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关于下乡的回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__ 毛泽东（1968年12月22日）
今年的八月八日是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与数千应届毕业生一起，离开故乡旅大市，前往三千里外陌生的辽宁省昭乌达盟（昭盟，注一）芝瑞公社常胜青年点落户四十周年纪念日。
四十年的流逝虽然只在转瞬之间，但回想起来却又是那么遥远。很多细节早已忘却，留下的框架也残缺不全。然而，因为那是全国性上山下乡洪流的一涓，是一个人曾经知青过的一页，便始终无法忘怀，无法跳过。
回忆那段历史的时候，需要翻看当年的历史背景吗？需要重温当年的“两报一刊”（注二）社论吗？需要回首党的号召及知青的响应吗？其实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因为我们只是洪流中的一滴水，因为我们自愿地跟党走，因为我们始终无法自主，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历史不容我们假装事后聪明，因为历史需要我们去尊重，因为历史没有对错，因为历史永远是过去时态。因为回忆本身依据的仅仅是记忆，而不是查阅。如果回忆靠查阅进行，那种回忆已经不真实了（尽管查阅求证的史料真实了。不过，史料的真实性属于历史学者的工作，不是普通回忆者需要特别关心的），因为查阅的过程会令回忆者想起更多的或实或虚的东西，会诱使回忆者有意识地大量删改加工，会对回忆产生灌水效应。所以，从某种角度讲，回忆要比创作难。
历史是一幅时动时静的画面，我们可以去观摩，可以去端详，可以去欣赏，可以去分析，可以去评判。我们的叙说或者描绘，会为那幅幅画面添枝加叶，也因此而会歪曲画面，扭曲印象。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每个人在回顾的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理想或敌意去填补忘却的部分，粉饰自己，涂黑敌手。不过，我们不应该故意编造，有意篡改。这是良心的工作，是需要扪心自问的差事。人，在事实面前，应对自己看到的侧面负责，在历史面前，则需要无愧于良心。
回忆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叙述。恭敬地展开一轴自己珍藏多年的画卷，慢慢地叙说画卷上多姿多彩的生活。时而会平静地漫聊，时而会激动地抒情。可以声情并茂，可以悲喜交集。可以莺歌燕舞，可以怨声载道。爱恨可以交加，喜怒可以相叠。都是故事，都在画卷上。往事已随风而去，面对画卷，应有把赏水墨的儒气，应有欣赏油彩的睿智。始终记住，那是历史。
回忆仅仅是对一段经历的叙述。一幅水墨，虚的是模糊的记忆，实的是深切的感受，留白给历史，给他人，不添笔墨，不求笔周（注三）。可绘“马踏飞燕”（注四）之奇妙，可显“吴带曹衣”（注五）之灵动。经历的叙述如走笔素描，如凝神临摹。经历已在那里，由不得自己信马由缰，也没必要画蛇添足。
回忆仅仅是对一段记忆的叙述。滴水虽微，没有滴水不成洪流。然滴水虽可汇聚成河，却始终身不由己，任由万千水滴碰撞裹挟，随波逐流而去。记忆中的个体如滴水，经历与生俱来。不必探究何以如此经历，不必询问何以经历如许。只把往事娓娓道来，由它去也。
若要问我对自己下乡的那段历史印象如何的话，我会说印象极好。若要问我那时是怎样的生活竟会留下如此美好的印象，我会说生活非常艰苦也非常快乐。若要问我为何艰苦的生活会给我如此快乐的印象，我会说在艰苦的生活中感受到了生活的快乐。
这是矛盾的，但却是真实的。从1976年8月8日离开旅大前往昭盟，到1978年1月末返回旅大，这将近一年半的下乡日子，可以说是我一生中体会最深刻，记忆最深刻的快乐时光。每次提到这段时光，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表露出我依然的快乐感受。每当和朋友们聊起这段经历，不管他们是同龄人，还是年轻一代，不论他们有过相同经历，还是对上山下乡仅仅止于听说，我都会把对那段时间的感受直言相告。有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知道的都是有关上山下乡的苦难历程；有人感到鼓舞，因为他们与我同感，只是因为社会上流行着上山下乡是被迫的痛苦的，所以害怕被揶揄耻笑，甚至攻击而不敢直言。
这是不应该的，也是需要改变的。上山下乡的生活怎么可能都是痛苦悲惨的呢？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文革时期的“忆苦思甜”，我们都听过苦大仇深的贫农雇农的诉苦。当你读到某些描述知青生活如何悲惨痛苦时，你是否会觉得他们的生活比那些旧社会的长工雇农们的生活还苦？在一些作者的笔下，你很难看到知青们生活中美好的一面。这时，你要问一下，这些作者如实反映了知青生活了吗？他们是不是故意隐瞒了什么，还是无意中的遗漏？或者要问，这些作者能代表全体知青吗？这些作者在知青群体里是什么角色？他们是不是那些被大多数知青冷落或欺凌的人，比如那些出身不好（成份论在作祟）或犯了什么错误（政治或作风错误）的知青们？或者，是不是一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在农村生活的冷酷的毫无前途的现实面前，野心破碎，理想破灭，于是便陷入一种自认为万劫不覆境地的虚妄中。无论人们给他们怎样的荣誉与关照，对他们来说，都是一阵痛似一阵的针扎锥刺，苦难就是他们理想破灭的代名词。这些人是普遍存在的，如果以往的知青作品充满了对上山下乡的控诉的话，那可能是这样一个群体把持了知青作品的话语权。
从城市到农村，从繁华城市到偏远地区，生活环境的巨变与差别，比如住房简陋，餐饮粗劣，劳动强度大，体力不支，缺医少药等，是造成对上山下乡生活感觉艰苦的基本原因。然而，这都是身体上的暂时不适应引起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适应。而对下乡生活感受到的痛苦则是来自心理和心态的。比如生活起居无人关心，头疼脑热无人照料，留在城里的恋人跟人跑了，在农村大干一番的理想破灭了，当官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农村的生活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了，农民不是宣传中那样淳朴友善了，公社大队领导不是宣传中那样高大全（注六）了，知青之间开始勾心斗角了，因出身或犯错误而在上学晋级婚娶等方面屡屡功败垂成于政审关等等，都会令人对未来生活丧失信心，看不到前途，进而诱发心理性痛苦。
