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读这本书常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读的是朱太祖，头脑里涌现的却是毛太祖，两人有惊人的相似性。
作为打天下的开国皇帝，朱太祖和毛太祖都是出身草莽，造反创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都号称有军事谋略。其实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军事家。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平竞争，而独善于破坏规则的恶性竞争。这在战场上得到最大发挥：不择手段，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光明正大地使用阴谋来欺骗对手，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借刀杀人…。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智慧超群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人才辈出。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只是工匠们在千百年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亦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语录式、片断式的灵感火花。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在这片人口拥挤的土地上，也许是因为生存异常艰难吧，中国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琢磨人”上。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这些智谋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自然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
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前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最和善的面孔。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岂料据有天下，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苛刻残酷，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
朱元璋的明朝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朱元璋的经济措施的一大特点就是高度的计划性。朱亲自拟定的计划无微不至。符合朱元璋凡事要求皆在自己控制之下的个性，桑麻枣的比例，全国统一的计划，理想主义的设计。朱元璋的互助社构想包括闻鼓下田，颇像毛时代的生产队打钟出工。
大明王朝把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长成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为了统治的方便和社会维稳，建立了保甲制度和互保连坐，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单位。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制。强调政令统一，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和一元化领导。 “学《大诰》运动”是朱太祖晚年为了整顿官僚队伍清除腐败现象，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官民大学习和群众大造反运动。这一运动和“文革”有着相似之处。大诰户户一本，有如毛选。朱元璋下令表彰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朱元璋还呼吁人民造反：任何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呈现出“三明治式”的治理方式，皇帝与底层农民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社会中间阶层即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开创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观。
朱太祖和毛太祖一样喜欢社会大跃进，都有激进主义者的特点：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朱元璋命各乡各里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一个叫作“申明亭”，一个叫作“旌善亭”移风易俗，改造思想、改造社会。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来参加学习，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令》、《教民榜文》，把皇帝的圣旨和身边发生的事例结合起来，深入宣传，使全里人户感戴皇恩，不敢犯法。化民成俗的举措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在城乡各地开展得广泛、深入，无论在规模、影响和实效上都开创了人类史的先例。
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皇权从来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官僚体制、政治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许多朝代，皇帝只管重大国策，日常政务由丞相等高级官员代理。唐朝的门下省可以驳回皇帝明显不合理的诏令。宋朝的参知政事扣留皇帝手诏三日不传达，皇帝也无可奈何。唯有在朱元璋时代，皇权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张，突破了层层限制，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皇权管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朱太祖认为老百姓被管得严一点，不但不妨碍幸福，反而增进了人们的安全感。治理就是管理，纪律和秩序就是好的管理。认为自己是正义与公理的代表，有权为老百姓规定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穿衣戴帽，居住面积，反奇装异服。把老百姓当猪喂，没有个人自由。专制社会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抑制人民的主动性和活力。西方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个人的独立性。约翰·密尔认为，个性自由和专制统治的斗争状况，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盛衰和浮沉。伴随着个性的舒展，人类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样、生气勃勃。在专制社会，人类生活必会变成一池死水，首创性极度缺乏。人心的这种低下状态又导致平凡的统治，平庸、落后的民族便将出现。
朱元璋忘恩负义，杀戮功臣，却教民向善，道德极其虚伪。这也像毛太祖，两性关系混乱，却要求全国人民保持性贞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受到毛称赞的很少，大概只有两个：第一个是秦始皇，第二个就是明太祖。毛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把朱元璋晚年写得太坏。毛肯定在朱身上看到了自己，故而惺惺相惜。
建文帝削藩：如果他厚黑到底，也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诸王一个措手不及，从而一举消灭潜在的危险。而他却又爱惜面子，拖泥带水，举动错乱，从而铸下不可挽回的大错。因为他想做一个符合儒家教条的完美君主，一举一动要讲究名分，要削藩，就要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在中国，做大事并不需要认真的借口，有借口要做，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做。做成之后，自有人来擦屁股。
儒家的伦理标准，要求每个人都压抑心中的自然欲望，通过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社会动荡时期的某种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王朝板荡，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洪承畴和吴三桂在儒家道德压力下，就在这两极之间转换。
吴三桂是悲剧人物，两次背叛导致上上下下的家人都被杀掉。同时导致朝代更换。既误国，又误家，误身。当断不断，几次犹疑，都为了保家人和红颜，但最后既失家人，又失战机。
西方社会没有中国这样多而且剧烈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由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到如中国这样高度一元化和高度刚性的程度，农民们在与领主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有各种反抗的渠道，比如联合起来向国王请愿。欧洲国王们的王权是脆弱的，有限的，国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约关系。当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被统治阶级有渠道进行诉求，不同利益集团会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协调各方的关系。中国农民却没有类似的诉求渠道，像抗税抗捐这样微小的反抗总是被无情镇压。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社会，造反是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