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55：孪生姐妹失踪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1年第5期
文 孙沉
一、美女翻译失踪
1957年8月6日，南京市港务医院外科医生彭邦平急匆匆地来到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向接待民警报告：我的女儿失踪了！
注：港务医院正式名称为“南京港口医院”，位于下关中山码头附近。
彭邦平在向民警陈述情况时，分局又接到彭邦平女儿彭文倩的工作单位南京民光私立翻译社的电话，据称该社职员彭文倩一周未来上班，经与其父彭邦平联系，初步确认彭文倩已经失踪，故向公安机关报告。
彭文倩，二十二岁，两年前从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学院前身）毕业后，回到居住地加盟民光私立翻译社，成为该社的一名俄语翻译。民光翻译社是由民主爱国人士颜立贞于1946年创办的，专为社会各界提供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的口译和书面翻译有偿服务。成立伊始，民光社即派员参加了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审判工作的书面翻译，曾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嘉奖。南京解放后，外国人纷纷撤离，民光社的业务也随之减少。但该社还是继续存在，最初几年属于惨淡经营，做些替公安局、法院审理涉外刑案、民案时的翻译工作、替出版单位校对外文书稿等活儿。
1956年，随着苏联向中国技术援助工作的逐步展开，民光社的业务情况开始好转，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等地的单位都纷纷找上门来请求提供服务。这样，懂俄语的人才就成为民光社的热门招聘对象，读俄文专业的大专毕业生彭文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盟民光社的。
彭文倩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喜好追求时尚的姑娘，身材娇小，面容姣好，肤色白皙，是一个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吸引眼球的小美女。她自幼与父亲彭邦平生活在一起，记忆中缺乏母亲这样一个家庭主要角色的概念，小时候每当向父亲问起妈妈时，总被老爸敷衍过去，渐渐大了也就不再提起。彭邦平告诉民警，女儿至今仍不知这个家庭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变故，母亲是去世了呢，还是出走了。
多年来，彭氏父女相依为命，过着那种富裕但基本封闭的生活。彭邦平是留德博士，医术很有一套，除了要承担他所供职的医院的正常手术之外，还经常被外院请去。此外，作为民主党派人士，他自然还要参加一些工作之外的活动。因此，彭邦平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尤其是女儿去上海读书之后，父女俩一年中难得有几天相聚。
这次，彭邦平于八天前去芜湖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四天后返回南京，家里没见女儿。这也是常事，女儿工作了，有她自己的事情，有时单位工作忙碌，急着赶译某一份客户限时完成的资料，那就得加班加点，几天几夜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儿；有时女儿可以连着休息数日，她就利用这段时间外出会男朋友，或者跟几位女友疯玩，就住在女友家里也是有的。
彭邦平当时没当回事，他自己在家里也没待上多少时间。三个多小时后，他刚烧了几个菜，打开一瓶酒想独酌两杯，单位开来一辆汽车急煎煎地来接他去医院了：港口出了安全事故，一辆吊车倒翻，砸倒了数名工人，得赶紧去救治。彭邦平是一个对本职工作非常忠诚的医务工作者，完成了手术之后得留下来观察伤员术后情况，有的伤员还需要进行第二次手术。这样一忙碌就是三天，中间彭邦平曾回过一次家，是去拿替换衣服的。发现女儿还没回来，当时觉得有些奇怪，毕竟这次离家不归的时间过长了些，但也并未特别在意。
昨天下午，彭邦平终于忙完工作上的事情，可以回家休息两天了。进门一看，女儿还是没有回来。这才感到奇怪了，想来想去，寻思要么女儿接到了急活儿，必须限时赶出来，所以就待在单位不回来了。于是就出门到对面的手帕厂借用电话跟民光翻译社联系，想问一下情况。哪知，民光社那边说彭文倩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去上班了。尽管她有调休，可事先没跟社里打招呼，也算是违反工作纪律，但因为最近活儿不是特别忙，并没有影响到工作，也就没人追究。
挂断电话，彭邦平慌了神。别看他是南京城里有名的“一把刀”，平时处理重大手术时沉稳镇定，这当儿一时却没了主意。好一阵才定下神来，就决定向单位求助。港务医院领导听说彭邦平的女儿不见了，非常重视，马上派了全院唯一的那辆公务用小吉普车，指令保卫股长带了一名手下，陪同彭邦平全城寻找。
彭邦平平时跟女儿缺乏沟通，所以根本不清楚彭文倩有些什么同学朋友等社会关系，连男朋友在什么单位工作、住在哪里都不知道。不过亲戚住在哪里还是记得的，那就先到亲戚家去找吧。彭邦平是南京人，在南京颇有几家亲戚，一路走一路扳着手指头算了算，一共有九家，其中两家已有多年不来往了，但此刻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有一家跑一家。九家亲戚家家跑到了，都说彭文倩没有去过，最近也没有跟他们联系过。
那就去男朋友家里找吧。刚才去彭邦平的大哥家的时候，平时跟彭文倩来往比较多的一个堂妹知道彭文倩男朋友的工作单位。男朋友姓曾，在造船厂工作，助理工程师。小吉普开到造船厂打听到了小曾的家庭住址，赶过去一问，小曾却不在家。哪里去了？看电影去了。彭邦平心里一松，寻思肯定是和女儿一起去的。还没开口询问，对方家长却告知是陪外地来南京的两位亲戚去看的。
那么，这几天彭文倩没有去过你们家吗？
对方家长露出一脸惊奇的神色：什么？彭医生您还不知道吗——他俩已经分手啦！
彭邦平闻言大惊，心里一急，脑子一片空白。还是保卫股长跟对方接着说了几句话，打听到当初彭文倩跟小曾相恋是彭文倩的一位中学同学给牵的线搭的桥，这个同学叫陈茂梅，是曾家的邻居，就住在后面的巷子里。于是就说，我们不是不知道小彭的社会关系吗，正好去向这位小陈了解。
陈茂梅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不久进了秦淮区政府工作，现在说起来就是公务员。她跟彭文倩的关系，属于铁姐们儿。但她最近手头事儿比较忙，没跟彭文倩见过面，也没通过电话。她听说彭文倩不见了，自是非常着急，立马挤上小吉普和彭邦平一起寻找。
幸亏有了陈茂梅这位铁姐们儿，使彭邦平在一夜之间跑遍了平时跟彭文倩保持联系的所有中学同学的家。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谁也没有见到过彭文倩，最近半个月内也没有跟她联系过！
这时天色已放亮，保卫股长见彭邦平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就说我们找个地方吃早点吧，顺便商量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寻找。这样，就商量出了一个法子：向公安局报案，请警方寻找彭文倩的下落。
于是，小吉普就开往彭邦平父女居住地的鼓楼区公安分局。而就在民警接待彭邦平的时候，民光翻译社也向分局打电话报称其职员彭文倩失踪。
五十多年前，类似彭文倩这样一个星期不见影踪的事儿是很容易使人引发“遭遇不测”之类的猜测的。因为那时不在单位也不待在家里而在外面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是负有使命的，要么是单位指派你出差，要么你是走亲访友，不管公出还是私行，反正都得怀揣三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否则寸步难行。这三样东西一为钞票，二为证明——出差是单位介绍信，走亲访友则是单位或者户籍地派出所的证明；三为粮票，如果是出省的，还得是全国粮票。准备后两样东西时，一般说来都是需要费点儿周折的，比如说粮票，当时是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每人有粮食定量，每户一个购粮本子，需要粮票，那就得拿着证明上粮管所申领，如果要领全国粮票，还得贴上食油票。另外，如果你是私行，那不管是单位还是派出所的证明，都是不大好出具的。所以，那个年代人们一般是不大出门的，老老实实待在你的户口所在地吧，家里、单位，两点一线就行了。交待了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会对一周不见影踪的人产生不祥的念头了。老百姓这样想，警察也是这样想的。因此，鼓楼分局对于彭文倩失踪一事很是重视，虽然没有立案侦查，但领导还是在当天就作出决定：由治安科着手寻找彭文倩其人。
治安科派了两名警察黄安仁、关世清做这件事，先根据彭邦平和民光翻译社方面的陈述了解最后见到彭文倩是什么时候，最后确定是7月29日下午三时许离开翻译社的。当时，彭文倩把一份翻译好的技术资料交给室主任，说这份译好了，您那边还有啥活儿吗，拿给我好了。室主任说活儿是有的，但还没有登记，明天登记了再拿给你吧。彭文倩看了看手表，说我有点儿事，早点儿走了，然后就背上坤包离开了。那天，彭邦平已经出差去了芜湖，所以彭文倩离开翻译社后是否回过家就不清楚了。
黄、关两人想到了翻译社的活儿，寻思听说都是俄文技术资料，不知是否涉及保密，如果是保密的，那是否可能会跟彭文倩的失踪有关系。于是就去拜访民光翻译社社长郁光辉先生。郁先生说人家拿给我们翻译的都是不保密的资料，有的早已在国外公开出版发行了，有的是公开出售的机器设备的说明书，所以不存在保密问题。
黄、关于是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考虑：彭文倩的那个已经分手的男朋友小曾跟此事是否有关系呢？于是就决定去调查。
小曾已经从其家人口中知晓了彭文倩失踪之事，他一跟警察见面就说：这事儿真有些奇怪，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一个大活人怎么会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黄安仁点头表示赞同，说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要调查彭文倩究竟到哪里去了。小曾同志你跟她关系比较近，对她的思想状况肯定比较了解，所以我们想听听你的见解。
小曾语出惊人：我的见解？我在想，小彭她会不会跳长江了？
两个警察互相看看，黄安仁向小曾请教：小彭为什么要跳长江呢？她活得有滋有味挺好的，为何产生厌世的念头呢？
小曾说她好什么，自从我们分手之后，她就经常失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还说活得不耐烦时，干脆就往长江一跳一了百了。
警察觉得小曾这话有破绽：既然你们已经分手了，那她的思想动态你怎么还知晓呢？于是，就问你们是怎么谈的朋友，又是怎么分的手，是谁向谁提出要分手的。
小曾告诉警察：他跟彭文倩的同学陈茂梅是邻居，跟陈茂梅的哥哥陈茂财是小学、中学、大学的同班同学，关系一向不错。而陈茂财跟大学同班女生的恋爱则是他推波助澜的结果，所以，他跟陈茂财开玩笑说你也得替我介绍一门亲事，成不成看缘分。这样，陈茂财就通过其妹妹给他跟彭文倩之间牵了线，那是一年前的事儿了。初跟彭文倩相识，小曾觉得这姑娘不错，漂亮、活泼，但时间处得稍长，缺点就显现出来了：娇气十足，虚荣心特别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花钱如流水，并且不懂得尊重人，习惯颐指气使。小曾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打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捡破烂、卖冰棍、打小工，挣钱把学业维持到大学专科毕业。所以，他很是看不惯彭文倩那一套，也难以满足她的经济需求。一个月之前，他就给彭文倩写了一封断交信。彭文倩收到后马上来找他，他避而不见。彭文倩又连续给他写了三封信，请求他重新考虑，并诉说了自己的心情，“跳长江”、“失眠”、“魂不守舍”之类的话语就是由此而来。小曾的性格比较倔强，一旦作出了决定就很难改变。所以，他没有动心，没给彭文倩回过片言只语。
