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他们追杀犹太人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
这是一首刻在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短诗，简短的几行文字真切地描述了沉默者在集体失声时所扮演的负面角色。很不幸，这些沉默者们都为自己的沉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显然，“沉默是金”在此处不适用了。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该摒弃这句老古话呢？不然，老古话得以流传自有他的道理。
有一种言论认为，中国人是这世界上忍耐力和抗压能力最好的人群之一。在外人看来，面对苦难，面对灾祸，我们中国人仿佛就是那么的敦厚善良，大多数人总是选择逆来顺受，总是学会服从和屈服。用学者的话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奴性。
上个世纪中期，鲁迅曾经批判过中国的这种奴性文化，他甚至将中国历史概括为两段历史
1.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2.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时至今日，在中国人的身上似乎依然留有这不变的“奴性”。台湾作家龙应台就曾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生气，没有用吗》等诸如此类的文章，以表达她对国人如此沉默，坐视不管的愤怒。对此，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这样写：龙应台女士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其实，最初王小波也曾选择过这种生活方式，他说自己曾属于“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童年赶上社会改造，青年被派下乡插队，做过教师，当过工人。他的身上深深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中国人受着中国人的“熏陶”，《沉默的大多数》中这样写道：我从记事时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的乱嚷嚷。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我还知道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的要死。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吃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向全世界放声高呼。结果被爸臭揍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至于我最终选择沉默多年，其主要原因是：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
在那个年代，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远比做一个喜欢发表意见和“话语”的人要来的理智，在那样一个没有理性的时代中，“话语”太多的人往往是不理性，缺乏思考和常识的人。而沉默却可以使人学会冷静和思考，身处“沉默”才能够避免“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的窘境。
是的，错误的根源不在我们。这是时代的悲哀，是中国人的悲哀。
翻开历史，中国历朝历代的大规模屠杀，赶朝换代的战争，株连九族的暴政，外来名族的侵略，烂熟于心的中庸之道...已对老百姓造成了长期的选择压力，那些勇敢的人，正直的人，富有正义感的人往往容易招来杀身之祸。而那些唯唯诺诺的懦夫，奴才，顺民则能更好的适应这种高压环境，在这种特定的选择压力下生存，繁衍下来。如此，中华名族几千年的文化似乎就是生存文化。
作为后人，我们深受老一辈的影响，“小不忍则乱大谋”，“枪打出头鸟”，“管住嘴，迈开腿”都是自我警醒的金玉良言。我们长期生活在各种重压之下，社会的重压，他人的重压，权钱的重压，责任的重压。在尝尽了挫败的滋味后，我们变乖了，学聪明了，也懂得了什么是“不敢说”，“不能说”，“不必说”，最后也就“懒得说”了。于是，在公共场合保持沉默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终身奉行的明哲保身的潜规则之一。可是，当潜规则泛滥。
一摊开报纸，一打开浏览器，一条条新闻迎面而来“学术腐败丑闻”，“狂犬疫苗造假”，“某省贪官查处”，而人们对此却嗤之以鼻。也是，诸此新闻铺天盖地，有何新鲜劲儿？再看看这触目惊心标题“幼童失足落入冰冷水塘，围观者上百无人施救”，“女子顶楼欲轻生，围观者催其快跳不要浪费时间”。这一幕幕的悲剧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人的看客心态。可当我们每天喝着皮革奶，吃着镉大米，用着地沟油，买着染色蔬菜，住着“豆腐渣”工程时，我们还要沉默吗？今日的中国不缺高耸入云的摩登楼，不缺奇花异草的锦绣园，不缺浑浑噩噩的官僚群，不缺风花雪月的文人诗意。中国缺什么？中国最稀缺的是社会的良知！是“文明，公平，热心，正义”的社会道德！
我们每一次不应该的沉默都会付出应有的代价;好人的每一次退让都会助长恶人嚣张的气焰;大众的每一次默许都会纵容谎言的升级。所谓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到头来如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岂不笑话？！
所以说，该沉默的时候要沉默，该发声的时候就该发声。我想，也许正是因为懂得了这份责任，在沉默了四十年之久后，王小波最终选择发声，以一个终于开口的积极沉默者的姿态，冷静地分析文革，分析国人的集体沉沦，用他独有的黑色幽默谈道德，谈理性，谈信仰，用笔捍卫一个骑士的荣誉，用文字影响下一代人。
除此之外，在沉默与发声的问题上，能够合理的对两者进行把持，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放眼社会，就有这样一群人，面对强权，他们忌惮。面对弱者，他们鄙夷。他们会为了钓鱼岛，装着爱国心，去上街游行，嚷嚷着要灭了小日本，但却不敢喝斥街头小偷；灾难之后，会积极加入感伤洪流，却将沉默者都视为冷酷或居心叵测。诸如此类缺乏逻辑，极尽煽情的事，让人躲避不及。但是像这样的发声，发出的只会是无效的音，由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消极的沉默。
所以说，有的时候，沉默是一种智慧，一种理性，一种蓄势，一种保全自我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沉默，因为我们需要思考，需要去看清事物背后的虚虚实实。但是，如果沉默逾了界，那就变了味儿；而有的时候，发声是一种反抗，一种正义，一种维护权益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发声，因为邪也会胜正，我们需要拨开迷雾为正义辩护。但是，如果发错了声，那就变成了聪明反被聪明误。
沉默与发声是一门人生的艺术。面对所发生的，我们要保持独立的灵魂，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在该沉默时坚持沉默，在该发声时勇敢发声，做一只特立独行却不失理性的“猪”。
作者： jack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