕崇送去。他往郁焕崇的事务所打了个电话，接听的助手说郁先生今天没来上班。熊隐之听后一个激灵：这似乎很反常，因为昨天分手时郁焕崇说过他今天一整天的活动安排，上午九点后应该是在事务所里的，如有变化，必会及时告知。但熊隐之却未接到过郁焕崇活动行踪变更的告知，他考虑再三，决定暂时不动，让郁焕崇主动跟他联系。
熊隐之这一等，整整等了四天，终于在9月7日等到了一封信封落款为“内详”、内文匿名的信函，但一看笔迹肯定是郁焕崇写的。这封信相当于一纸密封的便条，上面写着劳驾熊隐之于9月8日上午九点至九点半之间把货送往“上次一起去过的那个地方的 3 号月台”，他将在那里等候。熊隐之一看写着月台，寻思那是火车站了，然后就清楚了，所谓“上次一起去过的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松江火车站了。十八年前，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后，熊隐之参加专案侦查，有一次要去松江调查一条线索，郁焕崇奉宋子文之命陪护前往。那是他们两人唯一一次结伴去过的火车站，熊隐之意识到，郁焕崇可能还真是遇上了什么麻烦。
次日，熊隐之携药前往，考虑到郁焕崇可能是逃亡在外，手头料想拮据，于是在那个装药的包里放了一百万元钞票。他是掐着点儿搭乘沪杭线火车前往松江的，列车抵站后，果然停在3号站台。下车后，他左右观望，没看见郁焕崇的身影。正迟疑间，郁焕崇在背后唤他了。郁焕崇收下东西后，非常高兴，谢了又谢。熊隐之原以为郁焕崇会说一下他的最近情况，但他却没说啥，只是叮嘱熊隐之对今日之事守口如瓶，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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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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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楼主| 发表于 2020-11-20 17:29 | 只看该作者
四、沉江侥幸逃生
专案组对于熊隐之上述一番陈述进行了分析，认为跟之前大伙儿的案情分析基本相符。首先，郁焕崇活着，而且还有行动自由。然后，他应该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这个麻烦可能是有人想要他的性命，但是没有成功，而这种危险目前依然存在，所以他需要避险。由此看来，想要谋取郁焕崇性命的对手，非常了得。那么，郁焕崇为什么不向公安局报警呢？总不见得对方厉害得连公安局都很难对付吧？这就让刑警回想起了那两封神秘的香港检举电报。难道此事竟然涉及台湾国民党敌特？以郁焕崇的资历和见识，他对于对手的判断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如果他认为对方连警方都很难对付，那看来只有跟敌特有关了。
专案组把对案情的分析向上级报告了，领导给予的指示是：先设法尽快把郁焕崇找到，对其必须加强保护。
当晚，专案组开会分析郁焕崇可能藏匿在哪里。郁焕崇藏匿于上海郊区这一点是基本可以确定的，因为从他寄给熊隐之的那封信函的叙述方式以及与熊隐之在松江火车站月台上接触时说的话、目前继续采取隐匿方式来进行自我保护方面，均可看出至少是他认为自己目前面临着的凶险级别极高， 所以处在这种高风险态势下的郁焕崇如果藏匿于市区，他就不会抛头露面赶到松江去跟熊隐之见面交接盘尼西林了。但是，他是否就藏匿在松江城里或者城厢镇周边的乡村呢？刑警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很小。因为固然老友熊隐之信得过，可以不泄露他的信息，可若是他的对手真有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只要留意他的家庭地址，那个寄往他家中的包裹信息是比较容易被获得的。所以，估计郁焕崇有可能藏匿于距离松江县城厢镇不远，但不易使人跟松江县城产生联想的某个乡镇。联系到郁焕崇出生于浦东川沙，少年时代是在川沙县城厢镇上度过的，刑警认为被他选为藏身地的这个乡镇多半会在浦东，但该地距离松江会比川沙、南汇、奉贤三县县城所在地反倒近些。翻阅地图，应该是在与松江隔一条黄浦江的那块属于松江县、上海县县境辖地的某处。
那就去那里寻访？似乎没那么乐观，因为那块区域有泖港、张泽、盛梓庙、叶榭、西渡等乡镇，地图上看着是小小一块，而实际要寻访的话，却是一个星期也跑不过来的，光村庄就有几十个，再说，这只是一种推测。因此，这只能作为一个万不得已再尝试实施的预案搁在一边，眼下，还是朝有根有据的方向去考虑为好。
什么叫有根有据？专案组组长吴万清认为：郁焕崇的出生地川沙县城厢镇就是“根据”，那是他在浦东的根，之后对于郁焕崇来说，无论是给宋子文做保镖也好，在租界巡捕房做捕探抑或私家侦探也好，都应算是他的发迹地。按照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郁焕崇不会因自己的发迹而把家乡遗忘，近在咫尺而不再回乡（况且他的祖坟还在川沙乡下）；而川沙那里他的亲戚以及少年时结交的朋友、闯荡江湖回乡后交往的新朋友，也不会与其断绝关系不再来往。因此，吴万清认为眼下应该先去川沙县城厢镇，那里可能会有郁焕崇的线索。其他几名刑警听后表示赞同。于是，说走就走，当下全组刑警和实习警员共六人立刻出发，赶往浦东庆宁寺搭乘小火车直奔川沙。
次日， 专案组即在川沙县公安局和城厢镇派出所的协助下开始分头调查，一共接触了三十多人，都是事先研究的郁焕崇的亲友。诚如之前所估计的，郁焕崇每年会在清明节回乡扫墓时跟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有接触，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有去市区的机会，只要双方有空，总是会聚一聚的。因此合计起来，郁焕崇跟家乡亲友的接触平均每月不少于三次，可是，他们记忆中郁焕崇并没有跟他们说起过自己在浦东或者其他上海郊区有什么关系特别铁的哥们儿。
9月13日，专案组继续调查。他们在县公安局食堂用过午餐后，城厢镇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昨天专案组调查过的一位以前曾是郁焕崇家邻居的薛姓大妈刚才到所里来，说她想起一个情况，不知是否有用。
这个情况很简单，但是对于专案组来说却很有价值：郁焕崇家早年是有铜钿的人家，他生下来第三天家里就给他雇了一个奶妈，姓张，大家都唤她“张妈”。张妈喂了郁焕崇三年奶，断奶后想要回家去。郁家对她非常满意，郁焕崇对她更是极为依恋，因此东家挽留她，奶妈不做了可以做娘姨保姆。可是，张妈不肯，说要回家侍候丈夫和带孩子。没几天张妈果然离开了。记得当时郁焕崇大哭大闹了多日。
刑警赶到城厢镇派出所听薛大妈说了上述情况后，寻思郁焕崇长大后不知是否会跟奶妈以及其家人有联系，于是问薛大妈：“张妈家住哪里？是否就是川沙城厢镇人氏？”薛大妈说：“张妈不是城厢镇人，听口音虽是一口浦东土话，不过听得出不是川沙人，具体是哪里的我不清楚。”
大伙儿马上断定“这里面没准儿有戏”，于是立马行动，前往访问当年郁焕崇家的一干高邻。只问到第三户人家就有了消息：张妈好像是奉贤县南桥人。正说到这里的时候，门外传来一个老者的声音：“您几位是打听当年老郁家奶妈情况的吗？这个，老朽知晓一二啊！”
这位老者是个七十开外的斯文人，姓董，人称董伯。他说张妈当年就是他介绍给老郁家的，他年轻时在松江叶榭镇上做过私塾先生，一日三餐餐都在私塾旁边的张家吃包饭，张妈就是张家的儿媳妇。她娘家在叶榭乡下，姓邢，嫁到张家后名叫张邢氏。郁焕崇出生前，董伯因川沙这边有亲戚开布店，请他做账房先生，所以就辞去叶榭私塾，回到川沙。正好听说老郁家要请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产妇做奶妈，已经打听了个把月还没有着落，正着急着呢，于是想起叶榭张邢氏，寻思那小媳妇倒是符合条件，她的孩子已满一周岁，可以断奶了。张家经济拮据，估计只要酬金开得合理，张邢氏会答应来川沙做奶妈的。当下，他便对老郁家说了说。老郁家对董先生一向尊重，知道他说话办事稳当，当下即请他修书一封，由老郁赶往叶榭去礼聘张邢氏。
刑警一听“叶榭”二字，便知这回多半“着港”了。吴万清于是决定立刻过去看个究竟。叶榭属于松江县辖地，但与松江县城隔着一条黄浦江，从地理位置看属于浦东地区。于是，吴万清便从川沙城厢镇派出所往江宁分局打了个电话，一是向领导报告调查进展情况，二是要求派一辆吉普车等候在黄浦江浦西渡口，待等他们从火车下来摆渡过江后直接上车前往叶榭。
吴万清、姜少雄、孔大虎抵达松江县城时已是晚上八点多。由于交通不便，他们只好在松江城里过了一夜。可以想象，这一夜他们肯定睡不好，老是在担心“无巧不巧” ——郁焕崇正好就在今晚或者明天清晨突然离开叶榭。
次日上午八点多赶到叶榭镇上，这镇子太小，连派出所也没设，他们便直接按照董伯给的地址去了张妈家，接待他们的是张妈的儿子张土根，说六旬开外的父母因嫌住得狭窄，去年已经搬到离镇子三里多地的史家坟去了，他们在那里买下了三间草房。刑警把话题转到了郁焕崇身上，张土根说：“郁焕崇跟我家一直保持着联系，跟我们夫妻也很亲，以哥嫂相称，我们则称其“郁弟”。郁弟每年会来两三次，总是带来各式礼物，全家大小每人都有。前年我妈生了一场大病，全靠郁弟的资助才得以治愈。
“那么，最近是否来过呢？”
张土根说：“这个不知道，因为郁弟讲究礼数，去年我父母去史家坟住后，过年时他是先去史家坟我父母家，然后再和我父母一起来镇上。”
当下，三刑警即请张土根带路前往史家坟。这回总算没有发生“无巧不巧”，他们如愿在史家坟见到了郁焕崇。郁焕崇非常谨慎地问明了三位刑警的身份，要求查看“派司”。 三位刑警把三本个人肖像照片上盖着上海市公安局钢印骑缝章的工作证递送过去后，他反复查看，确信无疑后才缓缓点头，接着就问三位先生是怎么知晓他在这里的。刑警还没回答，他又接着说：“咱们这就离开史家坟，我不想去市区，要不过江先去松江城里找个僻静处所坐下再聊？”吴万清听后暗忖，看来之前的估计没错，郁焕崇可能面临着一场杀身之祸，要找他麻烦的对手应该非常厉害，当下便点头答应。
