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青年人惹是生非的非常多。走在大街上，随时都可以看见年轻人或者半大小子在街上打架斗殴。一般对于这种打架斗殴，旁人都是尽量避开，免得惹上麻烦。当然，他们一般也不会找行人的麻烦。纯粹就是荷尔蒙过剩无处发泄，但这些年轻人一般还是有眼力，不会去招惹惹不起的人。
从我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青年之所以在街头惹是生非无非是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文革初期对于暴力的推崇，使得当时暴力成为一种时尚。二是因为青年没有出路，只好自甘堕落。要求上进的青年都下乡了，剩下的落后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街头，唯一所能做的就是群体暴力。还有就是执法机关的不作为。虽说文革初期有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但公检法机关从来没有真正完全失效的时候，只是多数时候不作为。但一有危及政权的时候，还是会动起来的。另外文革后期有一个机构叫民兵指挥部，就有类似公安的作用。但对于这种打架斗殴的行为，专政机关基本是不作为的。
由于这种大环境，小学也不例外受到影响。我小时候在学校跟人打架是家常便饭。一天跟几个，甚至十几个人打架都是正常。从一早进教室就有人来挑畔，放学回家路上还接着打。反正单打，群殴都干过。基本上论单打独斗，我可以对任何人都不占下风，但遇上群殴就寡不敌众了。我基本上都是在势单力薄的一方，从来只有以寡敌众的时候，没有加入过群殴一个人的行列。所以用拳头不行的时候就要借助武器了，用皮带抽过人，也抡过板砖，当然也挨过这些。甚至我还随身带过水果刀备用。有一次被群殴，实在敌不过对方人多势众，我只好拔出刀来，众人一看见刀立刻四散而逃。后来到了高年级之后，至少我参与打架少了，招惹我的人少多了。我想可能主要原因是我和班上几个调皮捣蛋的刺头关系比较好。后来我上重点高中后，还跟他们保持往来。碰上83年严打，他们都跑外地躲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上大学假期回家碰到这几位，都跟我说当年幸好跑了，不然肯定会蹲几年监狱，说不定还会有性命之忧。
中学生打架就厉害多了，头破血流是经常发生的。尤其这种半大小子下手不知道轻重，跟成年人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中学生经常惹出大祸来。当时大人打架一般有个原则，动板砖，棍棒不算凶器，一旦动刀动枪性质就变了。所以好多喜欢打架的青年喜欢随时携带一根木棒，是用我们当地的一种叫青杠木做的，叫青杠棒。
当然一旦打架，总有输赢。输的一方不服气，就要找帮忙的接着打。这样往往就由单个人的冲突发展到群殴。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有这样一次群架，最后双方都找来了由王朔扮演的黑老大。在王朔的劝解之下，双方握手言和，一起上老莫喝酒去了。其实这是大多数打架的最后结局，一般而言，数百人涉及的群殴事件总会有一些双方都认识的人牵涉进来，这样最后都是握手言和了。除了极个别人敢于谁的面子都不卖，或者真的血海深仇不得不战一场。但这种情况下请来助拳的很多人会退出，所以规模也就减小了。所以虽然街头斗殴天天都能看见，可是发展到上百人的大规模事件还是及其罕见的。当然当时绝大多数街头混混是没有能力去类似老莫这样的地方搓一顿的。
但凡事总有例外，我也确实记得小时候见过大规模的斗殴事件。一是我在《知青轶事》中谈到的重庆下乡知青和我们那边的海员的集体斗殴事件，这是因为这两个群体平时根本没有交集，所以找不到中间能够说和的人。还有就是知青的斗殴事件当时连专政机关都不敢管。另外我还记得还有一次是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大概有四，五百人的大规模斗殴。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不清楚，只是因为斗殴地点离我家不远，我看见民兵押送参与斗殴的青年从我家门口过。好几百人都举着双手在马路中间行走，两旁是持枪的民兵。当时的专政机关就是民兵指挥部，公安局基本上靠边站了。完全跟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里面押送俘虏的情景一样。还有收缴的刀具堆在一旁。我还看见其中有一个跟我家沾点亲的一个小青年也举手在俘虏队伍之中。这些参与斗殴的青年应该都在事后被释放了，当时这种斗殴在当局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只是规模闹大了才需要管一下。至于是否还有其它的大规模斗殴事件我就没印象了，我也不可能去关注这种事情，这次是因为正好从我家门口过。虽然文革以后这种街头斗殴依然存在，但无论烈度和频度都差远了，甚至连83年严打之前街头暴力行为也远远逊色于文革期间。我想主要是因为青年人有了更多机会，无所事事的人少了；还有就是专政机关对于这种事情的管控也更严格了，所以街头暴力行为大幅度下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