小曾说着，把彭文倩写给他的那三封信交给了警察，说你们看看就清楚了。这件事，我向单位党组织也汇报过的。
党组织？小曾还是中共党员？黄、关看过三封信后，去造船厂了解，得知小曾刚入党，正处于预备期内。至于他跟彭文倩分手以及彭文倩给他写信（还打过电话）的情况，小伙子确实向党组织汇报过。另外，造船厂保卫科也证实，小曾跟彭文倩分手后，那个姑娘曾两次到造船厂来找小曾，因小曾预先已经跟保卫科说过，所以门卫把她给打发走了。
这样，如果要把小曾跟彭文倩的失踪联系起来的话，那就缺乏任何证据了。警察决定放弃小曾，把调查视线转移到另外的方向。这就需要深入调查了，二位警察找到了彭邦平，说要到他家里去看看，不是做客，是想了解一下彭文倩在家里的情况，比如她平时的生活习惯，喜欢买些什么东西，平时爱穿什么衣服，这些衣服还在不在之类。
前面说过，彭邦平对女儿是基本不管的，警察此刻问他，他也说不清楚，于是说请民警同志说得明白点儿，你们到底想了解些什么。警察说我们现在假设彭文倩是不明原因的离家出走，那么就得找到理由，她出去生活一段时间，需要带钞票、粮票，以及住宿证明什么的。证明暂且不说，先说钞票、粮票吧，请你检查一下，家里的钞票、粮票是否少了一些。
彭邦平检查下来，家里的现钞没少，存折上的款项也没提取过；粮票家里没有现成的，得凭购粮本到粮管所去申领，查了购粮本，上面没有申领的记录。黄、关于是基本断定，彭文倩的失踪并非出走，而可能是如同小曾估计的：走了跳江自尽什么的路了。
这话警察当然不能跟彭邦平说，就说你女儿平时是否记日记什么的，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看她是否透露过什么意向。
彭邦平知道女儿是记日记的，于是就去彭文倩房间里寻找，竟然拿出了整整一旅行箱的日记本子来。两个警察带走了日记，连续翻阅了两天，终于有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发现！
二、另一位美女白领也失踪了
原以为像彭文倩这样容貌出众、性格活泼的姑娘，社交圈子一定很广泛，但是，两个承办警察读完她的日记后，却发现其实她结交、来往的人并不算多。看得出，彭文倩是一个很看重旧情的人，她跟一个人交往下来，只要觉得对方值得交往，就会将其列入朋友名单，从此，即使没事，也会时不时在日记里记一笔对对方的思念、问候，而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她的内心活动，也就是说，她写到了对方，但对方却并不知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情感才是最不讲功利性的情感，这是一种真正的友情。
在彭文倩的日记里，有一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最高，也就是说，这个名字经常被彭文倩默默地在心里念叨着。这个名字叫“文影”，最早是从三年多前的日记里冒出来的。那时，彭文倩还是上海俄文专科学校的学生，住校读书，一年中只有寒假暑假才回南京。那年寒假结束回到学校一个多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她忽然在日记里写到了“文影”。其他新名字出现，她都要记上一笔跟对方是怎么相识的、在什么场合相识的，但她对文影的出场没有一个字的交待说明。
警察寻思：失踪者名文倩，而这个被她经常念叨着的人名叫文影，如果把这两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放在一起，不正好是“倩影”吗？怎么这样巧？
这个文影是何许人？警察无从猜测，只有向彭邦平请教了。哪知，对彭邦平一说这个名字，这位外科名医竟然像遭了雷击一样，目瞪口呆地愣怔在那里，好一阵才回过神：“这个……这个人你们怎么知道的？”
关世清告诉他，是在你女儿的日记里发现的，她跟文影在三年前已经开始来往了。
彭邦平屈指一算，恍然大悟：“三年前，那时文倩还在上海读书，对了！就是那个时候……”
这话似乎有点儿没头没脑，彭邦平见两个警察朝自己投以不解的眼神，长叹一口气，说出了一段他从未向别人透露过的隐情——
他二十五岁那年从德国学医回国后，应上海市广慈医院的邀请，前往该院担任外科医生。在行医时，他与一位富家小姐丁佩珠相识，不久两人即结为夫妇。结婚两年后，丁佩珠产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取名文倩、文影。从此，这个原先只有两个成员的小小家庭一下子增添了一倍的人口，从冷冷清清变得日夜热闹，充满了欢乐。彭邦平有娇妻爱女相伴，幸福地度过了数年日子。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华界，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因为彭邦平供职的广慈医院是属于法租界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次日，法租界才被日军占领，但广慈医院还是照常营业，彭邦平还是做他的医生。但这时他不知道，已经有一道阴影罩住了他家。
这道阴影来自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一个姓丁名衡修的翻译官。丁是留学日本的一个上海滩纨绔子弟，跟丁佩珠的娘家有点儿很远的表亲关系。抗战前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后，进了虹口那边一家日本人开的贸易商行，其实那是日本特务机关，帮助日本人经商兼带搞搞情报。上海沦陷后，他就进了“七十六号”当了一名翻译。丁佩珠原本跟这位按辈分应该唤她姑婆、实际年龄比她还小两岁的丁翻译官基本上没有来往，丁也没有找过她。但她很会来事儿，别人对于这种汉奸亲戚避之唯恐不及，她却主动上门找丁通路子，一来二去，两人竟然就上了床。
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彭邦平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了这等丑事，直到有一天偶然回家取一样忘了的东西，正好撞到那对野鸳鸯在一起鬼混，这才如梦初醒，于是就只有离婚了。离婚后，彭邦平带着大女儿彭文倩去了南京，开了家私人诊所谋生。从此，他再也没提起过丁佩珠，也没有提起过另一个已经随了母姓的女儿丁文影。直到抗战胜利、上海解放，他都没有想过丁佩珠母女俩发生了什么变故。
没有想到的是，彭文倩竟然早已跟她的双胞胎妹妹取得了联系，那当然也意味着跟她的生母恢复了关系。她们是怎么互相打听到对方的情况，又是怎么取得联系的，他就无从知晓了。此刻，彭邦平最关心的是，彭文倩是否抛下他这个生身父亲，跑到上海投奔生母去了？
这个问题，也是警察黄安仁、关世清想要知道的。经向领导报告获准后，两人当即赴沪调查。
丁佩珠还是住在当初她跟彭邦平结婚时卢湾区的那套房子里，不过南京过去的这两位民警看到的是铁将军把门。向邻居打听主人去向，回答的内容有些意外：她去公安局了。
丁佩珠去公安局干吗呢？她遭遇了跟其前夫彭邦平相同的蹊跷事儿：其女儿丁文影也失踪了，她是去请求警方协助寻找的。
可能是遗传基因的关系，双胞胎的性格可以不同，但智商通常是比较接近的。比彭文倩晚出生十来分钟的丁文影也是大专毕业生，她读的是纺织专业，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下属的纺织品质量检验所工作，用现在的说法，是一名事业单位的职员。丁文影的长相跟彭文倩一模一样，外人很难辨别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而且嗓音也完全相同。这样一个漂亮姑娘，追求她的小伙子自然很多，但丁文影的眼界似乎很高，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跟任何男子有过哪怕仅仅是书面的情感交流。
丁文影的生活环境跟彭文倩不同。父母离婚后，她是跟母亲丁佩珠过的。丁佩珠是富家女，娘家家境甚好。当初她跟彭邦平结婚时，父母就送给她一套房子，陪嫁物资也甚为丰厚，据说光“大黄鱼”（老秤十两一根的金条）就有十根。所以，离婚前她没有谋过职业，离婚后同样不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号召妇女走出家门踏上社会参加工作，丁佩珠对此充耳不闻，靠着资本家老爸每月的接济，和女儿过着优裕的生活。在这点上，这对姐妹没有什么差别。她们的差别在家长的态度上。彭文倩的老爸彭邦平是对女儿什么都不管，而丁文影的母亲丁佩珠女士正好相反，对女儿什么都要管，一直管到性格和顺的丁文影难以忍受，不得不发作一通方才暂告段落。
但是，这次丁佩珠对女儿的管却失职了。之前一连五六天，丁文影跟平时一样，天天上班，不过是晚上回来得晚些，晚饭也不在家吃。丁佩珠问女儿是怎么回事，丁文影说最近搞运动，单位下班后组织政治学习，规定人人必须参加。丁佩珠每天看《解放日报》，对于形势还是知道一些的。当时已经开始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别说像纺织品质量检验所那样的国家事业单位了，就是像她这样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家庭妇女也时不时要被召去学习，接受新形势教育。所以，丁佩珠相信女儿没有说谎。
直到昨天晚上，丁佩珠才发现情况似乎不大对头了，因为她一直等到九点敲过女儿还没有回来。丁佩珠在灯下捺着性子又等候了一个小时，终于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想了想，决定去女儿的工作单位走一趟。出得门来，发现前往女儿单位那边的公交车已经没了，而当时的出租车全上海也只有一百多辆，晚上是很难叫到的，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寻思还是先打个电话吧。她到附近一家工厂的门卫室借打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听。丁佩珠灵机一动，又把电话接到了纺织局，那当然是通了。接听电话的是一位女同志，自称是值班人员，对于丁佩珠的“我女儿怎么还没有下班”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纺织品质量检验所从来不加班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女儿还没有回家的话，应该跟单位没有关系。
不加班，那么，是否会在学习呢？
对方断然否定：纺织局的任何一个下属单位，不管是政治学习还是技术学习，都不可能到这么晚了还没有结束。你打电话过去不是没有人接吗，那就是早下班了。
丁佩珠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于今天上午匆匆赶到纺织品质量检验所，一问，却是闹了个瞠目结舌！人家告诉她：你女儿请了病假，已经五六天没来上班了。
丁佩珠大吼一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于是，人家就拿出了医院出具的病假单，上面写得清清楚楚：高烧，扁桃腺发炎，建议休息一周。
丁佩珠拿着病假单看了又看，终于不得不接受这个说法。于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女儿这是怎么回事呢？丁佩珠的思维似乎较为简单，她不像她的前夫彭邦平医生那样，在女儿不见时还要走一走到亲朋好友处去寻找的程序。她不走这个程序了，直接跑进了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要求民警立刻帮她寻找女儿。
民警对丁佩珠说，你先叫上几位亲戚朋友或者邻居，自己去打听打听，估计你女儿可能到哪个好朋友那里去了，也有可能利用病休假到外地去游览了，只不过没有跟你说一声罢了。但丁佩珠不是那么好打发的，她二话不说立刻转身出门，去哪里？去找局长！局长当然不是那么好找的，但问题却解决了：民警决定先替丁佩珠跟在上海的亲朋好友联系了再说。
丁佩珠是有备而来，她带着通讯录呢。那时候，上海滩的私人电话机还没普及，这些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码都是传呼电话。民警不可能一个个替丁佩珠打传呼电话，不过还是有法子解决的，可以以卢湾分局的名义给对方所在地的派出所打电话，请派出所跟对方联系后，再把结果转告分局。
这些电话打完，还没有等到反馈情况，南京的两位警察黄安仁、关世清来了。上海这边的接待警察听了南京同行所说的情况，当然感到这件事有些蹊跷，由于案件涉及兄弟省市同行，于是就向分局领导报告了。这时，丁佩珠提供的那些亲朋好友全都有了反馈消息，都说丁文影没有去过。于是，让派出所通知居委会来人陪同她回家去，寻找女儿的事儿由分局处理就是了。