三刑警决定在松江城里选择一处安全而又不会引起外界注意的场所与其谈话。在把松江县城厢镇派出所、县公安局、专区公安处和松江军分区招待所这四个地方进行比较后，最后决定前往对外不开放门口有武装军人站岗的军分区招待所。郁焕崇对这个安排很满意，入住后立刻主动将其遭遇的情况向专案组和盘托出。
9月2日晚，郁焕崇在拉都路“大煌西菜”跟久别重逢的老友熊隐之和出售盘尼西林的彭先生餐毕分手后， 上了一辆停在饭馆门口的三轮车让去江宁区梵皇渡路寓所。拉都路是一条幽静马路，行人稀少，三轮车往前没行多久，忽从路边一棵硕大的法国梧桐树后面闪出一个长发飘飘、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子，形如鬼魅般地窜至马路中间，高举双手示意三轮车停下。车夫一边按下手闸一边自言自语：“遇上急叫车的了！”果然那个女子用轻微而又尖利的声音哀哀开腔：“我婆婆心脏病突发，要去广慈医院急救，麻烦车上这位先生让让，让我用用车子好吗？车费我付。”
郁焕崇是上海滩老克勒，自然知晓沪上有“急叫车”规矩，当下自无二话，立刻下车。哪知，他双脚刚在马路上立稳， 那女子已经快速窜至面前，鞠躬连声道谢，忽然她双膝跪地，倏地伸出两条胳膊抱住了郁焕崇的两条腿。郁焕崇猝不及防，等意识到有问题时，车夫和另一个不知从哪里闪出来的男子已经一左一右双双扭住了他的两条胳膊。对手对这次夜间突袭显然是根据郁焕崇的本领量身度造制订方案后反复演练过的，这一切发生得极为迅疾，郁焕崇甚至还没作出反应，口鼻就被一方折叠起的帕巾捂住，他脑子里刚闪过有一股似曾相识的味儿进入鼻腔时，就已经失去了意识。事后回想，对这股气味的似曾相识来自前年患阑尾炎去医院手术切除前的麻醉药。
郁焕崇的苏醒是在被袭击者扔进黄浦江后。他少年时在川沙老家练就的出色水性和跟武僧所学的那身功夫在其整个身躯入水的同时立刻发挥了作用。头部进入水里的一瞬间，口鼻便条件反射似的屏住了呼吸，随之意识就恢复了。然后身体作出反应，双脚向下急蹬，双手却动弹不了，这才发现自己的双手被牢牢地约束在身后。双脚的连续急蹬发挥了作用，头部已经露出了水面，在下意识最大限度深呼吸的同时，他睁开眼睛，透过正在滴落下来的水珠做了一个短暂的观察，发现四周全是水面。于是，他心里略微松了一口气，然后不假思索地做了一个缩身动作，把反缚在身后的双手从脚底下绕回身前。他查看四周，发现自己在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江中，四周一片漆黑，借着远处隐约可见的灯光背景，可以看见停泊在江心的硕大轮船和一侧岸上的建筑物，于是他马上作出判断：这是在黄浦江上！这时，他才回想起自己在拉都路遇到突袭的一幕，顿时一个激灵，这是要我的性命啊！随即细思极恐，如果对手往自己身上绑一块石头，或者连双脚一起绑住，那岂不一命呜呼啦！
郁焕崇这时才留意到缚住他双手的并非是绳索，而是一副手铐，这就没法儿用牙齿咬开了，只好用踩水和仰游的方式靠岸后想办法打开手铐了。这时，他已经随着江水不知往上游还是下游漂移了一段距离。当时的浦东并无高层建筑，除了县城、村镇有些建筑物外，江边几乎全是农田。所以，在这种不知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本着保命第一的准则，他应该游往浦东上岸。
借着水流的推力，郁焕崇终于如愿游至浦东岸边。上得岸去，一看，是一片栽种着西红柿、黄瓜、刀豆、豇豆的蔬菜地。郁焕崇从棚架上掰下一截竹枝，撕开，借着月光费了一点儿周折，捅开了手铐，正想扔进黄浦江时，忽又寻思还是留着，没准儿以后还有用呢。
郁焕崇随手摘了两个西红柿，坐在江边的一块石头上，一边吃着一边考虑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处境。他这半生要算经历了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事儿，可从未遭到过别人的绑架、暗杀，他也没干过绑架、暗杀之类的歹事儿。可是，眼下却有人蓄意对他实施谋杀。天可怜见，幸亏对方在制订行动方案时有些许疏忽，高估了手铐的作用，或者低估了他的能耐，否则，这世上就没有他郁焕崇这个人了。对方显然对他的活动行踪了如指掌，多半是窃听了事务所的电话，然后实施跟踪，并在拉都路设下了埋伏。从对方下手的歹毒手段判断，他们不但要他的性命，还要让他的尸体不见踪影，以造成失踪假象。这就使郁焕崇实在难以猜测，因为尽管他做过多年租界捕房刑事部的捕探，也曾侦破过刑案，但并未跟有这等实力竟敢在共产党执掌天下后还公然做下这等凶案的无论哪方人士结下过梁子啊！
郁焕崇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便干脆不去想了，把思维转向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看来家是不能回了，亲朋好友也不能联系，对方要他失踪，那就先让他们如愿吧，以保得眼前不会遭受第二次暗杀。那么该去哪里呢？市区一概不行，既然对方很有可能具有窃听电话的法道，那他们肯定已经掌握了他的家庭和事务所的地址，最近他在干些什么、跟哪几个人有过联系，料想他们也已经清清楚楚了。所以，郁焕崇决定先去郊区找个可靠的地方躲一躲。老家川沙显然是不能去的，那就去松江叶榭奶妈那里躲一躲吧。
于是，他决定立刻出发。他又摘了些西红柿和黄瓜吃了，辨别方向后，沿着江边小路往黄浦江上游方向走去。走到天明时，他身上的衣服已经干了。检查衣袋，钱包没了，不过他的裤子内侧腰间、裤脚贴边缝有暗袋，经常藏着钞票，此刻正好可以取出来使用了。因此，他在前往叶榭的途中，总算还不至于饿肚子，还搭了一段长路的卡车，终于在当晚十点多赶到叶榭史家坟。
奶妈夫妇对于郁焕崇的到来喜出望外，他们听说他准备在史家坟休息数日，又是一阵狂喜。这些日子，老两口每天想方设法给他做可口的饭菜，而对其的遭遇以及来乡下小住的原因闭口不问。郁焕崇待了几天后，过江去了趟松江，在邮局营业厅写了一纸便条，作为平信寄往上海市区熊隐之的公司。便条内容是：如所需之物已经如数备妥，请于9月8日上午九点至九点半之间把货送往“上次一起去过的那个地方的3号月台”，他将在那里等候。次日，郁焕崇顺利拿到货后，便去邮局把货寄往上海家中。他特意使用了假址与化名，却不料还是被人察觉其藏匿地，并很快就找上门来了——幸好登门的是警方。
郁焕崇将上述情况陈述完后，取出那副手铐放在桌上，说这就是被他用竹片捅开的手铐。三刑警轮流传看了这副手铐，没有看出什么名堂。稍后，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一起恶性案件，郁先生脱险后为何不立刻向上海警方报案？
郁焕崇的回答是：我从对方能够设计这样一个周密方案来要我性命这一点来考虑，认为他们对我的了解并不仅仅在9月2日出事那天跟屠寻道和熊隐之以及彭先生的接触，对我的家庭情况肯定也已经了如指掌。他们处心积虑要取我的性命，我如果报警的话，他们对于我的死而复活肯定恼羞成怒，然后意识到我会在警方的保护之中，他们已经无法再次下手。这时候，他们很有可能会对我的家眷下手，因为我估计他们是受人指使而来杀我的，杀不了我回去就没法儿交差，于是就杀我的家眷交差。
三刑警原准备从叶榭寻访到郁焕崇后，与其一起乘坐吉普车回市区的，没想到现在情况有变，原先以为的失踪案其实是一起蓄意策划的谋杀案，而且案情看来还很蹊跷曲折。因此，吴万清不敢贸然行事，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三刑警反复商量，最后认为还是先向领导报告案情后听领导的安排为好。
于是，吴万清就用军分区招待所的电话向领导汇报情况并请示下一步该怎样行事。
五、双管齐下严查
上海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吴万清的电话后，因为案由发生了变化，且案情蹊跷，于是按照规定当即向市局报告了。下午两点多，一直守在电话机旁边的吴万清终于等到了分局的来电。江宁分局向市局汇报该案情况后，市局领导对该案作了分析，具体内容专案组当然不可能知晓。此刻，分局领导向吴万清下达的指令是：
第一，鉴于案情复杂，背后可能隐藏着重要情况，所以务必小心谨慎，注意严格保密。第二，对郁焕崇要谨慎对待，务必保护周全，故宜继续隐居，可在松江军分区招待所内为其安排一个安全隐秘的房间，由专案组指派专人予以陪护。第三，根据市局指示，决定增派孙燕生、尹春白、史达庆三位同志参加专案组侦查工作，其中孙燕生担任专案组顾问，一应工作事宜可由吴万清与其商量后作出决定。
吴万清于是意识到这个案件的重要性，暗忖幸好没贸然把郁焕崇带回上海。当天傍晚，孙燕生、尹春白、史达庆和实习警员小邢、小何、小曹赶到松江。吃完晚饭，吴万清和孙燕生交换意见后决定举行案情分析会研讨案情。六名刑警待在军分区招待所的一间四人客房里，椅子不够，于是就坐在床沿边。姜少雄先向孙燕生和尹春白、史达庆介绍了此次来松江寻访郁焕崇的情况以及郁焕崇向他们陈述的内容。往下就是分析案情了，史达庆提议，是不是可以先分析杀手暗杀郁焕崇的作案动机？孙燕生和吴万清表示赞同，于是就扯开了话题——
对于谋杀案的作案动机，通常不外乎就是仇杀、情杀、财杀，那么，郁焕崇是否有仇家、情敌或者值得别人谋取其财的价值呢？吴万清说了说之前他们对郁焕崇和沈存美过往的调查情况：
查阅了从旧警局接管的原沪上法租界、公共租界的档案材料中对郁焕崇供职期间巡捕房刑事部侦破的刑案概要和内部报纸的相关报道，发现郁焕崇曾参与过三起当时轰动沪上的刑事大案的侦查，但他并非是主办侦查员，不过是协办，出过力，于关键破案并无贡献，所以工部局颁发的嘉奖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苦主或者苦主家属自行掏钱给予感谢的名单中有他，但系最后一档。郁焕崇奉命主办过的那些案件都是刑事小案，涉及案由全是失窃、殴斗、诈骗一类，因破案率高而受到过巡捕房的表彰。但是，那些被他抓捕的案犯都是小瘪三、街头混混儿之类的无名鼠辈，被法院判处的刑罚也很轻，因此，通常说来他们不可能为此而对郁焕崇产生报复念头，即便产生报复念头也缺乏报复能力。所以，可以排除郁焕崇在刑事部做捕探时结下仇家而此刻遭到报复的可能。
