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水浒》，自然想到1975年的评《水浒》运动，想起那时埋头看《水浒》的往事。
施耐庵的《水浒》最早是在小学时读过的。上小学不久，文革开始。从批《海瑞罢官》到批“燕山夜话”；从学“十六条”到“大鸣大放大辩论”，很快又开始了“破四旧”。“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中有个环节，就是学校对上缴或收缴的旧书设立黄书展，给小学生们讲解黄书的大概内容及其毒害。我当书展讲解员时，为做好讲解而读了大量黄书，包括《水浒》，大约是七十回金圣叹的那个版本。
人生早期似乎都有个“破坏”并 以破坏为乐的阶段。儿童期的好奇与破坏，因快乐或不快而破坏，都是与发育过程相生相伴的。美国的一部儿童动画片《好奇的乔治》（Curious George）对这个阶段有很好的诠释。个体的这个发育过程自然会表现在集体的发育过程中。伴随梁山泊众好汉相聚的整个就是一个破坏过程，连我们经历过的文革都明显地带有这个破坏阶段。这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无所顾忌（不计后果）的破坏时期，
破坏是为了满足好奇，破坏是因了高兴，或者是为了发泄。因好奇而拆坏了钟表、手表、收音机、玩具，甚至公共场所或父母单位的物品等，是很多人曾有过的体验。记得小时候和朋友们玩得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用石子打碎没人住或没人看管的建筑的玻璃。石子撞击玻璃瞬间发出的声响及玻璃破碎时的爆裂声令人因刺激而兴奋。这是寻求快乐带来的物质性破坏，还有为寻求快乐带来的心理上的破坏，比如欺负人，调理人，戏弄人。因发泄而带来破坏的事便难以枚举了。
经过一段朦胧与彷徨的青春生长期后，这段破坏期会重新出现在成熟过渡期。这个时期，因无法重复婴幼儿期的任意性，而缺乏破坏目标，因而极易受到外界导向的影响，寻找破坏目标。比如20世纪初大革命期积极投入反清反军阀战斗中的热血青年，文革初期积极参与辩论、批斗直至打砸抢的红卫兵。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再度兴起的“三K党”除了妇女扮演了重要角色外，男女青少年是主要成员（The Junior Ku Klux Klan），成为该组织以白人统治未来的希望。德国二战前参与迫害犹太人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人数一度达500多万，基本也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他们是党卫军的主要来源，也是二战后期因力战盟军（比如协同歼灭了苏格兰的C师，几乎全歼了加拿大的皇家温尼伯步兵A，B，C连等）而闻名的德国党卫军第十二“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骨干。美国轻歌剧《音乐之声》里专门安排了一个十六七岁的邮递员Rolfe（上校大女儿Liesl的男友），来表现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后，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积极加入纳粹的普遍现象。
而作为一个集体，原先颇有主见，独当一面的官员及个体户，或单独行走江湖时期的那些个英雄好汉，在聚义梁山泊后，实际上每个人都已失去自己，失去自己的目标，心中的不快郁闷及破坏力便只能按照大哥的令旗指向，四处出击，得以发泄与释放。
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人便进入相对平稳的时期。对一个集体来讲也如此。接受政府招安代表着梁山泊们的成熟与稳态，反映的是其中大多数原本本分人的愿望。“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这是阮小五唱的渔歌，显露的是底层没有文化的人们浸淫于骨髓中的忠君报国之心。为官从政者又能有几位会偏离忠君的思维，死心塌地地一世为寇一生叛君呢？再说，不忿与火气发过了，该报的仇也报得差不多了。老百姓固然喜欢行侠仗义的英雄，一旦被官府拿住，菜市场砍头时，看热闹的也是老百姓。有机会被招安，得个一官半职，或回归平民生活，从此安居乐业，乃民心所向。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一生都处于青少年心态中，比如那些不愿意被招安，不适应常态生活的人，如寻短见的华荣和吴用，回归佛门的鲁智深，入庙的武松和戴宗（也许还有李俊、童威和童猛），修道的樊瑞等。
文革运动也一样。到了1975年时，人们心中的文革随着林副统帅的离去实际上已经过去。人心求稳，社会也自然开始稳定起来。1975年秋开始的评《水浒》只是波澜不惊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部分。
那时，社会上流行的《水浒》版本主要是七十回的，也是我读过的。七十回本结束于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读起来荡气回肠，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种侠肝义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环境中（我们很多男生那时依然热衷于帮派斗殴）。而此时，为了迎合批判《水浒》的投降性质，专门印刷了一批后五十回的小册子，装订非常简陋。读着招安后的故事，眼见得一个个梁山好汉未得好死看，令人难受。