事情到这里，不管是上海警察还是南京警察，谁都没有未卜先知之能，所以还没有理由将后果想象得那么严重，只是按照常情作了以下估测：这对双胞胎姐妹可能相约一起出去旅游了。至于外出住宿的证明，有可能从某个经常有出差任务的朋友处弄到了介绍信（采购员通常有整本的空白介绍信），也有可能根本不必到旅馆登记住宿，就住在哪个外地朋友的家里。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善意的估测，情况是否如此，还需要通过调查来验证。因此，上海这边的警察对南京的两位同行兄弟说，您二位先回南京吧，回去后继续寻找线索，我们这边同时也进行寻找，每天通一个电话。黄安仁、关世清想想眼下看来也只有这样了，于是就返回了南京。
上海这边随即开始着手寻找丁文影的下落。这时并未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案子来进行调查，所以分局只指派了一名女警小周会同派出所民警郑新国一起承办此事。周、郑两人商量下来，决定先去向给丁文影开病假的那位医生了解一下她的“高烧，扁桃腺发炎”是真是假。给丁文影供职的纺织品质量检验所打了个电话问了问，得知该单位的职工看病通常是去纺织局第一医院，那张病假单子是该院内科一个名叫程慧丽的医生开的，于是就找上门去。
程慧丽听说公安局来调查她给丁文影开病假之事，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了真相：丁文影是她妹妹程慧娟的同学，这次的病假单是通过程慧娟来开的，丁文影本人并未去医院看病，也没有开什么药。这样看来，丁文影的什么“高烧，扁桃腺发炎”纯属子虚乌有，她就是为了不上班才开病假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像是之前上海、南京两地警察所估测的那样，双胞胎姐妹结伴到哪里去旅游了。不过，调查工作还是要进行下去的，周、郑两人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所谓彭文倩、丁文影是双胞胎姐妹之事不过是听南京来人口头说了说，还没向她们的母亲丁佩珠证实过。于是就决定去访问丁佩珠。
丁佩珠不在家，但小周、老郑两人倒是进了门，而且可以在客厅里坐下来等候。因为丁佩珠虽然不在，但她家的“汰衣裳阿姨”在。所谓“汰衣裳阿姨”，是“文革”之前上海滩的说法，是指每天或者隔天上门来替东家洗衣服的保姆，一般每月由东家支付两元左右的报酬。这种角色，如今已经改称“钟点工”了。事后想来，幸亏丁佩珠当时正好去菜场买菜了，否则的话，警方的机会可能失之交臂，这个案子的真相还不知要到几时才得以查清，甚至永远查不清楚也是有可能的。
丁家的这位汰衣裳阿姨姓汪，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汪阿姨跟老郑是认识的，因为老郑以前做过汪阿姨家那个管段的户籍警。既然是认识的，那当然要说说话了。汪阿姨心直口快，开口就问：“郑同志上门来是了解小丁不见了的事儿吧？”
丁文影失踪之事，丁家的邻居都是知晓的，所以老郑爽快地点了头。转念一想也可以向汪阿姨问问丁文影的情况，于是就问她最近一次跟丁文影见面是什么时候。汪阿姨说她已经一个多星期没见过丁文影了，因为她上门来洗衣服的时候，丁文影正好上班，而星期天她是不必上门来洗衣服的。老郑问她是否见到过丁家最近有什么亲朋好友进出，汪阿姨摇头说没有。这时，小周开口了，说汪阿姨你认为丁文影会跑到哪里去？她已经一个星期没去单位上班了。汪阿姨有点儿吃惊，说她们单位管理怎么这么松啊，一个星期不去上班也没说什么？小周说丁文影是交了病假单的，上面写着“高烧，扁桃腺发炎”。
汪阿姨笑了，说那肯定是假生病了，如果真生病，还不乖乖在家躺着？丁姑娘没在家休息，在外面乱走呢！
这个……汪阿姨你怎么知道的？
汪阿姨说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使郑、周两人有了新发现……
三、破绽初现
汪阿姨告诉郑、周两人：五天前她洗衣服时，在丁文影换下的一条外裤里发现一张浸湿了的绿色单子。当时，她想这可能是有用的，是小丁浸衣服时忘记取出来了，就把这张湿漉漉的单子交给了女主人。丁佩珠小心翼翼地展开来，自言自语：“这小姑娘，这种单子怎么糊里糊涂泡水里了。”一边说，一边贴在玻璃窗上。
汪阿姨当时也没有留意，做完活儿离开时无意间瞟了一眼。她没有上过学，上海解放后当过一阵里弄居民活动积极分子，跟着识字的人学过百来个字。这点儿水平此刻用在这张单子上，就只认识第一行起始的四个字：和平饭店。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丁佩珠买菜回来了。汪阿姨正好洗完了衣服离开了，郑、周两人于是就跟丁佩珠说起了那张和平饭店的单子，哪知，她竟然矢口否认。郑、周两人感到不解：她为什么要否认这张单子？这张单子后面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于是，两人就去和平饭店调查。这一查，就有热闹瞧了。据和平饭店方面提供的情况，这张绿色单子是该店的三联订房单中的一张，是交由订房间的客人作为留底保存的。查了留在饭店里的那两张相同的单子，表明那天丁文影曾去该店订了两个房间，使用的是广州市特种土特产进出口公司的介绍信，介绍信上写着两个姓名：钟俊义和陈德贻。当天，即有两个男子入住，那就是钟俊义、陈德贻了。他们两人住一个房间，另外一个房间是丁文影和另一个看上去和她是双胞胎姐妹的姑娘入住的。这四人入住后，白天出门，晚上才回来。那两个男子操一口粤语，其中一个一看长相就知道是广东人。
郑、周两人没想到这一查竟然有了这样的发现。看来，原先以为这对双胞胎姐妹不过是溜到哪里去旅游一趟的估测是不靠谱的，她们的失踪看来是一种故意策划的行为，这个行为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秘密。由于那两个男子操广东口音，在那个敌我斗争比较激烈的时代大背景下，以及受解放后不时放映的那些苏联或者国产反特影片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容易使人将钟俊义、陈德贻两人跟“海外来客”联系起来，当警察的更是这样。于是，老郑、小周就向领导报告了这一发现。领导当即下令：跟广州联系，查明广州市特种土特产进出口公司是否有钟俊义、陈德贻这两个工作人员。
一份加急电报随即发往广州市公安局。两个小时后，广州方面的加急回电就来了：广州市并无此家单位！
警报拉响：这两个家伙有问题，很有可能是境外潜入内地的特务！分局领导当即作出决定：指派政保侦查员李松平、储一清介入调查。
李松平、储一清两个资深政保侦查员一出场，老郑、小周就成了跑龙套的角色了。尽管领导没有指定谁负责，但这是明摆着的。李、储二位也当仁不让，到位后跟郑、周聊了一阵掌握情况后，立刻作出决定：一是郑、周去向丁佩珠的亲戚了解关于其婚史以及双胞胎女儿的情况；二是通过派出所传唤丁佩珠。
丁佩珠被户籍警请到派出所来的时候，还是一脸的无辜。当她发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警察已经不是穿警服的老郑、小周，而是两个神色冷峻的便衣时，脸色顿变。稍一定神，立刻带着哭腔开口道：“同志，我的女儿失踪了！她……”
李松平打断道：“问一下，你有几个女儿？”
“我就一个女儿，她叫丁文影，今年二十二岁，是前年从纺织学院毕业的，分配在纺织品质量检验所工作。”
“那么，有一个名叫彭文倩的姑娘，长得跟丁文影一模一样的，是怎么回事？”
丁佩珠大惊失色：“这个……这个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也没听说过。”
“当初丁文影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双胞胎？”
“不是，她是在广慈医院出生的，你们可以去调查。”
“那么，你已经离婚的丈夫后来去了哪里，你知道吗？”
丁佩珠摇头：“不知道，当初离婚了，他就走了，孩子归我，就是现在失踪的丁文影。”
储一清开腔了：“丁佩珠，我们现在跟你进行的谈话是要记录下来的，具有法律效力，你一定要说真话，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点你要想清楚了。我再问一遍：丁文影和彭文倩是不是你生的双胞胎女儿？”
丁佩珠干脆利索地回答：“不是，我没有生过双胞胎！”
侦查员冷冷一笑，向门口招呼：“请进！”
门开处，小周领进一个人来，丁佩珠只一看就目瞪口呆——那是她的嫡亲姐姐丁佩珍，对其婚史、双胞胎等等自然了如指掌。丁佩珠知道这下没戏了，于是只好承认彭文倩、丁文影是自己生下的双胞胎女儿。侦查员让她继续往下说，但这个女人是个经不起表扬的主儿，当下又咬住了舌头。问她两个女儿是否有来往，她只是摇头。侦查员不想在这上面多费口舌，当下明确告诉她：照现在这样子，我们要去你家搜查，相信肯定能够搜出对你不利的东西来，你还是说老实话为好——顺便提示一下，其中还包括你那对女儿在和平饭店的事儿。
丁佩珠不是一个天生具有抗讯问能力的女人，当下一听就傻了似的，眼睛定定地望着侦查员，然后就哭泣，哭过后就说实话了——
读者应该还记得前面曾经说到过的丁佩珠的那个小辈情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翻译官丁衡修，这人在隐身数年之后，现在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抗战胜利后，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那些汉奸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清算，丁衡修也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拿下，准备送上军事法庭。没想到几天后，“军统”就来人把丁衡修从监牢里提出来，让他换上带来的西装革履，客客气气将其请上轿车扬长而去。原来丁衡修在两年前就已经成为“军统”情报员，据说提供过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所以此番属于“有功人员”，不但不必治罪，还可以受到嘉奖。
丁衡修拿了“军统”的奖金后，不敢再在内地待下去了，于是就借结婚的名义去了香港。丁衡修的岳丈是开店的小老板，丁衡修去了香港一时没有合适的工作，岳丈就让他在店里相帮，言明为期两年，两年后必须离开，自谋出路。丁衡修是宁波人，要在香港待得下去必须懂粤语，最好还能通英语。他就开始刻苦学习，英语原本会一些，学些口语问题不大，粤语有些难学，但一年不到也已经可以说得比较流利了。于是，丁衡修就跟岳丈拜拜了，说他已经找到了工作。找到的是什么工作，他没有告诉岳丈。反正丁衡修觉得他干这门工作还是比较顺手的，收入也不错。
丁衡修跟丁佩珠的情人关系早在丁佩珠与彭邦平离婚后不久就由于家族中长辈的强烈干涉而结束了，但是两人还保持着联系。丁佩珠是知道丁衡修在香港的情况的。1953年，她去香港参加舅舅的葬礼时，还跟丁衡修见过面，聊了很长时间。像丁佩珠这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女子，解放后生活在新政权下，尽管物质生活没有改变，但总归感到没有以前那样自由自在，所以马上向丁衡修表露了想移居香港的念头。丁衡修当时说那你这次就不要回去了，留下来大家设法替你解决合法居住资格。丁佩珠怦然心动，但她惦着在上海读书的丁文影，以及自己的那份财产，所以终于还是摇了头。她返沪后跟女儿说起此事，丁文影连呼“可惜”，说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老妈你竟然白白放过了，换了我，早就落地生根啦！
这件事本来也就过去了。可是，过了一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大女儿文倩竟在一次大学生联谊会上跟妹妹文影不期而遇，在旁人的一致肯定下，这对从来不知自己身世的双胞胎倾向于相信她们是嫡亲姐妹，于是文影直接将文倩带到家里来请母亲发表意见。这样，母女、姐妹就激动地相认了。之后，彭文倩就经常过来与母亲、妹妹相聚，回南京工作后也不时偷偷溜过来住上一两天。母女三人聚谈时又说到了移居香港之事，彭文倩的观点跟丁文影是一致的，认为香港是个自由世界，怪老妈当初错过了移民机会，否则现在她们就有理由申请移居香港投奔母亲了，这是当时政策允许的。丁佩珠很后悔，但机会错过了也就错过了，其时政府对于非直系亲属赴港探亲已经严格控制，别说舅舅去世了，就是还健在也不会批准去香港探亲。丁佩珠每每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觉得颇有些内疚。她在给丁衡修写信时说到了这个情况，言下之意是请对方如有机会能够助力玉成此事。