有时，纸面上描绘的或口头叙述的痛苦已经不是来自心理和心态，而是源于价值观的变化。有些人热衷于冲在运动的前列，甘当各种运动的开路先锋，并以此博取个人的先进。文革开始时，他们批判文革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打砸“四旧”（注七），批斗师长，还发誓要跟着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下乡开始时，他们便狠批旧的教育路线培养了一大批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呆子，高喊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奔向农村；而当文革结束，知青返城时，他们又开始对上山下乡运动口诛笔伐，声称受了蒙骗，控诉务农生活毁掉了他们的青春年华，甚至恨不得把上山下乡定性为反人类运动。这些人总是把自己的过去当作诉苦的理由，批判的对象，并从痛苦的控诉中获取某种快感，从苦难的批判中找回失去的魂灵，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成为潮流人物。事情常常是这样，当一个人把自己视为被打入地狱之辈时，悲惨与痛苦感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他们从来就不反思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因为他们这些先进人物的带头，因为他们的鼓动，成千上万的后进者才跟着他们掉进他们后来咒骂的地狱。事实是，站出来控诉，站起来批判的倒应该是那些一直都默默无闻的后进者们。应该是后进者们站出来控诉先进人物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应该是后进者们站起来批判先进人物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观念的迷失。面对千百万被带到乡下山上的普通知青们，那些带头呼喊上山下乡口号的先进代表们不该好好反思一下吗？
试想，这样一些仅仅以自己的得失为价值标准的人，是否值得相信？他们笔下的知青生活悲惨痛苦得可以催人泪下，我们可以相信有那样的生活遭遇和感受，但我们有理由不相信那就是知青们全部的真实生活。最近，我在网上浏览时，看到几条关于大连74届、75届及76届赴昭盟的知青于2016年春节期间在宏济大舞台聚会的消息，还看到了相关的视频。不论是报道的语言描绘，还是视频里的实际画面，都流露出毫无掩饰的欢乐。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也很难想象出来，任何一群控诉旧社会苦难生活的人会选择自己被扔进苦难的那一天来聚会庆祝。
每个人都会本能地习惯性地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撷取片段式的故事，以及因故事的触及而引起的情感上的呼应作为叙述的文本。尽管我们有理由指责某些人独占话语权，但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他们只叙述故事的一个侧面，不论是甜美的，还是痛苦的。因为无论如何，那些侧面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人感受最深的经历，因为感受最深便可能掩盖了对其他经历及感受的记忆，或缺乏对之叙述的兴趣。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于一些人，某种特别的经历或感受会抹掉其记忆中的其他经历，或压倒其他一切记忆，并任由那种特别的经历或感受占据整个心灵，整个回忆。他们不会没有其他记忆，只是他们不屑于回忆，甚至不情愿去想及，因为与特殊经历或体会相比，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他们抱定那个特别的经历或感受，并愿意与之终老。对这种现象，称之为“忠贞不渝”或许并不为过。
好比我自己，不论下乡的生活多么辛苦艰难，不论辛苦的日子多么漫长无边，我却始终有一份轻快欲飞的感觉，那是一种只有在昭盟群山起伏中才有的感觉，那是一种只有在昭盟草原羊白花黄里才有的感觉，那是一种只有在昭盟山谷河柳成荫百灵鸣啭时才有的感觉，那是一种只有在昭盟农家盘膝对酒吆三呵五时才有的感觉，那是一种只有在昭盟与乡下同龄人朝夕相处喜笑颜开时才有的感觉。昭盟的下乡生活真的是一生中最令我留恋，最让我难以忘怀的经历。那种快乐早已占据了我整个的下乡回忆，无法挪动，只能听之任之。
（2016年8月5日于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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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注一：现已归属内蒙古自治区。
注二：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
注三：“。。。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注四：东汉青铜艺术品。
注五：唐吴道子的画作风格与北齐曹仲达的风格被宋代评论家概括为“吴带当风，曹衣当水”。
注六：文革时期对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描绘，即人物形象要高大，思想先进，心胸宽广，道德品质好，无缺陷及缺点等。
注七：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