在郁焕崇闯荡江湖那七年间的情况无法进行调查，只是接触了一些他成年后返回沪上一直到现在所结交的好友，因为他们平时每周会喝酒聚会，但这些好友从没听他说过在江湖上有甚仇家。私家侦探事务所通常是不设立档案的，不过，由郁焕崇作为持股最多因而执掌大权的事务所却是一个例外。他们对内部管理甚严，管理方式也比较科学，全所八名私家侦探多年来办理过什么案件以及当事人的姓名地址、事由、费用收支、分配情况等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这些记载和一干同事的陈述都表明郁焕崇个人也好，整个事务所也好，都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更谈不上结梁子成仇家了。
对郁焕崇在“情”和“财”两个方面的调查，不但问了同事朋友，还向其妻沈存美以及包括邻居在内的亲友作了了解，都说郁焕崇为人正直，讲义气，行事低调，出手大方，对钱财并不在乎，从来不曾听说过他为钱财跟人怄气争吵过。
对郁焕崇之妻沈存美的“情事”嫌疑也作了调查，除了前夫罗成功外，她并没有跟其他男性有过单独接触。而罗成功的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专案组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排除郁焕崇因仇、情、财而引发此次被作为谋杀对象的可能。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成为郁焕崇被作为谋杀对象的因素呢？一干刑警一时面面相觑。
孙燕生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把郁焕崇请来一起分析。这个建议让大家目瞪口呆，但吴万清马上点头，说他也正有此意。若让郁焕崇来参加案情分析，他从当事人和侦查者的双重角度来谈如何侦查这个案件，那岂不是一个“另辟蹊径”？
尹春白正要起身去对面房间叫郁焕崇过来时，实习警员小何来敲门了。三位实习警员没来参加案情分析会，他们聚在郁焕崇的房间里跟见多识广的老郁喝茶聊天，听他说些江湖掌故及给宋子文当保镖时所见到的独家旧闻等。聊着聊着，就很自然地说到了眼前这个案子。郁焕崇很内行，他已经知道眼前这三位小伙子是实习警员，由此推测他们并非专案组正式成员，看来未被获准参加案情分析会。如此，他就认为这三位无权知晓案情，也就不敢跟他们说什么。不过，郁焕崇听他们在念叨这起“奇案”，心里也是一动。奇案看似奇特，只不过是因为没有发现它的破绽和漏洞，也就是说，再奇特的案子，作案者都有可能留下漏洞。那么，他遭遇的这起“奇案”的漏洞在哪里呢？随之他脑子里电光石火般地倏然一动，一个念头闪现出来了。于是，他要求去见吴组长，请他们去禀报一声。
当下，吴万清听小何这么一说，一阵窃喜，忙说“有请”！
郁焕崇告诉一干刑警，他刚从黄浦江里死里逃生爬上岸后，脑子还算清醒，对自己的这次遭遇的原因虽然想不出——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想出来，但对避险路数却是考虑得很对的。现在，他相当于到阎王殿门口转过一圈，在跟三位实习警员自由自在聊天的过程中，忽然想起杀手留下了两个破绽：一是他在“大煌西菜”和熊隐之、彭先生共进晚餐后离开，在门口叫三轮车时，出于长期从事特殊职业形成的习惯，在瞥了三轮车牌照一眼后就已经牢牢地记住了那组五位数号码：00854。二是他从黄浦江里爬上岸在菜地里用竹片捅开手铐后，带走了那副手铐。郁焕崇认为，这两点就是追查杀手的线索。
关于那副手铐可以作为追查杀手的线索这一点，几位刑警都已经意识到了，而对另一点——三轮车牌照号码，他们却没敢奢望。此刻听郁焕一说，禁不住窃喜。于是，当即决定循着这两条线索进行调查。
次日清晨，专案组留下刑警史达庆和实习警员小何在松江陪护郁焕崇，其余七人返回上海市区，但没回江宁分局专案组驻地，除孙燕生向政保领导汇报相关案情并请示是否可以通过组织关系对香港那两封匿名检举电报的情况进行暗查外，其余六人随即分头进行调查。
吴万清和小邢、小曹负责调查9月2日晚被杀手作为作案工具使用的三轮车，因为有该车辆的牌照号码，所以查得还算顺利。他们先从市局交警部门查到了该三轮车的相关信息：该车属于居住在虹口区衡水路78号的郭阿桂所有，他本人就是这辆营运三轮车的车夫。于是三人前往虹口分局了解郭阿桂的信息资料。
虹口分局治安科副科长鲍正义向三人说了说郭阿桂的情况：郭阿桂，四十五岁，苏北盐城人，早年逃荒来沪，以行乞为生。之后，从车行租了黄包车当起了车夫。此人生性狡猾，见人常面带三分笑，背后则恨不得捅你一刀。然后，他加入了青帮，做了黄金荣的徒孙。1927年，蒋介石开始筹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金荣积极参与，他的徒子徒孙奉命一概听从号令为蒋介石效力。郭阿桂因以前在苏北老家学过点儿三脚猫功夫，于是就让他暂停拉车，编入专门对付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的由反动帮会、地痞流氓分子为主组成的“上海市民义勇团”。在发生于宝山路上的国民党对工人纠察队大开杀戒的血腥行动中，郭阿桂是众多帮凶之一。事后，他获得了一辆洋车（黄包车）的奖励，自此，他就拉起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后来，他卖掉洋车，又买下了一辆三轮车。
郭阿桂一贯低调，不管做了什么都习惯于不事张扬。据说他有多次机会，可以不必自食其力靠拉黄包车和三轮车度日，可是，他每次都主动放弃。时间一长，青帮师父和师兄弟也就不再提供提携机会了。殊不知，正是由于这份低调和识相，郭阿桂留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终日辛劳的车夫。别说外人了，就是派出所也以为他是一个清白的“劳动人民”。直到8月下旬，虹口分局收到榆林分局转来的一份在押人犯揭发的材料后，方才清楚原来他是一个疑似历史反革命分子。分局治安科原本是要动他的，拘留证都已经开好了，送到局长室去签字时，领导的意思是新中国即将成立，市局拟在最近组织全市统一抓捕行动，可将郭阿桂放在届时抓捕的名单中一并拿下。
吴万清说了说专案组面临的外调需要，鲍正义说他要去向领导请示，看是否能作为特例先把这家伙拿下再说。当天午后，郭阿桂就落网了，直接押解江宁分局。
吴万清见到郭阿桂后，开门见山道：“9月2日你在干什么？”
郭阿桂一脸无辜，称那天他在大通路朋友齐真章家里喝酒、打牌，在场的除了齐真章，还有另外两个朋友老赵、老陆。吴万清说：“听说你多年来一向自食其力，勤劳节俭，一年到头都不肯休息一天，最近哪来的闲空儿啊？”
郭阿桂马上标榜自己是正宗劳动人民，勤劳节俭，说：“那天是因为发生了特殊情况——我的三轮车失窃了，是在新成区大通路下客时因送一位腿脚不便的老年乘客进弄堂内的家里那么几分钟时间里被人骑走的。我当时就向新成分局报案了，从分局出来，正准备回家等候消息时，正好遇到老齐。他问明情况后，安慰了我几句，说干脆去他家坐坐，我就去了。老齐又约了住在附近的两个朋友老赵和老陆。那天我回家已是晚上九点多了。第二天，我去新成分局问案子破了没有，民警同志说还没有，让我回家等消息，破了案，起获了赃物，他们会给派出所打电话通知我的。我回家又等了一天，到第三天傍晚，派出所派了一位同志通知我说我的三轮车已经找到了，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带上购车发票、软牌照去新成分局领回。第二天，我去新成分局领到了三轮车，民警告诉我是谁骑走了我的三轮车还没查出来，车子是昨天上午在新闸路溜冰场门前被群众发现后打电话报告分局的，他们就派人去骑回来了。考虑到我是靠这辆车挣钱养家的，他们就通知我先把车领回来了。”
像吴万清这样的资深刑警，跑来跟郭阿桂见面当然不是来听这种巧合味十足的故事的。郭阿桂越是这样说，他越觉得这主儿就是把自己的三轮车提供给杀手的涉案分子之一。于是，他先把郭阿桂晾在一边，叫上小邢和小曹，按照郭阿桂所供称的那些跟三轮车“失窃”及随后发生的情况相关的那些情节，一个个去调查。
应该说，郭阿桂虽然生性狡猾，但是多年来由于缺乏在这方面“更上一层楼”的“上进心”，放松了“学习”，忽视了对制造谎言的训练，所以刑警在调查第一个情节即所谓“载客至大通路把腿脚不便的老年乘客搀扶下车送进弄堂内的家里”时，就发现了明的破绽：这条弄堂既狭窄又短浅，而且只有一个进出口，一共只住着三十多户居民。刑警逐户走访，反复询问，整条弄堂既无腿脚不便的老人，那天也没有男女老少乘坐过三轮车和黄包车。那么，会不会是哪户人家有这样的亲友登门做客呢？ 也没有。
郭阿桂的第一个谎言被戳穿了，按说往下也就不必去核查了，但吴万清他们还是去走访了齐真章、老赵和老陆，然后第二个破绽也出现了：据齐真章说，早在那天之前两天，他就已经接到老郭打来的传呼电话，说好久没见了，挺想念他和老赵、老陆的，后天他正好有空儿，过去看看他们。这三位，其实因为郭阿桂多年来一直全年无休埋头搞人力车营运挣钱，早已不跟他来往了。不过，老郭手里捏着他们的把柄：当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宝山路屠杀工人纠察队时，他们也是在场帮凶，是一个小组的，郭阿桂因是青帮分子便被指定为组长。大家都是道上的，也就不用老郭提醒便知道他们是“一根绳上拴着的蚂蚱”，所以，别说此刻老郭提出要来坐坐了，就是叫他们停下手头的活儿（这三人也是“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合伙开了一家五金小作坊）陪他去外地溜达一圈而且得由他们承担一应费用，他们也不敢道个“不”字。当然，这是后来破案后他们交代出来的，此刻几人都是心知肚明，三缄其口，一字不漏。但那天郭阿桂前往坐坐，四人喝酒聊天时没关照过什么话头，所以现在警察登门了解情况，只有如实而言。不过，这么如实一说，就为老郭增添了一份不利因素。
通常说来，郭阿桂面对着这种情势，只有审时度势乖乖招供的份儿了。可是，郭阿桂的思维跟常人有所不同，他发现自己向杀手提供三轮车时事先没做好功课，想当然以为只要有个说法就可以了，所以经不起警方调查。于是，他不再吭声。但是，据同监房的犯人稍后向看守员密报，说郭阿桂回到监房后大怒，倒也不是恼怒刑警，也没埋怨自己，只是咬牙切齿地把一个叫作“关崽子”的十八代祖宗一一骂了个遍。一直到专案组侦破了这起案件，作为杀手之一的“关崽子”被捕后供出了他向郭阿桂借三轮车作为作案工具的事实，刑警根据“关崽子”的口供分析，这才明白郭阿桂迁怒于他人的原因——“关崽子”向郭阿桂高价借三轮车时，只说“晚上要去搞点儿东西”，那就是盗窃案了，因为贪图蝇头小利，所以这才点的头。因此，当郭阿桂折进江宁分局被讯问时听说三轮车涉及谋杀案，便开始恶毒咒骂“关崽子”了。