“反右”运动开始后，文影老是在老妈耳边嘀咕，说姐姐来信说大陆生活得太压抑，如果有机会去香港，那真是太好了。文影的观点跟姐姐是一致的，说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哪怕什么都不要空着双手也愿意投奔香港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也真是巧，就在这当儿，丁佩珠收到了丁衡修的一封平信。这封境外来函有点儿奇怪，有两个信封，外面一个信封上的落款地址和邮戳都是广州市的，里面那个信封的落款却是香港的。丁衡修说他最近有一个机会可以帮助双胞胎姐妹前往香港，如丁佩珠这边有兴趣，他将亲自来上海接应，以确保安全稳妥，当然，这件事需要严格保密。现在香港搞得还不错，听说内地的情况不咋样，尤其是政治方面管束甚严，说海外人士分析以后的情况将会每况愈下，问丁佩珠是否有意移居香港，两个双胞胎女儿也可一并移居。
丁佩珠阅后大喜，对丁文影一说，那位一心想投奔自由世界的姑娘喜出望外。丁文影当即悄然溜到南京去跟姐姐说了此事，姐妹俩当然是一拍即合。这对双胞胎姐妹根本没有考虑过丁衡修所说的那种赴港行为合法与否，更没有想到在这个动作后面另有意图，而这种意图将产生严重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说句并不夸张的话，严重到可以掉脑袋！
丁佩珠于是立刻修书一封，寄往香港。丁衡修很快就让人从广州打来电话，由于是在传呼电话亭接听的，所以对方只说了一句话：“信已收到，老丁将到上海，请作好准备，届时联系。”
于是，母女三人策划的一场沪宁两地的双胞胎失踪事件就发生了。根据三人的密谋策划，彭文倩先在南京“失踪”，赴沪悄悄住进丁佩珠家，等丁衡修抵达上海后，丁文影也跟着“失踪”。当然，这并非丁衡修的指令，直到后来被捕了他还不知道有“失踪”之事。
李松平、储一清听了丁佩珠的这番交代，不禁暗吃一惊，寻思这个案子即使往轻里说也是叛逃——当时的通常说法称为“叛国投敌”，往重里说，也许背后就隐藏着敌特阴谋之类的政治性案情了。于是，就立刻向领导作了汇报。
分局领导经研究，作出了两点决定：一是拘留丁佩珠，并对其住所进行搜查；二是向市局报告案情。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报告后，认为对此应该进行立案侦查，鉴于该案的犯罪嫌疑人还有南京的彭文倩，而且南京方面之前已经在调查情况了，所以有必要向江苏方面通报。
南京警方接到上海公安局的电话后，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不寻常的政治案件，于是就上报江苏省公安厅。经江苏省公安厅与上海市公安局电话会商，决定派员参加专案调查。这样，负责侦查该案的专案组就是一个沪苏两地警方的联合专案组了，这在当时的侦查工作中比较鲜见。
这个专案组一共有七名成员，江苏省公安厅派出了三名侦查员，上海方面指派了四名侦查员，原卢湾分局的两名侦查员李松平、储一清也在其中，另外两位侦查员是来自市局政保处的张芝川、王金生，由张芝川担任组长，江苏省厅政保处的晁杰为副组长。
当时警方的装备简陋，江苏方面无法为三名侦查员提供车辆，晁杰率领两名侦查员乘坐夜班火车赶往上海。抵达上海正是清晨上班的时候，也顾不上休息，立刻参加专案组的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四、果然是敌特案件
首次案情分析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起政治性案件。至于是单纯的偷渡案件还是夹杂着其他敌特嫌疑内容的案件，众人经过一番讨论后，最后认为很有可能并非一起单纯的偷渡案件，依据如下：
其一，丁衡修自称来沪是为了帮助彭文倩、丁文影这对双胞胎姐妹前往香港，但他是带着另一个人赴沪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帮助双胞胎姐妹偷渡出境，似乎并不需要他亲自出面，不必由本人直接操作双胞胎从内地偷渡出境的行动。
其二，上海不是偷渡赴港的出发地，出发地是在广州，因此不管是丁衡修还是随同一起来的那个操一口粤语的男子，都不必赴沪迎接双胞胎姐妹，她们是成年人，完全可以自己前往广州跟接应者会合。
其三，丁衡修抵达上海入住和平饭店的日期在丁文影玩“失踪”之前四天，如果说丁衡修两人是专程来沪接应双胞胎姐妹的，那么，为什么抵沪跟双胞胎姐妹会合后并不立刻离开，而是继续在上海逗留？
因此，专案组相信丁衡修从香港潜入内地，并非为了接应双胞胎姐妹偷渡，而是另有目的！那么，应当如何对本案进行侦查呢？专案组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 对涉案人丁佩珠进行讯问，指望能够从其口供中获取蛛丝马迹；
- 对从丁佩珠住所搜查出来的可疑物品进行分析鉴别，看其中是否有可以作为本案侦查线索的东西；
- 立刻跟广东省公安厅联系，请其协助加强赴港口岸以及偷渡渠道的控制；
- 派员赴广州调查丁佩珠收到的信件的落款地址；
这里将专案组如何进行侦查的情况往旁边搁一搁，换个视角看看丁衡修那边的情况——
丁衡修从其岳丈的店铺辞职后从事的“比较顺手的，收入也不错”的职业是私家侦探。丁衡修没有学过警政，也没有学过法律，他当私家侦探纯属无师自通。不过倒也不能说他是滥竽充数，因为是一家英国人开的侦探社主动找到他邀其加盟的。人家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丁衡修曾在上海滩著名的汪伪“七十六号”供职，后又成为“军统”的秘密情报人员，于是认为请他干私家侦探是能够胜任的。英国人办事认真，丁衡修进去后先要接受一些培训。这一培训，英国人和丁衡修都有了新发现：英国人发现他们的眼光实在是太准了，丁衡修则发现培训的这些玩意儿他竟然早就懂了，而且懂得比教官还多。原来，他在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时耳濡目染的内容，已经使他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化。于是，丁衡修就成为那个私家侦探社的一名正式侦探，一段时间干下来，英国人认为他的活儿干得还不错，准备给丁衡修升职提薪。
可是，丁衡修对于英国人的热情并无兴趣，他辞职了。为什么呢？他自己放单飞干起了私家侦探，两年后有了发展，正式申请注册了一家私家侦探社。之后，丁衡修干得有声有色，颇有点儿蒸蒸日上的趋势。于是，就有同行开始对他进行倾轧了，黑白两道一齐上，要逼他退出。丁衡修只好乖乖关门打烊了。
丁衡修是个聪明人，他对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分析后，终于找出了其中的原因：他没有官方背景，也缺乏黑社会关系，以及有财有势的靠山。要想在香港干这一行，一般干干混碗饭吃是可以的，想做大，没后台靠山不行。于是，他就开始寻找靠山。就在这时候，一个可以帮助他达到目的的人物出现了。这人的真实姓名丁衡修是不知道的，因为他的名字经常变化，丁衡修以前跟他打过两年交道，这期间他的名字就改变了七次，有时甚至连名字也没有，是用阿拉伯数字代替的。阿拉伯数字怎么可以作为名字呢？别人不可以，这人可以，因为他是特工。
1943年，丁衡修在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当翻译官时，就是这个人对他成功地进行了策反，使其成为“军统”的地下情报员。后来，当丁衡修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拿下，准备开刀问斩时，也是此人挺身出来替他作证，派人把他从大牢里捞了出来。这人此刻出现在丁衡修面前时使用的姓名是时一彬。
时一彬是“军统”的资深情报特工，不过，这时他已经改换门庭。国民党当局败逃台湾后，对原先的特务机构进行了重新组合，其时台湾的特务机构多达十几个，时一彬是“大陆工作委员会”的一名中层官员。他来找丁衡修，是谋求合作事宜，因为他看中了丁衡修的工作能力和在内地的社会关系。
丁衡修把时一彬视为自己的救命恩人，当初如果不是他站出来替自己作证，恐怕他坟头的草已经长得一人多高了。所以，时一彬邀其受雇于“大陆工作委员会”，他一口答应。当然，大家都是看在利益的份儿上，所以条件还是要提一提的。丁衡修的条件不多，就两点：一是报酬要丰厚，二是台湾方面要支持他开设一家大侦探社。时一彬说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以便以后谋求更多更大的合作。
时一彬代表“大陆工作委员会”跟丁衡修谈的交易是：雇佣丁衡修去内地收集正在进行的高校“反右”运动的情报。台湾方面对于这趟差使出的价格是两万美元。“大陆工作委员会”采取的是包干制，即这笔款项里包括了旅费、可能会使用的行贿金、收集情报时的其他费用等等在内的全部费用。先付一半，另一半在完成委托之后一次性支付。丁衡修如果同意接受该项委托，那就尽快制订一份计划书交给时一彬审定。
其时，丁衡修的侦探社已经关闭，一时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手头有点儿紧，所以对于这项委托是很感兴趣的。于是就开始着手制订计划。这厮也真是胆大而有才，把这样一项生死游戏看得比旅游还简单，竟然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完成了计划书。
这份计划书的内容是：丁衡修离开内地已经十二年，不大了解内地（尤其是解放后的内地）是什么情况，所以需要熟悉内地而且通晓高校情况的角色提供协助。他决定把文章做在丁佩珠的那对双胞胎女儿身上，打算以移居香港为诱饵把那两个早就一心想投奔自由世界的姑娘拉到身边，由她们陪同着前往选定的目标去收集情报。丁衡修的最后一站是广州，在广州完成使命后，就抛下双胞胎姑娘返港向时一彬交差复命。
时一彬对于丁衡修的高速度表示吃惊，同时还流露出对于可行性的怀疑。但他看过之后，觉得似乎还是可行的，于是当即对丁衡修进行了一场类似论文答辩的究诘。时一彬不愧是“军统”老牌情报特工，就那么扫溜了一遍，似乎想也没想，就随口提出了几个计划书里没有说到的问题——
问：将以什么方式进入和离开内地？
答：将采用偷渡的方式，我在九龙有熟识的渔民可以助我完成。以前我在从事私人调查时曾经用这种方式进出过两次广东。
问：内地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证件、票证、介绍信等，更别说出入高等院校收集情报了。你打算采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答：我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我将携带一名可靠的刻章匠一起前往内地，以便随时伪造介绍信；至于吃饭时需要的粮票，我进入广东后就能够通过黑市购买。
问：内地的钞票你打算怎样获取？
答：也是通过伪造的介绍信在各地不同的银行进行小额兑换。
问：你打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取情报？
答：可以进入一些大学的校园拍摄大字报、混入会场拍摄会议照片，如果有可能，我还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录音。当然，我希望能够得到时先生提供的最好的录音设备。
时一彬对丁衡修录音的想法很是表示关注，因为当时的录音设备远没有现在的录音笔、录音纽扣那样袖珍细巧，磁带录音机的体积都比较大，无法进行秘密录音。丁衡修如果想这样做，那他必须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做一些相当复杂的准备工作。他又提了几个细节问题，丁衡修也全考虑到了。
最后，时一彬对丁衡修说，你把我问到的这几个问题补充进这份计划书里，回头我将这个文件送往台北审批。
这份计划书送到台北的“大陆工作委员会”总部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于是，时一彬在香港“威灵顿酒店”请丁衡修吃饭，告知计划已被批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签约，你接受委托后，可以立刻获得一半佣金。另外，我们还将向你提供特殊的照相机以便安全获取情报。那两个双胞胎姑娘，在协助你完成使命后，请一并把她们带到香港，总部长官认为可以继续发挥她们的作用。
丁衡修签了合同，收了佣金和间谍器材。他自然不知道，自己签下的其实也是一份死亡协议。
时一彬说台北总部长官对于这项工作抓得比较紧，所以你得抓紧时间，迅速跟双胞胎取得联系。为了安全，也为了节约时间，你可以把信件交给我来处理，我手里掌握着可靠快捷的通信方式。丁衡修于是就给丁佩珠写了信，这就是丁佩珠收到的内外有两个信封的特殊函件。
