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忽梦少年時 （7）就学

夜深忽梦少年時（7）就学

我就读的建新小学与老家都在苏州的东北街上，每天上学大概化十分钟，从老家沿街往西走四百多米就可到学校了。这所默默无闻非常简陋的小学就在著名的拙政园西边，紧靠“太平天国忠王府”[1]。忠王府是国内目前保存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王府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1961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忠王府的‘国保’编号是003，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这所小学校就设在忠王府西侧的一座民居老宅内，我估计这所老宅本身很可能是忠王李秀成或其它太平天国将领的邸宅，原本就是当年忠王府的一部份。

这所私宅与苏州不少大户人家的民居相似，门面並不宽濶，但有足夠的进深，整体成狭长形。从大门进入后，一个天井，正面是厅堂，二边厢房，构成相对独立的“一进”（苏州人的称谓）。厅堂的背后又是另“一进”，这样一层层往里延伸，估计至少有五进之深。宅子最深处是一个不小的后花园，后来平整后成了学校的小操场。

老师的办公室就在大门口的门房里，教室就设在厢房和厅堂中，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依次望里延展进去。宅子的右边是一条长长的有顶盖的走道，称作陪弄。陪弄中即无窗子也无灯光，终日阴暗潮湿。陪弄又是各进之间的主要通导，秋冬日短，高年级学生放学后稍迟一会儿回家，常要独自穿过这条昏暗的长弄堂，难受的感觉常常重现在我童年恶梦的片断里。

我所就读的小学不仅校舍破旧，师资则更差，多数教师也就是识几个字的居民而已，好几个就是四周邻里的家庭妇女。上课用的全是苏州土话，到小学毕业，我都没有一点普通话的听读能力，一年多后转入上海读初二，我在课堂上的尴尬窘迫非常人可以理介。余秋雨从他的老家转入上海念初中的年代和岁数与我极为相似，他对自己这一段就读困境的描写，我读来感同身受、有切肤之痛。我走南闯北几十年过去了，但始终只会拖着南腔北调讲一口苏州官话，我在讲普通话的正式场合中的别扭一点也不输于我在英语社交场合的不自在。记得九十年代未，我受邀去美国之音作互联网前景的评述，规定要使用普通话。播出前我曾通知国内一些亲友注意收听，播出后再与他们联系，他们几乎一致的告知：你的发言可谓一音未漏，那口普通话太特别太亲切了，虽然几乎一句也没有听懂。从此以后，我与美国之音和其它一切用普通话的演讲绝缘，再也不想作折磨他人又痛苦自己的蠢事了。我的中文写作起步很晚也与此有关，我根本无法使用拼音输入，一直到近年平板电脑手写输入比较成熟后，我才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

我的小学在我毕业前一直只是所民办学校，经费严重不足，因而授课老师不仅资质有问题，而且数量也不夠。我上低年级時，一个老师要同時上两个教室的课。一个教师要在两个教室之间穿梭巡回，一个教室里的学生听课時，另一教室学生就做些作业什么的打发時间。到三年级的一个学期，一位女老师发觉我班的一些学生喜欢听我讲故事，就常常要我在她离开教室時为同学讲些故事来维持秩序。她的这种教学法还受到学校肯定。那个年代反正也没有升学率的压力，教学质量根本就谈不上。新政府关心的只是入学率，家长要的只是小孩有一个地方上学，老师希望的是学生不闯禍每天高高兴兴回家就可以了。说实话，新中国的教育普及率的提高是以教学质量下降作为代价的，但这在当時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下，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总的来说，普及还是比拨尖更重要，没有普及，许多孩子将永远的失去成才的机会，而真正一流的好学生即使不进顶极学校，他也不会被埋没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是古人就懂得的道理。

我就是在这样一所校舍破旧，师资严重缺乏的民办小学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我父母也重未对我有什么期望，只求我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生长。但改变我人生的机会却在稍稍向我走近，它既非人为的设计或安排，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命运就是波谲云诡，令人永远无法捉摸。我们小学校最后一进的四合院是带有楼房的，楼房里住了几个教师和他们的家属。他们中间有一个年青人，天天除了捧着厚厚的书，就是作腑卧撑、举哑铃锻炼身体，他的举止行为与当時苏州的一般市民非常不一样，早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和注意。后来听说他姓刘，高中刚毕业，已经考上师范学院，但因患肺病被退学，住在这里的亲戚家养病。

我们班进入五年级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来教我们了，无奈之下学校就请刘汉一作代课教师，一面继续催上级调配合格的高小教师。刘老师的出现整个改变了学校的局面，他改变了我们班许多学生的命运，並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刘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是我们算术、语文、自然、手工、体育课的老师。几乎每天从第一课开始一直教到下午最后一节课。他知识丰富，讲课条理清澈、板书整洁，从此我才有了上学求知的真实感觉。他常常从课本的内容引伸开来，添进许多有趣的故事，刺激我们的求知欲望。他鼓励我们提问，他真是万宝全书有问必答。他就是我儿時的 Google 和百度。