在吴万清、小邢、小曹三人进行突破零口供攻坚战时，姜少雄、孔大虎、尹春白三刑警正在调查郁焕崇死里逃生后留下的物证手铐的来源出处。
这副手铐一看便知是舶来品，据郁焕崇说，这应是三十年代中期法捕房向德国购买的那批手铐中的一副。大约是1934年秋天他去法租界嵩山捕房办事时，正好看见公董局警务处送来下发给该捕房的手铐。当场开箱点检，他也随手取了一副查看，记得这批手铐在式样上有所不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批手铐是有钢印编号的，就像手枪一样。这次死里逃生留下的那副手铐，式样与当年他所看到的一致，不过没有钢印。仔细查看，钢印是被磨掉了。
姜、孔、尹三刑警先去了当年法租界嵩山捕房即现在的上海市公安局嵩山分局。他们查看了分局刑警队警员使用的手铐，有几种式样，但并无一种跟他们带去的那副相同。他们找了三位当初是该捕房华捕（华人巡捕）现为留用警察的老探员，给他们看了带去的那副手铐，确认式样与当初那批手铐一致。
于是三刑警就去查原嵩山捕房的物资档案。嵩山分局接待他们的宗秘书说所有旧档案由军代表接管后，原是封存在分局的，7月份已经根据市局的指令全部上缴了，用汽车拉到建国西路75号去了。于是他们便往该址去打探，所有旧档案果然都在那里的临时库房里。市局已经组织了一批以进步大学生为主的力量在进行整理工作了。他们的运气不算好，但也不能算是特别差，因为到第二天中午时，就把所要查阅的那份档案给找到了。
档案显示，这批手铐总共三千副，是1934年11月从德国采购的。这些手铐运抵上海后，由公董局警务处分发至法租界六个巡捕房以及直属警务处的特别队、政治处（负责侦查政治性案件）、刑事处、法警科一千二百副，其余一千八百副存于军械库，两年后调拨越南西贡市警察局。那一千二百副手铐，因德国标准与东方人的手腕相配显大，所以各单位在使用中对此不满意，半年后便全部封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沪上租界接收捕房，核对物资账目还有一千副，另外二百副据记载己由警务处总监法伯尔签批准予赠送“中华民国苏浙行动委员会”，接收人是该委员会常务委员杜月笙。抗战胜利后，那一千副手铐被国民党政权接收，还是没被使用。上海解放后，那一千副手铐已被我方接管。于是三刑警又前往市局库房，翻箱倒柜找出了那批德国手铐，一点数，一千副一副没少，上面的钢印号码赫然在目，跟他们手头的那副相比较，果然一模一样。
这就是说，杀手用来作案的那副手铐确实是当年从德国购进的那批货中的一副，但那应该是杜月笙从公董局警务处免费获取的那二百副中的一副。
线索还是这一条，但转向了。杜月笙是没法儿找的，这位青帮大亨在上海解放前夕已经前往香港定居了，专案组不可能与其取得联系调查此事，所以只好另觅他法了。
杜月笙没法儿找，那是否可以找找解放后尚在上海的估计会知晓手铐之事的当年在杜月笙身边的知情人呢？专案组试着一打听，运气还不错，果真找到了一位。这人年岁尚轻，但在沪上帮会群中名气颇响，人称“小黄先生”。厉害吧？因为他是杜公馆的总账房——这个位置在杜公馆是要紧位置，十多年前原总账房小黄之父老黄先生病逝后，他就成了接班人。
当刑警登门拜访时，小黄先生正在家里习练书法。他的记性甚好，听刑警说明来意后，几乎是不假思索立刻点头：有这事，是这样的——
1937 年 9 月上旬戴笠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时，因该组织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肃清奸细，故戴笠要求杜月笙设法提供短枪和手铐。杜月笙即斥资派人去海外购置驳壳枪及子弹，至于手铐，杜月笙则利用他跟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的关系，直接向人家要。警务处总监法伯尔当然要给杜月笙面子，便签批赠予其二百副手铐。小黄先生还记得，手铐是杜月笙的一个徒弟亲自去公董局警务处取的，取后拉到杜公馆，当晚就有人来拿走了。这些手铐后来情况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9月17日上午，专案组开会汇总调查情况和研讨如何进行下一步工作。汇总下来，两拨调查人员遇到的情况都使人沮丧：讯问三轮车车主郭阿桂，他就是不开口，抱定零口供宗旨；手铐线索查下来，最后定格在杜月笙从法租界公董局取走的那二百副上。
孙燕生说：“我们都是接受过保卫或者刑侦技能训练的，还有实践经验，可是我们没有学过预审，也不懂什么心理学。当然，那个姓郭的嫌疑人估计也没有接受过‘反审讯’训练，人家的零口供是临时起念，这是天生性子所致。我考虑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把郭阿桂交给市局预审高手去对付。手铐这条线索看来也没法儿往下查了，干脆撇开算了。咱们另外开辟新的调查方向，什么方向大伙儿一起商讨。同志们看怎么样？”
大伙儿正要发言讨论时，忽然来了一个电话，是分局秘书室打来的，说接到市局电话通知，请吴万清和孙燕生两位同志这就过去一下，领导有事找。
于是，吴万清宣布会议暂停，请大伙儿就地待命，等他们从市局回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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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20-11-20 17:29 | 只看该作者
六、引蛇出洞之计
上世纪解放伊始及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官方、民众对盘踞台湾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以及幕后支持者美帝，一概统称为“美蒋”由台湾派遣至大陆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工，则称其为“美蒋特务”，“美蒋特务”这个词在当时各大报纸和新闻播报中出现的频率还是蛮高的。在公安机关的反特工作中，香港则是一个敏感词。当时的广州、上海，连坊间百姓只要听见有人说及香港，也会一个激灵。所以，本案发生初期曾提及过的上海市公安局接连收到两封发自香港的检举沈存美的前夫罗成功谋杀郁焕崇的电报，自然引起了市局相关领导的重视，甚至还惊动了分管政保、情报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早在孙燕生从松江返回上海市区后向领导提出要求设法了解香港那两封检举电报之前，市局分管政保的副局长扬帆在向潘汉年汇报该案案情后就已开始设法调查那两封检举电报的背景了。
当时，华东局社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在香港都有各自的情报工作密点，但各不相关。只有在特殊情况时，在接到各自上级领导的指令下，才有条件地进行阶段性合作。现在，上海市公安局要调查通过香港民用电报营业点拍发的两封电报，算不上特殊情况，所以就未惊动华东局社会部。驻港情报人员本着认真负责的原则，不但调查了拍发这两封电报者的住址和姓名，还对该人的背景、现状等情况作了秘密访查。9月17日凌晨三时，方将这份情报通过密台发送来沪。
这份情报的内容是：这两封电报系香港九龙弥敦道“兴发食品店”店主麦鑫出面去电报局拍发的，查此人背景，并无结交江湖黑道以及任何政治团体之举；个人品行爱好：嗜赌，贪色，经常举债。近日他新结识一女子燕某，系娼妓出身，现供职于“仁祥东南亚土特产贸易公司”。查该公司背景，实系台湾“国防部保密局”设于港岛之特务机构。
上海市公安局在获悉上述情报后，政保处领导马上断定“私家侦探失踪案”的作案者涉特。上午，政保处领导在向扬帆请示获准后，决定审时度势立刻改组原该案专案组，以反特思路侦查该案——这，就是吴万清、孙燕生接到市局急电召见的来由。
时任政保处办公室主任的王征明跟吴万清和孙燕生谈话，说了两点：一是传达香港密电内容，二是宣布改组原专案组——由市局政保处直接领导，增加五名组员，如果人手不够，可提出加派便衣。改组后的专案组，由孙燕生同志担任组长，吴万清同志担任副组长。
当天下午，改组后的专案组首次开会，分析案情是接着上午中断的内容继续下去的。孙燕生是个思维非常活跃的政保工作者，他离开市局后因受香港那份密电内容的启发，已经有了新的思路。这桩案子已经侦查了半个月，不能再延缓下去了，涉特案件不像刑事案子，有时变数甚大，所以动作要快，有捷径可走的话一定要寻觅。现在，孙燕生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捷径，于是直截了当亮出观点：“大伙儿看咱们如果请郁先生出场走几步如何？”这话一说，在场一半以上的同志都十分诧异，只有副组长吴万清和新来的侦查员李耕云脸上露出那种表示领悟和欣赏的神情。孙燕生于是微笑道：“请老吴和小李谈谈吧。”
吴万清和小李的想法跟孙燕生不谋而合：郁焕崇的对手可能就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在香港设置的特务机关“仁祥东南亚土特产贸易公司”，具体动手执行的杀手可能是“保密局”在上海的某个潜伏特务组织，也有可能是“仁祥公司”派往沪上的专业行动特工，考虑到杀手对郁焕崇以及沈存美的情况调查得那么到位，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小李和吴万清都是资深地下情报工作者，对国民党特务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他们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点：既然郁焕崇是被“保密局”盯上必须干掉的目标，那么按照“保密局”的职业特点，如果他们发现一心要除掉的目标郁焕崇死而复活突然现身的话，那么在大吃一惊之后，肯定不得不重新策划一次暗杀行动。刚才孙燕生所说的“请郁先生出场走几步”的意思应该就是这样。