然后，丁衡修找了他所说的刻章匠宋贻德。宋贻德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四年前跟丁衡修结识。当时，丁衡修出于调查一件民事案子的需要，想伪造一枚香港警备处下属某部门的印章，就找到了在大街上摆刻章摊的宋贻德。有了这次合作，两人就交上了朋友，双方都发现似乎前世有缘，两人的性格脾气、思维方式、行事风格甚至日常嗜好都极为相近，于是就结拜为异姓兄弟。丁衡修年长为兄，宋贻德小九岁为弟。
宋贻德有一手很好的刻章技艺，可是没有资金开店铺，只好终年在大街上设摊营业，生意时好时差，不过好在没有城管干涉，还能混混日子。那时丁衡修正处于蒸蒸日上阶段，于是就慷慨掏钱，资助宋老弟开了一家刻章店铺。所以，宋贻德对丁衡修特别感激。这次丁衡修找他让其跟随自己去内地悄悄走一趟，他只道是一般侦探调查案子的需要（之前丁衡修曾两次偷渡广东调查案子他是知晓的），寻思去就去吧，反正跟着这位精明过人的哥哥行走江湖是不会出事的，再说还有酬金，何乐而不为呢？当下就一口答应。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重新踏上香港的土地！
丁衡修对宋贻德说我们此去需要改名换姓，我叫钟俊义，你也改个名字吧。宋贻德想了想，就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陈德贻。当然，这不过是他们进入内地后使用的第二个姓名（第一个是在广州），后来另外又改了几次名字。
一切都准备妥当后，丁衡修、宋贻德两人就乘上了渔民提供的偷渡船只，顺利地潜入了广东。渔民朋友收费不菲，但是做事细致周到，他们为偷渡者提供一条龙服务，在广东中山上岸后，有人接应，安全护送到广州，并替他们解决了全国粮票。
抵达广州后，两人使用假名以“公私合营阳江机修厂”采购员的名义入住中山大学附近的一家旅馆。当时在社会上流动的人员不多，但铁路运输能力很差，所以火车票也并不好买，他们通过旅馆购买的前往上海的车票已经是三天以后的了。丁衡修寻思闲着也是闲着，何不去中山大学看看，这也是预先考虑过的收集情报的一个目标。
丁衡修独自去了趟中山大学，这才发现让彭文倩、丁文影协助完成使命是很有必要的。丁衡修从未接受过特工训练，虽然后来给内地的人民法院认定为“反革命特务”判处死刑，其实他对于怎么从事特工活儿并不内行。他离开内地已有十二年，从来没有接触过解放后的内地大城市生活，加上没有接受过特工训练，心理素质不过关，所以此刻一进大学校门，只觉得四下里来来往往的人都似乎在注意着他，他心慌意乱，只想着尽快离开。这样，丁衡修只看了几张大字报，就偷偷溜走了。时一彬提供给他的打火机式和笔式间谍照相机他都带着，却不敢拿出来使用。此后两天，丁衡修就不敢再动收集情报的脑筋，当然也不能整天待在旅馆里，否则会引起服务员的怀疑，于是就去逛街，还游览了几个著名风景点。
然后，丁衡修、宋贻德两人就去了上海。跟彭文倩、丁文影会合后，谎称接受了香港几位朋友的委托，想实地见识一下内地目前搞得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的场面，所以想跑上海的两家高校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因为不熟悉，需要双胞胎姐妹陪同。彭文倩、丁文影早已沉浸在即将移民香港的巨大喜悦中，此刻不管要她们做什么都是一口答应的。这样，他们就用三天时间跑了复旦、交大。丁衡修有了熟悉内地大学生活的彭文倩、丁文影的陪同，感觉就完全两样了。他在宋贻德的掩护下，用间谍相机拍摄了一些大字报。那对双胞胎姐妹根本是蒙在鼓里，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特务犯罪活动。
五、转战南京
回过头来，让我们看看专案组的工作进行得如何。
专案组在首次案情分析会上定下了四条侦查措施，这四条措施实施下来，有收获的只是在丁佩珠的住所发现的一张照片。经查，那封广州来信上的落款地址纯属子虚乌有——广州有这条街，却没这个门牌号码。
这张照片，是丁佩珠赴港奔丧时和包括丁衡修在内的几位亲戚的合影。专案组请丁佩珠本人以及另外几位亲戚辨认，确认其中一位确是丁衡修。于是，就由专业技术人员对此进行了特殊处理。这样，专案组手里就有了一张丁衡修的照片，至于双胞胎姐妹的照片，那倒早已从她们的档案中调出来了。
当然，此刻手头有照片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专案组需要知道的是丁衡修一行离开和平饭店之后去了哪里。是仍旧停留在上海不过是换了一个住宿点呢，还是已经离开？如果是离开上海的话，他们的目的地又是哪里？是直接偷渡逃港了呢，还是在另一个城市逗留？这种逗留又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一切，都是需要尽快查明的。
于是再次开会讨论，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据和平饭店方面提供的情况，丁衡修四人入住该店的几天里，白天都是出去的，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回来，晚上就不出去了，在餐厅喝酒，然后在咖啡吧或者房间里闲聊。晚上聊些什么暂且不去管他们，现在需要了解的是他们白天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
侦查员储一清、王金生奉命前往和平饭店调查：那几天里，丁衡修四人进出饭店是步行还是乘车；乘车的话，是乘坐公交车还是叫出租车。
和平饭店保卫科随即召来了该店的大堂服务员，通常饭店入住双胞胎旅客的概率极小，入住双胞胎妙龄美女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所以，大堂服务员都还记得那四个一直同出同进的旅客。据一个服务员说，那两个男子入住饭店的那天，是怎么过来的没有注意，之后出门都是乘坐出租车的。
那就有戏了！当时的上海滩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拥有各式汽车一百八十五辆，所以，马路上很少看到正在行驶的出租车，随时招手拦车的可能性很小，通常要用车的乘客都是预约的。这四位客人连续几天在上午八九点钟用车，那肯定是预约了的。怎么预约？入住和平饭店这样的高级宾馆，当然会通过前台预约。那就向前台了解吧！
可是，前台服务员却摇头：“客人预约出租车，一般都是在房间直接给饭店的总机打电话，由总机接线员替他们服务。”
于是再问总机接线员，那里是有服务记录的，查了查，那几天405房间（就是钟俊义即丁衡修入住的那个房间）确实让总机预约了出租车。这就行了，跑出租车公司吧。
出租车公司查看了预约用车登记资料，很快就查明了那几天上午到和平饭店载送旅客的那十几辆出租车。然后再按照出勤记录查当班司机，那时没有什么车载电台、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所以得一个个当面问下来。最后，终于了解到丁衡修四人那几个白天去了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
储一清、王金生将调查结果向专案组领导汇报后，两位组长张芝川、晁杰暗吃一惊：这当儿高校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目标去那里想干什么？
研究下来，决定派员前往复旦、交大了解。可是，高校一向是畅开大门任凭任何人进进出出的，那时又没有什么摄像探头可以留下监控资料，因此，复旦、交大方面的保卫部门向下面各系了解下来，都说没有见过。这条线索就此中断了。
专案组分析了目标前往两所高校的意图，越分析越觉得多半是跟“反右”运动有关的。这样，基本上就可以肯定丁衡修的行为是跟政治相关的一种敌特行动，其目的可能是煽动“右派”师生闹事搞对抗或是收集相关情报。鉴于两校都未发现丁衡修等人的活动迹象，因此就难以循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了。
这时，另一个消息传了过来：和平饭店保卫科向专案组报告，据该店大堂一位姓肖的服务员反映，那天傍晚大约六点多他在大堂大门口值班时，门外开来了一辆两轮摩托车，骑车人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着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背着一个帆布挎包，一看就知道是北站送车票的员工。果然，那人停车后登上台阶，对肖师傅说，他是给405号房间的住店客人送火车票来的。按照饭店的规定，类似送车票、送外卖之类的人员是不能进入饭店的，得由大堂服务员打电话通知客人下楼来银货两讫，如果客人要求服务员代劳，则由服务员送入房间后把钞票拿下来交给送货人。当下，肖师傅就让那位铁路员工稍等，他往405房间拨了内线电话。但房间里没人，估计这个时候客人可能在饭店的餐厅里用晚餐，于是又把电话拨到了餐厅，405房间的客人果然在用晚餐，于是就请他到大堂来取车票。肖师傅记得，是两个双胞胎姑娘中的一个到大堂来取车票的，那个铁路员工递给她时还说了一句：“你们订的是四张去南京的车票。”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专案组长张芝川于是决定立刻去南京对丁衡修四人进行追踪，但究竟派几个人去南京一时难以决定，去的人少了吧，生怕调查起来铺不开；专案组全部赶过去吧，万一这是对方虚晃一枪、故布疑阵，上海这边就不能继续展开调查了。张芝川于是就跟副组长、江苏省厅的侦查员晁杰商量，刚说了个开头，晁杰接到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一个情况：两小时前，有人在南京大学门口看到彭文倩了！
张芝川当机立断：全体赴宁！
在南京大学门口看到彭文倩的是她的高中同学康家辉。这个小伙子念到高二寒假的时候，父亲患病去世了，家境拮据导致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在经历了半年多的临时工生涯后，最后被邮电局吸收进去当了一名邮递员。两天前，康家辉在马路上遇到了彭文倩的铁姐们儿陈茂梅，老同学久别偶逢，总要说几句话的。于是，康家辉就知晓了彭文倩失踪之事。陈茂梅倒是个有心人，她关照康家辉说你是邮差，整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见得多听得也多，如果听见什么消息请立刻告诉我。
也真是巧，康家辉今天休息，去南大看望一位朋友。他是坐公交车过去的，这路车的终点站是在南大东门，那里有一个大转盘，车到终点站后要绕着大转盘开一圈才进站停车下客。就在沿着大转盘转弯的时候，康家辉无意间看见校门口站着一个姑娘，正是彭文倩！他一怔之后，从座位上站起来想呼喊，又觉得此举似乎不妥，还是到站下车后过去招呼吧。没想到就这么眨眨眼的工夫，等康家辉下车过去时，校门口已经没有彭文倩的影子了！
但康家辉还是想到应该立刻告诉陈茂梅，于是就进了校门口一侧的邮电局，往秦淮区政府陈茂梅的办公室打了电话。陈茂梅听说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怀疑，反复问康家辉看清楚了没有。康家辉说我的视力够当飞行员的条件，哪有看不清楚的道理！她穿着浅蓝色“布拉吉”，个头比高中时长高了一些，好像更漂亮了。陈茂梅一听彭文倩穿着浅蓝色“布拉吉”，马上就知道康家辉没看错。因为这样的“布拉吉”她也有一件，那是今年初夏时她和彭文倩一起去逛百货大楼时看中的，两人各买了一件，颜色都是一样的。
注：康家辉所乘坐的是11路公交短线班车。11路公交东起位于板仓的南京林学院西门，长线班车开到位于北京西路的西端的终点站——草场门。由于当时自鼓楼公园向西乘客稀少，11路短线班车在鼓楼公园掉头。
陈茂梅于是就给彭邦平打电话，说彭叔叔你那里有文倩的消息吗？没有？刚才我们高中时的一个同学在南大东门看见彭文倩啦！彭邦平又惊又喜，二话不说立刻给鼓楼分局打电话报告这个消息。鼓楼分局问明情况后，又给陈茂梅打电话询问，听陈茂梅说了“布拉吉”的细节后，相信并非空穴来风。这个案子当时已经交由省厅办理了，所以分局向市局报告后由市局转报了省厅。
专案组赶到南京后，立刻着手进行第一步调查，直接找了目击者康家辉。听了他的一番陈述后，又带着他前往南京大学东门实地察看。张芝川问晁杰：“你知道南京大学有招待所吗？”晁杰说不清楚，另一个南京侦查员老龙说好像有一个的。张芝川说那我们这就去招待所撞撞运气，看对象是否住在那里。专案组在招待所扑了个空，这里没有丁衡修那样的四个男女入住过。
专案组于是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认为丁衡修他们在上海和平饭店订的火车票确实是到南京的，彭文倩在南大出现，说明这四人到南京的动机跟在上海是一样的，盯着高校，估计是为了收集“反右”运动的情报。问题是，现在他们还在南京吗？
众侦查员反复商议后，认为不管目标是否还在南京，都有必要对南京各宾馆、饭店、旅馆等进行查摸。运气好，正好碰上，当然最好；运气不佳没有撞上也不至于沮丧，因为彭文倩、丁文影那对双胞胎姐妹难免会给他们曾经入住过的旅馆的服务员留下印象。
