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与新文化运动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胡适和陈独秀都出国留学过。胡适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 用现在的话说应该算是公派公费出国留学, 不知当时清朝政府是否也只给50元。陈独秀可谓是自费出国留学, 1901年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
陈独秀在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复辟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14年，出狱后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胡适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领袖。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喜欢读的杂志是《新青年》杂志。最敬佩的人物是胡适和陈独秀。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做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一年多后，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毛泽东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不能说与此没有渊源关系。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直到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实际上谈主义和多硏究国内问题是不矛盾的, 因为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 适不适合本国是要从硏究国内问题着手的。但胡适的不谈政治是极端的不符合社会实践的想法., 一切的社会问题皆因政治而生。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呢？就目前见到的史料，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而社会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想法是对的, 只有将中国的问题调查研究透了, 再来选择主义道路和社会制度就更对症下药了。而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是, 人类经历了几干年的帝皇封建主义社会, 又经历了一千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 而对大多数平民百姓而言随着君主或统治者的更换之外, 被压迫被剥削的现状毫无改变, 那时代的有志年轻人的尝试着自由主义, 互助主义等,为中国寻找出路。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从文化书社销售的这些书刊，也折射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与立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都与归国留学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完全可以说，是众多的归国留学生掀起和坚持了新文化运动。没有清末开始的留学运动，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在四川江津的陈独秀闻讯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在简略地介绍和称颂了蔡元培的业绩后，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认为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在当时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也就是运动的领导者，而这三人，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蔡元培于1912年9月至1913年6月留学德国，又于1913年9月至1916年11月游学法国。没有在欧洲学习、考察、研究的经历，就不可能有后来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也不可能有为新文化运动“保驾护航”的蔡元培，不可能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和辩护者的蔡元培。
陈独秀于1901年至1915年的十几年间，五度东渡日本。第一次是1901年10月至1902年3月，在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第二次是1902年9月至1903年3月，在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这一次，是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的；第三次是1906年夏，与苏曼殊在日本短期逗留，其时陈独秀、苏曼殊都在芜湖皖江中学任教，是利用暑假结伴东游；第四次是1906年春至1909年9月，在日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第五次是1914年7月至1915年6月，这一次是应章士钊之邀赴日协助其办《甲寅》杂志，同时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毫无疑问，数次在日本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陈独秀的思想。陈独秀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旗手、主帅，与在日本的留学、游历大有关系。
至于胡适，其留学美国的经历与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间，就更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了。没有1910年至1917年这七年间在美国的理论学习和政治实践，就绝不可能有后来成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先锋的胡适。
陈独秀说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是“五四”运动中“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若是仅就运动的发动阶段而言，此说当然有道理。但如果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一个持续的思想启蒙运动，则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者，就应该还有另外一些人，例如，鲁迅周作人兄弟便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健将。而周氏兄弟之所以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健将，也因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鲁迅于1902年至1909年，在日本学习、生活了七年。周作人于1906年至1911年在日本学习、生活了五六年。1936年鲁迅逝世后，陈独秀也写了《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其中说，鲁迅周作人兄弟都是《新青年》作者，而周作人发表文章更多，但二人“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在强调，鲁迅周作人兄弟并非是受了《新青年》的启发而认同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之前，“新文化思想”已经存在于鲁迅周作人兄弟脑中了。而鲁迅周作人兄弟新文化思想的形成，无疑与在日本的生活、学习有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