孙燕生听吴万清和小李说完后，笑言“不谋而合所见略同”，遂请一干组员对此发表意见，强调“最想听到的是不同意见”。
一番讨论后，这个设想通过了，于是立刻向市局政保处上报请示。
这种需动用苦主本身引蛇出洞的方案一般是不大使用的，因为风险太大，稍有不慎敌特就有可能真把郁焕崇给灭了。因此，市局政保处对此做不了主，还得向市局领导请示。专案组一直等到次日上午，方才接到批准该方案的通知。
稍后，一辆由电话公司工具车改装的绿色八座汽车悄然驶离上海市区，前往松江军分区招待所，把郁焕崇接回上海，安置在市局政保处的一个秘密地点。孙燕生和吴万清代表警方跟郁焕崇谈话，当然，可能是出于保密需要，以及避免惊到郁焕崇之故，没有向他透露该案系“保密局”主谋，只是说由于对三轮车和手铐两条线索的调查均无果的原因，现在准备实施引蛇出洞之计，想请他出场一下。郁焕崇毕竟是内行，当下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随即点头赞同。市局和政保处领导事先已有指示，鉴于郁焕崇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制订行动方案时应请他一并参与，不但要让他当面听，还应征求他的意见，甚至请他出主意。
引蛇出洞方案很快就形成了，安排郁焕崇出场走以下三步——
第一步，9月19日，郁焕崇乘坐在马路上招的一辆出租车堂而皇之地返回其家里。在坊间形成一条新闻， 但如有任何包括其妻儿在内的他人问起其失联情况，则应称“因业务之需，前往外埠秘密调查”，以堵住他人的打听。第二步，之后，郁焕崇则深居简出，对外称“休息数日，以解出差之疲”。在此期间，不接待任何亲朋好友。若有业务事宜，则请与其事务所联系，事务所每天通过派人登门传递书面材料或者当面报告的方式让郁焕崇了解业务情况，但不办案，也不开会。第三步，两天后，郁焕崇向事务所前来传递材料的人员下达指令：次日将在某饭馆与全所职员聚餐，让内勤预订一个包间。
郁焕崇走出这三步后，相信敌特方会对此作出反应。然后，他们应该会尽快制订行动方案，再次暗杀这个竟然大难不死的目标。而这时候，敌特的踪迹应该已经被专案组发现，通过跟踪以及其他方式的调查，掌握他们的窝点及人员数量等，届时就可实施收网行动。当然，如果敌特方急不可耐，赶在郁焕崇走第三步甚至在完成第一步返家后即实施暗杀，我方则必须保证郁焕崇不受伤害，应不顾一切立刻行动，当场将杀手抓获。一旦情况出现即将失控端倪时，可以开枪，但力求留活口。三人商讨时，孙燕生提出为防万一，专案组可以向上级提出临时给郁焕崇配备手枪。郁焕崇对此表示感谢，但婉言谢绝了，他说他自带匕首即可。后来知道，郁焕崇年轻时跟那个武僧学武时，习练过飞刀，其速度、力度和准头所产生的杀伤力，在近距离的范围内简直不逊于手枪。
当时，专案组尚未知悉敌特方要杀害郁焕崇的原因，只是将其9月2日的那次遇险作为敌特分子的一次“正常”暗杀行动。因此，在制订上述方案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对郁焕崇再次遭遇暗杀的防范措施。制订方案的核心人物是孙燕生、吴万清和郁焕崇自己，三人从暗杀行动方的角度反复考虑了再次实施暗杀的下手机会，据此制订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为此，专案组向上级呈递的方案报告中提出要求增派十二名便衣，用于对郁焕崇的秘密保护和一旦敌特目标出现时的跟踪。至于最后在饭馆设伏准备收网时，因为不清楚敌特方会出动多少名杀手，所以除了专案组成员和增援的便衣外，还要求调派公安武装（现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协助。该方案上报后，当天就获批了，于是他们开始紧锣密鼓地做准备。
9月19日，正式开始实施引蛇出洞之计。当天中午，郁焕崇乘坐一辆出租车回家，车行至梵皇渡路联义坊停下，郁焕崇还没下车就被几个正在路边站着闲聊的邻居发现，几声惊呼之后，便扑到出租车周围。郁焕崇刚付了车费下车，就被闻讯而至的其他邻居团团围住。大家自要打听他这些日子的去向，老郁便称去外埠出差了。众人簇拥着他往家走，行至一半，得到报信儿的妻子沈存美已经带着儿子郁光耀奔过来迎接了。
郁焕崇严格按照专案组制订的方案行事，不用说，联义坊周边自是已经密布化装后的便衣，还有几位事先已经“租”下了居民空余的房子，人住后就宅在“家”里了。当天傍晚，正是那些上班族下班的时候，联义坊一片因为郁焕崇的归来而变得热闹起来。梵皇渡路派出所的民警根据专案组的安排，也适时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们进了郁焕崇家，当着赶来看望郁焕崇的邻居的面，以公事公办的语调询问郁焕崇这些日子去了哪里？在干什么？事先为什么不跟家里打个招呼？郁焕崇不慌不忙地一一回答。 民警临末对他作了一番“不容拒绝”的训诫，要求他必须作出书面承诺：今后不再发生这种惊动警方搅扰家人邻居之举。郁焕崇点头答应，然后客气地把民警送出家门。经这么一折腾，关于郁焕崇的新闻早已飞离联义坊和梵皇渡路，当晚连外滩的居民都已经知晓。第二天上午，随着梵皇渡路上班族的传播，已经传至大杨浦和浦东。
一直在幕后默默关注着的孙、吴二人，得知情况后窃喜，寻思这就不愁传不到相关敌特分子那里了。等着吧，他们很快就会上钩的！哪知，接下来几天竟然一直风平浪静，方没有任何反应。不但专案组，连一直密切关注此案的政保处领导乃至市局领导，对此也感到十分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呢？
七、案情终于大白
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追根究底，该案的发生与郁焕崇的邻居、二十四岁的青年尹逸人有关。让我们先从这个供职于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已有九年工龄虽然年轻但已被称为“尹师傅”的小伙子说起——
尹逸人，祖籍浙江镇海，出生在上海。其父尹信芳原是外洋客轮上的机匠，一次远洋航程中，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搭救了一个喝醉酒后即将掉落大海的美国旅客麦克尔。麦克尔是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一名工程师，次日酒醒后得知昨晚的惊险一幕，便摘下手上的戒指连同金怀表作为答谢酬金。尹信芳拒收，说船员做这种事情系天经地义的责任。船抵达上海后，麦克尔上岸时给尹信芳留下了一纸便条，上面用汉字写着他的办公地址，另有若干英文，尹信芳在洋轮上待了多年，略微识得英文，勉强看懂这是写给美商上海电话公司门卫的，意思是持条人是他的朋友，许可入内，不得为难。麦克尔对尹信芳说：“你是一个优秀的员工，如果你愿意放弃远洋轮水手的工作，欢迎你来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上班。”
没多久，尹信芳就进了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做了一名机修工。数年后，尹信芳以前熟识的一位朋友范某从外地来沪谋生，在北京路经营一家生产五金配件的作坊，尹信芳有空儿时会去坐坐，两人很谈得来。范某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跟尹信芳接触是奉组织之命将他发展为党员，以用其职业特长做一些其他同志难以完成的工作。一段时间后，尹信芳的觉悟提高到一定程度，开始为中共从事相关工作。不久，组织上决定发展他入党，但还没通知到他本人，组织内部就出了叛徒，尹信芳上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的黑名单。警备司令部特务在尹信芳下班途中企图逮捕他，他奋勇反抗，被特务乱枪击中，光荣牺牲。由于这是一次“越界行动”（当时租界当局与华界政府签有条约，双方不能直接进入对方界内实施抓捕，应递送照会由对方警局执行后引渡），敌人便不敢声张。当时报纸刊登新闻称这是一起“劫匪绑架未遂而开杀戒”的刑案。美商电话公司接受这种说法，因死者是在下班回家途中遭遇不测，故给予家属抚恤金。当时的尹逸人还是一个九岁孩童，此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过日子。其母是医院护士，有一份收入，加上组织上对烈士遗属不定期的经济援助以及美商电话公司的那笔抚恤金，尹逸人得以继续维持学业。
1940年，尹逸人初中毕业，中考落第。他去找了当年被尹信芳救过命的美商电话公司工程师麦克尔先生，希望能进电话公司打工。麦克尔念及旧情，设法斡旋，使得尹逸人得以顺利进入这家当时在沪上被公认为是“金饭碗”的外资公司，有麦克尔先生的襄助，公司对他照顾有加，安排他做了一名专门处理客户电话故障的修理工。这是一个在电话公司受人羡慕的岗位，不但可以学到技术，而且还能凭这门技术在跟客户接触中获得经济利益。尹逸人继承了老爸的优良基因，不但脑子灵活，动手能力还特强，加上带教师傅的传授及麦克尔先生偶尔给予的点拨，所以他的业务能力提高甚快，不到一年就有了处理寻常故障的技术能力。
尹逸人性格开朗，喜欢交友。由于其母有日班也有夜班，还有机动班，母子俩相处的时间比较少。他缺乏成年人给予的生活经验指点，交友不分良莠，觉得谈得拢就一起吃吃喝喝。而当时的上海滩，租界正处于“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的“孤岛时期”，中外各方情报人员的隐蔽活动非常活跃。不幸的是，这位中共烈士之子竟被“军统”上海区的特工盯上，指派特务与其交友，要求他利用职业之便为他们的特务活动提供帮助。尹逸人认为此是抗日义举，乐意相助，事后还拒绝接受人家的“意思”。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沪上租界一夜之间被日军占领，“孤岛”从此消失。尹逸人供职的美商电话公司归并由原日本华中电信公司改组的日本与汪伪政府合营的“华中电气通信株式会社”，尹逸人被留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敌产“华中电气通信株式会社”，归还美商产业后，重新将其分解为“交通部上海国际电台”“上海电信局”等单位。尹逸人因为年轻，人又聪明，就被调往“交通部上海国际电台”，让他接受培训后操作收报机和发报机，有空闲时间时还让他学习处理收报机和发报机故障技术。