于是，专案组作出两项决定：第一，请南京市公安局协助对全市各公共住宿场所连夜进行查摸。第二，专案组分为两拨，一拨人去南大进行调查，了解是否有人看到目标在校园内出现过；另一拨则分赴火车站、轮船码头和长途汽车站，在驻站民警的协助下调查工作人员、摊贩等是否见到过目标。
专案组当即跟南京市公安局联系，南京市公安局对此大力支持，不但出动了一线警察，还动员市局、分局的科室警员加班加点参加查摸，人手犹嫌不够，甚至还联系驻宁公安军部队（即武警前身）给予支持，还把专案组提供的丁衡修、彭文倩、丁文影的照片翻拍冲印了一百六十张分发下去。当时，专案组长张芝川对摆出如此强大的阵势感到不解，寻思这个案子可能涉及敌特分子收集情报，但若论涉案敌特分子丁衡修，应当不会是特务机关中的重要角色，南京这边何至于这等兴师动众？难道这个案子还有更复杂的背景？这个疑问直到数年后才得到解答，一位当时在警卫部门工作的同乡告诉他：原来，当时毛泽东为“反右”运动出京巡视，正驻跸于南京！
南京警方在进行全市大查摸的时候，专案组成员分别去了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由驻站公安、保卫部门配合着对旅客进行甄别以及收集是否有目标出现过的线索。如此折腾了一夜，天明时众侦查员结束调查会合后一凑情况，都说没有什么发现。
不过，另一路调查是有收获的。南京警方的这次大规模查摸工作进行得非常细致，南京市各个区所有的饭店、宾馆、旅馆、小客栈甚至二十四小时对外营业的公共浴室等适宜于住宿过夜的场所，一个不落都给梳理了一遍。由于有照片以及双胞胎姐妹显而易见的特征，所以各路人马的查摸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当。最后，在南京大学附近的迎宾饭店发现了丁衡修四人的线索：他们以新的化名拿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的专用介绍信入住于该饭店，当天上午九时许已经结账离开了。
根据当时的规定，旅客入住饭店旅馆的介绍信会被服务台留存下来，以备公安机关调查时参考。丁衡修四人的这张住宿介绍信也不例外，于是就送到了专案组这边。应该充分肯定那个真名叫宋贻德的刻章匠的技术水平，他不但擅长刻制各类公私印章，还能用木板、肥皂甚至冷硬的糯米糕团刻制类似介绍信那样的版子，既快又好，十足的专业水平！此刻落在专案组手里的这张广东省团委的介绍信，经众侦查员轮流传阅，认为是一份真件。这就不同于目标留在上海和平饭店的那张什么特种土特产进出口公司的介绍信了。于是，连夜往广州方面拨打电话查询。一番折腾后，得到了广东省团委确凿的回答：查询的介绍信号码并不存在。因此，这是一张伪造得非常逼真的假介绍信。
这使专案组众人感到非常吃惊，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丁衡修竟然会带一个专业刻章匠到内地来活动，在进行长途旅行时一路根据需要随意伪造足能以假乱真的盖着公章的介绍信。所以，按照平时的侦查思路对这种情况进行推测，认为这应该是从境外潜入内地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而具有如此伪造水准的，只有敌特机关了。这样，专案组就更坚信之前的推断没有错，他们所面对的是境外敌特分子！
以目标在上海的活动规律来估测，丁衡修四人既然已于昨天上午九时左右结账离店，那么，他们应该已经离开南京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大家寻思还是去他们下榻的迎宾饭店了解吧。
侦查员李松平和小陈去迎宾饭店一问，却十分失望。迎宾饭店在南京属于一家中等宾馆，用现在的星级标准来评判，大概刚刚够得上“准三星”。南京的铁路交通不像上海那样便捷，因此，火车票供应比较紧张。根据南京铁路部门的规定，这类饭店是不能经营预订火车票的业务的。所以，丁衡修四人离开南京的火车票应该是自己设法解决，估计多半是去火车站排队直接购买的。
李、陈两人悻悻返回专案组的临时驻地省公安厅招待所，向组长张芝川一汇报，张芝川也傻眼了，副组长晁杰紧锁眉峰，说：“看来我们的运气比较差。”
其实，专案组的运气应该说还是可以的，因为就在晁杰这句感叹刚说了两三分钟，随着电话铃倏然响起，情况就出现了转机：迎宾饭店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员工知道你们要了解的情况。
这位打电话的兄弟，是迎宾饭店的保卫干事小卫。刚才李松平和小陈前往饭店调查时，就是他接待的。小卫昨晚值班，饭店的保卫干事值班原本是可以睡觉的，只要住店旅客不发生失窃之类的事儿，完全可以一觉睡到天亮，然后精神抖擞地去餐厅吃点儿东西后回家。但是，昨晚的情况有些两样，因为昨晚全市饭店大盘查，小卫作为保卫干事，自然要出场唱主角。而线索恰恰是在迎宾饭店发现的，所以他花费的时间也就特别长，结束后一时又睡不着，直到天色微明方才打起了呼噜。睡了没多久，小卫就被人唤醒了——李松平、小陈前来了解火车票的事儿，当然又得他接待。
小卫经这一折腾，寻思干脆就不睡了，吃了早饭回家去吧。转机，就是由此而来的。小卫去餐厅的时候，已经过九点了，餐厅的早餐供应已经结束。他对掌灶的老夏说：有什么吃的弄一点儿来填填肚子就成，按平时的早餐标准（当时规定饭店员工用餐必须照样付饭菜票的），老夏就给他下了一碗阳春面端了上来。老夏跟小卫的父亲是老朋友，所以他跟小卫很谈得来，当下就坐下来跟小卫聊了几句。小卫说到了今天吃早饭比平时晚的原因，老夏听着忽然笑了。小卫问他笑什么，老夏把手一伸：“来支烟，你就也笑了，而且会比我笑得还开心。”
老夏告诉小卫，那四个人的火车票是去北京的，四张硬卧票，昨天中午发车离开南京车站。小卫急问你是怎么知道的？老夏说那四张票还是我给他们买的呢！三天前的晚上八点多，丁衡修四人到饭店餐厅吃晚饭。当时餐厅已经结束营业，服务员都下班了，只有老夏还在准备明天早上供应的小菜。一个姑娘（不知是彭文倩还是丁文影）走进厨房，很客气地询问是否还能烧几个菜，他们要吃晚饭。老夏说客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当然可以，你们点菜吧。因为服务员已经下班了，所以老夏把他们点的四个菜烧好后自己一一端送到桌上。那四位称谢不迭，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男子掏出香烟请老夏抽，聊了几句。他问老夏家住哪里，老夏答称住在中央门那边的铁铲巷。那男子说那不是靠近火车站的吗？师傅，打听个事儿，您知道南京这边买火车票紧张吗？老夏说那要看时间，像现在这个时节正是放暑假的当儿，各地来南京探亲访友或者游览的人比较多，车票就紧张，得提前五六天才能买到。
注：案发的57年中央门没有火车站。此处，应是下关火车站。作者显然不熟悉南京，误把68年建的南京新站当作当时的车站了。
这话一说出来，对方的眉头就皱了起来，低声对另一个男子说：“五六天，这……太长了呀！”
另一个男子开口了，说的是广东话，老夏基本上听不懂，估计是出了个什么主意。先前那个男子顿时神色释然，站起来向老夏拱拱手：“师傅，不知是否可以麻烦您替我们买四张车票？您住在火车站那边，可能跟车站上的人比较熟，一定能替我们买到的。”
老夏笑道：“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我家老伴就在车站上工作。”
老夏是个热心人，以前也时常替旅客购买火车票，当下就收下了对方的购票款，次日给他们拿来了四张去北京的硬卧车票。对方非常感激，拿出一条“大前门”香烟赠送，老夏坚辞不受，说替住店旅客买票是桩平常事，店里也是允许的，但如果为此收受了旅客的礼物，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处理起来很严的。
专案组获知这个消息，自然皆大欢喜，于是决定立刻赴北京。由于时间紧，经请示领导同意后，他们一行七人是乘民航班机飞到北京的，这还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坐飞机，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桩值得跟人吹嘘一下的稀罕事儿。可是，他们中谁也没吹嘘，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这趟飞机竟然白坐了——在北京查了三天，没有发现丁衡修一干人的任何线索！
六、潜入武大活动
专案组在北京为什么没能查到丁衡修四人的蛛丝马迹呢？因为他们压根儿没去北京。此刻，这四个特殊旅客很悠闲地待在另一个城市的宾馆里，正等着实施一桩被丁衡修认为“很有价值”的行动。
这个城市是——武汉！
丁衡修耍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把戏，托南京迎宾饭店大厨老夏购买的是去北京的硬卧车票，其实他们一行四人却乘坐长江客轮逆流而上去了武汉。之所以玩这一个阴招，是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觉察出自己的安全出了问题。
这应当归功于丁文影的一个梦。那天晚上，丁文影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梦见母亲丁佩珠不知怎么奄奄一息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连话都说不出了。她匆匆赶到医院，旁人告诉说丁佩珠失足溺水。丁文影被这个梦惊醒了，醒来后看看手表，这时是清晨四时。还不到起床的时候，于是，她没当回事，再睡。可是，奇怪的一幕发生了：丁文影再次睡熟后，竟然又做了跟刚才差不多的噩梦！
这下，丁文影再也无法入睡了。尽管她从来不相信迷信那一套，但此刻却是心神不定，想来想去难以释怀，于是就唤醒了跟她同住一个房间的彭文倩，将梦境说了一遍。彭文倩跟丁文影不同，她小时候跟着离了婚的老爸迁居南京后，跟着祖父祖母过日子，那对老夫妇是铁杆鬼神论者，经常说起种种灵异现象。彭文倩从小接受这种教育，长大后就认为世界上确实有灵异现象，只不过科学还没发达到能够破解其奥秘的程度。因此，当下她听丁文影这么一说，就断定老妈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当然，解梦有反释之说，可能不一定是出了坏事。姐妹俩商量下来，决定把这件事告知丁衡修，听听他的意见。
早餐桌上，丁文影把梦境说了一遍，彭文倩也说了她们的担心。丁衡修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没来由的事儿，接着问丁文影你大概从小长到现在还没离开过你妈妈吧？丁文影点头称是。丁衡修说那看来这是你的潜意识中在强烈思念着妈妈，没关系，过几天就会习惯的。
可是，姐妹俩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个疙瘩，两人悄悄嘀咕，决定瞒着丁衡修往上海打个电话。迎宾饭店房间里没有电话，姐妹俩早餐后到大堂去想借用电话机，但那里待着好几个旅客，排着队在打电话。于是，她们就出了门，到附近一家邮电局去打电话。
电话是彭文倩打的，因为她担心妹妹万一听到什么不好的情况会沉不住气当场表露出来，那就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丁佩珠家没有电话机，所以这个电话是打到传呼电话亭的。上海的传呼电话亭通常有两到四部电话机，两部机的由一人值守，三四部机的由两人值守，值守者通常都是四十来岁的阿姨，她们接听电话后，会在一张专用小纸单上记下受话人的住址、姓名，以及回电的号码、姓氏，然后送到受话人家里去；在来电不是很多的时候，她们也会把受话人从家里叫来直接接听。丁佩珠住所那条弄堂的传呼电话亭有两部电话机，所以只有一个阿姨值守。彭文倩把电话打过去时，这位阿姨正好去送别人的电话单子了，是没事坐在电话亭闲聊的几个家庭妇女中的一位接听的。
彭文倩说：“麻烦你传呼一下19号来接电话……”
对方说：“你等等……”然后问旁边的人，“19号是谁？”
耳机里传来另一个带苏北口音的大嗓门女人的声音，说19号不是丁家吗？丁阿姨给公安局捉进去了，家也抄了呀！
彭文倩大吃一惊，差点儿把听筒撂上机架立马挂断，但马上意识到这样做有危险。她的反应可谓敏捷，眼珠子只一转就有了主意，对着话筒大叫：“喂！喂！我话还没说完哩！19号住着好几家人家，我要住在后厢房三楼的小沈——沈鸣佳接电话。”这么一说，对方就认为她把电话拨错了，问你打什么号码。彭文倩报了号码，故意把其中的一个数字说错了，对方就说“你拨错了”，立刻把电话挂断了。
彭文倩从通话亭里出来，脸色已经煞白。等在通话亭外面的丁文影不禁一阵心慌，连忙迎上来问怎么啦。彭文倩摇摇手，直奔柜台结了话费，然后拉着妹妹一口气走出老远这才说了情况。丁文影当下就把持不住，掩面啜泣，彭文倩劝也劝不停。两人走到十字路口时，正好丁衡修因在饭店找不到她们而出来寻找，见之一惊，便悄悄询问是怎么回事。彭文倩不敢隐瞒，就把情况说了说。这下，就轮到丁衡修脸色煞白了。