本来对《水浒》的评价普遍是说它是一部农民革命的颂歌，宣扬的是“忠义”，是除暴安良，是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精神，强调的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然后“替天行道”。“九一三事件”后，公开发表了毛主席于1966年写给江青的信，内中表示林吹捧主席的书过分，同时又大谈宫廷政变，让主席感到不安，有种被“逼上梁山”的感觉。说《水浒》是一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宣扬投降的书，可能是想到了那时的感受。
另外，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里对《水浒》有过类似的评价。鲁迅的评价大意是说， 梁山好汉们不反天子，接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即那些不 ‘替天行道’的强盗。在鲁迅的眼里，好汉们不过是些奴才而已。毛主席支持新文化旗手鲁迅的观点，基本上从那时以后，人们对《水浒》的评价便都按这个思路和调子走了。
还有，未免可以接受招安的问题一直拉回到文革初期批判刘邓的投降主义路线；拉回到批判苏修时期有些人对苏修的崇拜屈服；再拉回到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有人主张接受国民党改编，想到国民政府里和正规军谋个一官半职；再拉回到长征时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及其最终投到国民政府；再拉回到苏区反围剿时，很多人对共产国际的屈服，跟着李德打压毛主席等人的历史环境与主席可能有的心情。
如果挑出这个框框，就其对人类社会的宏观叙事来说，《水浒》与古希腊神话的叙事也有得一比。在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为惩罚人类从普罗米修斯那里得到天火，故意让其儿子造了第一位女性（此前的人类没有女性），名叫潘多拉（Pandora）。潘多拉的意思是“拥有各种才艺”，因为宙斯命令所有的神都把自己的一个特别技艺送给她。而宙斯呢，则给了潘多拉一个盒子，并警告潘多拉永远不要打开这个盒子。与此同时，宙斯又给了潘多拉另一份礼物，叫好奇。而且宙斯知道潘多拉是不会遵循他的警告的。结果呢？大家都知道，潘多拉禁不住与日俱增的好奇心的驱使，终于打开了那个盒子，放出了情仇爱恨、贪欲、嫉妒、恐惧失望及疾病等恶魔。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越不让做的事，越有人想去做”的神话版本。警告其实是一种怂恿的暗示。从此人间不再和谐太平（女性降临于人世的结果）。不过，宙斯放到人间的恶魔也都是弥漫于奥林匹斯山众神心中的恶魔，他是没有能力回收的。
而在《水浒》里，为揭发并教训朝廷里贪污腐败胡作非为的高官及其弟子，施耐庵安排了洪太尉放出了数百年前被张天师镇封于地洞里的妖魔。龙卷风般冲出地洞的那股黑气，化作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把个大宋王朝搅得昏天黑地。鱼肉百姓、尔虞我诈的官员被重重地惩罚了一番。但最终这股搅动社会与官府不安的黑气还是由朝廷招了回去，并在平叛反乱中发挥了朝廷军队不具备的作用。这估计也预示了北宋军队终究不抵外敌的状况，但最主要的是给政府的警示，即贪腐会官逼民反的。而对待反民最好的策略就是怀柔招安，不是强行镇压。这被看做是回收恶魔的法宝，而这法宝只能是在有一个感召民心的主神存在的前提下才能施放法力。毛主席说过关于民心向背、从大乱到大治的话，既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现象的高度概括，又暗示社会本身拥有大治的法力，即对恶魔能放亦能收。《水浒》则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再回到当年主席关于投降招安的话题。从一次次党内的“路线斗争”焦点来看，从主席在每次斗争中所经历的处境来看，几乎都是于妥协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导权，所以在李德之后被选入军事指挥核心小组，在长征之后被推举进党的领导核心小组，在抗日战争之后被选为党的领袖，在与苏联分裂之后成为党的灵魂支柱。而在每一个重大转折关口，主席都得与那些提倡妥协、建议放弃自我主张的同志战友们做艰难的周旋。特别是建国后，他一方面看到周围的人把他捧得越来越高，一方面又切实地感觉自己被一步步架空。晚年的主席在这样的心境中读《水浒》，很自然地会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回想当年，对自己在妥协派面前一次次的坚持，并最终赢得胜利，心中定会百感交集。所以，把《水浒》看作一部宣扬投降的书，不会是他一时心血来潮就事论事的读后感（芦荻、邓小平的看法），很可能是他在起伏跌宕的政治生涯中，于披荆斩棘中走出黑暗后的反思与总结，是作为最终的胜利者回首时的不屑。颇有点你们不反皇帝，我反。你们不敢把皇帝拉下马，我敢。
可换个角度讲，甭管有几个八十万禁军教头，也甭管各位好汉的武艺多么高强，计谋高人多么能掐会算，梁山泊那帮人马的实力，打个方腊都被打散了。期待他们反皇帝，未免太高看了他们，也太小瞧了大宋王朝。按照警示政府，告诫造反派的构思来看，全书也只能这样安排。尽管如此，假若要我来重排《水浒》，我还是会和金圣叹一样，直接把七十一回以后的章回砍掉，还我梁山好汉“除暴安良”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