转眼到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交通部上海国际电台”被我方接管。当时，由于军事战争、情报反特战线的需要，我方急需大量专用于隐蔽战线的报务、密码破译、侦测和反侦测部门的技术人员。为此，中央指示“广泛物色政治可靠且具有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的青年，择优录用，可予以培训扶植，建立我们自己的一支特殊队伍”。这种招聘当然不可能登报张扬，而是由组织上指派专人悄然进行。中共中央华东局受命组建位于苏北行署区盐城县的一个对外不公开的内部学校，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培训基地”。为此，于 1949年7月中旬发文通知下辖各省区（区，指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四个省级行署区）选送学员。可想而知，干这等绝密活儿的角色，组织上选派前对其的各种审查会是何等严密。当时有规定，进行这项工作前，先由组织部门对审查小组成员进行严格审查。
7月下旬的一天，尹逸人上班后被单位领导唤去，由党委书记亲自出面跟他谈话，宣布经组织决定，他被作为从事某项保密工作的候选人员，这是他的光荣，也是本单位的光荣。说着，党委书记拿出一份用打字机打印的表格让尹逸人当场填写。这份表格由四页纸组成，上面列出的栏目、内容详尽到简直使人瞠目结舌，而且必须当场在党委书记的亲自监督下填写。尹逸人对其中有些内容比如祖辈等情况不太清楚，无法填写，问是否可以回家去问问母亲后再填写，立刻被拒绝。党委书记说填不了的可以不填，组织上会审查清楚的。
尹逸人并非中共党员，甚至连单位共青团让他打入团报告他都婉拒了。他生性自由散漫，不喜欢受到约束，因此，对领导所说的这份光荣工作其实并不感兴趣。所以，填过表格后他也就没当回事，内心便是希望自己落选。党委书记反复叮嘱他此事不管往下进行得如何，都必须守口如瓶，哪怕对其母亲也必须保密，如若违反，有关部门将会对他采取严厉措施，到时候，党委书记也保不了他。尹逸人还是第一次跟党委书记这么近距离接触，当下还真给吓着了，自是诺诺连声频频点头。
使尹逸人大吃一惊的是，这等保密的事情竟然被外人知道了。数日后的一个下午，尹逸人接到“梅龙镇酒家”的一个电话，说有人订了包间，所请客人中有他，务请今晚七点光临。尹逸人还没问是哪位朋友请客，对方就已经挂断电话了。尹逸人由于所从事职业的关系，这种莫名其妙请客的事儿多了去，所以就没多想，决定赴宴。当晚，尹逸人准时前往。到得“梅龙镇酒家”对方事先预订的包间，推门一看，暗吃一惊，里面那张可供十人用餐的大圆桌前竟只坐着一个人，这位还是他的熟人——萧笛！
尹逸人认识萧笛已经八九年了，当时上海还是“孤岛时期”。萧笛是经朋友介绍主动找上门来的，直截了当介绍他是戴先生的部属，是“军统”上海站特工，想跟小尹先生交个朋友。然后，尹逸人就开始给“军统”做事了。这就是特务活儿了，不过在他看来，这种特务工作不错，既刺激又有一种神圣感，因为这是针对日伪方面的抗日行为。他具体做的有两样活儿，一是利用检修电话搞定时窃听，二是在萧笛指定的某根外线上临时连接隐蔽话线，供“军统”在实施某项行动时使用，用毕即拆下，消除痕迹后离开现场。尹逸人每次都能按照萧笛的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而且纯属义务，因为他拒绝收取萧笛给予的补贴或者礼物。这种活儿，尹逸人为“军统”一直干到抗战胜利。 1945年9月下旬，他接受了前来跟他告别说奉命调往南京的萧笛的宴请，收下了对方赠送给他的一块日本手表。从此，尹逸人再也没跟萧笛有过联系——也没法儿联系。
当下，尹逸人心起狐疑，跨入门槛的那只脚正想往后退时，萧笛已经一跃而起闪至跟前，以那种久别重逢的热情握住了他的手。此刻一握手，尹逸人便有一种绵羊蹄掌落进老虎爪子的感觉，于是，这就不可能离开了。
萧笛请尹逸人坐下，桌上已经摆齐了酒菜，他打开一瓶酒，斟了两杯，跟尹逸人干了一杯，说：“咱俩是忘年老友久别重逢，不容易啊！小尹你放松点儿，咱们好好聊聊。”尹逸人别无选择，只好跟对方聊天，问他现在在哪里高就。对方答称还干老本行，谈不上高就，晋升中校了。此次特地从台湾来沪，专为跟老弟叙旧情以续新谊。尹逸人寻思老萧原是“军统”，那么现在就是“保密局”的了，从台湾来，那就是美蒋特务啊！
萧笛问尹逸人如今在共产党手里打工的情况，尹逸人说他调到国际电台去了，原本收入还可以，现在减少了。萧笛笑道：“对于老弟来说，这应该不算什么。你虽然年轻，却是有为之才，早在三十年（指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就已经在为‘军统’效力啦，如今也算是资深人士了。至于经济方面，党国从来没亏待过老弟，每月的薪饷局财务处都是给你留着的，‘保密局’移至台北后，都给你存在银行。如今的总数已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款项了，你随时可以领取。番话说得尹逸人大惊失色，急赤白脸解释自己当初并未加入“军统”，相帮干些于抗日救国有益的事情是出于民族大义。萧笛说：“小尹你不用着急，我没打算把你怎么着，只不过是提醒你一下，这些情况如果让中共的公安机关掌握，那看来你就要到局子里去说了，因为，我们手头还有你当初留下的一份墨宝。”
萧笛把一张照片放在尹逸人面前，那是尹逸人在一份打字机打印的文件上的签名和指纹，这份文件的标题是“志愿加入军统局宣誓书”，落款时间是民国三十年三月二日。尹逸人看了又看，不得不承认确实是自己的亲笔笔迹，但他怎么也回忆不起自己曾经签过这么一份文件。
萧笛说：“有可能当时你喝高了， 那段时间我们不是经常在外面下馆子吃喝嘛。不过，如果中共警方面对着这份文件，你所有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
尹逸人终于意识到萧笛来者不善，自己十有八九交上厄运了。当下强迫自己定下神来，问：“萧先生此番找我有何贵干？”
萧笛点头道：“这就对了！没有必要在你当年是否参加过‘军统’那件事上纠结了，咱们谈眼前的事儿。敝人此次奉命来沪，还真的是专为会会老弟，主要是请你填一份表格。”到这当口儿，尹逸人已经知道无法跟对方说什么当年是否参加“军统”之事了，老萧说的没错，只要把这张照片寄往公安局，人家前脚收到，后脚就会拿着手铐来登门拜访了，而且后果很严重。这么想着，各种消极情绪聚集起来的那股气恼沮丧反倒泄了，便说：“什么表格，让我过目再说。”
待到萧笛把一份空白表格放到尹逸人面前，他几疑置身梦中：不能不佩服“保密局”特务收集情报的能力，这竟是他数日前刚刚填写过的单位党委书记亲自在场看着他写的那份表格！被党委书记说得那么重要神秘的绝密材料，眼前这个美蒋特务也持有一份，这——这太厉害啦！
萧笛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把一支钢笔放在表格上说：“我们知道你已经填过一份了，现在请你按照之前所填写的内容再填写一遍，填不出的也让它空着就是。”
尹逸人简直怀疑自己的脑子被强行灌了糨糊，似乎已经迷糊了。当下他也不去想其他，就把表格如同之前那样填写了一遍。填毕，萧笛递给他一个空白信封，让他把表格装入信封后封好口，随即把封口按在茶壶上烘干，要求他在两侧封口上都签下姓名。萧笛见尹逸人面露不解，便解释说上峰有话此系机密，他无权过目。
餐毕，临别时萧笛说：“此事就到这里，你回去后一切照旧，就当啥事也没发生过。回头需要再跟你说啥事时，会通知你的。”握别时，萧笛竖起手指在嘴前做了个封口的手势。
尹逸人的这个忘年交萧笛，真名叫曾登峰，江苏徐州人氏，早年干过警察，抗战爆发后参加“军统”，被派赴上海，成为“军统”上海站的一名行动特工。由于他是半路出家，学艺不精，上司认为他不是一块搞行动的料，就想出了一个岗位安排他顶上，这个岗位原本上海站是没有的，称为“机动协办”，具体说来就是根据需要随时打发他去给其他特工做临时助手。可能是干过警察的原因，萧笛的协调能力很强，跟外界三教九流打交道联系事儿都能顺利搞定。尹逸人就是萧笛在做“机动协办”工作时搞定的一个对象。
萧笛对“机动协办”这个岗位很满意，烦是烦些，但他是警察出身，耐得了烦，主要好处一是安全，二是可以从活动费用中捞些油水。抗战胜利后，“军统”搞特务复员，“机动协办”岗位撤销，他“下岗”了。不过，稍后改组为“保密局”的老东家又把他召回去了，因为国共内战开打了，特务这个行当又成了香饽饽，让他给一线特工做协办服务最为合适。复员时萧笛是少校，被召回归队后给他晋升一档成为中校。转眼到了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萧笛最初也去了台北，但没过多久就接到命令让他去浙江舟山，当时，舟山是“保密局”向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派遣特务的出发地。毛人凤下令在舟山设立“国防部保密局东南 01 工作站”，任命萧笛为站长。这个站的工作就是为前往上海、杭州等江南城市潜伏或者执行任务的特务提供一应武器装备和相关人脉，萧笛因此就被毛人凤称为“拾遗补缺专家”。
1949年7月26日，这个“拾遗补缺专家”接到上司通知，命其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化装潜入上海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该任务跟尹逸人有关：这小伙子当年确实是在不知情或者满不在乎的状态下签署了萧笛出示的那份加入“军统”的文件，但是，因为他一直拒绝接受薪饷，所以认为跟“军统”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不过是那个被他称为“萧哥”的萧笛。而“保密局”方面则因为他已经履行了书面手续，所以将其作为一员。当然，这种“一员”在抗战胜利后的特务复员中是会被踢出的，但可能由于这人一直没有领过薪饷的原因，所以人家把他给忘了。“保密局”迁往台湾后，在清理档案时把未被裁员的特务重新整理了一份名单，其中有尹逸人的名字。由于尹逸人供职的单位是容易引起特务行业注意的电信部门，所以就作为另列名单制作副本送往高层另存。然后，就发生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秘密审选特殊岗位学员之事，被潜伏特务获得信息后作为重要情报发送台北。此类情报规定是收到即须报送高层的，某个主管高层的大特务不久前刚看过高层另存备份的那份名单，干这一行的自有超人记忆，随即跟脑子里尚未消弭的尹逸人的姓名融合起来，于是就成了“保密局”的一桩喜事儿。