回到饭店，丁衡修吩咐打点行李准备离店，自己就到大堂结账。待到宋贻德和双胞胎姐妹收拾好行李下楼时，他已经结好了账等着了。四人离开了饭店，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一辆公交车就走。彭文倩是南京人，看看觉得不对头：这车不是去火车站的嘛。看着丁衡修正要开口，被后者一个眼神止住。乘了四站后，丁衡修让下车。这才对宋贻德和姐妹俩说，我们不能去北京了，立刻去长江港客运码头，坐船去汉口！宋贻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点了点头。彭文倩倒是开口发问了，丁衡修说现在不说吧，一会儿上了船有的是时间说话，赶紧离开南京才是正道！
注：当年由南京北上的火车在下关或浦口两个火车站上车。去浦口站，乘坐31路到下关中山码头，再坐轮渡过江。轮渡马头与长江客运航线的码头相距不远。去下关站，乘坐34路。两条公交线都在鼓楼广场转中山北路，出挹江门后分开。
当时南京的出租车极少，但是马路上有可供代步的马车。四人遂坐了马车前往轮船码头，也不管几等舱了，只要有去汉口的船票，有什么舱位的就买什么舱位的，结果只买到了通铺票子。这时离开船还有两个多小时，丁衡修为防止双胞胎引人注目，遂让丁文影和彭文倩分开，丁文影跟着宋贻德，彭文倩跟着他。利用这段时间，丁衡修分别向两个姑娘说了此次赴香港的情况：我这是带着你们偷渡过去的，不过不必害怕，只要跟着我，一切都是安全的。至于你们的母亲被捕，可能跟此事有关。你们不要为她担心，因为公安局抓她只是为了审查，而没有证据处理她。所以，只要你们从现在起一直照我吩咐的办，就不会有事。你们不被人家发现，你们的妈妈也就安全，最后公安局只能把她放出来。
注：此时的马车是个体私营的，宰客是常有的事。丁衡修换乘马车应该是避免被追踪。
之前，彭文倩、丁文影姐妹对于她们将用什么样的方式离开内地前往香港一直没有问过，甚至也没有考虑过，因为丁佩珠对她们说只管放心跟着丁衡修走就是，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肯定能够平安无事地抵达香港，而且能够在香港合法定居下来。对于她们这种娇生惯养的富家女来说，二十二岁的年纪还处在涉世不深的阶段，对于母亲的这番说法自然深信不疑。现在听丁衡修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件事原来如此危险，但这时已经无法改变了。她们再不懂事，对于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还是知晓一点儿的，即使她们此刻悬崖勒马，也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从宽处理不判刑的话，劳动教养定是逃不了的。丁衡修说得对，这还将成为老妈的罪证。所以，到这当儿只有豁出去冒一下险了。主意打定，姐妹俩就只盼着赶快上船，离开南京。
检票上船后，丁衡修去船长室补到了一张三等舱票，就让丁文影过去了。到了芜湖，又补到了一张四等舱的，让宋贻德去了，免得这个满口粤语的老广惹人注目一不留神给船上的乘警盯上。
这样，差不多就在专案组飞抵北京的时候，丁衡修四人抵达了汉口。根据预先的计划，丁衡修将去武汉大学收集情报。考虑到双胞胎姐妹过于显眼，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丁衡修决定还是分开下榻。他和丁文影入住汉口鄱阳街的武汉大学招待所，宋贻德和彭文倩下榻于距武大招待所一箭之遥的中南旅馆，介绍信当然不能再用什么广东省团委之类的了，而是用了宋贻德在南京时就已伪造的浙江宁波第二中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的，出差武汉的目的是“外调”。
丁佩珠被捕的消息给丁衡修敲了一记警钟，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意识到原先想好的“神不知鬼不觉”状态显然已经被打破，尽管临时抱佛脚想出了声东击西的招数，放弃了北京之行，但那份危机感已经渗入骨髓，丁衡修非常害怕。他这时才明白为什么台湾的“大陆工作委员会”宁可花钱雇佣他这个私家侦探也不愿意使用他们自己的特工，这项差使的安全系数实在太小了！于是，丁衡修决定改变计划，不但北京不去，原定的西安、沈阳也不去了，离开武汉之后，去广州中山大学活动一两天，然后立刻偷渡返港。
这样做，丁衡修作为乙方来说，已经属于违约了，甲方可能会在支付酬金余款时卡他。为不至于出现这种可能，丁衡修决定在武汉收集高质量的情报。当初时一彬跟他洽谈时，对于以录音方式收集情报没有谈死，因为时一彬是个老特工，知道用现有的录音器材设备完成这项工作所承担的重大风险，所以只是说让他尽力而为，这个内容就不写进合约中了。现在，丁衡修决定寻找机会完成这个工作，以弥补少跑几个城市的不足，达到不被扣减酬金的目的。
于是，丁衡修就带了丁文影前往武汉大学。武汉大学的“反右”运动当时在全国教育界属于开展得有声有色的一类。丁衡修在那里顺利拍摄了一些大字报，跟以往去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不同的是，他还认真看了一些大字报。因为他既然决定冒着风险录音，那就得选择一个有重大价值的目标，这样才能使甲方感到满意。
在武大校园里转了大半天，丁衡修选定了一个目标。他深信如果能把武大“左派”对这个目标的斗争会实况录下来，即使录得不完整，带到香港去相信也绝对能引起巨大轰动。
确实，丁衡修选定的这个目标是一个重量级人物，这位先生在中国教育界、法学界都是当之无愧能够青史留名的一代宗师。他叫韩德培，生于1910年，殁于2009年，活了九十九岁。韩德培精通英法日德俄五国语言，光凭这一点就已经令人肃然起敬！韩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来去北美游学。1945年底，韩德培应武大校长、著名法学家周鲠生之邀，从美国西雅图风尘仆仆赶到武汉大学。韩德培一到武大，就被聘为教授。1949年之后，韩德培并未像大多数“旧法人员”一样被边缘化，恰恰相反，至少在1957年之前，韩德培在武大依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出掌武大教务工作，成为当时的校长李达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
韩德培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经历，真让人啼笑皆非。鸣放高潮中，韩德培忙于中南地区高校招生工作，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即便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召开的武汉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韩德培也仅仅是说“大家都讲得很多了，我没有什么可讲的”。《光明日报》记者五次三番约稿，亦被韩德培婉拒，直至最后才就司法案例的收集与整理发表了一下看法，认为有关司法部门对此太不重视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在武大校内，法律系党总支书记上门请韩德培鸣放，他亦未予理会。而是时他恰好生病住院，武大的学子们来看望他，邀请他鸣放，他不忍心拒绝学生，随口应付一句“等我回来再讲吧”。这帮学生回学校后，善意地发布海报，说“韩德培教授定期鸣放”。当然，这个像电影预告一样的海报，后来也成了韩德培的罪状之一。
丁衡修之所以将韩德培定为他的“工作目标”，除了上述韩先生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时韩德培已经与武大的另一位重量级教授、中文系主任程千帆先生一起并列为“武大头号大右派”。程千帆生性不畏权势，向来喜欢畅所欲言，鸣放时更不用说，因此被称为“右派元帅”。而韩德培则被封为“右派”分子中的“山中宰相”。据《南史·陶弘景传》记载，陶弘景曾在南齐出任左卫殿中将军，到南梁时虽隐居山中，朝中大事仍要找他咨询请教方能定夺。称韩德培为“山中宰相”，意指他虽未出面，实为武汉大学“右派”分子的总后台。当时校园内张贴着的一些漫画把韩德培画在中央，其他“右派”则众星捧月似的围在他四周。
不过，丁衡修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一个极好的录音机会。当时各高校的“反右”运动，由校“反右”办公室负责领导。“反右”办公室发现何人适宜当“右派”后，就会组织举行不同级别的辩论会。所谓“不同级别”，是指这个将要成为“右派”分子的对象的职务、学术成就、“右派”言行等方面对学校乃至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一般性的就由其所在系开会，稍有影响的则两个以上系联合开会，像韩德培这样的重量级人物，那就必须全校大会了。武大“反右”办公室针对韩德培所举行的辩论会，本来可以成为丁衡修最好的录音机会，可不巧的是，这个会已在前一天开过了。而且，由于这个会的辩论情况使“反右”办公室有点儿尴尬，所以他们不打算再跟韩德培玩这样的游戏了。
不过，丁衡修发现不必为这次失之交臂而惋惜不已，因为还有弥补的机会，他看到贴出的海报上说，将从次日起举行连续一周的针对韩德培的斗争会。
于是，丁衡修就决定把一周斗争会的某一次会场实况录下来，带到香港去交给时一彬，就是一份珍贵情报了。往下，就是考虑怎么录音的问题了。这件事放在如今肯定不成问题，因为录音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什么袖珍录音机、录音笔、录音纽扣、无线话筒之类的器材层出不穷，每一个城市的电子商店都能买到。但是，在1957年，这些器材连科学家也没想出来，体积较小的盒式录音机的问世还得等待七年。像丁衡修手头这台体积跟一口小型旅行箱可有一比的磁带录音机，已经算是先进器材了。因此，对于丁衡修来说，怎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完成录音，这需要动一番脑筋。他去武大礼堂看了看，届时进入会场当然不成问题，批斗会是不需要什么入场券的，阿猫阿狗都可以随意进出。不过如果带着录音机进去公然录音的话，不管是否可行，丁衡修都觉得自己没有这份胆量。他的三个帮手，彭文倩、丁文影太嫩，宋贻德的口音不行，一开口就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丁衡修犹自在想这件事。不觉到了招待所开晚饭的时间，丁文影到他房间来叫他去餐厅时，见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问又发生了什么事。丁衡修说我受朋友委托，得替他们录一份“反右”大会的会场实况，这事不能公开做，否则人家可能不让干，往下查，连你们姐妹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我正盘算着应该怎样做才稳妥。丁文影先前是跟丁衡修一起去武大的，也去大礼堂转了转，只是不知道丁衡修还有这个打算。不过，在她想来，这件事不难解决。于是，丁文影就说了她的想法。
丁文影在上大学时，是个文娱活动积极分子，是校学生会宣传部的成员之一，少不了经常跑学校礼堂指挥布置会场什么的，所以对于学校礼堂的建筑结构比较熟悉。她对丁衡修说，通常学校大礼堂主席台的下面有一个地下室，那里堆放着幕布、需要修理的桌椅等杂物。由于都不值钱，所以一般是不上锁的。你可以考虑把录音机预先藏到那个地下室去，开会前打开，由于礼堂里是使用扩音喇叭的，所以地下室应该听得清楚。等到会议结束后，再悄悄把录音机拿出来就行了。
丁衡修闻之大喜，说：“文影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有功！有功！”
丁文影说：“就是不知道武大大礼堂的地下室是不是上着锁的。”
丁衡修说上锁也没关系，我有办法打开。早在当年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时，丁衡修就向那里的特务学会了开锁本领，这次偷渡来内地时他特地带了一套开锁专用工具，相信对付这种锁具是不在话下的。
当然，还得二上武大，去实地看一下大礼堂的主席台下面是否有地下室。丁衡修不想让自己老是在武大校园里出现，给别人留下印象，所以，这件事他就指派彭文倩去做了。第二天上午，彭文倩去了一趟武大，中午回来在下榻的旅馆往丁衡修这边的招待所打了个电话，报告说主席台下面是有地下室的，而且不上锁，她下去看了看，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墙壁上有电线插座。丁衡修说这就行了，电线插座倒不需要，我这机器是用干电池的，十二节特制的大号电池用光总对付得下来了。