刘老师又担任我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他为我们组织了好几次有意义的少先队的活动，有效游、体育集体对抗赛、抓特务等等，印像最深的是篝火晩会。我们围在熊熊的篝火旁，听刘老师讲述苏联卫国战爭中少年英雄的故事。当時的场景和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是我生命中从未有过的体驗。在这之前，我的认知完全来自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我自认为世上没有我不知道的战爭和英雄。而刘老师为我的世界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使我知道原来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使我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

说来也挺有意思，对我少年時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俩人都是少先队的辅导员（另一位是中学時我班少先队中队辅导员，他的故事另文敍述），这个巧合的背后实有其必然的深刻原因。辅导员一般均比老师要年轻许多，他们有最新的知识，与学童们没有代沟，他们最能理解孩子们生长中的烦恼和需求。客观地说，在少先队组织中设立辅导员是一种非常合理有效的好制度。

非常幸运的是刘老师不仅一直担任我们的大隊辅导员，而且始终是我班的班主任，一路护送我们直至小学毕业。在他的辛勤培育下，我班大部分学生均取得了德智体全面的进步，小学毕业后，我们许多同学得以进入中学继续就读。我们班上有一个小个子学生童一帆，他是我在班上最好的朋友。记得他家就住在临顿路桥侧下的一个小商铺里面，当時的家境甚为艰辛。他一直是个好学生，小学毕业后考入当時一流的苏州市三中学。小学毕业分手后，我还曾去他家找过他几次，后来我转学去了上海就失去了联系。

到了六十年代，在我进了复旦大学的第二学期的一个晚上，我在学生食堂后边的浴室洗澡，听见不远处有人说着一口道地的苏州话，禁不住往那个方向靠拢过去，走近一看竟然就是我小学的好友童一帆，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淚汪汪。”岂止是淚汪汪，全身还是湿漉漉，因为俩人均在澡堂洗澡。原来他与我同在六二年考入复旦大学，一个数学系，一个物理系。他还告诉我小学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个姓顧的同学，初中毕业后与他一起考入了全国重点高中—苏高中，並於六二年这同一年里考入了哈軍工。

在共和国草創的艰难岁月里，在苏州城郊的一所简陋的民校中，一个仅有二、三十个人的班级里，竟然为国家的一流重点大学的理工科系输送了三位来自平民家庭的学生，这份成绩有很大一部分应归功於我们敬爱的刘老师。望深处看，建国初期的教育事业不管存在多少问题，它的主流还是光明和进步，有许多经验值得重视。

我小学毕业后就读于老家斜对门的苏州市六中，这期间也曾见过几次刘老师。在我即将准备转学去上海的前夕的一个下午，刘老师忽然来我家看我，那天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他大概不愿妨碍我与邻里小伙伴的玩耍，匆匆与我道别，但我分明能感觉到他眼神里的不捨，我竟然没有走出家门送送这位我这一輩子的大恩人，从此我们天崖相隔，再也无法当了他的面好好鞠一躬，实乃我此生一大遗憾。

1]忠王府位于苏州北寺塔路(原东北街)，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咸丰十年四月（1860年6月），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攻克苏州，在苏南地区建立了新的行省，叫苏福省，省会就设在苏州。同年十月起，就吴姓拙政园基地改建忠王府，并将其东潘姓、其西汪姓宅第等一并收入，扩展为王府之地，形成一片包括官署、庭舍、园池“绵亘里许”的宏伟建筑群。同治二年冬（1863年12月），太平军退出苏州，李鸿章据忠王府为江苏巡抚行辕。同治十一年改为八旗奉直会馆。1938年日伪据为"江苏省维新政府"驻所。1946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借作校舍。1951年划归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忠王府的建筑上有丰富多彩的雕刻与绘画，龙凤雕刻是其主要特征，如大门前的石狮子与工字殿的20扇大门窗上的龙凤雕刻，后殿九幅裙板上的彩画和前后四面梁柱上的彩画等。忠王府的彩画很多，从大门到后殿的5进建筑物上，都绘有图案、花鸟鱼虫、山水等内容的彩画，现在仍完好的达到300多幅。这些彩画具有苏式彩绘精致，秀丽的独特艺术风格，具有较高的价值。在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遗址遗迹保存如此完好的，忠王府是唯一的特例。

大门左右翼以八字墙，前踞石狮。抱鼓石和石狮均镂刻精细，气势不凡。
还有明代文徵明手植紫藤名木植物。邸宅
现已作为苏州博物馆一部分，免费开放。因为有时参观者较多，需要排队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