可以想象，想要把一名特务安插进中共的特殊部门是何等困难，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因此毛人凤和主管台湾情报口的蒋经国也立刻知晓了。不管是毛人凤还是蒋经国，自然都会有“不惜代价促使此事成真”的想法。这种部门吸收成员，当然必须经过严密审查，于是“保密局”高层就指令派人赴沪指导潜伏于沪上的情报特工按照中共政审的步骤提前对尹逸人进行严密审查，看其是否合格。如有障碍，则研究看是否能够由“组织上”神不知鬼不觉地予以消除，然后，正式激活尹逸人这枚已经沉睡多年的棋子。
本来没有萧笛的事，可是“保密局”跟当初获取该机密情报的潜伏特工联系后，得知其能窃取空白表格样本已属极其不易，再让搞到尹逸人填写的那份表格只怕是要用脑袋去换，人家就不肯进行这项交易了，因为是绝对办不到的。那就只有提前激活尹逸人，让其凭记忆重新把表格填写一遍，然后再由相关专家进行审核，看是否符合中共录用此类机要人员的要求。而激活尹逸人的人选，算来算去，非萧笛莫属。于是，萧笛就收到了放下手头一切工作潜入沪上执行该任务的命令。
萧笛获取尹逸人所填写的那份表格后，随即通过秘密渠道快速送往尚未解放的广州后转台北“保密局”总部。“保密局”相关专家审核后，发现有一处需要核查一下：尹逸人所填写的少年时期经历的两个证明人，一个是小学班主任韩守新，另一个则是多年邻居郁焕崇——估计他大概是想少年时期无非是两处主要活动地点，一是学校二是家里，所以证明人也就是一个老师和一个邻居郁焕崇。在场的毕竟都是资深特工出身的专家，思维灵活记忆惊人，竟然有人想起了郁焕崇曾做过宋子文的私人保镖，于是提议对郁焕崇的情况进行调查。
之后数日，一干专家便去“保密局”档案库查阅收藏的沪上租界警务处的档案资料，结果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办的一份内部出版物《警务日报》上查阅到一条信息：1941年4月24日，夜间十一时许，公共租界施高塔路（今祥德路）发生一起日本人与华人的殴斗案件，两名商人模样的日本人发现一个穿电话公司工装的华人青年深夜攀在电线杆上企图动电话线路，疑似在搞破坏，遂唤其下地，意欲扭送其至附近的日军宪兵司令部，被正好路过的三个华人市民阻止。日本人不听，双方遂发生打斗。三个华人力大劲沉，似有武艺，瞬间即将两个日本人打倒在地。其时，警务处夜间巡逻骑警正好路过，遂将在场六人悉数带至狄思威路（今溧阳路）捕房，交刑事部值勤华捕处置。经查，工装青年携有美商电话公司外勤工证章，编号为035。华捕即电询美商电话公司，获答持该编号证章者姓尹，确系该公司员工。华捕认为身穿工装带有工具以及检修该话务段的检测派工单，足可证明其系正常行使本身职责，并无可疑。三个华人市民，分别姓萧、屠、张，系正常行走经过，因见日本人欺负华人，究询事由，反被殴击，故予以反击。华捕最终作出裁决：双方均无须承担责任，各自离去，不得再殴。《警务日报》的这篇文字中并未道明处置此事华捕的姓名，只说警号是刑字第51号。专家查了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档案，证实51号华捕的姓名是郁焕崇。
专家认为此郁焕崇即彼郁焕崇，尹姓工装青年即尹逸人，而三个跟日本人殴斗者中那位萧姓者，则应该就是萧笛了。为证实这一点，他们找在台北被称为“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了解。陈恭澍在抗战时期曾奉命赴沪主持“军统”上海区及上海站的一应工作，对沪上“孤岛时期”的特工活动了如指掌，当下一听便点头，说萧笛当时是“机动协办”，专干协调，这人干此类事积极性甚高。
于是，一干专家得出一致结论：尹逸人让郁焕崇做其以往履历证明人之一极不妥当，郁焕崇在中共方面向其核查尹逸人所填写的履历时不能保证他不顺口说到《警务日报》所载此事。届时，就不是对尹逸人政审是否通过的事了，只怕会将其拘捕查其参加“军统”的历史罪行。几位专家由此商量得出两条意见：一是立刻停止激活尹逸人之举的实施，静观下文，视情况再议；二是必须赶在中共方面找到郁焕崇查证尹逸人的情况前采取极端行动将其永久封口。
兹事体大，一干专家做不了主，只能上报。当天，毛人凤拍板：照第二条意见办理！
本着一事不烦二主的宗旨，“保密局”决定将郁焕崇灭口之任务也交由萧笛办理。为此，上司特地从台北飞舟山，当面向萧笛下达这项任务，告诉他“保密局”已指定代号“丙17”所主持的一个五人潜伏特工小组接受他的指令，负责完成对郁焕崇的灭口行动。上司还强调为避免郁焕崇的被灭口引起中共方面的怀疑从而影响到对尹逸人的选审，所以必须采用使其失踪的方式。萧笛当下请示：“掩埋？”上司摇头否定：“既费时，也容易被发现，上海又不是山区。”“沉塘？”上司也摇头。萧笛想起“孤岛时期”他在上海活动时“军统”杀手经常把人绑后算准潮信时间抛入黄浦江，待等尸体浮上水面时差不多正好到吴淞口，汇入长江口出海喂鱼。于是，又请示：“抛江——黄浦江？”上司点头道：“丙 17”是当年‘忠义救国军’行动大队的同志，你把要求向他交代清楚，他知道该怎么处理的。”说完又强调一点，“此事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只许保密，不能泄密；只许快疾，不能迟缓！”
8月16日，萧笛再次从舟山潜沪，跟“丙 17”倪化石接上头。交代任务后，对方说：“明白！请放心！”萧笛问他估计多长时间能完成。“这个现在说不准，因为我必须施展手段查明目标的一些情况后方能制订方案。请您放心，这活儿肯定能圆满完成。”萧笛点头道：“那好，我奉命暂待沪上，静候佳音。”
一个多星期后，萧笛因还没有获得“丙17”的信息，于是再次约见。“丙 17”知道这是催促的意思，便向萧笛汇报了其小组这一周里的工作进展，把调查到的郁焕崇和妻子沈存美以及其子郁光耀患肺结核的一应情况作了一番陈述。要说这“丙 17”，倒还真是一个既能搞情报又能干行动的特工人才，他甚至把沈存美前夫罗成功的一应情况都查清楚了。萧笛听着，心里一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回头把姓郁的灭口后，可以从香港拍发电报向上海警方检举郁焕崇之失踪系罗成功所为，人已经被他杀了。这样，这个案子的侦查走向就会偏离轨道，然后走入迷宫，最后不了了之。
又过了数日， 9月3日中午，萧笛在约定地点接到了“丙17”完成任务的暗号，于是他立刻离开上海秘密返回舟山，抵达后即用“国防部保密局东南01工作站”的电台向台北上司报捷，并献上了那条嫁祸于人的“妙计”。
“保密局”台北总部的专家组经过研究，竟然采纳了萧笛的这个建议，指令香港站予以实施。不过，敌特方低估了我方侦查人员的智商，对于那两封香港检举电报注意是注意了，但并未因此而迷惑。
对于“丙17”来说，该任务已经完成，便不再跟萧笛联系。他和他的五人小组是“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暗棋，只有需要时才会将其激活，然后下达命令。平时他如同上海寻常市民一样工作、生活，没有刺探情报、随机破坏之类的任务。出于安全考虑，上司也没给他留联系方式，因此即使他偶然获得极其重要的情报，也没法儿向上呈报以立奇功。如此，他也好，一起行动的其他杀手也好，完事之后根本不去关心郁焕崇“身后”的任何信息了，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郁焕崇竟然死而复生逃过一劫。
而跟郁焕崇紧邻的尹逸人，尽管知晓9月3日以来郁焕崇家的所有动向，可是他根本不知道这桩案子是因自己而起，所以他对郁焕崇的死里逃生感到由衷的高兴。话说回来，尹逸人跟“丙17”一样，即使他知道郁焕崇是被“保密局”灭口的，因萧笛没给他留联系方式，所以也只能干着急。
这样，对于“保密局”来说，在该信息方面就形成了一个真空状态。而我方其时也不清楚其中原因，布下了罗网，却没等到猎物。寻思必有原因，但专案组反复分析也未能研究出答案。
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华东局对于选审特殊学员的工作还是在照常进行。诚如“保密局”专家组之前对政审人员约见郁焕崇时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的推断，9月28日组织上所派人员找到郁焕崇核查尹逸人少年时的情况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调查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本分厚道的青年，想着可能是被人陷害向公安局告了黑状，有心为其美言。于是，他说完了尹逸人的少年时代，又说到了抗战时期尹曾暗中破坏通往日本人居住区域的电话线路（当初那个案子郁焕崇一眼就看出那两个日本商人怀疑得不错，因尹逸人是邻居且系抗日行为，所以处置时故意偏袒）的“义举”。调查情况反馈上去后，组织上是知道“孤岛时期”“军统”在上海干了些什么的，开会研究分析选审情况时，有人说这好像是当年“军统”爱做的事儿，难道尹逸人以前跟“军统”有什么关系？有此一问，尹逸人的这段历史就需要进行重点调查。尹逸人交际广泛，调查之网一撒出去，组织上很快就发现情况严重，已经不是是否可以通过选审的问题了，于是组织上就派人找尹逸人谈话。
谈话摆出的阵势就像如今招聘公务员面试时一样，一共来了七人，都是神情威严一身凛然正气的角色。尹逸人从没见过这种阵势，立刻如实交代了历史问题。一章结束，跟着又来一章，把萧笛找他填写表格之事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一遍。