行了，那就准备行动吧。丁衡修想了想，决定到时候一早就派彭文倩去把录音机放进地下室。像她这种年龄、模样的姑娘，不必化装就是女大学生模样，提着个箱子在校园里出现不会引人注目，回头把录音机拿出来时也是这样。
这个计划盘算得很好，可是最终未能实施。为什么呢？因为武大接下来对韩德培的斗争会尽管一连开了七天，但是会场却调换了，就在小操场进行，时间是每天晚上。通知一张贴出来，丁衡修看着头就大了，寻思小操场上是没法进行录音的，难道辛辛苦苦策划了一番就这样泡汤了？
当晚，丁衡修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录音还是要进行的，批斗韩德培录不成，就录其他对象吧。反正不管是哪个“右派”分子，有录音总比没录音好，一到香港就是奇货可居了。
于是，再次前往武大校园转悠，竟然有了一个惊喜：武汉大学“反右”办公室贴出告示，将于两天后在大礼堂召开对“右派元帅”中文系主任程千帆教授的第二次辩论会。丁衡修看着禁不住喜出望外，寻思这真是上天保佑我丁某人了，该当我能够做好这件事的。
这样，丁衡修就开始暗作准备，他跟彭文倩、丁文影谈了让她们中的一个预先去大礼堂地下室放录音机以及在会前打开录音机开关之事，问她们谁愿意去做。双胞胎姐妹都没有吭声，看来是颇有些害怕。丁衡修于是就做思想工作，说会议是在下午两点开始，录音机可以提前放置，上午八九点钟就行。那个时段我去大礼堂观察过，里面肯定是空无一人，外面呢，也不过是些许匆匆过客。以你们的外形条件，冒充大学生是没有问题的，大学生提了口箱子在校园里走，经过大礼堂拐进去看看，即使让人看见，也不会怀疑。现在是暑假，可能是跟同学约好了一同出去旅行，说好在大礼堂碰头的，我先到了，就在里面等一会儿，这总正常吧？看看没人注意了，把箱子拎到地下室去就是了。再说去打开开关吧，这台录音机的电池是美国特制的，十二节大号电池可以使用六个小时，打开后磁带会自动循环录音，转到电池用完了才停止。所以，他们两点钟开会，你们中午溜进去打开开关就行了。取呢？这个会我估计最多开三个小时吧，散会后都要去吃晚饭的，大礼堂里肯定没人了，悄悄溜过去把录音机拎出来就行了。届时我会在外面接应的。
这样一说，彭文倩就表态说那就由我去做这事吧。
这件事，还真如丁衡修所说的那样，竟然就给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丁衡修拿到录音磁带试听无误，大喜，然后就让宋贻德和丁文影去购买去广州的火车票。他准备到广州后去中山大学拍摄一些大字报的照片，就动身潜返香港，这趟差事就算圆满完成了。
当然，丁衡修没有想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后几
天的自由生活了……
七、厄运难逃
回过头来，让我们说说专案组的侦查工作情况。专案组一行七人从南京飞赴北京后，立刻跟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介绍了案情，要求北京同行给予协助。北京警方根据专案组的要求，立刻组织力量对全市各家大大小小的宾馆、饭店、旅馆进行检查，同时还由市局出面牵头各高校保卫部门发动师生在本校进行巡查，专案组成员也分赴北大、清华直接调查。
可是，如此一连折腾了三天，却没有任何收获，丁衡修四人就像人间蒸发，再也不露面了！
专案组意识到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难道他们没来北京？可是，他们明明购买了赴京的火车票，而且是在当天开车前两小时离店出发的。可如果他们来了北京的话，为什么所有的宾馆、饭店、旅馆都没有他们的行踪呢？难道他们在北京另有住处，下榻到某个亲朋好友家里了？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公安部规定，其时全国所有城市居民家里如果来了外人需要住宿的话，必须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北京警方曾向各派出所询问过这方面的情况，所有派出所都报称没有哪户居民申报过这样四人的临时户口。
那就只有向铁路部门调查了。四人购买的是硬卧车票，按照铁路部门的规定，开车后列车员要用卧铺号牌把乘客的车票换下来，到该乘客下车前再换回来，这个动作，铁路上称为“换票”。这样做对于铁路部门的好处是可以及时知晓哪个铺位的乘客未能赶上该趟列车，从而空出铺位，列车上就可以将该铺位卖给也是乘坐该趟列车但没有买到卧铺的乘客，多一笔收入。如果丁衡修四人那天没有上这趟赴京列车，那该趟列车肯定是会有记录的。所以，只要向该趟车的列车长调查一下就清楚了。
于是，专案组就通过铁道部公安局进行调查。铁路的通信是很便捷的，很快专案组就得到了回音：那趟列车确实有四张连号的从南京到北京的硬卧铺位没有人乘坐。
专案组继续开会分析案情：他们为什么买了车票又临时放弃了这趟旅行呢？是事先有预谋故意耍弄的手法，想转移侦查视线，还是临时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决定改变行程了？众侦查员个个踊跃发言，畅谈各自的观点。但是，谁也没想到还有丁文影做了一个噩梦导致往上海打传呼电话这样一个情节，所以讨论了很长时间也无法确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主持会议的专案组长张芝川意识到这样讨论下去很难得出结论，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放弃在这方面的努力，这个山头攀不过去，就绕过去吧，绕过去后另外走一条路试试看。
于是，大家就换个话题来讨论：丁衡修等人放弃北京之行，会去哪里呢？这个，先要分析丁衡修此次潜入内地的目的了。从他在上海、南京两地频频活动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这三所高校的迹象来分析，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收集“反右”运动的情报，原准备赴京的打算估计也是这样。因此，不管他们是由于什么原因取消北京之行的，其使命和目的应当不会改变，他们离开南京之后的下一站，可能会是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地区的某一所或者数所著名高校，在完成了预定的使命后，才会离开内地逃遁境外。
一张全国地图挂上了墙壁，侦查员围着地图指点着一个个省会城市进行分析：除了北京，还有天津、西安、兰州、沈阳、长春、哈尔滨、武汉、杭州、成都、广州等地，这些城市都有著名高校，都可能是他们的目标，至于究竟是哪几个城市，或者全部城市都跑到，那就无法判断了。
这样，问题就随之出现了：专案组不可能盲目地把这些城市一个个都跑到，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副组长晁杰是一个具有丰富侦查经验的老公安，他经过一番仔细的考虑之后，提出了一个观点：目前这个案子中的涉案者一共有四人，且不管双胞胎姐妹和另一个操一口粤语的老广（当时专案组还不知这人名叫宋贻德，是从香港过来的，因此猜测也有可能是丁衡修在广州临时招募的帮手）是否会偷渡越境外逃，丁衡修本人从境外来，所以他在完成使命后是要返回的。根据以前承办过的一些涉及境外派遣特务的案子来看，这类特务在出入境方面，不管是偷渡还是化名后正常通关，都有一个规律：从何地入境，也就从何地出境。从已被捕的涉案人丁佩珠的口供来分析，丁衡修应当是从广东省偷渡入境的，所以，他在完成使命后也会从广东省偷渡出境。这样，丁衡修就会在广州落脚。我们无法断定丁衡修究竟会在哪个城市活动，但是，可以判断他最终会出现在广州，那就按照这个判断行事：在广州等他，有这人的照片，只要他住宿，还怕找不到？
专案组长张芝川说，这个方案带着孤注一掷的性质，但是看来也只有这样做了，万一失误，那就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这就打长途电话向领导报批，如果获准，我们就转赴广州开展侦缉。
张芝川向领导上报的方案中除了赴广州守伏外，还有一个内容：向上述各大城市公安局发出紧急协查通报，请各市公安局加强对宾馆、饭店、旅馆住宿旅客的关注，并通知各大高校密切注意外来者情况，一旦发现出现具有丁衡修等四人特征的对象，立刻予以控制。
这个方案很快就获得了领导的认同，两小时后，专案组就接到电话，告知方案已经批准，可马上实施。于是，专案组一行就乘坐火车南下广州。
专案组一干人抵达广州后，立刻跟广州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广州市公安局方面指定了三名警员组成协调小组，根据专案组的需要提供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援。专案组和粤方协调小组聚在一起研究了案情，决定采取以下三项措施：
第一，组织力量去广州火车站进行昼夜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蹲守，发给每个蹲守人员印有丁衡修、彭文倩、丁文影等人照片以及个体特征的文字说明材料；第二，将上述材料下发全市各个宾馆、饭店、旅馆，一旦发现目标入住，立刻向警方报告；第三，将上述材料发往广州各个高校，请各高校保卫科牵头组织由政治可靠的师生组成的巡查组，在校园内进行巡查，密切注意是否有可疑目标出现。
以上措施付诸实施后的第五天，丁衡修一行四人从武汉乘坐火车抵达广州。可是，在车站蹲守的人员却未能发现他们。这是因为列车抵达广州站时正是深夜，他们四人又是分别混在乘客中出站的，而当时因为晚点，有三趟列车同时抵达车站，出站时的拥挤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现目标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专案组方面未能发现目标，丁衡修却已经感觉情况不妙了。因为他混在人群中出站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检票口多了几个检票员，其中有人虽然穿着铁路员工制服，却没参加检票，于是，就怀疑这是专为对付他们几个的。有鉴于此，丁衡修决定放弃预定的中山大学之行，以最快速度离粤返港。
但是，已经交上了厄运的丁衡修四人只要到了广州，就注定无法逃脱了。根据预先的安排，丁衡修返回香港时还是由偷渡入境时接应的那条渠道负责，由于时间上的不确定性，所以丁衡修是无法把确切接应时间通知对方的。而且，对方出于谨慎，并未将住址透露给丁衡修，这点，丁衡修也是理解的。双方约定的联系方式是：丁衡修需要时，可在海珠区福建街折箭巷前的那棵大榕树上刻一个英文字母J，二十四小时后前往折箭巷口跟对方会合。
因此，丁衡修四人在广州所待时间必须超过二十四小时。这段时间，他们必须入住宾馆、饭店或者旅馆。丁衡修出于小心，决定四人用预先准备好的假介绍信分别入住四家旅馆。去折箭巷留信号之事，就交给宋贻德去做。这个老广此刻到了羊城，那口粤语就是最好的护身符了，而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技艺不凡的刻章匠来说，往树身上刻一个英文字母易如反掌。
那个J是刻上了，不过不是宋贻德去刻的，而是侦查员去刻的，因为当晚丁衡修四人分别入住旅馆时，就给服务台盯上了，随即报警，然后就落网了。立刻讯问，获得了关于折箭巷刻字母的口供。于是专案组就派人代替宋贻德出了这趟差，二十四小时后，丁衡修所熟识的那位朋友也被戴上了手铐。
丁衡修四人落网后，对各自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三个多月后，本案连同丁佩珠在内的五名案犯受到了法律惩处：丁衡修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宋贻德判了二十年，押解青海劳改；彭文倩、丁文影姐妹分别被判五年，押解安徽、江苏劳改；丁佩珠被判三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那个偷渡团伙由广州方面处理，也都判处了徒刑。
【附录】
**有些网站用： 姐妹花失踪案
很好的 小说
现在已经发到2009年的了，马上要发08年的，一天发3篇，一年的只能发4天，貌似03年之前的杂志没有《尘封档 ...
话说这次是一家脑子进水的二杆子+三脚猫的业余特务，居然是最近看的几篇里最兴师动众的……
这故事很像以前的一部电影啊。或许这个故事就是电影原型？
真实性可疑：
1957年的南京并没有迎宾饭店，当时的火车站也不在中央门 而是分别在下关 浦口 中华门 和平门。 中央门也没有铁铲巷
脱密处理、艺术化、再创作，等等一系列处理后就是这样子了。
这两姐妹文革时咋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