于是，这事就移交给专案组调查了。
专案组讯问尹逸人后，又向郁焕崇了解了1941年其在狄思威路处置的那个案件的情况。经过分析，终于对郁焕崇此次遭受绑架、暗杀作出了一个后来被证明是准确无误的推断，也对敌特为何没有对郁焕崇再次下手有了一个合理解释。但由于萧笛并未给尹逸人留下联系方式，所以无法据此侦缉萧笛，对“丙 17”一伙的线索亦是无法寻觅。由于警力紧缺，领导决定专案组解散，成员回归原建制。
1950年5月上旬，舟山群岛解放前夕，“保密局”设置的“国防部保密局东南01 工作站”予以撤销，在舟山设置的几个特务组织站点纷纷撤往台湾。萧笛正要滑脚时，接到台北“保密局”总部密电，命其直接赴沪接应一名将级特务的老母亲移居为其选择的一处安全栖身地。其时，上海的潜伏特务已有很多人“不幸”中了扬帆的“以特制特”之招，一部分人被捕后交代完罪行随即释放让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发现相识的特务即拿获作为立功以折抵罪行。萧笛刚搭乘一艘渔船抵沪，甫一上岸即被两个蹲守在码头上的特务认出，遂落网。
经讯问，萧笛的一应交代中有“私家侦探失踪案”的完整版。至此，案情终于彻底大白。警方根据萧笛交代的线索，开展秘密侦查，仅用了五天时间就把“丙 17”一伙五名敌特倪化石、高应奎、宋祥德、姜梦麟、陶盖丽（女）拿获。
1950年9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对“私家侦探失踪案”作出宣判，判处萧笛、倪化石、高应奎、宋祥德、姜梦麟（即向郭阿桂借用三轮车作案的“关崽子”）死刑，立即执行；陶盖丽、尹逸人各领刑十年、四年。郭阿桂等其他涉案人另案处理。
【附录】
加块石头就行了
是啊，既然已经破了案，那事情就是这么巧。不过真那么做了，故事有可能就是普通失踪人口案，自然永远也不会被我们知道。或者知道了，那就是另一篇《沪东敌特杀人案》了。
这个系列的小说作者过于高产，不论是迟婴还是东方的作品往往都有较大的硬伤，在很多情节设置上有漏洞。比如本篇经过精心设计把一个武术高手搞定，居然仅仅扔到江里。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小混混都知道至少要补刀，有经验的老特务更是不会用手铐，因为哪怕是一根鞋带也比手铐实用。至于连人带手铐一起扔江里更是莫名其妙，不要说留下证据，那个年代的中国即便是军统也没有奢侈到这个程度。
好精彩啊，鼓掌啪啪啪
从香港发检举电报是个败笔。
尹逸人本质不坏，但有点糊涂，可惜了。
烈士子弟，应该是轻判了。
是的，按当时的情况，判个10年都很正常。
谢谢。正如有网友说的，军统这些国民党特务，很多时候都是弄巧成拙，动不动灭口，反而最后引火烧身。我想根子在于他们对于人命的漠视。就像黎明之前里面那个大特务说的，中共不会为了自己安全杀一个无辜的女学生。
惊心动魄，谢谢分享。郁侦探命真大
感觉国军以妻儿性命以及药品来威胁诱惑郁焕崇这位大神级特工入伙，再让其去发展傻小子尹逸人要靠谱得多。打入我方机要通讯系统固然重要，但是有必要一定要灭口郁焕崇么？他也不是啥中共党员和坚定的亲共分子，拉拢一下不行么？郁焕崇本人没有任何亲共立场，虽然也不反共。郁焕崇为国民党要人和洋人办事多年，就算没有血债，也属于被政府改造教育的对象，不会被新政权喜欢的人物。郁焕崇有个得了肺结核不治一定会死的儿子。郁焕崇的妻子有个还对其念念不忘的前夫。找点黑历史威胁一下，用药品诱惑一下，挑拨一下夫妻关系等等，都能有效利用郁焕崇。相反要灭口郁焕崇那就太难了，此人是资深保镖、警探、侦探，其身体素质、武术格斗、枪法飞刀、侦查反侦察都是一流，很难杀死的人物。
一、招募郁时间上不允许，对尹逸人的政审已经开始了。
二、郁虽然不亲共，但也不见得喜欢国民党，否则以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军警特系统里混碗饭吃也没问题。再说这都1949年8月了，有几个人还敢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相信军统那边也对招募郁不报什么希望。
三、如果杀手不是大意了一点，而且郁的水性又非常好，还是必死无疑的。
一、招募郁时间上不允许，对尹逸人的政审已经开始了。
二、郁虽然不亲共，但也不见得喜欢国民党，否则以 ...
郁焕崇作为尹逸人邻居证明人是尹逸人的一厢情愿，因为尹逸人不感兴趣估计也不在意。在政审时，就郁焕崇的身份，能把自己的黑历史交代清楚就不错了，还想给别人解放前的经历当保人或者证明人？找这么个半黑不白的人当证明人，无论如何都过不了政审了。
郁喜不喜欢国民党不重要，为了救自己儿子，逼他干啥不行？
外调和政审不是你想的那样，更不是郁说什么就会被相信的；那只是众多调查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参考和拾遗补缺的作用。
而尹当时填表时把郁当证明人可能根本没多想，或者也找不出多少合适的人。你想，突然让你找一个对你小时候很了解的人，又不能是亲属；找个邻居也是正常的。再说郁还有点小名气，按小尹的想法应该也是可以的。
另外青霉素虽然难买，但还没到买不到的地步。事实上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国军保密局为了一个政审证明人去灭口杀人更是不值得。就算杀了，郁的侦探同事，一些老关系老朋友也都不是善茬，也都是专业人员，事后也大概率会被调查出真相的。
外调和政审不是你想的那样，更不是郁说什么就会被相信的；那只是众多调查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参考 ...
那个年代的青霉素是米国独家制造、拥有垄断地位，用“小黄鱼（金条）”买卖的；
新中国成立后，米国把青霉素列为禁运物资，正常市场上真买不到。
我知道。但是黑市上一直有走私货，官方有时也是需要的。
香港建国后为什么一直存在，有很多原因的。
罗成功的情节设置过于牵强。一个正宗的香港籍英国华侨到上海租界工作娶妻，因为小案子几个月没联系不仅工作不要了家和老婆也不要了，还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算渣男也难以做到这种程度。再次回上海后，居然成了有情义有担当的好男人，而且和前妻一家关系甚好，前妻也没有任何怨恨。
罗成功典型的一步错，步步错。
罗成功一开始是为了保工作谎报身份，误导香港警察，使之认为是英国人，然后稀里糊涂被送到伦敦，后来被释放。但这一切是在他编造假身份误导香港及伦敦警察的基础上被释放的，他身在伦敦，短时间内如果从英国回国，大概率会在海关被发现编造假身份欺骗法庭的事实，那罪过可就大了。所以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安心在英国当几年英国人再说吧。而且一旦被老婆找到，假身份欺骗法庭的事情还是会败露，所以干脆老婆也不要了，反正没孩子，老婆应该是包办的感情估计也不深。
罗出走15年，前妻跟现任丈夫孩子11岁，前妻也没损失太多青春的。沈唯夫这个夫妻俩私下被窝里玩笑的名字，说明郁还是有点介意的，也说明了郁很喜欢自己老婆。不过罗不出走，郁就没这个老婆，毕竟有个先来后到不是？再加上罗很有钱，经济上也确实帮助，所以郁在表面上还是跟罗挺好的。
罗成功典型的一步错，步步错。
罗成功一开始是为了保工作谎报身份，误导香港警察，使之认为是英国人，然 ...
这个说法有问题。罗成功是有正经英国护照的，不存在谎报身份的问题。其实这个漏洞很大，如果护照是假的，送到伦敦直接就露馅了。如果护照是真的，协查通报已经发到了苏格兰场，人马上就找到了。
罗成功的情节确实有问题，有点圆不上。军统安排从香港发检举电报也显得不合理。
罗的护照不假，双重国籍很正常，但是他肯定欺骗港警、英警及法庭了，不然他实际居住地是上海，给他送伦敦干什么？绑架啊？他肯定跟英国人说自己是英籍华二代，已经没有中华民国国籍了。英国也没啥强制户籍制度，他在当地找几个当年同学就能担保此事。但是短时间内要找个合理理由离开英伦三岛可就难了，就算私自跑了也会连累自己的保人。就算炮灰上海，人家英国人发现你欺骗法庭，照样通过中华民国引渡你，除非放弃地位身份躲到乡下，至少离开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然还是麻烦。
你想复杂了。他就一香港人，在上海租界混事而已，不是什么中华民国公民。至于欺骗警察，最多是职业问题而不是身份。他的护照是真的，还随身携带，说明他平时就是以英国人身份出入境的。家人也想到他可能去英国的情况，上海方面还向伦敦发函了，怎么可能找不到他？
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说是作者为了凑情节，添加了太多不相关的因素造成自相矛盾。其实这一篇算是稍微好点的，迟婴的作品情节拼凑痕迹比较重，比东方明要弱。而东方明的问题是喜欢添加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细节，但多了之后反而漏洞更多。
一旦和敌特联系上的案子，侦破起来就很精彩！
这个系列的都是小说，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即便部分案件有历史原型，故事也往往与史实相去甚远，不是随意改造就是添油加醋。
这算啥？放在警察内刊上，照顾那些不喜欢打扑克的同志，消磨时间的？
说实话对这个啄木鸟有点搞不懂，公安部的文学期刊。尤其是尘封档案，初期还是基于历史的报告文学，后来慢慢就变成历史题材小说了，但很多读者仍然把它当报告文学看待。而且中间有不少作者夹带私货，影射甚至公然歪曲历史，那个东方明就比较典型。
说实话对这个啄木鸟有点搞不懂，公安部的文学期刊。尤其是尘封档案，初期还是基于历史的报告文学，后来慢 ...
你的观点我是第一次看到，能举个例子吗？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方面，拼凑情节的现象几乎都有。至于东方明的立场问题也很明显，凡是搞地下工作的，即便是没涉及到解放之后的事，大多也不忘记添加一些明显属于与主线无关的被整情节。
不讨论这个话题了，经常莫名其妙就敏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